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无发，你不可以无法」

这才是公元两千年后的中国第一金句，因为中国崛起在一个集权高压的制度之下，人大100%通过的宪法法律均为酷法。

一、我们有“反抗者学习曲线”吗？

（2020年4月28日）

王全璋李文足夫妇的团聚，令多少人热泪盈眶，但是我想到的是：

他们一腔热血，充满正义，也颇为机智，但是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所以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

“六四”后中共的所谓“独裁者学习曲线”，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
1、镇压组党于萌芽状态——民主党；
2、监禁刘晓波以拒绝“零八宪章”运动的温和政见；
3、镇压民间会社——法轮功、独立中文笔会、家庭教会（即使不抗争）；
4、控制大专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义抵消自由主义；
5、把读书人跟党绑架在一起——中国传统：大众听识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到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滕彪称为“Web2.0与维权运动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其实是因为产生了一个新的空间，“独裁者学习曲线”对此还没来得及反应。滕彪后来做了一个比较，即“茉莉花”和“709”两次大逮捕，“茉莉花”基本上都是用非法的方式来应急，绑架或者失踪等等；“709”更多的监居、逮捕，然后审判、判刑，因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讨论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才合法化。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强，他们如果没有“生死存亡”的紧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绝大多数维权人士并没有预见到习近平会下这么大的狠手，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门一代”，他们不相信邓小平会开枪。

八月初锐锋律师事务所案件判决，透露了国内民间领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和建设未来国家五大方案：“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这肯定是极简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里，显示大家的思考还很初级。

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但是中国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陈胜吴广、遍地都是孙中山毛泽东，然而民间却在无端地浪费英雄资源，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机制，如何把旁观的民众转换成公民抗争的队伍；或者说，在一个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创造“反抗者学习曲线”，这个问题反映出民间还是缺乏创造性人才。

二、中共体制的「马基雅维利」化

（2023年7月8日）

从七零九律师李和平在京被房东驱赶，又被公安边控，到章诒和亦被边控成「国家囚徒」，再到德国苏雨桐家人在国内被公安骚扰，令人们想起了傅政华这个酷吏，而他如今也在牢里，可是傅政华、周永康这些酷吏的大老板习近平还坐在龙椅上，他才是「黑社会老大」——最早称习为「黑帮老大」的是蔡霞，她最近仅仅因为「话语系统」还在体制内，而备受指责——从体制里面认识到这个党已经是一个黑社会，这样的「觉悟」难道还不够吗？

当然，中共的「特务统治」由来已久，正经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中共酷吏多少代了？为什么？我在《鬼推磨》里就有「马基雅维利」之说，中共残暴至极，却至今无人说它，我都觉得奇怪，大家爱说「法西斯」，其实并不准确。中共逆普世人道而行，却快速地冷血、暴虐、狡诈，今天我们也看到习近平越来越残暴，我们的知识还局限在「特务统治」，然而中共甚至把「马基雅维利」都现代化了，一个极好的政治学课题，有谁来做呢？

孙中山反清靠帮会、搞暗杀，接下来又是「第三国际」派特务来中国组建国共两党，所以这个源头，使中国现代史上的「强人政治」，必定附带「特务统治」。这段历史一向很模糊，第一个研究者是美国人，伯克莱大学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他倾晚年精力着《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梳理了蒋介石领导「中国现代化」中的「特务政治」脉络，着墨刻画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戴笠，他的蓝衣社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间戴笠在上海跟地下共产党组织的缠斗，是此书很精彩的章节，「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委会之间的电信通讯。」

魏斐德极内行地指出，共产党内的反间谍运动，如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既是党内权争，也是对戴笠迫害的正常反应；而「如果不能想象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遍布中国的长期的间谍和反间谍的活动背景，就很难理解后来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革』中，那个无数人被当作敌人『间谍』而关押、毒打、杀害的年代。」这是一个关于「暴力循环」、或者说「以暴易暴」的最生动诠释。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众的大规模公开抗议，邓小平陈云皆视为「生死存亡」，此后警察暴力逐渐蔓延到社会面，武装警察尤其是「国家保安局」越来越成为政权依赖的支柱。 １９９９年春的「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后，中国司法当局滥施拘捕、刑讯、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国保」几成今日「盖世太保」；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惊吓，又加剧了这种暴力泛滥的趋势，失踪、超期羁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残暴水平，已将「公权力」异化为「国家恐怖主义」。

中共的戴笠是谁？中共与国民党在结构上的最大不同，是更加高度集中、核心统领一切，不会有「军统」直辖蒋介石的建制，也不会有独立的「盖世太保」；尤其邓后实行的（政治局）常委负责制，其中必有一人是「戴笠」，也必定是那个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统一指挥国家暴力对社会和民众的施虐，无情而有效率，创造了「国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业绝不止「盖世太保」式警察机构，而是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双双染血。近三十年来，除了对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社会工作者、民间志愿者、冤屈访民的常规性镇压、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国家暴力主要是两种：暴力计划生育和镇压法轮功。

「东师古村」，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205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905」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万，到2012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周永康已经是第二代酷吏。 「戴笠第一任」叫罗干，随「六四」屠夫李鹏进入中共顶层，操办屠杀之后的「大清洗」，旋即奉命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以「邪教」定罪，以「盖世太保」性质的「610办公室」专职迫害功能，以辽宁马三家劳教院、广东三水劳教所、长春朝阳劳教所等拘禁、关押、酷刑法轮功信徒，强迫「转化」，民间受害者给罗干封的绰号是「中国贝利亚」、「康生第二」。然而「罗干第二」又更邪恶，则是这个制度使然，周永康当政四川期间，便以残酷镇压法轮功为「投名状」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后，其最为诟病的暴行，是将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由来已久的这一「政府行为」，扩大沿用至法轮功囚徒，但是国际间对此「活摘」罪行的调查、搜证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见此举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这个体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集团，乃是近二十年从这个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庞大黑社会团伙，其染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地域横跨东北、西南、华东、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员囊括整个中共干部系统，这个规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媲美。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统，发迹于「大庆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英雄、神圣之地、「铁人王进喜」诞生之地、毛泽东钦定之「红旗」、中国「时代精神」凝聚之处，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权力中枢输送一个邪恶的「石油大鳄」？或许，我们恰可以从中找到「淬炼」周永康的元素：「大庆」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急救版，一个准军事化的快速部署团队，其「精神」偏偏是欲壑难填，中国石油系统内部毋宁充斥着蛮干、硬赌、欺下哄上风气，周永康出类拔萃于其间，恰好是一个绝妙的佐证。

三、「七零九」前后

「七零九」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血腥点。 「七零九」被认为是「律师劫」，它也是中国民间社会的大劫，因为灭掉律师这个阶层，国家就肆无忌惮了。习近平张狂的今日，来自「七零九」这块血石。

这块血石上还躺着一个律师，至今生死不明。

下引一位记者敏一鸿的采访札记，『铁血黑幕与温情橱窗』段落：

沉重的二〇一〇岁末之交。

——2010年12月9日，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被警方罩黑头套带往秘密处所，连续多日施以酷刑。

——12月23日晚，法学博士滕彪律师和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张永攀先生看望范亚峰的母亲，谈话时被警方手铐拷住带到派出所。一警员说：「少跟他废话，打死挖个坑埋了。」

——12月25日，因征地带领农民上访维权几度坐牢的浙江乐清寨桥村主任53岁的钱云会先生，为避预感的凶险，不敢在家过夜，早晨才回家，上午九点多就被重型工程车压死轮下，那照片定格在亿万网民心里。

——12月31日，服刑直到瘫痪才获保外就医的维权作家力虹（本名张建红）先生在浙江逝世，2010年最后一天走完他52岁人生路。他因发表要求民主的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12年9月5日才刑满。
2011年1月10日，美联社报道去年4月采访失踪14个月后短暂露面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他当时讲的但此前未披露过的受酷刑折磨细节。警察把他衣服脱光，轮番用有套手枪欧打他，最长持续两天两夜。警察打累了，就用塑料袋捆绑他手脚，扔到地上，警察休息完继续打。 2007年，他被绑架后也曾遭警察电击、竹签捅生殖器等酷刑折磨。警察对他说：「你必须忘记你是个人，你只是个畜牲。」

高智晟律师参与陕北油田案、法轮功等案辩护，曾三致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2006年12月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现年46岁的高智晟去年4月20日至今下落不明。

高智晟获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勇气呼吁奖」等人权奖，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1月10日，39岁的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与外界失联三个半月。去年9月9日他刑满出狱即被围困在家，患病不能就医。女网友何培蓉独自驾车从南京到沂南双堠镇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夫妇，在距陈家门几十米处遭监控者多人围堵砸车，后被遣返。陈光诚因揭露当地计划生育使用暴力，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2007年1月在律师被殴打、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情况下，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四年零三个月。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入狱服刑的盲人。陈光诚2006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对世界最有影响力一百人」，后获「麦格赛赛奖」等人权奖，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耿和的呼求

1月10日美联社报道发表后，现在美国的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接受我采访说：

『去年4月我看到美联社拍的高智晟的照片，他的脸扭曲变形。现在又披露了他受酷刑的细节。高智晟这次失踪又近九个月。作家力虹十天前被迫害致死，证明中国迫害人权记录更黑暗，我对高智晟的担心就更多。近日奥巴马要会见胡锦涛，呼吁要求胡锦涛主席告知高智晟下落，立即释放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胡佳、杨天水、许万平、王炳章、郭泉等，因为他们都是为捍卫自由入狱。 』

四、老百姓在想什么？

我从不乐观，依据就是，「里面」与「外面」，隔膜甚重；大众的「守成心态」、「乱世」恐惧，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道防波堤，所以三十年巨大的经济行为不会毫无意义，虽然，中共「经济起飞」既是欧美错误政策所致，也导致绑架亿万民众之后果，使这个集权成为世界难题。

刘宾雁三十年前说：这个政权两三个月就垮掉——经验之谈；

林毓生十几年前说：这么坏的一个政权不垮，我的书都白读了，余英时同意我的看法——学识之谈。

中国三十年统治模式，在经验和学识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知识可以解读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人们对中国的预测，误差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还在于三十年里预言“崩溃”多次，而每一次都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存活能力。

三十年怎么总结？一方面这个体制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是伴随着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民间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所以虽然眼下中共已是残局，但是我们还处在三十年历史已经形成的某种态势或惯性之中，既看不到结局，也没有解道，好像唯有这个政权的解体，才是结局；那么什么因素决定呢？这个政权不倒，在于它可以控制一切，哪些它控制不了的因素，就决定了它的解体。如此而已。

人们对中国和中共的预测，大致还在几个迷思之中，包括：“崩溃”迷思、“革命”迷思、“外援”迷思等等，我不展开了。近十几年民间的抗争，出现一种全新的格局，最近滕彪有一篇访谈，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其中使用的术语、概念，如“虚拟”、“共同体情感”、低组织低保密、风险、代价、“脱敏”等等，很值得议一议。

二、大规模政治集结的非预测性

新一代维权群体的目标明确：期待大规模政治集结——对整个时局、整个政治体制会有影响的关键的政治运动，认为整个社会政治形势到了某一点，它就会发生，并由一些突发事件引爆。滕彪认为，这种时候谁会成为那个事件当中最关键的推动者、参与者，那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有可能是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这新鲜吗？我猜不过是“革命”迷思的另一种表述而已，而且他们的模式距离“大规模政治集结”尚为遥远。因为它跟八九学运的大规模街头抗议完全不同，它是靠推特号召集结的、“虚拟”的团体，一种很初级的“共同体情感”，而且低组织低保密；尽管互联网为草根行动者提供了知识和话语权门槛较低的平台，但响应者必须评估风险、代价，对政治参与需要一个“脱敏”过程，这跟八十年代末那种由牵挂很少的青年学子爆发式走上街头完全不同。

今日“群体事件”的机制究竟是什么？一哄而起、转瞬烟消云散？我还记得，2011年夏天广东增城新塘镇的暴动，那是一个世界牛仔裤集散地，有四千家服装厂，因一农民工孕妇被城管殴打，十万四川打工崽聚众暴动，焚烧车辆，封锁高速公路，最后武警用催泪弹、装甲车镇压下去。当时外贸萎缩、订单骤降，外地民工难以返乡，稍有摩擦就会造反，我觉得很像晚清向英国开发口岸，岭南那时有百万广西烧炭工和挑夫失业，于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如今中国各地几乎天天都有“群体事件”，人称“第四次国内战争”，却不能汇成一场革命。

今天老百姓和统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维权性的集结，反而门槛很高、触发点几率很低、不易产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视为颠覆体制的唯一选项，可能是八九运动留下来的一个集体无意识，需要重新评估。对“大规模政治集结” 的强烈期待，可能是民间社会碎片化的一种代偿，反而不如更多更深地尝试“网络虚拟集结”、低组织但不是低保密的团队组建、从“共同体情感”“命运共同体”上升到队伍甚至政党，都要经历那些步骤和台阶——中国人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两党缠斗二十年，到今天居然把秘密会党、地下党、白区党等等记忆和本能统统丢光了，真是一个笑话！ “革命”不成、“非暴力反抗”也不成，于是大家只有去打口水仗，搞什么“口炮党”与改良派之间无聊的争论。

三、老百姓在想什么？

近几年“崩溃说”愈加频繁，陆续断言2014年、2016年、2017年，中国网络有人调侃，说中国要“持续崩溃一百年”。然而事后大家又都说，低估了这个系统的承受能力，问题在于，这种承受能力究竟是什么？

我倒想说一点很少有人说的，即大众的“守成心态”、“乱世”恐惧，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道防波堤，这在三十年前也出现过，现在更加严重了。因为三十年巨大的经济行为不会毫无意义。

一般都认为，“六四”后中共鼓励全民发财，大家都掉进钱眼里去了。这种说法其实很肤浅，因为本质的含义，是中共绑架全民跟他们一道投资了三十年，老百姓是出卖劳动力，但也是投资，谁都不想血本无归。国内有一种说法：三十年来中国是构建以竞争为基础的效率社会，突出发展主题，机会多于能力，不管有没有真本事，只要你敢，就能发财，闭着眼睛朝天上放枪，就会有鸟儿掉下来。那么现在经济下行了，机会少了，失败的人多了，越是如此老百姓越想保住最后一点残羹剩饭，谁都害怕大局崩坏，一根救命稻草都捞不到。

国内的民心、民情；不同阶层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承受力；社会心理对中国的无出路、无前途、身后洪水滔天等等应对和付出；中国小传统中“看客”、“过一天算一天”、“自扫门前雪”等观念在今日暴政下的形态和表现，等等，反而是预测政治情势更可靠的参照系。

1989年春天，我在上海拜访巴金老人，他对我反复只讲一句话：“要看老百姓怎么想”、“要看老百姓要怎么样”，我当时压根儿不懂他的意思，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说：共产党怎么想、知识分子怎么想，其实都不重要，最后的决定因素，是老百姓想要什么。

五、以「六四屠杀」起诉李鹏的诉讼

中国民间追诉中共体制，最终要走司法途径。
四九之初的镇压、五七反右、文革内战都是「国家犯罪」，然而都不及调动野战军开进首都屠城来得严重，1999年夏，我脑子里翻腾一个念头：以「战争罪」起诉李鹏，可行性多大？涉足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我的好奇，总是让我先对这方面的知识感兴趣，这也算一种探索，其痕迹留在日记中，不过后来我发生车祸，一切断线，后续发展可向「中国人权」征询。

一、纽伦堡大审：对一个国家的合法领导人定罪
一九四四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将审判「所有涉及战争罪」的纳粹党人，并指派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杰克森主持，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严重的法律程序问题，不是缺乏证据，而是没有可循的法律判例：要对一个国家（纳粹德国）的合法领导人（希特勒是合法选举上台的）定罪，因为纽伦堡法庭必须接受一个国家的法令绝对合法，而所有纳粹的屠杀罪行都是在执行这个国家的法令。

所以，事情变成纽伦堡大审是根据眼前的案情创造了一套法律，来判决罪犯违反了尚未存在的法令。

被处死的纳粹头目如戈林、里宾特洛甫等，都不是定的「种族灭绝罪」，这个罪名要到几年后在联合国通过了「反种族灭绝决议案」后才存在。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比法律更高的律令存在。

这个细节，对追究天安门屠杀可能至关重要，在人道意义上你尽可以谴责中共以屠杀来对付人民的和平请愿，但在法律意义上，特别是国际法上，如何追究罪责，这当中会有很多难点，也会有很多学问，我不知道国际法比纽伦堡大审那时改进了多少？

二、最终中国人民必须自己审判六四屠杀
最早我跟「中国人权」的刘青讨论，以六四屠杀起诉李鹏，这个诉讼没有那么简单，也在诉讼程序。

１、海牙国际法庭过去只受理「国家起诉」，如美国和北约对莫洛什维奇的「种族清理罪」的控诉；后来有一新法庭成立，却不受理过去的案子，只受理它成立之后的案子。
2、「国家起诉」一般主要是战争罪、种族屠杀等，六四屠杀能否做成「国家起诉」、哪个国家肯承担？还需要论证。
3、某国人民对其政府的诉讼，国际法庭要求完成国内诉讼程序之后，他们才能受理，因此必须先走「国内起诉」这一步，此即意味着要以共产党制定的中国法律起诉李鹏，走不通；而且中国法律对「杀人罪」，规定只能「公诉」（检察院办理），也走不通。

后来中国人权开了个「务虚会」，初步形成的共识：
1、「控李」一事正式定名为「六四受难家属诉讼」（简称「六四诉讼」）项目，列入中国人权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如同以往在联合国推动「谴责中国人权案」项目一样，组成理事会专门工作小组、聘请专职人员、协调各方面力量一同来做。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审判「六四屠杀者」，为受难者讨回公正。 「丁子霖名单」的推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开端；
2、项目开展，目前组建两个小组：
第一， 档案小组，任务是建立一个「六四罪证资料库」，其中主要是配合司法诉讼收集证据，按照法律标准取证，同时逐渐延伸扩大为包括因六四被判刑坐牢、通缉、迫害等所有相关资料；

第二， 诉讼可行性小组。目前为止咨询到的信息，国际诉讼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
1、国际司法体系是一个随着现实需要不断改进的系统，我们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这种改进当中，特别是李晓榕谈到目前国际司法界非常热门的「转型中的正义」（Transition Justice）这个问题，有关对南美洲一些独裁者（如阿根廷、智利）军管时代恐怖罪行的追究，已经结累了许多经验，也强烈冲击着国际司法界；
2、中国人民最终必须自己审判六四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无论国际国内诉讼，目前都需要我们抱着一种寻找正义的精神，去探索任何可能的方案和操作途径，这个可行性小组，需要配合并协助国内受难家属按照中国的法律，坚持把国内诉讼走到底；同时向国际司法界、西方律师界、各法学院系统咨询国际诉讼的途径、步骤，了解参照南韩大审、柬埔寨屠杀调查、南美追究独裁者、亚洲「日本慰安妇」诉讼等案例，逐渐厘清脉络，找出一个或数个适合于我们的方案，加以实施。

肖强着手筹备一个咨询会议，请国际司法界、法学界、耶鲁大学法学院、南韩、南美等有关专业人员，介绍经验、分析我们立案的途径。

刘青也会同香港支联会联络协同。

「伤害罪」可以民间起诉，所以刘青主张在国内组织一个律师团做起来，也便于搜集证据，但难度也相当大，因为很危险。

今天国际法庭可以不必由当事国起诉就受理「种族灭绝罪」，是源于当年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

三、柬埔寨正义难伸
首先当然是波尔布特逃过法网。据说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家，从一九七五年就开始调查柬埔寨的大屠杀，三百万人死于波尔布特之手，可能是他们提供的数字，中共一直阻扰国际社会审判这个魔王，洪森政府也出尔反尔，1999年联合国专家工作组建议成立国际法庭也遭遇阻挠，最后正义难伸，罪犯皆从轻发落，详情不多说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