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晨得知杭州傅国涌心脏病走了，网上一派惋惜，他才五十九岁，一位当下中国极其罕见的「武训式」人物，也曾是八九热血青年，坐牢后看穿政治，又探究民国史，然后就在底层乡间办学，不对今世抱任何幻想，一如当年胡适「要教出一个新文明」。
今见初安民帖子称：『读傅国涌的《史想录》，第一辑第一篇就吓到了：「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权力资源丶经济资源，支配着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丶镇国公载泽丶协理大臣那桐等人似乎整天都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在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的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得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几乎三天两头都在赶生日。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淸朝是如何脱轨的』。
这就是写的今日中国、北京，何等的史眼、史观！
我邂逅国涌，竟是他索要《河殇》续集《五四》手稿，一部夭折的片子，可知他的学究与赤诚，那是去年初，2024/1/，东京刘燕子来美联络我：
『苏老师，麻烦您带
1 、关于「普林斯顿学社」的资料；
2 、《广场》；
3 、柴玲的书。 （我过目一下）
4 、傅国涌需要的复印件。 给您这么多麻烦，厚脸皮到底了。 傅国涌先生在东京，送了您他的书，我带去。还有信。如下。 』
念国涌而思胡适，找出旧文《胡适故居中堂上》（1988年12月25日），当时按语：三十四年前我拜谒过胡适故居，那次我们一行人「拜谒五四巨灵」，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拍了一部被枪毙的电视片，却留下文字。如今回眸，反而值得反思那时的「反思」，计有：
1、胡适批判传统、提倡西化新文化新诗，至今海外学界还给他戴着「反传统」帽子，这跟共产党定他是「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有何区别？
2、1917年胡适回国后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有错吗？
3、中国至今政治黑暗、一党独大，胡适「不相信任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药方」，难道不是至理名言？
4、胡适主张治病「下缓药」、给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四九后又八九后，中国已亡，这付「缓药」还在吗？ 】
细雨纷纷。出绩溪城40余里，山峦环抱中有一大村名上庄，乃胡适故乡。村中一色青砖挑檐建筑，布局井然。顺石径小道蜿蜒曲行，如入迷宫。胡适故居为一两进庭院，小巧精致，全部木石结构，典型徽派风格，系去年由县政府重金赎回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对外开放。中堂高悬老年胡适温敦可鞠之画像，旁有题词「一代英才，迷误堪哀」云云。但我凝视先生，却觉得该是他来哀痛我辈……。
民初章士钊有句痛斥当时青年的名言曰：「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如今站在胡适故居中堂上想起这句话，真有隔世之感。适之先生之于我等大陆青年，比独秀先生还要陌生、还要「反动」。陈独秀好赖还是一个被开除的共产党人，胡适则被告之是「崇洋媚外的买办学者」。其实在70年前，他俩同是新文化圣地上群星围拱的两颗太阳。胡适少年得志，26岁便由陈独秀举荐为北大教授， 因提倡白话文和新诗，在创造新文化的传播工具以及新学统方面功不可没地开风气之先，「暴得大名」，「举国趋之若狂」。有人说他「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一辈子得了数十个博生头衔，还被举入世界百位伟人之列，一生显赫，无大波澜。比起独秀先生，自然是幸运得多了，可至多也只是避开了污淖，洁身自好，他的学说和思想在大陆却几乎已经绝迹。这对于一个大学问家来说，也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胡适不同于陈独秀，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是极自然的事，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不相信任何「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药方，坚持在尖锐急迫的民族危机和阶级争斗中保持超然和独立，闭门专注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学理研讨， 以探寻中国文化价值立足点的根本转移，为这个古老民族创造一个新文明，这是胡适所选择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乃是一个真正吃透了西方成功诀窍、东方落后症结的知识分子所能选择的唯一治本之道。虽然在腐朽政治格局中无力回天，却悄悄地缓慢地为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
今天看来，胡适避开现实政治旋涡的立身之道不仅是聪明的，而且也是启蒙所必要的。经过70年纷繁复杂的政治搏斗和各种「主义」的尝试，特别是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终于遭到了被阉割的命运，以致今天我们又百般呼唤德赛两先生，回头思量一番，谁能说胡适当年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不是至理名言？但在性急的中国人的「革命急进军」中，这话却成了「痴人说梦」。当青年们纷纷「脱弃那曾光辉绚灿于一时的『五四』衣衫」（瞿秋白语）以后，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便已然成为保守、迂腐甚而反动的了，连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巨匠都不能容忍于他。
适之先生试图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力量来同整个黑暗、错乱、急躁的社会抗衡，结果不是比独秀先生更富悲剧意味吗？而他坚持自由人格不为任何激进急躁的情绪所驱使又是何等不容易。胡适学问臻于化境，融汇古今中外，但他却永远不能理解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他要维护理性的尊严和思想的自由，而政治角逐场决不会同他一道来遵守这规范，这便如同在一场足球赛中，只他一人不犯规而其他人都无视规则，他便只好站在一旁干瞪眼。这究竟是他个人的过错，还是时代使然？我想，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政治角逐场上的失败者，这或许恰恰是他们的崇高和德性。在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个只有在正常秩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
胡适飘然而去，大陆已经将他遗忘。未料我们此次上庄之行，竟遇到一位他的少年好友，名叫胡乐丰，已是86岁高龄。他说临解放前，还去南京见过正要匆匆撤向台湾的胡适，还跟他抱怨国民党只给了一张机票，不知如何将家眷带走。这位胡适的至友，自然留了下 来，后半辈子却为胡适吃尽苦头，即使回乡当了普通农民，也摆脱不了干系，前30年为胡适赎罪；近10年又成了「胡适研究」的活档案，每每外面来人，都要请他「回忆」一番，而他说了那个少年胡适之后总要附带诉说一阵他的小儿子如何被剥夺上大学和当乡村教师的权利，恳请「落实政策」。倘若一生为造新文明而努力的适之先生在天之灵知道这桩小事，他会对他的老友说些什么呢？
——摘自《世纪末回眸》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