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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麻烦制造者
深邃海港隔开香港岛与九龙。港岛以三条隧道与大陆相连，除非情况极端，否则这些隧道通常不会关闭。二○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访问香港期间，东区海底隧道关闭。二○二三年十二月，再有另一条隧道被关闭，迎接的却是另一位截然不同的来客。当局为了把正在全港最高戒备监狱中单独囚禁的富商及民主运动支持者黎智英送到特别法庭，除了将他缠上镣铐，也派出装甲车队沿途押解。这场审讯或令黎智英成为终身囚徒。
离开监狱前必须接受搜身，但黎智英并未因此感到困扰，因为他知道自己将在庭上见到挚爱的家人。 「明天我要出庭，得在警卫面前脱掉所有衣物，接受搜身，」二○二一年一场庭讯前他写下：「这很羞辱，但我不在乎，因为我将见到我的家人、朋友与支持者。看到他们，让我重新接触到外面的现实世界。这种情感交流让人精神一振。」
那个十二月的早晨，街道封闭，警车与摩托车护卫队伴随一辆超大型装甲车，镣铐紧扣的囚犯坐在铁笼里。笨重囚车从赤柱监狱出发，沿着港岛南岸的狭窄滨海道路缓慢行驶，然后转向北方，进入香港仔隧道，再经过海底隧道，最终抵达西九龙法院。
法庭外，警犬与千名员警防范任何可能的骚动。他们严阵以待，让人误以为是接待外国元首或押解恐怖分子，而非长期坚持非暴力理念的七十五岁虔诚天主教徒。武力展示揭开审讯序幕，对象是香港最坚定的异议人士，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
法庭内，黎智英坐在玻璃隔间中，透过助听器聆听审理过程。审判前不久他才接受眼部手术，即便戴着眼镜，仍难以看清投影在法庭萤幕上的内容。他比入狱前瘦了许多，在狱中度过新冠疫情，也在审判开始前的三年监禁生活中逐渐老去。身高六呎一吋（约一百八十五公分），黎智英的存在感不可忽视；狱中减掉几十磅，让他身上带着过去所没有的严肃气息。
黎智英将棕色囚服换成蓝色牛津衬衫及浅色诺悠翩雅（Loro Piana）西装外套。这是一场审判秀，当局让主角依自己的意愿着装。
香港的被告通常会穿上体面衣服，希望让陪审团留下良好印象。但这场审判却不一样。中央推翻对香港保留司法制度的承诺，拒绝给予黎智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改由一组当局精心挑选的法官进行审理。黎智英穿上这些衣服，是为了自己的尊严。
黎智英的财富来自早年的毛衣与马球衫事业。在狱外，他的衣柜以牛仔裤跟扣领棉衬衫或宽松亚麻衬衫为主。他喜欢夹式吊带，有阵子也穿过连身吊带裤──在香港富豪中相当独特的风格。
然而让黎智英与众不同的，不仅是衣服。过去三十多年里，他一直是自由与民主的坚定捍卫者，言辞激烈，批评香港与中国的领导人。如同香港七百万人中的数百万人，他不相信共产中国，并希望这座城市能够享有一九九七年北京接管英国殖民地时所承诺的权利与自由。
他很有钱──遭到政府追捕前，黎智英的财富估计达到十二亿美元，这是黎智英十二岁时到香港所赚来的财富。抵港时他口袋里甚至连五块钱都没有。他自掏腰包，捐出超过一亿美元，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他手中极受欢迎的《苹果日报》与《壹周刊》杂志，主导了香港的政治议程，最终成为这个从未享受过民主的城市中的反对力量。 「中国共产党如此痛恨黎智英，因为他们怕他的媒体帝国。」资深记者程翔说。程翔曾对北京持同情态度，因此在香港的共党喉舌《文汇报》担任高级职位。 「他的媒体对香港的民主化非常重要。共产党将宣传视为生命线，而黎智英的媒体帝国成功驳斥他们的许多谎言。」
他无畏无惧。二○二○年，当政府禁止纪念天安门屠杀时，黎智英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传统的六四纪念地──孤身跪下，点燃一根蜡烛。他告诉法庭：「如果纪念因不公而死去的人是犯罪，那么︙︙让我接受惩罚。」随后，他因「煽动非法集会」而被判囚十四个月。
香港拥有几十名亿万富翁，但当这座城市的自由逐步被削弱时，却没人敢站出来反对中国。香港孕育了许多勇敢的民主运动者，却没人能像黎智英那样，透过大众媒体的聚光灯滋养这场运动，更别提金钱上的资助。这场运动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以来，对中共最大的民主挑战，黎智英则是发动运动的要角。几乎是十亿人中的唯一者。二○二○年一次对话里，随着对他的指控不断增加，黎智英感慨道：「他们盯上我，也是很自然的。我拥有支持运动的反对派报纸。我公开疾呼反对共产党。我参与每一场抗争（示威与游行）。对他们来说，我就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不打压我、要我闭嘴，是很难的。」
你不能轻易定义黎智英这个人。身为务实的成功商人，他会用结果导向来看待人权运动。他关心自由，但你不太会听到他谈论社会公义。他的哲学接近自由主义，认为政府除了维持秩序及强有力的法治外，应该扮演有限角色。身为天主教徒，他是类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的激进反共派。这位波兰教宗在一九八○与九○年代鼓励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起义。
黎智英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然而，他在美英两国政治光谱中的右翼支持者，远多于左翼。他的阅读量惊人，更是多产的专栏作家，渴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他太专注行动，难以融入中国刘晓波、苏联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或波兰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人的知识分子传统。
跟许多良心犯不同，他不属于任何政党。他跟其他长期被囚禁的运动者，如南非的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波兰的莱赫．华勒沙（Lech Walesa）或俄罗斯的阿列克谢．纳瓦尼不同，他不寻求政治权力。纳瓦尼在我完成这份手稿期间，在俄罗斯狱中遭到谋杀，也使得声援黎智英变得更加迫切。黎智英是个商人，深信市场经济，也相信经济成长对推动自由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让他觉得无聊。他拥有企业家的确定与直率。他的解决方案很简单，甚至有过度简化的倾向。这些方案围绕着更自由、更民主及更少的政府管制。他谈的不是普世人权，而是「价值」，特别是他所谓的「西方价值」，即自由、宽容及透过运用法律给人们安全感。
「他很不同。」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者，生于香港的许田波指出。 「许多自由斗士经常是寻求注意力的律师运动者或知识份子。他是个商人，基本上只是真心关怀他的家园──香港，及民主志业。」她记得二○一九年底，当他跟李柱铭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演讲时，观察者惊讶发现他「并未说出任何过于挑衅的话」，并且「相当温和害羞」。
香港有许多勇敢的人，黎智英的财富与国际地位让他与众不同。 《苹果日报》与《壹周刊》在香港民主运动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与众不同。遭到香港当局通缉的知名海外运动者、律师任建峰就说：「没有《苹果日报》，就没有香港的民主运动。就这么简单。」
在黎智英的领导下，这两份刊物不仅推动民主议程，还帮助香港人相信自己，摆脱了殖民地居民常有的次等公民心态。黎智英与他的团队在这座城市里培育了政治及公民参与的意识，虽然居民经常将此地视为过渡的中继站。
黎智英的财富与坚定捍卫个人自由的态度，让他成为中国当局眼中的危险反对者。北京对这名七旬老者是如此恐惧，所以让他面临了「勾结外国人」的罪名，非常可能在狱中度过余生──原因包括跟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与前国务卿迈克．庞培欧（Mike Pompeo）会面，并呼吁美国对侵犯香港人权者施加制裁。
极权政府无法容忍异议人士。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所有反抗谎言与宣传的人都被视为威胁。今日有一个反对政府的人，明天就可能变成一百个，下周可能变成一千个，一个月后甚至可能变成一百万人。事实上，黎智英与他的编采团队就展现出他们能对香港政府产生这样的反对力量。二○○三、二○一四及二○一九年，他的报纸与杂志协助号召数十万、数百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
香港回归中国后的二十多年里，黎智英一直推动民主。黎智英在一九九二年成为英国公民，并经常出国，特别是前往美国，经常与知名律师暨民主运动者李柱铭同行。黎智英在华府相当有名。
他在二○一九年与彭斯及庞佩欧的会面，让中国相当愤怒。 「黎智英是什么人，一贯持什么立场，在香港社会扮演着什么角色，美方心知肚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名道姓怒斥：「美国政府高层在当前香港局势的敏感时期，排着队会见这么一个人，别有用心，发出严重错误讯号。」
但彭斯不这么看。他在庞佩欧的要求下，在白宫会见黎智英，接待「香港民主的伟大英勇斗士，表示鼓励。」对彭斯来说，黎智英与苏联时代英勇的异议人士安德列．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纳坦．沙兰斯基并列。彭斯对黎智英的坚持印象深刻，黎智英「愿意站出来，最终被戴上手铐带走，尽管他本可选择去任何地方。他不用留下来，但他选择留下来。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启发。」
二○二○年遭到逮捕监禁之前，黎智英本有许多机会可以离开香港。他在京都、伦敦、巴黎与台北都拥有房产。他知道中共在二○二○年中对香港全面实施《国安法》后，他若留在香港，将成为当局的目标。然而他没有离开，选择坚持留下。最后五个月的自由期间，他每周进行直播，邀请政治人物、外交官、记者与宗教人物接受访问。他宁愿为自由民主入狱，也不愿放弃这座「给了我一切」的城市。
入狱以来，黎智英获颁许多媒体的自由奖项。颁授奖项的机构，从记者保护委员会、美国天主教大学到主张自由至上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法国里昂市（Lyon）也授予他荣誉市民身分，以表彰他对自由及法国美食的热爱。
黎智英并非禁欲者。他博学多才，对美食美酒研究颇深。他待人慷慨好客，许多外国记者都曾是他家的座上宾；无数商业伙伴、外国政治人物、宗教人物及其他宾客都曾造访过他家。这名快时尚企业家的年少时代，也曾有过放荡奢靡的生活。然而，一切已成过去。现在，他在赤柱监狱里过着近乎修道者的生活，专心阅读天主教哲学，描绘耶稣基督与圣母玛利亚。他不抱怨，因为他选择了这条道路。
我在一九九三年遇到黎智英， 当时我替《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撰写他的人物专访。接下来三十年中，每年都会见到他几次。他为人慷慨，因此我有幸无数次搭乘他的私人游艇，前往香港的离岛──第一艘是简朴的中式游艇（「自由中国号」），后来变成阿兹穆豪华游艇「丽莎号」，这艘游艇以他妻子李韵琴（Teresa）的英文中间名字命名。其他许多场合里，我跟其他记者、教授、传教士、经济学家与政治领袖，跟他共进午晚餐。黎智英与李韵琴以热情好客、美食及温暖的待客之道闻名，总是热情迎接宾客进入他们家中与船上。
二○一七年五月，我跟黎智英与其他十多人一同参加为期一周的环美巴士之旅。一度跟香港民主派议员李铭柱工作的人权运动者艾伦．伯克（Ellen Bork），二○一六年十一月在黎智英家中晚餐时提议，我们应该环游美国，以深入了解当时新当选的川普总统魅力。在那场选举里，黎智英支持川普，他立即对这个想法表示很有兴趣。行程从纽约市开始，途经哈利斯堡（Harrisburg）、匹兹堡（Pittsburg）跟克利夫兰（Cleveland），最终到达芝加哥。接着我们往南行驶，途经德莫因（De Moines）、托皮卡（Topeka）与达拉斯，最终抵达休士顿，然后东行前往纽奥良。这次行程的知识亮点，是跟三所大学的资深领袖见面──卡内基马隆大学、圣母大学与西北大学，讨论主题从人工智慧、机器学习到变化中的媒体世界。我们还会见几位重要的共和党人物，包含堪萨斯州长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和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鲍比．金达尔（Bobby Jindal）。在克利夫兰一间由释囚服务的餐厅用餐时，稍微接触到一般人的想法，隔天早上还跟一名身处鸦片危机前线的女性见面。
我自二○一八年起担任黎智英的媒体公司壹传媒的董事会成员，直到二○二一年当局强行关闭这间公司为止。黎智英创办了这家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公司。壹传媒最初的英文名称为Next Media，后来更名为Next Digital，他持有该公司百分之七十一的股份。从二○二○年七月开始，直到十二月遭到囚禁为止，他大约开播了二十场的每周直播节目，我主持了其中多数场次。因此，我参与了《苹果日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成为政府起诉黎智英的核心。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以极大勇气与尊严，接受自己的命运。
我有幸保有自由──黎智英遭囚后，《苹果日报》六名同事也入狱，包括另一位同属壹传媒董事会的同事。公司的银行帐户遭到冻结，报纸被迫关闭。政府发动四次针对公司倒闭的调查，企图查出包含我在内的董事会成员可能要承担的责任；若非我的同事们仍身在囹圄，这种把责任推给受害者的「卡夫卡式转折」本应令人捧腹。我人不在香港，在当地也没有业务或家庭联系，遭到报复的可能性较小。如今，我领导着「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The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寻求释放香港所有政治犯，包含黎智英。
我从未想过会写一本关于黎智英的书，但他的非凡境遇促使我动笔。倘若黎智英有罪，那么他的罪名就是过度乐观，罪名是相信中国会遵守承诺，五十年不干涉香港。
历史上有许多先例，单一个体对极权政权带来震撼性威胁。奇异的是，正是独裁政权发挥最大压制力量的时刻──当所有其他人都在恐惧沉默中退缩之时──这些固执的个人往往是最令人头痛的。随着习近平的权力掌控日益紧密，中国的民主运动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点，黎智英依然拒绝屈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怕他的原因。他的勇气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