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计罗这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因为它触痛了毛泽东的一个隐秘的创伤。一般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列宁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正处于困难时期，还没有一九四九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上是陈述事实。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泽东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兴致。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三十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就不是后来那样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曾给当时的名人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不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

（本文原载于《书屋》2000年第1期）

（转自北京大学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