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伊朗的近现代化历程比较相似，都是在受到外部势力干预后，主要就是受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干预，与原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产生了冲突，从而产生排异反应。通过凝聚大众而将外部势力赶了出去。真正的目的是夺回权力，摆脱外部势力对本国事物的干预。同时，也因应环境的变化和掌握的新技术而做出了重大调整，新的专制政权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但从经济发展和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的干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个人权利。排除西方国家的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促进个人权利。
中国在”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去世后，就转向了改革开放。对内放松了社会控制，对外改善了与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关系。而伊朗与毛泽东类似的”政权合一”的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后，伊朗仍然按既定方针办，继续对内利用加强控制，对外反美反西方。两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就开始分岔了。
原因有三方面。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主要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左右。中国先前一边倒，与苏联交好，而与美国关系对立，还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一仗。到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两国相邻，有着宽广的边界线，中国的安全受到苏联的极大威胁。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苏联悬殊太大，需要寻求强大的外援才能与苏联抗衡。也只有救助于苏联的死敌美国了，所以中国愿意寻求与美国及西方和解与改善关系。美国也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制衡苏联，双方一拍就和。中美两国关系自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开始解冻，到1978年建立外交关系。
而伊朗虽然也与苏联接壤，关系也不那么好。但没有恶化到中苏关系的程度。霍梅尼不仅反西方，也反共产主义。他不愿意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苏联不对其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就没必要向美国求援，和与美国改善关系。
第二是经济因素。毛时代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再像毛那样继续搞下去，中共就得下台。中国又不像伊朗那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或别的什么资源，就是人口众多。没有油矿，有”人矿”。而要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就只能搞改革开放，允许私营企业，搞活经济；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发展制造业，出口创汇。
而伊朗不一样。伊朗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不搞改革开放也能有足够的外汇收入，而从国际市场上购得所需的基本生活品。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大约要占整个GDP的一半。自伊斯兰革命后，即使在美国的制裁下和受两伊战争的影响，伊朗的人均GDP也长期位于世界前列和中间位置。1980年，伊朗的年人均GDP为2368美元，而中国仅为194美元；2000年伊朗人均GDP下降到1650美元，中国为959美元；中国的人均GDP在2013年才超过伊朗，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020美元，伊朗为 6222美元；2024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3445美元，而伊朗仅为6458美元，是伊朗的两倍。穷则思变，中国得靠努力劳动和工作才能吃饱饭。而伊朗靠自然资源，靠地就能衣食无忧，经济上没有改革开放的压力。其实，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并非好事，容易形成资源型发展路径。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就缺乏长远的发展后劲和前景。
第三是国家规模不同，改革开放引起的后果不同。中国是大国，有广阔的腹地，基本盘非常大。有限的改革开放，西方的影响有限；向往西方自由民主的人总是少数，不至于引起”颜色革命”，导致专制政权垮台。”颜色革命”很难成功。而伊朗是中等国家，如果也搞改革开放，西方国家的影响就很容易发散遍布全国，向往西方自由民主的人很可能变成多数，”颜色革命”就很可能成功，导致神教政权垮台。所以，中国的专制政权有信心搞有限的改革开放，而伊朗的神教政权不能搞一点改革开放。
按《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排名，中国和伊朗都属于威权政体。2023年，中国的民主指数为2.12，在世界167个国家中排名第148位；伊朗要低于中国，2023年民主指数为1.96，排名第153位。但比较而言，中国的专制政权更具有弹性和韧性，能延续更长的时间。而伊朗的专制政权非常刚性和脆弱。一旦被突破防线，就更容易发生”颜色革命”，朝向更民主化的方向迈进。况且伊朗现有总统选举制度。只是总统候选人要经教士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参加竞选。但毕竟国民可以参与投票，投票给不同的候选人，这也是一定程度的民主实践。比中国更具有民主基础。
2025年6月30日
附：
共产革命之前的上海和伊斯兰革命之前的德黑兰
伊朗因发展核武器，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重大打击。三个核设施和多个军事基地被摧毁，若干高级军事将领被定点清除。而伊朗毫无反手之力。
看到伊朗落到今天的遭遇，许多人奇怪那个60年代繁荣富强、多姿多彩的伊朗为何落得了如此下场。
其实，那些伊斯兰革命前丰足豪华、绚丽多彩，前卫开放的影像资料只是局部现象，局限于首都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与此相反，在其它广大地区，则是贫穷匮乏、灰黑单调、保守封闭的景像。德黑兰的繁荣奢华只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而已。它是西方国家打开伊朗国门引进现代化工业和思潮而导致的局部现象。但打破了伊朗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大多数伊朗人并不欢迎这种变化，反感和排斥这种变化。于是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将”帝国主义”赶出了伊朗；恢复，甚至借助于西方遗留下的新技术手段加强了原有的社会结构。
总之，大多数人的意愿决定了历史进程。精英总是有分歧的，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主张才能最终胜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和伊朗这样中等规模国家而言，外部力量的干预和影响只能起局部和暂时的作用。整体和长期来看，内部力量起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但大多数人的意愿并不见得是最有利的选择。
民族主义的真实目的是夺回权力。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政府腐败只是借口。封闭状态下的专制政权对民众的压迫更甚于开放状态下”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权对民众的压迫。西方国家的平等价值观和法治更为文明。而只要是专制社会，就一定会产生系统性腐败。但确实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会放大腐败的程度和贫富悬殊的程度，加剧社会不满。然而，以经济退步和物质匮乏为代价来换取程度较低的腐败和贫富悬殊，更不可取。”不患寡”的后果比”不患不均”更为严重。但经济停滞和物质匮乏则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这又显然不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民族主义是感性的，总是从当下的情景出发，考虑不了那么长远。
中共建政前的上海完全对标伊斯兰革命前的德黑兰。30–40年代的上海被称为”东方明珠”，也是同样的繁荣奢华，绚丽多彩，前卫开放。工商业、金融业，航运业发达，在当时处于世界前列。
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
毛时代中国人清一色蓝色着装被蔑称为”蓝蚂蚁”在毛时代，中国人的着装禁忌几近于伊朗。除了女性上街不用蒙面外，其它方面几乎一模一样。色彩单调，不能着奇装异服，不能留披肩发，女性不能过多暴露肌肤。上世纪七十年代，穿喇叭裤都还是禁忌。追赶时髦的小青年穿喇叭裤上街，会被”革命群众”就地正法，拿剪刀给剪了。和伊朗女性上街不戴头巾会受到处罚一样地愚昧与荒唐。
但后来中国与伊朗的发展路径就不一样了。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在经济上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加强合作，互通互惠；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反美反西方；而在外交上则采取机会主义，前期”韬光养晦”，直到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逐步转向”战狼外交”。但在美国和西方的打压下，目前又有所退却。而伊朗自始自终坚守全方位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立国之策。因之落得今天的下场。
2025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