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尔德 思想坦克 2025 年 7 月 23 日

近年来在新闻写作与编辑工作上，得到一个颇让人沮丧、也很残酷的结论：只要是和香港有关的文章，点阅率都不会太好。我和一位来自香港的资深新闻人谈到这个体会，她有点无奈地回答：「是啊！对一个不会改变的结果，读者干嘛再去花时间关注？」

2014年波澜壮阔的雨伞运动、2019年激越悲壮的反送中运动，台湾民众守着网路等待运动最新发展讯息、许多人也透过网路协作对香港的运动提供各种后援。

2020年6月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港区《国安法》，香港进人国安法时代，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港人奔逃离散。之前震天价响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刹时消声，「中国香港」取代了「特区香港」──历史就此终结了吗？

台湾有群人不放弃追索香港

香港不再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但台湾学界近年来却越来越关注香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了香港主题研究小组，成立了香港研究资料库；2023年底还召开了一场「当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展现了要让台湾成了全球香港问题研究重镇的企图心。

2025年「台湾香港研究学会」也成立了，定期举办座与研讨会；此外，读书共和国集团的左岸出版社近年来也持续出版有关香港研究的书籍，最近一本《巨浪后：国安法时代的香港与香港人》就是由中研院社会学所香港主题研究小组和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策画，由中研院社会所两位学者梁启智与吴介民主编。

台湾学界为什么要关心香港？吴介民的回答是，「尝试连结上全球香港寻求延续自由民主火种的社群，串起一条跨地域知识网络」。曾经在伞运、反送中时刻关心过香港的台湾民众应会关切：国安法时代的香港社会是一滩死水吗？离散全球的「民主火种」能重新点燃香港的生机吗？而忧心中国对台湾日趋强烈威胁的一般台湾民众更想知道：到底中国「收复」香港的经验，对此时此刻的台湾有什么启示？ 《巨浪后》这本书提供了读者很多解答以及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必须对中国的香港计画进行深入剖析

吴介民在序论中指出，这本书提出三组议题：一、香港对中国发展是否具有价值？中国如何看待这块「新回归」的领土与人民？二、国安体制剧烈破坏了香港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它们是否在短期内难以重生？中国帝国计画是否会遭遇抵抗，而让香港民主运动重启？三、如何发现、诠释国安法时代的抵抗运动。

用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洁的说法，国安法时代的香港就是「双重国安」体制，也就是2020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以及2024年香港立法会依《基本法》23条订立的《国安条例》，两者并行管制。

关心香港议题的人都知道《基本法》23条在近二十年来香港抗争史上的重要意义。 23条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华企图依23条进行有关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等罪行的立法，结果引发七月一日50万人大游行，这是香港史上首次有十万人以上的群众活动。

这场活动主办者是「民间人权 阵线」（民阵）。港区《国安法》通过后，这个组织也已在2021年8月宣布解散。民阵其实是个由近50个政治团体、力团体形成的松散组织，但它为十么能动员50万上街头？中研院社会所客座研究员陈健民指出，社会运动本质是流动的，并不一定需要正式的组织结构，行动者网络更重要。这种「微观动员」、「关系取向」动员能发挥巨大作用。 「网路时代」兴起后， 网路动员更成为社运主要动员方式，「网路社会运动」（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这个概念应用在香港的处境十分贴切，从2003年七一大游行到2014的伞运都适用。

回到「双重国安」体制，陈玉洁提出一个问题：「双重国安」体制颠覆了香港自1970年代在自由主义下发展的「法治」（rule of law），「一向被视为香港核心价值的『法治』，为何如此脆弱？」她的答案是：「缺乏民主基础的法律改革极为脆弱。……独裁者得以轻易拆解法治，掏空法律的规范性意义，将其转变为工具性的『法制』（rule by law）」。

双重国安下的港人韧性

即使在「双重国安」体制下，香港公民社会仍然展现出民主韧性（resilience），海外离散的香港社群也企图保存香港精神，把维多利亚公围六四烛光晚会和香港过去几年的抗争历史结合，将烛光晚会仪式在海外离散港人社群重现传承。

从香港新闻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李立峰的调查，可以了解在民主倒退下的香港，个人与组织如何展现韧性、进行调适，以因应「双重国安」体制下的「软管控」。对于经历过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台湾人而言，书中描述的港人此刻因应「软管控」展现的韧性会心有戚戚焉。李立峰一位受访者说：

国安法下的香港就像一个黑暗大海里的孤岛，岛上都有人在耕耘，但他们彼此看不到对方，需要偶而有船经过，发出亮光，让岛上的人看到彼此，船经过后，大家又各自默默地工作。

郑祖邦等作者都强调独立书店在「双重国安」体制下的社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贩售敏感书籍、办理各式公众活动，试图在国安法的灰色间隙中维持或保留市民一个公共与开放的空间。」对照此刻，7月16日起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开幕，逾770间展商参与，但一些独立书店被拒绝参展。位于深水埗的猎人书店就联合14间独立书店和独立出版社举办民间书展。许多民众积极支持独立书店，猎人书店外面出现排队等着进去的蜿蜒人龙。

回到这本书设定的第一个问题：香港对中国发展是否具有价值？中国如何看待这块「新回归」的领土与人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系教授孔诰烽指出，很多自由派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中国蜕变成以私营部门主导的完全开放经济体，香港做为商品和资本转口港的角色也将终结。但是「中共显然无意取消资本控制和对国企的优惠待遇」，因为中共认为「通过国有银行控制信贷流和通过垄断国企操控经济，是维持政权的基础」。而香港依然是连结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枢纽。

国安法时代，中国与外国资本都流出香港，但是遭到美国抵制、无法用美金结汇的俄国、伊朗、真主党企业的资金却流入香港以规避西方制裁，这些来自「邪恶轴心」的钱填补了流向新加坡等地的资金。未来香港还会不会是中国离岸金融中心？孔诰烽认为，这取决于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以及美中对的发展。

那么香港经验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启示？

中国对港台以收复主义、全球能力来贯彻其计画

吴介民指出，中国同时用国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和全球主义来对待香港和台湾。前者就是藉由声索它认定的「失土」扩张到具有战略价值的区域；后者则是利用边疆与周边以及全球的经济能力促成中国本体现代化；例如利用香港金融实力和台湾的制造业实力。而国土收复主义和全球主义逻辑又受到帝国专制统治逻辑和地缘政治逻辑两者形塑。依帝国专制统治逻辑是不会允许辖下领土享有民主，那会危及统治正当性；至于地缘政治逻辑，目前主要就是美中对抗。

香港和台湾都遭遇「中国难题」，也就是中国帝国想收复「失土」，在民族主义驱动下不断向外扩张，进而让美国开始质疑中国想搞「修正主义」（revisionism）改变目前的世界政治秩序。 「中国难题就是中华帝国重建过程带给世界的危机与挑战。」

中国用国土收复逻辑否定香港、台湾的主体性，又借全球主义逻辑利用港、台来获取经济利益、进行现代化，这个矛盾是港台社会群起抵抗中国的根本动力。

吴介民还指出，帝国有其行事历，「一旦被画入帝国行事历，都是不祥之兆。当它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被写成协议……前景都不容乐观。」例如香港1997回归就是一例。 「对北京，帝国行事历如同一架可以活用的政治鸟笼，它试图锁定国土归复框架，不让时间的涓流侵蚀帝国的牢笼。这是香港蒙难对台湾和周边国家最大的启发。」

最后一段话，也是香港经验对台湾最大的警示。

作者本名郭宏治，资深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 SUNY-Binghamton 社会学硕士，台大经济系学士。

书名：《巨浪后：国安法时代的香港与香港人》
编者：梁启智，吴介民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时间：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