莫之许 2025年06月20日 来源：上报
中美之间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本上是基于双方的制度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假朋友关系（本报制图）
编按：美国川普总统第二任带给世界极大冲击与不可预测性。 《上报》与国立清华大学《當代中國研究通訊》为此合作策划「川普2.0的挑战与机会」专题。莫之许探讨中美从「接触」走向「脱钩」的历史进程，指出双方制度差异使得曾经的合作关系从一开始便埋下对抗伏笔。随着中国崛起并拒绝自由化，中美互补性消失，结构性竞争取而代之，美方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也进一步激化中国民族主义。脱钩不仅是经贸逆转，更象征自由派话语衰退、民间社会进入思想与行动的「垃圾时间」，标志着一场深远的内外秩序重塑正在开展。
2015年10月间，笔者发表拙文<國內新極權、國際新冷戰>，论述在维持专政这一目标驱使下，尽管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但拒绝做出进一步的相应改变。一方面，在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并没有促成专政的软化或自由化；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专政，体制有意识地设置了诸多障碍，防止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更多的相互交往和依赖，从此展开了「国内新极权、国际新冷战」的序幕。忽忽十年过去，自川普首任开启贸易战，到第二任这一波的关税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美之间不仅仅是经济战，更是新冷战，甚至是长达一两代人，乃至更长时间的对抗战。
这样的变化，当然会给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数十年的中国而言，影响更可能是根本性的。鉴往知来，在评述乃至预测这一影响之前，有必要回顾这一转折是怎么出现的。
自1949年以降的长时间隔绝之后，中美两国战略接触，开始于冷战美苏对抗期间，为了在冷战中消耗苏联，尼克森选择了与中国接近，最终，邓小平与卡特在1979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算起来已经半个世纪了。
六四事件和苏东剧变后，中国面临空前孤立，加上苏联计画经济失败导致覆灭的前车之鉴，邓小平藉由南巡大力度重启了对外开放进程，「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一方面试图以此摆脱孤立，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重塑执政合法性。而在冷战后的全球化乐观氛围，以及中国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吸引之下，美国最终放弃了经贸与人权挂钩，让中国几乎没承诺什么条件就加入了国际经济秩序。
从美国当时的角度来看，这么做主要基于两点出发点，一是中美两国经济在结构上的互补性，以及规模和水平上的悬殊；二是寄望通过接触，逐步诱导或促使中共体制走向自由化，即所谓「接触改变」政策。中美两国当时在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上，确实存在很强的互补，后续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向美国提供劳动密集型廉价商品，美国则向中国提供资本、技术和市场准入，双方的深入互动成为人们戏称的「中美国」或「G2」。
习近平上台后，明确拒绝普世价值、强化社会控制，接触改变政策事实上已沦为空想。 （美联社）
但是，对于中共政权而言，融入全球经济秩序更多是为了摆脱孤立、获得执政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延续专政体制，亦即所谓「韬光养晦」，即使做出了诸多姿态，也只是「卷旗不交枪」的权益之计。换言之，从一开始，中美两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同床异梦的假朋友关系，而这也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高速发展，而西方却在2007年陷入金融危机，在北京奥运前后，中共开始「自信」起来，明确表示对自由化想像的拒绝，例如2009年，中国向美国提出所谓「核心利益」，第一条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在国内则是明确所谓「五不搞」，尤其是习近平上台后，更是明确拒绝普世价值、强化社会控制，接触改变政策事实上已沦为空想。另一方面，同样出于维持基本政治制度的目的，中国在诸多关键领域继续保持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拒绝与美国和西方形成更深入的互动关系，同时利用所谓「举国体制」的优势，推动制造业在价值链上的爬升，甚至谋求「非对称性脱钩」，试图将某些产业打造为具有「全球支配优势」的产业，如通信、绿能和电动车等等。于是，中国制造业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反而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甚至开始寻求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上的自主。
如此一来，美国当初接触政策的两个基本出发点已然不复存在。经贸关系上，中共对自由化的拒绝，意味着党国体制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控制，令美国最有优势的各路服务业被排拒在中国市场之外；同时随着制度差异和地缘政治分歧日益凸显，美国逐渐收紧对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换言之，一个进不去，一个不想卖，中国市场对于美国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乃至COVID-19疫情和乌俄战争暴露出美国在某些产品上对中国的深度依赖，继而引发所谓的「供应链安全问题」或「制造业产业回流问题」。相应的，中国出口早已不再以劳动密集为大宗，而是以机电产品为大头，美国想要回流的，正是中国的优势项目，这也意味着中美两国曾经的互补，已经变成了某种竞争，中美两国经济脱钩变得不再不可想像。从2018年的贸易战到今天的关税战，背后是这一根本的结构性变化。
中美之间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本上是基于双方的制度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假朋友关系，可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双方相互交往和信任必然有限。当情况出现变化时，这种有限使得双方不是通过对话增强互信、解决问题，而是不断累积猜疑，然后渐行渐远。在基于制度差异形成的猜疑心态之下，无论是胡锦涛在2004年提出的「和平崛起」蓝图，还是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在2007年提出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提议，最终都不了了之。简单来说，中美接触在中国这一边更像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能够走多远算多远，多走一步都是占便宜，而在美国这一边则是听其言观其行（wait and see)的试试看心态，随时准备踩刹车。
当然，在党国的宣传中，中美从接触到脱钩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不乐见中国强大，最终采取了遏制手段，但这样的宣传解释不了为何一开始会有接触政策，尽管也不能排除大国竞争这一层面。从曾经的「中美国」走到今天的脱钩，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已很难想像中美两国还会回到过去的状态。
毋庸置疑，中共政权是全球化时代的最大赢家，不仅因此摆脱了冷战结束和六四事件后一度的孤立局面，收获持续的经济发展，更全面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防实力。与此同时，中共更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基本维持了原有的极权体制，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明确拒绝普世价值、强化国内控制，大力宣扬民族复兴叙事，颠覆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基本面向。在此情况下，面对川普带来的冲击，中共一方面更有采取多种方式与美国长期周旋的底气，另一方面，现行路线不可能骤然改弦更张，美国口中的所谓”Big deal”，基本上不可能达成。
此外，川普现象的横空出世，暴露出美国乃至西方在全球化时代的内部矛盾，以及社交媒体时代日益严重的政治极化，这无疑更强化了中共心目中的「东升西降」图景，使得中共更有信心与美国展开长期的竞争，继续其机会主义策略，表面鼓吹全球化，实则谋取更大发展，并等待美国和西方的衰退乃至动荡，而不是急于一时。表现在近期的关税战上，则是不追求主动谈判，甚至不急于获得一时的结果，尽管这样会在短期内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由此判断，川普的关税战在短期内并不会导致中共的重大改变，除了一定的经济困难之外，也不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即时的重大冲击。但是，从贸易战到关税战，发起者都是川普这个非常规政客，其主要政治基础是美国国内受全球化冲击并在分配格局上受影响的群体，所欲颠覆的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还指向整个后冷战乃至后二战的国际秩序，试图用单边主义、重商主义，替代原有的以价值观或规则为导向的全球化秩序。那么，川普带给中国的冲击，就不会只限经贸关系上的逆转，而是整个全球格局的重塑，这或将给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周边关系乃至思想观念，造成深远冲击。
随着中美由接触走向脱钩，加上川普单边主义策略的冲击，在可见的未来，中共将维持其机会主义策略，民族主义情绪也将随之日益上升。 （美联社）
中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很大，这使得一般中国民众，尤其是偏自由化的群体，对于全球化持正面的看法，因此川普的关税战等一系列操作，在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心目中呈现负面色彩，一方面强化了中美大国竞争的表面印象，一方面掩盖了中美制度差异这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这使得中共原本就刻意鼓动的民族主义情绪获得有利的土壤，中共也势必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推动民族主义叙事。
除了少数自由派，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底色，信奉「落后就要挨打，强权就是真理」。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利用民族主义抵御普世价值的传播，背后也正是这样一套逻辑，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一套话语越来越占据墙内话语生态的主流，自由化话语日益边缘化。
长期以来，中国自由派与当局倡导的民族主义叙事对抗，离不开标举美国倡导的普世价值和对应的国际秩序。美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通过《联合国公约》以及相应的国际组织等等，在全世界推广人权等普世价值，构成了美国的所谓「软实力」，而这也是中国自由派主张的现实依据。中国在文革后正式加入国际秩序，尤其是在冷战和六四事件后谋求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些存在，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偏自由化的社会成员而言，普世价值及其对应的国际秩序，成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可以公开言论的支撑点。影响所及，从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大使馆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直到近年的乌克兰战争，每一次论争背后都会看到双方的对垒。而川普的单边主义作为恰恰是要摆脱美国二战后所承担的角色，甚至抛弃了美国自己力主并维持的原则，这不仅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民族主义话语，更削弱了自由派话语。单边主义所暗示的「国际社会丛林化」、自由民主阵营的解体，势必会削弱普世价值话语的说服力，助长以「社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称。）话语为核心的粉红话语和党国说辞的气势。
在拜登政府时期，尽管中美关系已渐行渐远，中国自由派话语日益边缘化，但至少在表达上，拜登时期仍然视中美或中俄/西方之争乃是制度之争、威权与民主之争，这使得拥护中国自由化的群体在观念上仍可以高举普世价值的旗帜，至少在心理上认为自己站在自由民主阵营和历史的正确一边，因此能够与新时代的民族主义粉红话语争论。如今，面临美国可能抛弃自威尔逊到罗斯福之后的价值理念，这样的立场也随即变得可疑。近期因为川普的乌克兰政策而在墙内引发的各种论争，已然暗示了这一前景，中国内部的思潮版图势必将进一步向民族主义话语倾斜，
对于拥护中国自由化的群体来说，除了观念上的冲击之外，也有现实上的冲击。改革开放后，尤其1992年以降，中国民间生态的发端和成长离不开中美接触的大背景。 1990年代以来，对应于中国政府与美国确立接触政策，民间自由派主流也逐渐发展出所谓「渐进改良主义」，核心诉求乃是通过美国的压力、体制内健康力量以及新兴社会阶层，逐步推动中共走向自由化。一时间，在中美接触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运动有了一线曙光，而随着中美关系由接触走向脱钩，接触改变政策戛然而止。在失去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或中共对此的顾忌之后，不仅在观念上「渐进改良主义」成为无源之水，1990年代以来民间的各种公民社会建设运动、维权运动和抗争行动，全都陷入了低潮。在川普的单边主义策略之下，中国社会中原本就很稀缺的各种社会运动将更加困难。
随着中美由接触走向脱钩，加上川普单边主义策略的冲击，在可见的未来，中共将维持其机会主义策略，民族主义情绪也将随之日益上升，反之，中国民间自由化话语将日益式微，各种社会运动也更难以进行。在这些趋势之下，中国民间社会从思想到行动，都将处于某种无所适从乃至空白的状态，近年来中国内部流行的「垃圾时间」隐喻，对应的正是这样的前景。当然，时间并没有结束，随着中美脱钩乃至新冷战的深入，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国内的进程，都将进入另一轮的长期演变，现在只是另一个进程的开始而已。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曾为中国《战略与管理》杂志编辑、《华夏时报》评论部主任，长期观察和评析中国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