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是我在「六四纪念馆」的第三讲：《历史的圆圈游戏：新旧交替出现的双重性》，结果变成一场漫谈，从历史的迷惑、诡诈、不测走向，谈到邓小平的狡黠、冷酷、功罪；也从李泽厚的基础支配意识、历史迷圈、偶然必然，扯到他「告别革命」之余却身陷版权折磨，最终将自己的大脑交给西方生命科学去冷冻！
1、历史玄机
2021年11月3日，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岁。非议李泽厚「告别革命」的人，要么对中国近现代史还陌生，要么渴望「革命」而茫然于共产党这场革命，基本上对「革命」这件事情尚很幼稚就是了。李泽厚对中国和中共，从来没有抱过希望，因为他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大国，刚刚吃饱饭，邓小平搞的那点「改革」，远没有毛搞的「革命」影响大，所以怎么「不革命」才是中国的主题。我在《屠龙年代》第二章『燥龙』中曾写到当年那个焦躁的中国，清醒者无几人，李泽厚恰是其中一个：
『如果没有韦石之变或当时的北伐，太平天国革命本可成功。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使光绪是另外一个人，戊戌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千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的。所以，太平天国尽可挥戈直下北京，但仍脱不掉农民战争历史规律的制约，而终于没有全力去打，也正是由这一规律所支配，是眼界狭隘，满足即得胜利，停滞、腐化、分裂、争权夺利等等封建的东西必然浮现的结果。谭嗣同不去找袁世凯，袁世凯不去告密，情况确乎将有不同，但改良派软弱无力，最终只好依靠封建势力，而封建反动派决不会轻易容许变法改良，在新旧势力悬殊的关键时刻，「有维新之名」的政客、军阀必然背叛，如此等等……。 』
多么迷人的历史玄机！大概就是这些文字，诱惑我一九八六年去拜访李泽厚 。那是他在文革后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里写的一段文字。八〇代的人，常常并不迷恋思想，而是醉心「历史的重复」，也即李泽厚一再感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
李泽厚「圆圈游戏」之说，到今天已经显得有点老皇历了，但是习近平不正在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从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从经济上回到大锅饭嘛，这么明显的一个大圆圈，不是被李泽厚又一次预言到了？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是也会这样问吗：如果罗斯福派给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不是一个暴躁、尖酸刻薄的人，一九四九年中国或许不会江山变色。一九四七年六月，倘使国军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不是被胡宗南严令调开，他就在延安王家湾追上了毛泽东，那么中国就出不了一个「大救星」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在江西庐山的「美庐」，如果毛泽东那天没有熬夜，而跟一早来访的彭德怀见面并恳谈，也许「庐山会议」继续「反冒进」而不是突变为「反右倾」，中国就不会一下子饿死三千六百万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如果不是林立果用那架「三叉戟」载林彪、如果林豆豆没有向周恩来报告，则林彪也许不会仓皇出逃，那么后来的邓小平及其「改革时代」，连同「天安门学运」、「六四屠杀」、「中国盛世」都将一笔勾销……。
我当然知道，其实李泽厚并不在乎这些「如果」，他只是为了引出他那句思想史的结论：「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这是他的所谓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这个必然，在黑格尔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是「客观历史规律」；在李泽厚，则指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就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他在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又提出中国近现代根本没有自由主义发展的空间，其缘故都是经济太落后、社会未发育；总之，「经济基础」决定其他。
六四后他的「告别革命」说，令民间舆论大哗，他辞世后，我倒可以说一点与世俗不同的看法：
——李泽厚选择终老美国，而不是乡梓，为什么人们看不到这别有意味之点？ 1997年底，当时李泽厚在费城Swarthmore学院访问，周末一家人过来普林斯顿，我陪他们去看房子，他说他考虑在海外渡晚年的问题，选定要在东岸落脚，觉得普林斯顿比较合适；他有一个很乖的儿子，搞电脑的，可以在这里找工作，陪着父母；他选落脚地是要离火车站近，回中国方便；
——八九学潮中，五月十四日阎明复经戴晴找十一个知识份子去纪念碑下劝学生，是我去拉来李泽厚，事后他跟我说∶「你们都没影儿了，偌大一个广场，我怎么回家呀？没辙只好找个开摩托的，掏五块钱给他，载我回家」；
——六四屠杀后我逃到香港，经巴黎转去普林斯顿，九一年傅莉携子出国来聚，递一张字条给我：「救救李公」，那是李泽厚的学生托她捎给我的；我马上联络林毓生教授，因六四前威斯康辛大学已经邀请他来访问，于是大学有一封教授联名信递进白宫，呼吁老布什要北京放行李泽厚，他不久来美，曾在多所大学教书，后靠近儿子定居科罗拉多；
——李泽厚在中国，不仅有美学专论，也有哲学论著，更兼思想史学说，他说「毛泽东的身影覆盖、支配了整整一代人」，那么他自己呢？这不是我能论断的，有待后人论说。
有一次跟林毓生通话，他说鲁迅曾想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未成，按鲁迅的划分，四代是康梁一代、五四一代﹙胡适﹚、五四学生一代，即傅斯年他们，还有诸如梁漱暝，也包括毛泽东，再下来就是二十年代出生、抗战读大学的那一代，他举例如殷海光﹙金岳霖的学生﹚。他说，四代之下，第五代就该是余英时、李泽厚他们了，第六代即「文革」一代，第七代即「天安门一代」。我说每一代的情形都很复杂，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比如徐志摩，我写了三篇文章﹙王赓、林徽因、赛珍珠﹚才知道其中许多隐晦的细节，要写他，至少得弄清楚两个问题：清末民初江南世家子弟的生活环境，以及中国早期留学生的生活。他说，“你也不要考虑得太多，拖得太久，拣熟悉的写起来”。然而后来我没写成中国「七代知识分子」，颇觉辜负于林先生，到写《雨烟雪盐》之『垦荒列传』时，李泽厚已终老美国，而他是标准的「第五代」，总算告慰于林先生。
2、历史同构
前阵子我讲新书《雨烟雪盐》，有所谓「一本书包涵着环环相套的双重性：第一重：两大叙述手法、第二重：书写的循环、第三重：「历史的重复」，也即李泽厚一再感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习近平不正在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从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从经济上回到大锅饭嘛）、第四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两次出现：老佛爷（西太后）——邓小平；光绪——胡锦涛，近日北京政坛频传彭丽媛如何如何，让人联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位「文革旗手」，几年前有分析，说彭有可能走向前台，2018年同时传言「习只信老婆女儿两个女人」，这个集权特色，习还真的酷似毛，孤家寡人的时候，再不济还有老婆嘛，那就是「江青故事」重演，当年江青染指政治，老毛是费了很大劲的，这个故事要重演，便是「历史同构」了。
杨继绳称六四屠杀前的中共体制，叫做「邓胡赵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这种解释，即说「邓胡赵」这个体制的畸形与错乱，是不是指出那场屠杀，乃是这个怪胎所为？抑或当初「名义」和「实际」权力一致，便不会有「六四」屠杀？至今习近平严酷控制顶层和中央，大权独揽，难道是接受了「邓胡赵」体制的教训？所以中国只能集权？而当初邓小平启用胡赵，不是被称为「改革、放权」吗？其实，这个体制怪在「垂帘听政」，连大清末年都因为「垂帘听政」而灭亡，中共居然没看见这个惨痛教训，原因便是「历史同构」，想躲都躲不开。
紫禁城干清门西侧路北，有个养心殿，著名的「垂帘听政」遗址。东西两宫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绪）后面听政，中间设置数重纱屏隔开。据说现在还是按当年原样布置。清朝祖制不准妇人干政，以帘子垂下隔开，表示听政的太后不在朝廷上，照现在的说法，是「不好意思」。
这个政治遗址被原样保留下来，或许是某种无意的疏忽，因为现代中国的统治者会不经意地模仿这个样板，却未意识到「历史的耻辱」，虽然也是「不好意思」的。八○年代末期那一幕「垂帘听政」，在赵紫阳口述实录《改革历程》中，有什为清晰的叙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词，非常传神，至少在年龄和性别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现代养心殿」，就是邓府。它在哪里，早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邓大人住在地安门一带，是米粮库胡同的一座「大宅门」，至于几号，说法纷杂，就不去管它了。这条胡同曾很热闹，按民国年间门牌算，一号住过陈垣、傅斯年，三号住过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过胡适，六号是于斌，中国天主教大主教，再往下是一座蒙古王府……说邓府应是四号的最多，即胡适曾住过的宅子，抗战时被花卉写意大师陈半丁买去，园子占地五亩，故以「五亩之园」名之，解放初期陈半丁怕太招人卖掉了，若真是此宅，怎就没留下点﹁文气﹂，好抵消些许暴戾？
「垂帘听政」的决策，便出自邓府。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交代了全部细节：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辞职后的临时守摊「五人小组」（赵薄杨万胡），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今后还参不参加决策？邓与杨、薄二人先密商，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中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
此即「垂帘听政」的由来，原来是在邓府、由元老们自己决定的，赵紫阳只有听命之份，这位共产党的总书记，就像晚清乾清门西边军机处里值班的一个章京。他下台后在这本书里和盘托出细节：「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到后来被证明了。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邓调兵屠城，就是推翻赵紫阳的军事政变。
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 “四二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
3、历史风骚
易中天讲过一件事。
17年冬天，他经过一家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看到店门口贴了一张公告，声称李泽厚将应邀做客此地。路过的青年学生看见告示，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易中天听后感叹世事苍凉：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不过二十年光景，李泽厚就“过”了“气”，无乃过速乎？
然而，就在前几天，“过气”的李泽厚却因版权之争“翻红”了。
堪称八十年代「青年第一书」的《美的历程》，在台海两岸皆陷入版权泥潭。
某日李泽厚在公众号“刘悦笛”上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承认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美的哲学》一书是他的著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
去网上一搜，某网站正在发售《美的哲学》，简介是：‘美学四书’之遗珠，四十年首度重回大陆。销量还不错。
没过多久，李泽厚在声明的评论区补充解释：“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图书，均为其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旧作，篇章版权已归属台北三民书局。”
此际李泽厚已蛰伏于科罗拉多。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城市凤凰城的一座不起眼的设施中，数百具冷冻尸体被保存在低温舱中。
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哪些人把他们的遗体委托给了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但我们至少知道227位“病人”中的一位：中国哲学家李泽厚。
这位中国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为何身后浸泡在冷冻技术的高科技世界中的呢？
1989年民主示威爆发后，李泽厚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据《南华早报》报道，他在2010年透露了“冷冻大脑”的计划。
“过300年或500年后再取出来，”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我想证明文化是否会影响大脑，几百年后是否有可能在大脑中找到中国文化的残留。”
这就是李泽厚的积淀理论。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