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之下的道德废墟上，不落井下石的胡风，算是保住了一个人的基本良知与尊严。

2025年，是胡风逝世40周年，也是著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70周年。

胡风于1985年6月8日与世长辞。前溯30年，1955年5月，胡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中共建政后的一起大规模文字冤狱就此拉开大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全国涉及2100多人，胡风本人被判刑14年，文革时期又被重判为无期徒刑。

作为一名中共党内的诗人和理论家，胡风被认为是鲁迅新文学运动的继承人，1930年代曾任左翼作家联盟的宣传部部长，创办《七月》和《希望》杂志，培养了一大批左翼的诗人和作家。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胡风因为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与中共当时主管文艺宣传方向的周扬冲突，并被毛泽东认为反对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最终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胡风案影响深远，最终虽然只有胡风等三人被正式判刑，但受株连者多达2100人。事后据官方统计，这场运动中有92人被逮捕，62人遭隔离监禁，73人被停职审查。多名被认定为“骨干分子”者经历了数十年的监禁和劳改。

70年前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轰动一时，在全国几乎各主要城市，都有人被抓下狱，许多人为此家破人亡。文革结束后，此案的昭雪平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即使在知识阶层中，了解事件胡风事件详情的人，也已经不多了。而彭小莲和魏时煜执导的纪录片作品《红日风暴》，则十分难得地为胡风事件留下了一个影像记录。

中共迄今70多年的统治史上，有导致70万人人头落地的“镇反”运动；有55万知识分子沦为政治贱民的反右运动；也有饿殍遍野的三年大饥荒；以及夺去众多无辜生命的文革。如果从其惨烈程度上来看，胡风事件在今天淡出公共记忆，也并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但是，胡风案是中共建立政权后第一次向思想文化界露出狰狞面目，比反右更早，算是大规模清算知识分子的序幕。70年之后，当我们回头再看胡风案，重温其中的革命与反噬、忠诚与背叛、内疚与自省，每一个主题都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极权政治的特性。

一言难尽谈胡风

回想当年，胡风辞世的1985年，我还是一个埋头准备高考的青涩少年。胡风去世后的3个月，我正式成为北京一所大学的新生。而我的大学老师，至少有两个人先后卷入过胡风案。其中一位曾为此被流放新疆，九死一生。另一位在给我们上课讲《浮士德》时，结合自己因胡风事件历经坎坷的经历，来阐释人生悲剧，我至今记忆犹新。

1988年，著名文化记者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全文在《百花洲》杂志首发，这是中国国内第一部对胡风事件进行全景式扫描的非虚构作品。次年，也就是1989年3月正式结集出版时，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专门作序言《历史悲歌歌一曲》，也非常动人。

李辉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曾在资料室巧遇贾植芳教授，那时，这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已坐完12年的大牢，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扛了几年书包之后，刚到中文系的资料室做资料员。好学的本科生李辉遇上贾先生，于是就从本科一路读到研究生，也就此与胡风研究结缘。因为有贾植芳介绍，李辉在北京与出狱后的胡风，以及胡风案相关人员交往颇多，对文献资料也下了大功夫，他写这部作品，不仅在于历史记录，更有对胡风由衷的敬意在内。

但是，一部作品完成了，它就不再只属于作者。传播的效果是非常微妙的。那时我年轻肤浅，读了这部作品，很长一段时期，说起胡风，总觉得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面对高压下的服从测试，胡风的沉默已属难得

胡风虽说也是红朝受难者，但我总感觉他在1949年之前，就是遵命文学的忠实践行者。1949年之前，他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中共工作，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出力颇多。1949之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诗《时间开始了》，现在看来，这首诗讴歌领袖，文风之夸饰，读来令人有严重的生理性不适，想到这样的文字，居然出自一个自称鲁迅追随者的笔下，更有些不可思议。

胡风与他的反对者，可能有观念与思想上的差异，但是，至少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都狂奔在“比忠诚”的赛道上，互不相让。他们所争的，不是表达自由，不是人格独立，事实上，他们更在意的，是头衔和位子，1949后周扬系的人马得势，胡风一直被闲置，处处受排挤，这应该是胡风“奋起战斗”的重要动因，他后来写的三十万言书（即《胡风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谈到一些人与事，也不乏上纲上线，以及深文周纳之词。

甚至，我还在想，假如那一场对垒中，胜出的是胡风而不是周扬，会有什么不同吗？

如今，40年过去了，我已经由一个青涩少年成为年过半百的中年人。今年有机会看到导演彭小莲和魏时煜女士于2009年制作完成的纪录片《红日风暴》， 再看所谓胡风集团案，虽然我仍对胡风《时间开始了》那样的作品难有好感。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一些世事，也屡屡遭受过社会吊打的中国人，我对时代洪流中个人的渺小与无奈有了更多的理解。我看着纪录片中那些劫后余生的老人满脸的沧桑，不禁为之泪下。我开始为自己之前谈论胡风事件时的刻薄无知而惭愧。

重看包括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文献，我看到胡风和他的那些同路人，当年虽也在政治上竞相效忠，但他们面对自己从文艺思想上难以认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在当时众口一词的歌颂拥戴声中，他们沉默以对。这种态度，不要说在密不透风的五十年代，即使今天，面对这种高压下的服从性测试，有多少人在胡风的地位上，能比他有更多的勇气？

胡风1949年之后的遭遇，周扬负有最直接的责任，但文革中，周扬被打倒，有人找到正在四川省劳改农场服刑的胡风，要他揭发周扬的问题。管教干部还特地把报纸上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给他做参考，但胡风以自己是待罪之身为由，委婉地拒绝了。后来他只是按照当时报纸上的口径，交了一个千字左右的表态。

不只是对周扬，还有对乔冠华。乔是胡风多年好友，胡风要被赶出北京到四川劳动改造时，曾给几个故交写信告别，其中一封信就是写给乔冠华的，但乔冠华转手把信上交组织，要求组织“不要搭理他”。文革结束，乔冠华阴差阳错被认定是四人帮在外交部的代理人，此时，外调人员要求还是待罪之身的胡风提供有关乔冠华的材料，他仍然一如既往，只是如实地回忆自己与乔冠华的交往，如实地谈对乔冠华的印象和看法，尽管文中一些地方也透露出一些情绪，但绝无任何乘机构陷和栽赃之词。

彭柏山

愧疚之情，是人对良心的基本确认

遥想1940年代，胡风是声名赫赫的左翼文坛领袖，舒芜经路翎介绍而认识胡风，幸获青眼，从此20岁出头的舒芜开始在名报大刊屡屡发表作品，成为当时文坛的耀眼明星。但是，1949之后，舒芜眼看着许多文坛要角都在京沪大城市占据要津，他不甘久居边陲之地，只在南宁做个中学校长，曾指望胡风能再帮他实现这一愿望，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当时的胡风，已四面受敌，早已不再是那个10年前有能力“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了。舒芜是何等聪明之人，于是他果断选择了站在胡风的对手一边，1952年以自我检查为名，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背刺胡风的文章，很快，他就如愿以偿进京做了《人民文学》编辑，后还蒙领袖召见，一时风光无比。待胡风案发生时，舒芜更是多次发文检举胡风，甚至把私人信件都交给组织。

纪录片《红日风暴》的导演之一彭小莲女士，其父亲彭柏山就是胡风案的所谓“骨干分子”。1950年代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也是“胡风骨干分子”中级别最高的党员领导干部。他先是因为胡风案件被牵连，被监禁1年7个月，流放8年，文革中，于1968年被人活活打死。

彭小莲曾回忆说她1980年代去看望出狱后的胡风，胡风问起她的父亲彭柏山，眼含热泪，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彭小莲说，事实上，她自己知道，在她父亲的遭遇上，胡风什么都没有做错，但是，胡风见到受害人的女儿，内心仍有无限的愧疚。而这种愧疚，很多人并没有，比如反胡风运动中最早披挂上阵的林默涵，比如带着公安上门抓捕胡风夫妇的刘白羽，他们不但毫无愧意，而且在文革之后的政治运动中，比如批判电影《苦恋》、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1989年之后对知识界的政治清算，这两个人都无役不与，至死方休。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晋人王导对朋友的这种愧疚之心，是人对良心的一种基本体认，但是，极权统治的所谓革命文化，却让良心成为人世的稀有品。今天看来，那种在极权悍然横行之下，依然保有一份愧疚之良知的人，都难能可贵，为世人留下了一抹人性的希望。

现在回望，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率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所谓土改运动，实质是一场抢夺乡村士绅的土地与财产的运动。它不仅消灭了中国乡村千百年来累积的精英力量，更是摧毁了产权，根本上瓦解了社会道德的基本根基，随后而来的历届政治运动，都以政权的力量，来破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

而胡风，作为清洗官方知识分子事件中的受难者，能在极为艰难的环境里，不告密、不背叛，并在走出冤狱时，对因他的冤案受牵连的同类，有最真切的愧疚和关心，这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作为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共体制内知识分子，他有种种的局限和缺点，但是，在那一片道德的废墟上，他依然算是一根伤痕累累的石柱，葆有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良知与尊严。

本期推荐档案：

彭小莲、魏时煜纪录片《红日风暴》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参考档案：

胡风《三十万言书》

《胡风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