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书房在故乡雁荡山脚下，大约1982年前后，我念高中时，在石头屋的小木楼上，我拥有了生平第一个独立的书房，有漆成蔚蓝色的天花板，两面石头，两面木板，最初只有一个书架，一扇朝着后山的小窗，窗外有两棵树，一棵是花桐树，一棵是苦楝树，还有一排刺橘，墙外一边是竹林，另一边则是梨树林，每到春天梨花开始，就是一片白色世界，等到梨子熟了，又是丰收是景象。再远处就是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家乡人称为石梁坑，因为东石梁洞就藏在坚硬的崖壁下面，在我出生前六、七百年，邻近村庄的学者、诗人李孝光在《雁山十记》的开篇写的就是东石梁洞，明代的徐霞客至少来过两次，蔡元培、张大千、黄宾虹、黄炎培、萧乾他们都先后来过，林琴南还专门画了一幅青绿山水。
我的书房很小，一桌一椅一床一架而已，后来又添了一个结实高大的新书架，我最初的文学书、历史书就立在书架上，我在这里读书、做笔记、写日记，与古今中外的作者朝夕相对，从大山合围的山村里眺望“将来的现在”，深入“过去的现在”，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就是到山外的世界去。
1987年初冬，那时我已在相距十里地的乡村中学任教，我的恩师吴式南先生、挚友徐新兄分别从温州和乐清县城来到这个小书房，我们秉烛夜话，那时五十二岁的母亲身体尚好，夜间还给我们准备点心。我当时的日记中留下了我们当时聊天的要点，涉及文学、翻译、美学、教育、后现代等问题，吴师的许多观点对我有诸多启发。徐新兄则喜欢我日记本中的思考和笔记。
我记得，挚友张铭兄、楠叶兄也都来过这个小书房，张铭兄在温师院美术系学画，他随身带着铅笔，画了一幅速写，就是我窗口的风景，三十年过去了，这幅画还被我保存着，只是缺了几个口。
1992年，我熟悉的石屋拆了，心爱的木楼消失了，到年底父母又在原址重新建造了一幢四层的钢筋水泥楼房，我的书房在最高的一层，前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可以看见屹立了千万年的迎客僧，那块古往今来吸引过无数游客的巨石，有一排明亮的窗户，母亲给我添置了二排毛竹的书架。但此后的岁月，我很少在故乡的家中长住，这个书房的利用率远不如小楼的第一个书房。
记忆中，我与妻子刚刚结婚那段时间，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初，曾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妻子还帮我把所有的书抄写了二本目录，大约有几千册书。1996年春夏之交，我在故乡小住了一阵子，此时母亲也还健康，每天给我做饭，我写出了一篇长文。这也是我在第二个书房完成的唯一作品，可惜唯一的一份原稿当年夏天就在黄土高原失落了。1998年冬天，我和妻儿回故乡过春节，四岁半的儿子和我还在这里拍过一张合影。
到2002年以后，存放在这个书房的书开始陆续被带到杭州，毛竹的书架渐渐废弃、闲置，被虫蛀了。
这一年，我在杭州终于拥有了一个书房，在耶稣堂弄7号5单元611室，对面耶稣堂弄6号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
妻子请她家乡的木工为我定做了两面书墙，打通的阳台上还有一张临窗的电脑桌，桌子的上方也是靠墙的书墙，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三个书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书房，虽然只在这里四年，但我在这里完成了《金庸传》《叶公超传》《笔底波澜》《文人的底气》《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并在这里开始了《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的写作，正是在这里，我开始了职业撰稿人的生涯，我给《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许多媒体写了大量稿子，特别是给《南方都市报》的“每日专栏”写“民国故事”，每周五篇，连续写了九个多月，后来结集为《民国年间那人这事》，还在这里编了《过去的中学》《鲁迅的声音：鲁迅演讲全编》，并主编了二册《大语文读本》。那时的效率真是高啊，天天在书房读书、写作，下午还到西湖边的宝石山上读书养气。
许多记者来过这儿，《北京青年报》、《天津新报》、《新周刊》、浙江卫视、钱江频道的……
当然有许多师友来过这个书房，有的还在这里住过，比如北京的丁东、邢小群伉俪，王东成先生，山西的赵诚先生，南京的范泓先生……范美忠带着郭初阳、蔡朝阳第一次来这儿是在2003年7月中旬，吕栋、黄晓丹、周仁爱、魏勇等人都来过，有的还成了这里的常客。那时，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几个学生也来过多次，他们自办了一个小刊物，小小年纪就开始关注史量才、储安平等报人，如今他们已散在世界各处。
2014年耶稣堂弄的房子终于被拆，我的第三个书房，也是给过我极大满足和喜悦的书房消失了，我伤心多年，至今还感到难过，虽然我于2006年夏天就搬走了。
2006年夏天，我搬进现在所在的小区，拥有了第四个书房，其实是客厅加一个房间都用来放书，一住十年，结果书越来越多，到处堆成小山一样，把两个电视机扔了，砌了两面书墙，最后连卧室和儿子的小房间，甚至连储藏室、桌子下、沙发下都堆满了书，书泛滥成灾，成为严重的困扰。2016年，妻子只好在同一小区找了一个更大的房子。我们俩搬书就搬了足足有半年。
这个书房在顶楼，顶上是妻子种菜的地方，下面是我读书写作的地方，在这十年间，我写出了《大商人：近代中国的实业家门》《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著作，也编了不少书。
2012年9月《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专程来做过一个采访，做了一个整版的报道，其中照片也只是拍了书房一角。
从2016年起，我又拥有了生命中的第五间书房，准确地说拥有的是一个书屋，先是客厅四十平米，四面都是书墙，除了门窗和空调，还做了两排背靠背的矮书墙在中间。专门的书房有一面书墙，卧室有一排书架，还是不够，又把一个房间变成了图书馆式的书库，刚搬过来，整个书屋就满了，只好把一些书打包运回故乡雁荡，有些书寄放在朋友的公司。书还是不断地增多，存放不下，因为客厅有一张大书桌，我平时也几乎不在书房读书写作。
去年九月，动了课童的念头，寻找童子六七人一起读世界，并决定将书屋向童子们敞开，让他们在这里上课，“国语书塾”则是2016年在白马山上想到的，当时就请胡杰兄写了这四个字，去年十年梦想成真，课童生涯开启，我戏言，如果我将自己在杭州定居的二十多年写一本书，可以取名《山外青山》，分为两部，第一部为《著书记》，第二部则是《课童记》，当然我的课童事业刚刚起步，但我的书屋确实已变成名副其实的书塾，是许多童子可以共享的精神空间，这里流淌着孔子、庄子、司马迁到鲁迅、胡适他们的精神气息，也流淌着苏格拉底、柏拉图、达芬奇、伽利略到牛顿、莎士比亚、歌德、洛克、泰戈尔、托尔斯泰他们生命的呼吸，书房、书屋都是我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空间，我读书、思考、著书，都是孤独地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书塾则是童子们和我共享我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建立起来的精神空间，在这里一起眺望世界。
我的书屋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些书大部分还是童子们读不懂的，但是不要紧，他们可以先呼吸这里的空气，慢慢地融汇到古今中外的先贤们的精神脉络中去。
书中没有黄金屋，屋中却有远比黄金珍贵的书，我很愉悦，因为这些书，它们一直陪伴我走过了生命的低谷和深渊，也带领我一次次攀登人类思想的高峰，我在其中有大欢喜，有大悲痛，也有大满足。如果说时间不能占有美，美是永恒的现在，从书房到书屋到书塾，在我生命的旅途中一路都是如此之美，我虽渐渐老去，但是，美啊，愿你留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