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2025 年 6 月 20 日 来源：思想坦克

亚洲人的亚洲
东方文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吾人今日，不可不以兢兢业业之心，临此未来之变局。盖今日欧洲各国之大战争，实为百年以来之大变。而其影响于吾中国者，亦将为十年中之小变焉。」

——杜亚泉

一九一○年日本并吞朝鲜后，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不再把日本视为资本主义下对抗不平等世界体系的亚洲民族。日本也愈来愈效仿西方，彻底成为能与西方势力匹敌甚至击败对方的殖民强权，几年前的日俄战争即是证明。不过中国菁英对日本的理解仍存在许多矛盾。日本在这段时期依然是知识的来源，也有很多日本人反对政府政策，呼吁对中国和亚洲采取不同作法，并且积极与区域内相同的有志之士交流。对中国和朝鲜知识份子来说，日语相对容易学，所以译自日文的文章很常见。日文报纸在东亚各大城市皆可取得，通常为了解国际时事提供了管道，期刊和书籍则带来科学知识。此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设立，虽使一九○九年起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渐增，但日本依旧是中国和朝鲜学生最热门的外国留学地点。

留日归国的毕业生，大量进入工业、军事、媒体产业及政府部门任职。这些菁英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建立国际关系，并常把日本流行的著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在日本霸权扩张的这段时期，大战（后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暴露西方文明暴力与不道德的一面，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新的方式思考世界局势和文明概念，此即本章关注的一个重点。随着中国出版界扩大，与文明两极对立相关的论述与日俱增，但最明显的还属中国当时最流行的月刊《东方杂志》。由于西方文明之弊在大战中尽展无遗，知识分子分析起当前的东西方二元论，讨论透过冲突或融合消解文明对立属性的可能性。日本知识分子在讨论如何联合亚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时，经历的过程与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有所相关但又显著不同。在中国民族主义渐兴、反日情绪渐涨，日本帝国主义日趋张扬的这段时期，愈来愈多人对文明论点的亚洲主义产生兴趣，中国知识分子也翻译了数量惊人的亚洲主义文献。

我在本章将阐述菁英知识分子如何展开自我认同，并把焦点放在东方文明─这个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一环。对这一概念的兴趣促使许多日本的亚洲主义著述被翻译为中文。如前面几章所示，近代中国与日本以古典儒家汉文化圈汉种族为基础，交流合作已有数十年。到了一九一○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相对于西方重新定义东方，宣申东亚文明的独特性。这个论述也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明定义为反帝国主义，这个定义显见于日后亚洲主义的所有呈现形式当中，至今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特征，依然有其影响力。对东方的重新定义诞生于与日本论述的对话，日本在一战期间对东亚文明和亚洲主义有诸多讨论；对东方的新定义，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排斥日本的激进亚洲主义，斥之为一种西方现象兼日本「脱亚」战略的一环。最终对此议题，第五章和第六章将会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将转向建构自己的中国亚洲主义。中国知识分子虽排斥日本以任何形式居于领导地位，但对亚洲文明在道德上较为优越，可作为典范与西方帝国主义抗衡的这个概念持开放态度。

杜亚泉主持下的《东方杂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东方杂志》已是创立有段时日的著名报刊。自一九一○年起由杜亚泉（一八七三―一九三三）出任主编，李欧梵称他是「一名『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极具晚清改革主义者范型：思想先进，翻译多本现代科学和哲学著作，但不愿接受全盘西化。」这段时期作为初阶编辑在杜亚泉手下做事的章锡琛（一八八九 – 一九六九）回忆，杜亚泉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科学。他和当时代许多学者一样学过日语，以便能研读日本传入的科学文章。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前，他便创办自己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 一九○四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后，杜亚泉开始在理化部的工作，部门内的人都和他是同乡，因此在上海人称绍兴帮。

杜亚泉虽深入参与科学界，但他排斥许多当时渐成显学的革命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亚泉排斥当时中国著述中大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引起《新青年》杂志诸多撰稿人不悦。杜亚泉透过《东方杂志》阐述并传播他本身的文化观和文明观。当时许多思想者，特别是《新青年》的一众作者，深深着迷于「现代」进化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并未给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留下空间。线性史观要求「传统」进步为「现代」，「东方」进步为「西方」。根据传记作家高力克的说法，杜亚泉的文化理论「是回应《新青年》一派提出的文化进化论」。由这方面说来，杜亚泉可说是相对保守的知识分子，经营相对保守的期刊，然而他的文章并不能如此简单归类。

杜亚泉入主《东方杂志》后，对杂志的格式版面做了相当大的变革。鉴于杂志在先前几任主编手中停滞不前，为使杂志现代化，他在一九一○年借镜日本当时首屈一指的杂志《太阳》的风格和版面。 《太阳》是在日本营运已久的大众杂志，代表日本知识阶级流行的兴趣，杜亚泉多年间从中取用过许多文章。虽然从日本杂志取材改造杂志外观的是杜亚泉，但在他接掌主编之际，《东方杂志》及其创刊人早已与日方有密切联系。事实上，商务印书馆直到一战前几年一直是半日本公司，很大部分受出版商金港堂管控。

《东方杂志》的译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商务印书馆摆脱了使其名声显赫的日方管理和金援，但在这个体系下工作的中国编辑，一直要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高峰对新闻出版发动新一波攻击才被撤职。日本职员虽然皆调至上海印刷公司，但金港堂经营时期留下的影响仍在，《东方杂志》的包装与内容皆有体现。 《东方杂志》直到一九一九年一直由杜亚泉主编，沿用《太阳》的排版和风格，并持续翻译、刊登日本报章杂志的重要文章，包括但不限于《日本中央公论》《日本外交时报》《新日本》《东亚之光》《亚细亚时》《日本及日本人》《廿世纪》《新公论》《东京日日新闻》。即使是与金报堂分家多年后，来自这些和其他具影响力日本报刊的译文，仍然是《东方杂志》极重要的取材来源。例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两年后，一九一七年上半年，杂志头两个版面全部八十二篇文章当中有五十篇是译文，其中二十三篇译自日语文章，二十四篇译自英语文章。

日文翻译由《东方杂志》编辑部负责。杜亚泉本人有时候也以笔名高劳或伧父列名译者。回忆早期在杜亚泉手下担任翻译的时光，章锡琛表示自己会以杜的笔名进行翻译，刊出前杜亚泉会审阅及修正译文。翻译过程很难准确地说有哪些人参与，但看来可确定的是杜亚泉任职《东方杂志》主编期间，杂志翻译和刊登的内容掌握在他手上。

与亚洲主义相关的文章中，日语文献由《东方杂志》三名最重要的编辑译介：杜亚泉、钱智修（一八八三─一九四七）、章锡琛。三人都不是狭义的保守派。不过新文化运动期间，钱智修和杜亚泉皆被指控是保守派，因为他们在一战期间对西方文明产生不信任，改而推广一种将基于儒家思想的东方价值涵盖在内的现代化方式。事实上如刘禾所指出，杜亚泉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关于个人的讨论推向关注焦点。杜亚泉的思考很独特，他关注的是调和个人的提升与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他虽然持续推广西方科学，透过出版《东方杂志》对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不愿全盘接受西化，直到被撤除主编职务前都不断为儒家思想辩护。

这几位翻译接触日本的经验不多，也无从证明他们之中有谁曾在日本受过教育。杜亚泉自学日语以阅读他着迷的科学书籍。章锡琛自小倾慕日本，虽然一直希望去日本留学，但始终没有机会。他最接近留学的经验，只有在绍兴的东文传习所学习日语三个月，并于数年后回到传习所工作。但这已足使传习所校长杜海生将他引荐给自己的远房亲戚杜亚泉。不出几年，章锡琛已经是有名望的译者，五四运动前一直在杜亚泉手下效力。而杜亚泉的核心理念框塑了《东方杂志》的内容，决定哪些内容应该翻译，左右杂志对时事的关注重点和观点。

《东方杂志》所见的欧战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相对要小，但知识分子极度关切这场战争，欧战也对东方文明意识兴起有莫大的影响。东方文明意识在中国的亚洲主义和民族主义中都是重要的构成要素。晚清知识分子作为意识形态前提所关注的富强，一夕之间受到质疑。许纪霖即解释：「欧战的爆发与惨烈，让中国知识分子从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这两个梦幻中惊醒。」这在《东方杂志》尤为可见。 《东方杂志》是当时中国最广为人阅读的期刊，内容极度外瞻，大多数文章与中国乃至东亚无关，主要着眼于欧洲和北美，偶尔言及世界其他地区。杂志开头通常会有一篇社评文章审视中国及国内问题概况，焦点多半放在中国与世界整体的关系。写这篇文章的通常是杜亚泉，但有名的客座作家不时也会获得撰写社评的恩待。后续的文章则会在世界体系脉络中探讨中国的问题。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这为中国与许多在世界各地渐形普遍的重要论述建立起明确连结，这些论述透过全球新闻体系四处流通，而今中国也是体系的一环。欧战也因此成为讨论中国之现在与未来的一个转捩点。

自战争起始至结束，特别是战争初期，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就对欧洲时局十分关注， 会阅读详载人物生平、地图、前线照片、遭围攻城镇的翻译报导。 《东方杂志》的前三十页经常以战事报导为主，有时占去第一区块的九成。杜亚泉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号就已经提出战争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他预见英日同盟会使战争延烧到东亚，青岛和香港很快会陷于战火。一九一四年九月一日号，他对战争对中国影响的预测十分准确：「吾人今日，不可不以兢兢业业之心，临此未来之变局。盖今日欧洲各国之大战争，实为百年以来之大变。而其影响于吾中国者，亦将为十年中之小变焉。」此文显见杜亚泉对战争规模的担忧，但也隐含他对中国人民能认知到自己在现代体系中的位置，带领中国走出困局的期望：「此次大战争之关系于吾中国者，一为戟刺吾国民之爱国心，二为唤起吾民族之自觉心。」

同于五四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杜亚泉也把自觉心和爱国心摆在希望中国做出的变革首位，乃至于用《东方杂志》当作在中国传播现代化思想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强调科学的重要，一方面仍怀有对东方历史和传统的自豪，而欧洲战争的惨烈又提高了这种自豪。欧战初期，杜亚泉便批评欧洲问题的核心是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博爱主义，虽为基督教之标帜，而其国民之里面，则偏狭隘民族主义、桀骜之帝国主义，固结而不可解，以民族之夸负心，酿成民族战争，同一白色人种之间，犹演出如此之惨剧，吾侪黄人能勿悚然惧而憬然悟欤？」

这种对西方的恐惧与过往不同。以文明开化自豪的欧洲民族国家亦爆发战争，西方优越的论述不再站得住脚。杜亚泉率先对西方文明做出抨击。他虽然大力倡导科学，但并不像许多同代人那样接受乃至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一九一九年后很快消失于公众论坛，但整个一九一○年代，他以东方文明的支持者之姿，对中国人的思想留下深远影响。

史峻博士的研究聚焦于中日思想关系与翻译史，目前任澳洲墨尔本大学翻译研究学系副教授。代表著作为《中国的亚洲主义》，主编之专书为《占领的译文：日本侵略中国，1931–1945年》(Translating the Occupation，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1年）。二○一○年于国立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并于二○一四年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

书名：《中国的亚洲主义：东亚的共识还是战争催化剂？ 》
作者：史峻（Craig A. Smith）
出版社：台湾商务
出版时间：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