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去世，年仅59岁。

他昨夜留下的人生最后一条朋友圈，是关于列车砸窗事件的评论，只有两个字——”开窗”。

我的朋友孙旭阳写道：”傅先生笔耕数十载，’开窗’二字可谓道尽他这一生的期许与努力。他笔下的胡适鲁迅这些人，又何尝不是？”

他还写道：”写作者很喜欢把自己投射在历史的某个节点，某处场景，只不过这投射没有短剧的重生和逆袭。西西弗斯式的荒诞挣扎和冷酷轮回才是归宿。”

或许在某些地方，这个判断的覆盖率有限，但在中国，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这就是宿命。

我与傅国涌素未谋面，虽然有很多共同朋友。很多年前，我就读过他的书，文字平平，但胜在对史料的捡拾。

捡拾史料，继而追索世事何至于此，其实是一件并不安全的事。他那本《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在还算宽松的时候出版，但删节已经很多。后来，这本书更名《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由日本读道社出版。书封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不想在私人记录以外去寻找抽象的历史解释，而努力在私人记录中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回答心中的疑问，历史何以如此。”

我很喜欢这句话。在宏大叙事之外寻找微观个人史的人很多，但许多人半途而废，许多人仍然避不开宏大叙事的桎梏，甚至沦落到以歪曲的微观史印证宏大叙事的正确，可起码据我所见，傅国涌从未如此。

傅国涌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朴实”的写作者，他在文字技巧上未必有多高的天赋，也不会抖机灵，但温和而坚定的性子和正常的三观，足以让他的写作变得扎实。比如他对金庸的评价，一直是我很认同的。

他认为，金庸的致命缺陷，就是始终未能成就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起码要破除两个观念。第一个是破除帝王崇拜的情结。一个社会不能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以皇上的是非为是非，小民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是非。如果这个观念都没有破除，还是依附在权力情结下面，那是谈不上现代人格的。第二个要破除的是成王败寇的观念。我们中国几千年的观念里只有成败，没有是非。任何事只问成了没有，成了就了不起。就像今天，你要是总裁、执行官，要拥有亿万身家，你就是成功人士，整个社会就会仰望你，象众星捧月一样。如果你失败了，就只有跳楼。这个导向就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刘邦胜了，那就是汉家的天下；如果项羽胜了，照样是西楚天下。两个观念如果都没有破除，要想成为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那是不可能的。金庸在这两个问题上，显然都没有过关。”

傅国涌还写道，金庸”身上有着非常强烈的忠奸观念。这个忠奸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看一个舞台上的官员，总是看是忠臣还是奸臣，除了这一传统的尺度，没有其他更高的价值判断。……无论从小说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他都完成了对权力的回归，最终没有能摆脱几千中国知识分子依附皇权，站在强者一边的特性。

傅国涌以1915年出生的顾准、1919年出生的殷海光、1917年出生的吴祖光、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1927年出生的张思之等知识分子与金庸作比较，认为”他们跟金庸相比，要成就现代人格的难度更大。金庸1948年3月离开大陆，没有经历后来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灾难。他生活在有自由的香港，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东西对他构成制约、干扰。他拥有亿万财产，拥有几亿读者，拥有广泛的金迷，他要成就现代人格，傲然独立，做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条件是最成熟、最具备，他完全可以对一切说不，可以保持它的独立思考、独立批判，也可以退出江湖，真正的退出江湖，住在一个别人不太知道的地方，不做公众人物，颐养天年，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些东西。”

对金庸的批评，也正是傅国涌自己人生的折射。他曾经历坎坷，与他曾有同样际遇的同代人，不少摇身一变成为座上宾，但他从未谄媚权力，始终坚持着个人的努力。

以”开窗”二字作为人生终结的傅国涌，并未见到他希望的那个世界。这让我想起多年前许鞍华的电影《千言万语》，男主角问绝食的神父：”你这样做有用吗？”神父的回答是：”有没有用，我这代人是看不到的，可能几代人都看不到。”

这是宿命，但绝不等于个体的努力不值一提。一个具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不会真的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