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政府决意练兵

甲午战争惨败，清朝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这一年，1895年，36岁的袁世凯来到了天津小站。

此前一年，当了9年清廷“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在朝鲜呼风唤雨的袁世凯，在清日大战将至的风雨欲来中，化装成平民潜逃回国。此后一年多时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的北洋海军、淮军、湘军等各路军队一溃千里。

目睹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痛心疾首：“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

尽管从自己的叔祖袁甲三开始，袁家几代都是淮军的干将，但袁世凯明白，军制落后的淮军已经腐朽不堪，若要挽救清廷，实现个人抱负，这个日暮西山的帝国，亟需一支新式军队来注入新鲜血液。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系淮军出身，因为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有功，逐渐官升至漕运总督，而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也因为对捻军作战有功，官至江宁盐法道（二品）。官宦之道，文武结合，老袁家到了袁世凯这一辈，袁家就希望袁世凯能考上个科举功名，可尽管读书累得一度吐血，可袁世凯就是连个秀才也考不上，科举，也因此成了袁世凯一生的心病，这也成为了袁世凯后来力主废除科举制的潜在诱因。

读书不行，袁世凯于是决定转而从军，并决定投入他的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淮军将领吴长庆麾下，后来，袁世凯跟人说：“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此后，袁世凯跟随着吴长庆的淮军部队东渡朝鲜，并先后于1882年协助平定朝鲜的壬午军乱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由此名声大振，并因此受到李鸿章赏识，被提拔成为清廷“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这个职务，类似于清廷驻朝鲜的总督，而袁世凯当时在朝鲜的地位，更是俨然是凌驾于朝鲜国王之上的“太上皇”。

1894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军队不堪一击，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次惨败极大地刺痛了朝野上下。清廷上下终于明白，不仅是早已腐朽不堪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不可怙恃，就连一度被视为国之栋梁的淮军和湘军，此时也已是：“窳敝不可用”。

练兵自强已迫在眉睫！

在清廷上下求变、“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氛围中，1894年底，慈禧和光绪皇帝决定组建一支10万人的新式陆军，随后，清廷指派“夙以谈洋务著称“的淮系官僚、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组建新军。1894年冬，胡燏棻开始在天津青县马厂练兵，采西式军制，训练了10营共4750人的兵勇，称为“定武军”。

1895年9月，“定武军”自天津青县（现为河北省沧州市下辖县）马厂移屯天津小站。

10月，清廷改派胡燏棻督办卢汉铁路。

11月，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李鸿藻、兵部尚书荣禄等联名奏请变通兵制，并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军。

12月，从朝鲜潜逃归来、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掌兵多年的袁世凯被授温处道衔，接管定武军。至于远在浙江温州的温处道，挂空名的袁世凯自始至终都没有去上任。

二、袁世凯小站起家

小站，这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却将在此后数十年间，诞生一个影响中国近现代数十年历史的军事派系：北洋系。

小站原名新农镇，此地西距天津六十里，原本是块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了近二十年。1888 年后，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新农镇成为其中一个小站。而随着各种商贸活动的日益增加，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了“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将之称为“小站”。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应战，但旋因战败而四散溃逃，营制不再，此地便成废垒。战争结束后，一支新式部队开拔进来，这就是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1895 年12 月，胡燏棻调任卢汉铁路督办，“定武军”改由袁世凯接手，这既是后者一生事业的发迹之始，也是清末“北洋系”及后来北洋军阀之滥觞。

以原有的4750名定武军为班底，袁世凯开始了小站练兵。

北洋军由此产生，袁世凯由此龙飞。这个字慰亭，别号容庵，从河南项城县走出来的“袁项城”，开始了他人生风风火火的后二十年。

袁世凯先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扩编成7300人。这支仿照德国陆军建制的新式军队，募兵要求年龄必须在20岁至25岁之间，且必须能力举100斤以上，军队实行高工资、精装备，炮兵装备的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57厘米过山炮，步兵则使用奥匈帝国制造的曼利夏步枪，从德国重金聘请了十几位教习。

在用人方面，袁世凯也堪称识人善用，其后北洋系及北洋军阀中的风云人物，大都是在此期间脱颖而出的。当时，袁世凯练兵主要依靠三批人：一是从北洋武备学堂中挑选的优秀毕业生，如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即为其中的佼佼者。小站时期，王士珍和冯国璋被分别委派负责督操营务处，而段祺瑞则被委派为炮兵营统带。二是原“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这些人也大都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三是原湘淮勇营的旧军人，其中包括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的甲午败将，如姜桂题、张勋等人，这些人以其军事经验而被袁世凯收留并加以利用。

由于训练严格，不久之后，这支人数不多的“新建陆军”就名震朝野，凡来观阅之人无不啧啧称奇，皆认为唯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可与媲美。当时到新建陆军参观的英国人贝思福评论说，这是他“在中国看到的唯一一支完全合乎西方标准的真正的军队”。

但这支用公帑募练的军队，却像是袁世凯的“私兵”。袁世凯通过控制军队的俸禄薪酬和官职升降，建立起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袁世凯曾对张之洞讲过练兵的要诀，即：“练兵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最重要的是一点，即‘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钱，一手拿刀，服从则有钱赏，不服从则吃一刀。如此而已。”

当时，袁世凯指使手下在军队的各个营房里，都供设了他本人的“长生禄位“，每天做早操的时候，官兵们都要进行这样一番对话：

“咱们吃谁的饭？”

“吃袁宫保（袁世凯）的饭！”

“咱们应当替谁出力？”

“替袁宫保出力！”

对这种军队私有化的倾向，天津一带的官绅们也看在眼里，“啧有烦言，渭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到了1896年，监察御史胡景桂更是参奏袁世凯“崇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

于是，清廷特派兵部尚书荣禄前往勘察。甲午海战后，荣禄被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此行正是分内之事。

没想到荣禄一到袁世凯军中，立刻被袁世凯编练的新军军容所慑服，于是决定上奏保全袁世凯，并吹捧袁世凯“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督练洋操，选拔精锐，尚能不遗余力，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

在荣禄看来，清廷当时刚逢甲午战败，军纪败坏，原有的湘军、淮军更是溃散不可倚靠，而袁世凯训练的新军不由让他眼前一亮。而在荣禄的保护和拉拢下，袁世凯也顺势投靠在了这位慈禧手下红人的麾下。

1898年2月，将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添募三千人，与聂士成的武毅军扼守北洋门户。

6月，百日维新期间，荣禄被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统领畿辅卫戍部队。命袁世凯将其所辖新建陆军交由荣禄节制。同时交由荣禄节制的还有董福祥的甘军（屡建功勋的旧式军队）、聂士成的武毅军（经过西式军队训练的新军），俗称北洋三军。

9月，戊戌变法失败。9月25日，荣禄晋京议政，乃命袁世凯暂行护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

9月28日，荣禄卸任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仍节制北洋海陆各军。

10月11日，慈禧授荣禄练兵钦差大臣，并指明由他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

12月，荣禄编武卫五军。中军，驻扎北京南苑，由荣禄亲自统帅。前军，由淮军名将聂士成统领。后军，由甘军将领董福祥统帅。左军，由淮军名将宋庆率领。右军，由袁世凯统领。

袁世凯统领的右军，是与八国联军作战后武卫五军中唯一幸存的部队。靠着这个资本，袁世凯一飞冲天。

硕果仅存，这既与战争的具体部署有关，也有小站练兵的功劳。而最具后继效应的，则是袁世凯网罗了一大批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后人称之为“北洋系”。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严格地说，1912年到1948年的民国史上共产生了八位大总统：孙文(临时)、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代）、徐世昌、曹琨、蒋中正、李宗仁(代)。其中的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这四位都是来自”小站练兵团队”。民国期间，前后有三十多个总理，其中小站练兵出来的有唐绍仪、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等九人。除这些人外，日后民国的政要，如徐世昌、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张勋、阮忠枢、李纯、贾德耀、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张树元、郑士琦、何丰林、赵倜、陈宦、王占元、陆建章、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锟等数十人都参加过小站练兵。

三、北洋系崛起江湖

由于参与揭发帝党有功，袁世凯被任命为暂行护理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而袁世凯的老领导荣禄则被慈禧提升为军机大臣，并开始组建一支新军“武卫军”以拱卫京师。

武卫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共五军：其中以原淮军聂士成的武毅军为武卫前军驻扎天津，董福祥的甘军为武卫后军驻防通州，宋庆的毅军为武卫左军驻扎山海关，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驻防天津小站，荣禄则自领1万多亲兵为武卫中军驻防北京南苑。到1899年6月，武卫军正式成军。

当时，武卫军五支军队人数各为1万多人，其中以学习德国建制的袁世凯旗下的武卫右军最为精悍，其他军队则大多为旧式建制。

尽管清廷苦心孤诣训练武卫军，然而在1900年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的激战中，当时清廷最后一支精锐武装“武卫军”的五支部队中：由荣禄直接统领的武卫中军在被八国联军击溃后被裁撤，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在董福祥被撤职后瓦解，宋庆的武卫左军则在庚子事变中被严重削弱，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也在天津八里台之战后几乎全军覆没。

与武卫军其他四支军队或覆灭、或被裁撤不同的是，就在1900年庚子事变前一年，1899年，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由于时任山东巡抚毓贤镇压不力，帝国主义列前随后强迫清廷罢免了毓贤，并指名任命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前往镇压。

因三年来练兵实绩，袁世凯于1899年3月交部“从优议叙”，成为候补侍郎。1899年5月，荣禄派袁世凯率新军8营，以演习为名，开往德州观望山东的动静，向义和团示威。6月，袁世凯被实授工部右侍郎。10月，袁世凯所部击散义和拳朱红灯部。12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所部武卫右军悉赴山东。

1900年3月，袁世凯被实授山东巡抚。袁世凯将武卫右军扩充为一万四千人。8月，八国联军入侵。战后，荣禄的武卫军前、后、左、中四路均告溃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得以保存，袁并响应南方各省发起的“东南互保”。

1901年7月，“自强军”（1895年11月由张之洞创建）调赴山东，交由袁世凯督饬训练。11月，继荣禄之后再管北洋的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李鸿章之位，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官据要津，手握2万余人的新式军队，袁世凯一跃成为当时清廷最大的军事实力派。

鉴于清军在甲午战争及庚子之役中的相继惨败，扩大新军的规模也就成为清廷上下的共识。这对袁世凯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机遇。

1902年2月，袁世凯奏请增募新军。旋派武卫右军营务处候选道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等地严格挑选了六千壮丁，然后将之带回保定训练，六千壮丁共编10营，称为“新练军”。随即以新练军10营为基础，仿照所部武卫右军编制，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慈禧对袁世凯十分满意，又叫他任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3000人，分批到保定训练，称为“京旗常备军”。袁世凯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管制太严惹出麻烦，便奏请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从西安启銮回京。袁世凯带骑兵千人前来接驾，吃穿用度样样周到。慈禧回朝之后，准备正式任命袁世凯为直肃总督兼北洋大臣，满族亲贵多半反对，慈禧讲了一番满汉不分的大道理，于是袁世凯于1902年6月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太子少保衔，并任练兵事务会办大臣，练兵事务一以相委。

袁世凯继续督练新军，同月奏请设立北洋军政司，由袁兼任督办，以作为直隶全省练军的领导机构，并大量任用自己的部下出任军政司各部门要员。军政司下设三处：一是兵备处，以刘永庆总办（后由王士珍接任），主管粮饷、考核、筹备、执法和医务；二是参谋处，以段祺瑞为总办，主管谋略、调派和测绘；三是教练处，以冯国璋为总办，主管学务与校兵。“北洋三杰”到位，“北洋三杰”加上曹锟、张勋又被称作 “五虎上将”。

袁世凯创立的北洋军政司，不仅是之后清廷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后来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标准。

1903 年8月，北洋常备军左镇编齐。袁世凯随后又向清廷上了《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一折，其中详细阐述了规划与督练全国新军的办法。折中，袁世凯请求朝廷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以统一考察全国新军的编练情况。

1903 年11 月，袁世凯的建议被批准，练兵处于次月成立，庆亲王奕劻出任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由于袁世凯先已拉近了与奕劻的关系，奕劻于是大为放手，练兵处所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官员都由袁世凯推荐。推荐的主要干部均为小站旧人，如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为了表示对皇族中军事人材的重视，袁世凯也推荐了一些旗人，如推荐铁良为练兵处襄办（襄同办理）。

一流企业做标准，袁世凯深谙此道。练兵处的各项规章制度，均以北洋军政司为蓝本，一切按北洋常备军的规矩办。借着练兵处的牌子，袁世凯的练兵办法也随着推广到各省，其影响力开始波及全国。待全国范围都开始练兵后，北洋遂成全国新军不祧之圣祖！

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劻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这样练兵处便由袁世凯一人包办，一切要务均由各员请示他裁决。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在强邻的威胁下，大练新军再次成为朝廷内外最为关注的焦点。而按袁世凯的规划，“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其野心、魄力之大，可见一斑。

在清廷的支持下，袁世凯开始了北洋六镇的编练计划。同年，清廷提出了在全国扩编新军三十六镇的计划。

北洋六镇最初练成的是北洋第二镇。1904 年4月，北洋常备军右镇编齐。5月，北洋常备军第三镇编齐。8月，北洋常备军左镇改称北洋常备军第一镇（袁世凯与铁良一起编练，由旗兵组成），北洋常备军右镇改称北洋常备军第二镇。

1905年2 月，袁世凯奏请将所有北洋常备军镇（含京旗常备军）一律整编为陆军各镇，镇的编制相当于现代化军队的师的编制。

之后，北洋常备军第四、五、六镇很快编练完成。至此，北洋六镇大体编练完成，这标志着北洋军的正式成军。而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洋军军队，也从最先的定武军的6000多人，迅速膨胀至近9万人。

北洋陆军第一镇，就是原来的京旗常备军，由凤山统制，后为何宗莲，驻扎北京北郊。

北洋陆军第二镇，就是原来的常备军第一镇，由王英楷统制，后为张怀芝，驻扎山海关、永平附近。

北洋陆军第三镇，就是原来的常备军第三镇，由段祺瑞统制，后为曹锟，驻扎保定。

北洋陆军第四镇，就是原来的常备军第二镇，吴凤岭任统制，驻扎马厂。

北洋陆军第五镇，就是原来的常备军第五镇，吴长纯任统制，后为张永成，驻扎山东济南一带。

北洋陆军第六镇，就是原来的常备军第四镇，王士珍任统制，后为赵国贤，驻扎北京南苑。

北洋六镇，拱卫北京，应该说掌控了清政府的政治咽喉，也可以说袁世凯掌控了清政府的政治和军事要害。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因是旗兵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其主要将领几乎都是袁世凯一手选定，均为小站出身。统制之下，担任协统、标统的还有陆建章、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至于营管带等，那就更多了。

为了检验朝廷军事改革的成效，袁世凯还组织了军事演习。1905年10月，袁世凯组织了”河间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近代化特色的按西式军事理论进行的正式的野战演习，参与这次秋操的官兵人数达到46000多人。袁世凯和铁良被派为阅兵大臣，预先在河间设立阅兵处，派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总参谋，帮助袁世凯等指挥秋操。演习官兵全由北洋六镇中抽出，组成南北两军，南军由王英楷充任总统官，北军由段祺瑞充任总统官。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以显军威。

中外观操者对这次军事演习评价颇高，袁世凯的北洋军因此名声大噪，也给清政府很大的鼓舞。为检阅其他已练各镇的协同作战能力，清廷在1906年的9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秋操，谓之”彰德秋操“。仍由铁良、袁世凯担任阅操大臣，参加官兵总数达到33000多人，仍分南北两军。北军由段祺瑞充任总统官，南军暂由湖北第八镇统制张彪为总统官。

两次秋操，是袁世凯十年练兵、培植个人势力的成果展示。随着袁世凯地位的不断上升，其手下将领及幕僚们也跟着水涨船高，以袁为领头羊、以小站旧人为班底的“北洋系”由此逐渐成型。此时袁世凯的麾下，可谓是人才毕集、将星如云。除一干武人外，袁世凯还在其升迁途中笼络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

1907年4月，徐世昌接任东三省总督，随带陆军第三镇及两个混成旅，北洋势力进入东北各省。

“北洋”一词，早在李鸿章时代即已闻名遐迩，如中外所熟知的北洋水师、北洋武备学堂等。不过，李鸿章时代的“北洋”并非派系而更多的是地域性质，这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时期的“北洋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如此，李鸿章时期的“北洋”对袁世凯时期的“北洋系”仍有奠基之效，如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张一麐在《直皖秘史》中说的，“北洋派之结合，始于李鸿章而成于袁世凯。李鸿章督直二十余年，当时虽无派系之名，实已蓄成北洋派之势力，即为北洋派之胚胎。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督，于小站练兵时，多以北洋武备学生为军官，……惟籍贯虽殊，初无门户之见，同属袁氏部下，统称北洋派。”

四、袁世凯蛰伏待机

袁世凯在清末新政时期虽然做了不少实事、大事，如练兵、警政、实业、教育乃至立宪问题上，其均有突出表现。但他的权势也引起了满人亲贵们的不满与警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御史王乃徵就抨击袁世凯“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群情骇异……可谓古无今有”。

满清政府为了制衡袁世凯，1903年，设立了总理练兵处，对北洋新军实施统一领导。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而铁良则为襄办。铁良虽然表面上是袁世凯的下属，协助他处理练兵事宜，但实际上，他在暗中监视袁世凯。

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新军，权倾一时。为了打压、钳制袁世凯，1905年，慈禧委铁良以重任，铁良由户部右侍郎兼署理兵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不久入军机处，升任军机大臣。铁良随即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还在军中暗自培养自己的势力。他对留日归来的多尔衮后代良弼予以重用，并在北洋军中安插从练兵处广招士官学生，与袁世凯的嫡系进行倾轧。他的目标是从内部瓦解袁世凯集团。袁世凯对此极为愤怒，利用段祺瑞等嫡系人马进行制衡。

清政府初议新政改革，袁世凯通过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主张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另外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职等主张，以削弱袁的权势。也就是说，袁世凯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势之实，那铁良等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

最后，慈禧拍板，否定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1906年11月，清政府开始新政改革，撤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改设陆军部，负责全国练兵事宜。铁良不再担任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专任陆军部大臣，统领一切军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满洲中央政府能全面控制军队。铁良上任后首先对北洋军动手。在慈禧的授意下，他将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等四个镇划归至陆军部，由陆军部直接统领，二、四两镇则暂时由袁世凯调遣训练，形成铁良与袁世凯相抗的“均势”。1907年1月，命满人副都统凤山专司陆军一、三、五、六四镇的训练。

袁世凯本想以退为进，于是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的借口奏请开去八项兼职，慈禧御批：“着照所请。”完全没有挽留之意，袁世凯气得病了好几天。由于奕劻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慈禧也觉得那班旧军人不足以应付危局，预备立宪也需要袁世凯，即发上谕，命袁世凯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又调两湖总督张之洞入京，同任军机大臣。让袁、张两虎离山，同居一笼，互相牵制，这是慈禧居心所在。

袁世凯见大势已去，只得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1907 年9月，袁世凯被上调为军机大臣并兼外务部尚书，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然在班列中位居各部之首，实际上却是被明升暗降，袁世凯本人也失去了军队掌控权。由此，袁世凯渐与北洋各军脱离关系。

在这场袁铁之争中，铁良似乎占据上风。然而，袁世凯树大根深，北洋六镇本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里面的所有军官都是他的心腹。所以，尽管铁良是名义上的军队首领，但实际上他根本无法指挥，袁世凯仍在暗中控制着北洋六镇。

而这个外务部尚书职务，还给袁世凯带来了未曾料到的好处。由于掌管清朝对外交涉事务，袁世凯同帝国主义列强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对他辛亥革命后的东山再起以及主宰民国起到了重要的重要。

1908年11月，光绪、慈禧皆去，清廷重心移到摄政王载沣头上。载沣便会同铁良、良弼、善耆、载泽等谋划杀袁世凯。载沣命度支部尚书载泽夜访张之洞，把杀袁的意思一说，张之洞急谏“天下方在多事，怎可骤杀重臣？务请禀告摄政王，镇静宽大为宜。”载泽再问计于张之洞，张道：“开缺回籍，已经够了，夺了袁氏大权，便无所作为，不足为患。”载沣密电北方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六镇统制赵国贤征求意见，回电都认为袁的羽翼已成，遍及各镇，如果操之过急，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如先免其职，以免发生兵变，影响朝廷安危。

1909年1月，载沣遂替袁造了个“观患足疾，步行维难”之借口，着回河南原籍养病（“回籍养疴”）。

而载沣和铁良都是满人，本应共同对敌袁世凯。但铁良因劝说隆裕太后训政，企图排挤摄政王载沣未遂，于是载沣免去铁良陆军部尚书之职，将兵权收归皇室。之后，为了防止铁良和各镇的官兵串通，于1910年8月将赋闲的铁良外派为江宁将军。

袁世凯虽然赋闲，但北洋军大势已成。袁世凯被贬黜后，隐居在河南彰德北门外洹上村的养寿园韬光养晦，并暗中控制北洋军。期间，他经常装扮成渔翁假装在洹上村钓鱼自娱自乐，颇有一幅不理红尘世事的感觉，期间，他还写下一首诗言志：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1910年9月，清廷命近畿陆军一、二、三、四、五、六各镇均归陆军部直接管辖，裁撤近畿督练公所。

五、袁世凯重新出山

1901年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1906年9月发出“预备仿行立宪”的上谕，各地资产阶级纷纷成立立宪团体，掀起立宪运动。1908年11月，光绪帝和那位氏相继死去，宣统帝继位，由醇亲王载沣摄政，下诏“重申实行预备立宪”，在中央设咨议机关资政院，在各省成立谘议局。

谘议权小，然民智一开，遂成不可收拾之局。立宪派挑头主张立即设立内阁与国会。载沣害怕权力被立宪派人夺去，急忙成立了一个内阁，将原来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改称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换个马甲，皇族内阁开张，13个大臣，满人8人，皇族5人。民意汹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也登上了清末的政治舞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11日，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出任都督。

形势急转直下，怎么办？摄政王载沣六神无主，隆裕太后唯有痛哭，掌握兵权的军谘大臣载涛和毓朗、陆军部尚书荫昌等，都是些缺乏实际办事经验的纨绔子弟。事情推到了皇族内阁头上。

12日，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召集内阁会议，决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命海军提督萨镇冰抽调军舰驶入长江赴援。

未经战阵的荫昌奉命督师！这位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走进军机处，当众高声嚷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呢，还是用脚去踢？”

奉命调往湖北的陆军，乃第4镇和第2镇第3混成协、第6镇第11混成协，都是北洋陆军的精锐。同时，也都是袁世凯亲手训练出来的。第4镇统制吴凤岭以及不久继任的陈光远、第3混成协统领王占元、第11混成协统领李纯都是袁世凯的心腹，素来只知有袁宫保，不知遵他人命令。

荫昌率领这样的军队去汉口外围同起义军作战，没有多大进展。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又有湖南、陕西、九江相继独立，清廷慌了手脚，必须请开缺回籍养疴两年多的袁世凯立即出山！

14日，清廷授袁世凯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着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清廷显然是火烧眉毛！袁世凯却不能急，他奏称：“旧患足病，乞今尚未痊愈。”袁世凯的目的是要更多的权力。荫昌作为陆军大臣在前线督师，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他节制调遣，袁世凯自然也要受荫昌的指挥，不仅难以有多大作为，而且为人火中取栗，将来自己的结局依然难测。袁世凯看准了这一点，自然是不会迅速赴任。

抓住时机，袁世凯提出六项条件：一是明年开国会；二是组织责任内阁；三是开放党禁，四是宽容革命党；五是给予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是保证粮草的充足。

载沣只有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希望他赶快前往前线，镇压革命党。于是，将荫昌调回，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给予湖北军务全权。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所有赴鄂海陆各军，长江水师及第一、二两军，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全部军权掌握在手中，10月30日，袁世凯的“旧患足疾”霍然痊愈，即从彰德南下，接任视事。

11月1日，北洋军攻入汉口。

袁世凯在清政府的声望顿时陡增，清廷不得不把他看作唯一可资倚靠的南天柱。北洋军攻入汉口当天，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立即奏请辞职，退位让贤，袁世凯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但袁世凯说不是国会选举，不敢就职。没有办法，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这样，袁世凯在蛰伏两年多以后，利用革命党的兴起，倚靠着北洋六镇的门生故吏，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攫取了以往任何一个汉人都不曾有过的权力。

但袁世凯仍不立即北上就职，他要确实控制北方局势后，才去北京。11月7日，他派人到石家庄刺杀了有强烈革命倾向的第6镇统制吴禄贞，将第6镇收归旗下。11月18日，袁世凯命段祺瑞为第6镇统制。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派人暗中与南方立宪派人以及帝国主义者接触沟通。

他做了这一切后，才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1月15日，袁世凯公布了内阁名单，他的亲信居于重要位置：陆军大臣是王士珍，民政大臣是赵秉钧，邮传大臣是杨士琦。立宪派代表人物也有了位置：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为司法部副大臣。

袁世凯在指挥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阳，炮击武昌的同时，致书黎元洪，进行”和平”试探，动员外国领事也出面”调停”。黎元洪也是求之不得，加紧与革命党人磋商。

12月 2日，南北双方达成武汉地区停战协。同日，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作出决议：“虚临时总统位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12月3日，革命党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的文件，其形式虽不十分完备，但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共和政体，宣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并成为以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作为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颁布前过渡时期的法律性文件，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大纲规定，中华民国依照美国宪法，采用总统制。

早在11月12日，雷奋、沈恩孚、姚桐豫及高尔等以江苏都督府代表和浙江都督府代表名义通电全国，促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商讨筹组临时政府事宜。11月15日，上海、江苏及福建三省代表召会议，议决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以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各省代表赴武汉，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2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通过，来自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及广西等10省共22名都督府代表签字确认。会议并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2月14日，奉天、山西、江西及广东四省代表签名追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方法、临时大总统之权力等。1912年1月2日，为了便于安置黎元洪和各派头面人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修订了组织大纲，增设临时副总统，并规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

皇权犹在，袁世凯寝不安席。于是策划削减君权，加重阁权。袁世凯呈递停止入对奏事说帖，清廷允准，自此一切政令均集中于内阁。但摄政王犹在，袁世凯仍觉不便。12月6日，清室被迫准许载沣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朝廷用人行政，悉归内阁。袁世凯又将禁卫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调心腹将领、忠诚的“北洋之狗”冯国璋接充第二军总统，负责畿辅和海防一带防务，兼充禁卫清军总统官。

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袁氏谈和。袁世凯此时的身份为清政府的“责任内阁”，为议和，他启用“老伙计”唐绍仪。

12月18日，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举行首次会谈，达成了湖北、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

12月20日，英、美、日、俄、德、法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对和谈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提出”须早日解决和局，以息现争”，其主要矛头指向南方革命当局。

进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竭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一些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也附和这种主张。伍廷芳代表民军坚持和谈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但又暗示对方，只要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赞成共和，革命党人愿以大总统的职位作为报答。

六、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

南北和谈的同时，11月24日，孙中山从法国回国，12月25日抵达上海。

此时南北议和代表正在沪上。议和的谈判已进行两轮，会上决定，一是马上停止战争，二是确定国家废专制为共和体制。双方代表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多少阻力。

革命党领袖归来了，革命党利用孙中山的影响，迅速改变策略：在清帝宣布退位前，革命党人自行冠冕。

12月27日晚，各省代表举行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新政府实行总统制。会议同时决定：改用阳历，启用中华民国纪元。

各省代表会议指派代表赴沪，欢迎孙中山，代表们就拟选他为临时政府大元帅一事，征求他的意见。孙中山当即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

代表们回道：“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决议此职暂时留以有待。”

孙中山道：“那不要紧，只要袁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孙中山反对大总统之前冠以“临时”二字。

12月28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

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临时大总统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候选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选举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因此，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

当晚10时，就职典礼在临时大总统府（太平天国天王府）里举行。首先，由独立各省代表会的临时议长宣布选举结果；随后，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就职典礼后，孙中山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称：“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临时政府谋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这一天本应是宣统三年农历十一月十三，不过现在这个旧历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民国的新纪元从这一天开始，民国的历史就此拉开了帷幕。

选出临时大总统，成立临时政府，对袁世凯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必须及时逼清帝退位以建民国首功！

孙中山在妥协势力包围下，也觉得这个胜利果实得来太容易，心里不踏实，遂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

但袁仍不放心，表面上用电报与伍廷芳就停战撤兵、国民会议、临时政府和清帝退位等问题进行激烈的论争。同时却密令唐绍仪留沪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后的优待办法及孙中山辞职和袁继任总统等问题。与此同时，袁授意段祺瑞率北洋将领联合发电，胁迫清廷开皇族会议，宣布共和。

就位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立即组织临时政府。成立政府需要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

各省代表会在致各都督府的电中说：“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立须组织参议院。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议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参议员三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遣参议员三人，付与正式委任状，尅日来宁。参议员未至以前，每省暂留代表一人以至三人，驻宁代理其职权。”

1月3日，各省代表举行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以全票当选，并兼领鄂督。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一面建立法制，一面准备北伐，一面与袁世凯进行议和。1912年1月6日，北伐联军总部从上海移往南京。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同时制定了6路北伐的计划，并通告黎元洪执行。

1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参议院由17省都督派代表组成，系临时性国会，为临时政府最高立法机关。29日，选举林森为议长，陈陶遗为副议长。

七、袁世凯接掌民国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了，但中国北方还有一个政府，那就是北洋系拥护的清政府。南北政府并峙，仿佛南北朝格局，但南方实力弱小，不能不选择妥协。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一时鼻子气歪：我累死累活忙了半天，半路杀出个孙中山，是可忍，孰不可忍？袁世凯立即命令北洋军炮轰武昌。黎元洪马上配合，他电致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吹嘘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这次未能当选大总统，识者惜之，还说：“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与选？”

同时，袁世凯将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撤下，并宣称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通通无效，之后的谈判必须由他本人来亲自负责。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公开声称“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云云，作为对南京革命党人的反击。尽管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申明他只是暂时担任组织政府之责，望袁早定大计。但袁世凯并不放心，孙中山已经当了临时大总统，如果他后来不愿让位，我袁世凯岂不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推倒唐绍仪秉承他的意旨同南方所达成的协议，为自己下一步行动留下可进可退的余地。

为了给南方的革命党制造些压力，袁世凯在孙中山就职的第二天又唆使自己的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多个北洋军将领发表通电赞成君主立宪，这些武人们声称，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北洋军势必拼死抵抗。袁世凯不仅用这个电报来恫吓革命党，还拿着这个电报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一激动，300万两内孥出手！

事实上，袁世凯也不想打仗。他表面上威吓说要与南方革命党兵戎相见，但在暗地里，南北谈判其实仍旧在继续进行。革命党在袁世凯要动武的恐吓之下很快就妥协了，称“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民国的大总统便非袁世凯莫属”。南方革命党想以总统之位换取他支持共和，袁世凯听说后佯装大怒：“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

做戏归做戏！随后，袁世凯又发电报质问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选举总统到底是何用意？假设国会议决实行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取消？”在得到南方革命党选举他做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再三保证后，袁世凯随后又表示，等到“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

同时，袁世凯也提出要求，那就是革命党必须承诺在清帝退位后给予清室优待条件，他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临时政府的北伐进展迟缓，一则因为停战议和是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确定的方针，二则是新成立的诸多党派拥黎拥袁。孙中山事实上已不可能改变南方各省“举袁”的方针，只能继续同袁世凯议和。

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仍令他与伍廷芳进行秘密交涉，并大体上达成清帝在优待的条件下自行退位，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协议。

接下来，袁世凯开始了他的逼宫计划。

袁世凯首先秘密地把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庆亲王奕劻，说这是对清室和满人最为安全有利的办法。

1月11日，北洋军全体将领通电清廷，称军情紧急，请求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这其实是袁压制清廷主战派的手段。

1月12日，清室的王公亲贵就议和形势召开秘密会议。会上，奕劻配合袁世凯在宫廷会议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件，除少数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大多数人意气消沉，会议无结果而散。

1月16日，袁世凯随同奕劻进宫，他一面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向隆裕太后报告了“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六镇已经无法防卫京津；人心涣散、如江河决”的险恶形势，一面又向隆裕太后说了一通“变更国体，实行共和，换取优待条件”的好处。

见隆裕太后还没明白他的意思，袁世凯于是大加恐吓，并举法国大革命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斩首的例子说：

“读法兰西之革命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在此情况下，隆裕太后被吓得当场痛哭流涕，直接对着袁世凯安排的几位内阁大臣们说：“我们母子二人，命悬卿手，总要卿好好办理，好好歹歹，教皇族无恙、我们母子得以保全，此刻我也顾不得列祖列宗了！”

1月18日，孙中山以提出辞临时大总统5项条件（“五条要约”）的方式向袁摊牌，意图做实南京临时政府。1月22日，5项条件经各省代表会议通过，同日又以公诸报端的方式将幕后谈判全部曝光，势同最后通牒，这让袁世凯极其尴尬和不满。

孙中山提出的清帝退位及主动辞职五项条件的内容是：1. 清帝退位应由驻京各国公使或其派沪领事转告民国政府；2. 袁宣布绝对赞同共和主义；3. 孙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之后即辞职；4. 由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总统；5.袁在被选为临时总统后必须宣誓遵守参议院所定宪法。

1月24日，南京临时政府改大清银行（前身是成立于1905年的户部银行，具有中央银行性质，1908年清政府将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1912年至1928年期间，中国银行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

清帝退位一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宗室里的一些人怒了，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毓朗、良弼、铁良等人组织了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来对付袁世凯。袁世凯想除掉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亲贵，但考虑到良弼任禁卫军第1协统兼禁卫军训练大臣，有操纵禁卫军的实权，除之不易，且则杀掉皇族很可能会惊动整个清室，不利于他稳妥地从清室手里接过权力。于是，汪精卫出场了。经过一番云山雾罩的交流，汪精卫明白了袁世凯的意图：要他刺杀良弼。汪精卫胸脯一拍：“我当尽力而为。”于是汪精卫找到同盟会京津分会军事部部长彭家珍和黄复生等人，他们的暗杀名单上有袁世凯、良弼、荫昌、载泽等清臣，志同道合啊。于是，1月26日傍晚，良弼被炸死于其私宅大门口，执行暗杀任务的彭家珍与之同归于尽。

清帝退位的事，还得加一把火！1月26日，在袁授意下，段祺瑞等北洋军五十位将领发布了《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要求清廷立即实行共和，向隆裕太后逼宫。

2月4日，孙中山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讲话：俟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辞临时总统职。

2月5日，段祺瑞又发表《乞共和第二电》，毫不客气地说，如果王公大臣们继续阻挠共和大计，那么他们就要率领军队直接进京，跟王公大臣们“剖陈利害”，直接以武力恐吓隆裕太后，嗣即由湖北孝感撤兵北上。

南北双方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满清王室无一人有靖难护国之意，隆裕太后母子还在等什么呢！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末代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礼。那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仍然称病不入朝，他委派外交大臣胡惟德率领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10名国务大臣入朝。隆裕太后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

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

2月13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并向临时参议院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第一轮博弈，北洋系赢了。

必须昭告天下，以明正朔所在！此前，南京临时政府已于1912年1月29日创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现在清朝亡了，袁世凯马上在北京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并于次日（2月13日）创刊北京《临时公报》，每日一期。

现在该为袁世凯总统办手续了，南北两个临时政府继续展开谈判。

孙中山在提出辞职咨文的时候，就想不能随便将临时大总统让出去，需要给袁世凯加一些约束！为了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孙中山坚持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坚持以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辞职三项条件。也就是说，袁世凯必须离开他北方的政治基地，而且权力必须受《临时约法》的约束。

袁世凯被迫让步，接受了在南京就职，并在南京办公的条件。

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职。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人各投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决议建都南京。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第二届临时大总统选出后，2月18日，参议院派出专使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由上海赴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表面同意南下，并于2月27日开正阳门，隆重欢迎蔡元培等人。暗中却加紧策划阴谋。

2月29日，北京却爆发了兵变。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统辖的士兵哗变，叛军攻入北京，大肆纵火劫掠。有一些士兵甚至还闯入了蔡元培、宋教仁等的下榻处，舞刀弄枪进行威胁。蔡等被迫避入六国饭店。

3月1日，兵变蔓延到西城。3月2日，北京变兵窜入保定。3月3日，天津兵变。帝国主义列强借口北京兵变，相继调兵入京。

袁世凯借此拒绝南下。蔡元培等一时不明真相，于3月2日致电南京，陈述袁世凯不能南下的原因。南京方面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与袁相呼应，许多革命党人也随之附和。

3月3日，中国同盟会改为公开政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国出现了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中，以立宪派人为主体，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对同盟会十分不利。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又成为在野党。这时，孙中山、黄兴等人深感加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十分必要，他们指定居正等负责改组大会的筹备工作。3月3日，同盟会召开本部全体大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刘揆一、平刚、田桐、居正、马君武、李肇甫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同盟会改组后的宗旨是“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最大政党。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不数月间，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18行省。

3月6日，临时参议院开会议决准许袁世凯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定都就职之争，又以南方的妥协而告一段落。袁世凯阴谋得逞，北洋军阀统治自此开始。

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届内阁的总理。15日，袁世凯下令北方各省的总督、巡抚改称都督，职权仍旧。

袁世凯当了老大，办公地点定在北京。眼瞅着北洋系连赢两阵，南方不得不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必须是最后底线，不能再退了！

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具有“宪法”性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3月11日公布实施，以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实际上，它是为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而为袁世凯大总统量身定做的。

临时约法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它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是“责任内阁制”。也就是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内阁，总理有权，大总统无权。其实，革命党一开始的想法是效仿美国，搞总统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对此作了规定。但面对眼下的局势，如果继续实行总统制，革命党在与北洋系的斗争中，必然会全面落下风。于是，革命党不再提总统制，转而选择内阁制。在革命党人看来，就算他袁世凯坐了大总统的位置，也没关系。只要搞内阁制，把议会控制住，到时候仍然能制衡袁世凯。

面对革命党抛出的临时约法，袁世凯并没有放在眼里。他做出了两手回应。

一是以大总统名义，将北洋系的心腹将领全部高升。其中，段祺瑞出任第一届内阁的陆军总长，节制全国陆军；冯国璋出任军事处处长，掌禁卫军；段芝贵任拱卫军总司令，掌握北京的卫戍部队。还得枪杆子说了算！

二是请梁启超组建党派，替自己参加大选。按袁世凯的设想。先来文的，与革命党进行选战。选赢了，便罢了。失败了也不怕，反正自己手上有兵。到时候武力解决问题。

3月29日，袁世凯任命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出席参议院会议，发表政见，并提出20位总长人选。参议院投票结果为：外交陆征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原提议的交通总长梁如浩因未获半数同意，决定先由唐绍仪兼任。4月6日，参议院同意施肇基为交通总长。唐内阁的10名阁员中，同盟会籍的阁员占有一半，即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和新入会的唐绍仪。从表面上看，这个内阁是以同盟会为中心的混合内阁。但实际上，内阁中的要害部门：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外交都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或追随者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陆征祥手里。因而混合内阁的实权，却完全操在袁世凯手中。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行辞职礼。同日，他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解职后第一篇演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4月3日，解职后的孙中山离开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这里被袁世凯设为南京留守府，黄兴任南京留守。

袁世凯为了缓和南方军人的情绪，便在内阁成立的次日，发布委任黄兴为参谋总长的命令，黄辞不就。袁世凯改任黄兴为南京留守，统率南京附近集中的10余万军队，表面上是倚重黄兴，实际上是要黄兴来替他稳定南方局势，并替他遣散南方军队。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80个师团，约45万人，这是袁世凯的一大心病。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要求军人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对于南方各省的军队，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队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6省，裁兵27个师，计36万人。在湖北，黎元洪裁减了7个师，7万人。但袁世凯的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6月14 日，袁世凯以“有碍行政统一”为由撤销留守府，并命江苏都督（之前驻苏州）程德全入驻成立江苏都督府。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7月15日，黄兴占据江苏都督府，在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宣布江苏独立，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并亲任总司令。

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自即日起迁往北京。4月7日参议院发出通告说：“本院已议决迁往北京办公，自本月初八始休会15天，于本月21日齐集北京。”

4月21日，中华民国国务院在北京成立，唐绍仪任内阁总理的民国第一届内阁走马上任。

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北京举行开院典礼。

孙中山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中，提出在“倾覆专制政府，拥护共和政体，使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的条件下，才解除临时大总统之职。不想他解职后，袁世凯却不断破坏共和政体，甚至恢复帝制，终于引发二次革命。

八、革命党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没能毕其功于一役，迫于形势，革命党将革命果实拱手让于袁世凯。但民主共和尚未实现，革命党人并未停止革命。在“责任内阁制”下，双方斗争焦点转向责任内阁。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

1912 年5月7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国会采用两院制。

6月15日，唐绍仪被袁世凯所逼，离职出走天津，袁世凯于6月17日任命其亲信外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6月29日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

7月18日，第二任国务总理陆征祥向参议院提出新内阁人选，遭参议院否决，一些参议员还提出陆不配做总理。陆征祥遂辞职养病。袁世凯想让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兼钧接替总理，但担心不能为参议院通过，于是任命赵为代理总理。又声言：国务总理人选，待孙中山、黄兴来北京后商定。

8月10日，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公布。南京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规定，要在其施行10个月内，需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选举。

袁世凯由于迫不及待地急切登上大总统宝座，要求临时参议院尽快制定出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选举法及相关施行细则公布后，参、众两院议员的争夺由此拉开序幕。

袁世凯深知孙中山、黄兴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他们采取拉拢欺骗的手段。8月中旬，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离上海赴北京，商谈有关筑路、练兵事宜。8月18日，孙中山抵京。

同月，宋教仁将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创建兴中会。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为中国同盟会。1912年3月，同盟会宣布公开活动，正式改组为政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4月，同盟会本部北迁北京。北迁后，同盟会已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议席。宋教仁等感到要实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以与袁的独裁相抗衡，就必须联合其他小党团组成一真正强大的政党。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4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在北京的孙中山来到会议现场–北京湖广会馆，祝贺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五党合并，宣布五党合并后的民国第一大党–国民党成立。

袁世凯力邀孙中山、黄兴北上时，黎元洪也在邀请之列。但在8月15日，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杀害了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因之而不敢北上。而在孙中山的敦促下，黄兴于9月5日离沪北上。北上途中，9月7日，黄兴与黎元洪、段祺瑞被袁世凯授为陆军上将。

9月24日，经参议院通过，赵秉钧上任，代替离上任还差6天才满3月的第二任国务总理陆征祥。

袁世凯与孙中山、黄兴在北京会谈商定“内政大纲八条”，后征得黎元洪同意，以四人名义于9月25日宣布。“八大政纲”的第一条就是“立国取统一制度”，强调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国家统一。

国民党改组后，宋教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民国第一届议会选举活动中，到处演说，大力推动国民党参与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

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经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主持，全国各地根据选举法选出参众两院国会议员。由于当时政客跨党是普遍现象，故各政党在议会中的具体人数难以确切计算。国民党依靠其掌握的地方政权，获得了两院议员的多数席位，在参众两院中均为第一大党。在众议院的596席中，国民党占到269席。在参议院的274席中，国民党占到123席。

国民党议席虽未超过半数，但袁世凯控制的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三个党，其参众两院总席位只有223席，远低于国民党。宋教仁在当时曾踌躇满志地展望政党内阁的前景：“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国民党组阁已成定局！袁世凯看到这个结果，也不着急，反正宋教仁要到北京组阁，这里是自己的地盘。

两院国会议员选举落幕几天后的1913年3月20日，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遭黑道分子枪击，3月22日不治身亡，终年31岁。

国民党人一下子就沸腾了，说这绝对是袁世凯指使的！袁世凯表示，这事自己不知道。宋教仁之死，成了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一年多以来，国民党对袁世凯各种行为不满的一个宣泄点。

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回到上海，当晚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解决宋案的策略。孙中山力主用武力讨袁，黄兴等人主张慎重行事。黄兴想走司法程序。孙中山被黄兴一通劝，也逐渐冷静下来。

就在国民党人群情激奋的气氛中，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开了幕。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在北京举行，参议员274人，众议员596人。后来在4月25日的参议院正、副议长选举中，国民党参议员张继、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在4月26日的众议院正、副议长选举中，国民党均告失败。从此之后，国会两院内部，国民党议员与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环绕着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问题，呼应着院外国民党同袁派及拥袁派势力斗争，彼此施展种种手段，展开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

4月25日，江西都督程德全等公布宋案真相，袁世凯为刺宋的指使者，一时群情激奋。正在此时，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出来火上浇油。

辛亥革命后，北洋系政府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国际银行团贷借长期巨额借款。1912年2~6月间，国际银行团提供了5次垫款。1913年 4月26日，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和北洋政府代表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以盐税、关税为抵押。按照合同规定，借款额中必须扣还附件中各项到期应还的中央和各省外债及赔款本息，这些扣款就超过了借款额的半数，实际到手的只有1020万英镑。也就是说，砍头息高达60%！

现在已经是民国了，条约还是卖国的！而且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政府借款，要经过国会通过后才能签字。然而袁世凯为了借钱，绕开国民党控制的国会，自作主张签了字。视临时约法如草纸，视国民党如无物。并且，袁世凯借钱，意图打仗，收拾的对象就是国民党。是可忍，孰不可忍！

4月29日，参议院否决善后大借款。5月30日，受袁世凯拉拢的17省都督（当时中国一共22个省），联名致电国会，要求国会承认善后大借款，无奈之下，国民党议员只好妥协。

至此，关于善后大借款的斗争，以袁世凯的胜利告终而结束。但是此时的国民党也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认为宪法对他毫无用处，于是开始准备武力讨袁，二次革命箭在弦上。

袁世凯决定先发制人。6月9日、14日、30日，分别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以黎元洪继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以陈炯明继任）、安徽都督柏文蔚（以孙多森继任）等国民党要员之职，正式向国民党开战。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举起讨伐袁世凯的大旗，很快得到响应。14日，黄兴逼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17日，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18日，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接着，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相继独立。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准备北上。“二次革命”爆发。

7月22日，袁世凯以政府公报形式发布《平叛通令》。

讨袁军虽然声势不小，但实际是乌合之众。很多“独立”的省份，也只是表表姿态，坐观成败。几路北洋军南下，下湖南，入南京，进四川，所向披靡。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纷纷“倒戈”。

8月，段芝贵所部北洋军攻占湖口、南昌。9月1日，张勋等部攻占南京。

李烈钧、柏文蔚、江苏都督程德全均逃走，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二次革命”仅一个多月就失败了。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

“二次革命”的失败，对当时的民主政治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影响：原本在临时约法框架下行事的临时大总统，顿时成了脱缰的野马！

民国初期，袁世凯忌惮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和威望，尚有收敛，但今次国民党如此不堪一击，大大出乎袁世凯的预料。民意不过如此！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在1913年7至12月，先后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除了川、黔、滇、桂四省，他基本上占踞了中国南部，使自己走向了统治的顶峰。

九、袁世凯总统开历史倒车

此后，袁世凯开始进行权力集中，大步迈向帝制。首先一步，就是将临时大总统变成正式大总统。

根据《临时约法》，先由国会制定正式宪法，然后根据宪法选举正式总统。其时，国会里国民党还占着多数，为了取得国民党的支持，袁世凯的做法是威逼利诱。

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参众两院里群龙无首的国民党籍议员，在袁世凯的拉拢下分化成为许多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均不同程度地倒向了袁世凯。为了迎合袁世凯的心意，议员们告诉老袁，可以先选正式大总统后制定宪法，当年民主国家美国就是这么干的。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操纵国会的第二大党、第三大党和第四大党合并为一个党，即将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这么一来，参众两院已经成为袁世凯可以随意拿捏的玩物。

8月5日，袁世凯指使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19省区军事长官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订宪法。进步党为讨好袁世凯，竭力捧场；国民党也不敢抗命。

9月5日，参、众两院决议通过先选总统案。

10月4日，宪法会议赶制出《大总统选举法》。为了陪衬总统，国会把“共和元勋”黎元洪拉出来作为竞选对手。

为了赶在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登上总统宝座，袁世凯胁迫国会于10月6日仓促进行总统选举。10月6日一大早，他派出拱卫军司令李进才率数千军警、流氓、地痞，改穿便服，打着“公民团”的旗号，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声称“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议场一步。”袁世凯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100余名议员组成的御用公民党更是积极展开拉票活动。

选举开始，到会议员759人，按规定得票必须超过四分之三，即570票才能当选。但由于是无记名投票，仍有不少议员对袁世凯心存不满。第一轮投票，袁世凯得票471张，第二轮投票得票497张，均未能达到法定的多数。按照《总统选举法》，两轮投票未能选出，应延至第二天再选。

这个最坏结果，袁世凯已经想到。于是，助选团拉高声量摇旗呐喊。议员们不得不忍饥挨饿，进行第三次投票。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终于在第三轮以703票中507票赞成，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

10月7、8、9日，英、俄、法、德、意等11个欧洲国家承认袁世凯政府。

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标志着北洋政府正式形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和平的方式完整继承前朝疆域的政权，也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

1913年10月10日10时10分，袁世凯、黎元洪在太和殿正式就任正、副大总统。

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时，参议院全票通过，相当风光。现在选正式大总统，三轮投票才勉强当选，袁世凯有点恼羞成怒，决定找国民党秋后算账。随着统治的稳固，袁世凯可以放开手脚了。而《天坛宪法草案》的出笼，更让袁世凯觉得这事拖不得了！

这个“天坛宪草”，颇有些名头。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4月8日成立后，决定由参众两院各选30人为宪法起草委员，起草宪法。10月14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完成，因于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而得名《天坛宪法草案》，简称“天坛宪草”。《天坛宪法草案》对总统权力颇多限制，令袁世凯大为不满，强令修改，但由于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国民党议员占多数，故并未采纳袁世恺所提各项要求。10月30日《天坛宪法草案》完成3读，并于11月3日提交宪法会议，准备公布。

11月4日，借京师大学堂戒严处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数十封往来密电的机会，袁世凯以国民党参与叛乱、“乱党首魁与乱党议员潜相构煽”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所有机关和支部也被勒令解散，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议员资格。当日下午，北洋军警即查封国民党本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坛最大的政治势力之在一瞬间土崩瓦解！

11月5日又包围国会，收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证章。两天之内，被收缴证书、证章的国民党籍议员达438人，超过国会半数，致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停闭。

同日，袁世凯政府同俄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向俄国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权。

11月10日，宪法起草委员会自行解散。11月12日，袁世凯政府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11月14日，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会议院议长汤化龙联合发表声明，宣布国会停会。

国会虽然停摆，民主的样子却不能没有。11月26日，袁世凯组织政治会议，以篡夺国会的职权。政治会议在中央由总统派出8人， 总理派出2人，每部派出1人，在地方由每省派出2人，蒙、藏地方各派8人，共计80人组成。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李经羲为议长，张国淦为副议长。政治会议虽具国会形式，实为袁世凯的御用机构。

国民党被解散后，所谓国会已经无法满足法定人数，其他政党也就成了摆设。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会，停参、众两院议员职务，将议员资遣回籍。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国会没有了，下一个目标是《临时约法》，这玩意儿太碍袁世凯的事。

1913年12月22日，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约法增修咨询案”。作为咨询机关的政治会议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便建议袁另组造法机关，以表示尊重约法。

1914年1月11日，袁世凯就如何另设造法机构再次咨询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建议设“约法会议”。1月26日，《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公布，袁世凯下令组织约法会议。3月14日，约法会议“当选议员”公布，共五十七人，其中北洋派官僚占绝大多数。

3月18日，约法会议开幕。20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出“修改约法大纲七条”。依据袁世凯提出的大纲，约法会议很快就炮制出所谓的《中华民国约法》。

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正式公布，同时废除《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采取极端集权主义，完全否定了民国以来的民主主义精神，通篇贯串着封建专制“大一统”、“定于一”的皇权思想。《中华民国约法》修改了《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原则，不仅实行总统制，而且总统事实上不受任何约束。

《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当天，袁世凯即通令全国，撤销了国务院，在大总统府设政事堂，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国务总理变成国务卿，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国务卿以下，设左丞、右丞。左丞是杨士琦，右丞是钱能训。

5月26日，参政院成立，取代政治会议，代行立法院职权。黎元洪、汪大燮任参政院正、副院长。并依新约法规定，任命参政73名，均由袁世凯亲自指定。

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6月30日，袁世凯废除各省都督，设“将军”和“巡按使”以分掌各地的军政和民政。

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国民党溃不成军。孙中山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主要问题是国民党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反对立即反抗袁世凯，主张缓待时日，待机而动。黄兴为避免黄、孙矛盾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决定离日游美，使孙中山行其所是。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熊克武等人则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许多省建立了支部，坚持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但成效不彰，1919年10月，在俄国十月革命和 “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将该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

8月3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交部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法、俄、德、日等租借地交战。8月6日，北京政府发表中立宣言，公布《局外中立条规》。8月8日，日本拒绝中国限制战区建议。8月11日，外交部取消限制战区建议。8月12日，各国承认中国中立。

9月2日，日军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至11月，先后占领莱州、平度、淮县等地及胶济路和青岛。袁世凯政府划定龙口、莱州及胶济湾附近为日德战区。

9月，中、俄、蒙代表在恰克图举行谈判。自从外蒙宣布“独立”后，沙俄为控制外蒙，又不致引起国际干涉，力促中国承认外蒙“自治”。中俄双方为此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

12月23日，袁世凯至天坛祭天。

12月28日，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袁世凯于次日公布。此前1913年10月，国会制定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由国会选举，总统任期五年，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每届应行选举大总统之年，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参政同意，即可连任，无须改选。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候选者三人。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实际上成为终身总统，而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

十、革命党护国战争

二次革命不仅未能挽回真正的民主共和，袁世凯还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革命党人维护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度的战争又在孕育之中。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以作为日本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

2-4月，袁世凯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林与日本驻华公使秘密谈判。5月9日，袁世凯政府在日方的恫吓下，对“二十一条件”除第五号容再商议外，其余均予承诺。

5月25日，外交总长陆征祥代表袁世凯政府与代表日本政府的日本驻华公使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

5月31日，段祺瑞请辞，袁世凯任命王士珍署陆军总长。段祺瑞一直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

袁世凯在担任总统期间，干的不是很顺心。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北洋系控制的省份外，还有很多省份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比如云南的滇系、广西的桂系。这些军阀，拥兵自重。袁世凯对他们没有实际的控制力。为了强化中央权力，真正统一全国，袁世凯想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祭出杀招——称帝。想着通过搞君主立宪制，借皇帝名号，压制地方的实力派。

8月，袁世凯指使其亲信、幕僚成立进行复辟帝制活动的“筹安会”。筹安会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成立，声称旨在“筹划国家治安”，并“研究君主制和民主制哪一种更适合中国”，公开主张恢复帝制并实行君主立宪。

之后，一系列“劝进”动作轮番上演。

10月8日，袁世凯正式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由各省代表进行国体投票。8月，筹安会成立后，立即派出专员赴全国各大城市鼓动，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9月20日，参政院根据各省代表的请愿，建议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为尽快实行君主制，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出面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制造民意，不断派代表向参政院请愿。一时间，北京冒出“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五花八门的请愿团体。接着，梁士诒借口国民会议是决定宪法的机构而不是决定国体的机构，要求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即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

11月11日，蔡锷秘密潜离北京。

11月20日，刺刀下的民意投票。全国各省国民代表大会国体投票，在各地军政长官亲临监督下全部结束。投票地点按规定设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布满军警，票面只印“君主立宪”4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再签上自己的姓名。投票前每个代表发大洋450元，将军或巡按使还要发表演讲，痛诋共和，称颂君主立宪。各省分别举行集体投票后，将选票送至北京汇总，由参政院举行总开票，统计票。各省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劝进”动作的最高潮在12月11日。当日上午9时，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随后，参政院以各省委托的总代表的名义恭上推戴书，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是为一辞。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确定由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推戴书当晚进呈于袁。

演戏适可而止，没有再辞、三辞了。12月12日一早，袁世凯通电全国，正式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将次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宝座。

按照原定计划，袁世凯将于1916 年1 月1 日在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然而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袁世凯提前办了登基仪式。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的次日（12 月13 日）上午，皇帝登极仪式在居仁堂举行，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1914年5月8日袁世凯成立的掌管全国军队最高指挥权的机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分批参与皇帝朝贺典礼。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袁世凯并未服龙衮、戴皇冠，而是穿着大元帅戎装，接受了朝贺。从此，中华民国大总统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帝国大皇帝。为了安抚一些老资格的地方大员和民国元勋，袁世凯又于12月20 日专门下令特批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位元老级人物为所谓的“嵩山四友”，即他们不用在皇帝面前称臣跪拜。

与此同时，新皇帝又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分别赐予128 人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爵位。袁世凯首先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被黎愤然拒绝。接着又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陆荣廷、朱瑞、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最奇特的则是，追赠赵秉钧为上卿，宋教仁为中卿。另封一二等轻车都尉七十余人。

引人注目的是，封爵者中少了一位北洋实力派，那便是段祺瑞。段祺瑞是逼退清室、拥立袁氏的关键人物，长期把持陆军总长的要职，宋案后还一度代署国务总理，后来更参与赣宁之役和围剿白朗起义，实力大增。袁世凯对他戒心日盛，遂组建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将段祺瑞与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侍从武官荫昌和王士珍平列为高级办事员，轮流值班，而大事决于总统。段祺瑞既失军权，便将陆军部的大小事务交与部秘书长徐树铮处理，自己称病不出。筹安会和请愿团活动猖獗，全国上下纷纷劝进时，段祺瑞发表了卓尔不群的谈话，他说：“项城帝制自为的迹象，已渐显露。我当年曾发出采取共和之电，如果又拥项城登基，将何以面对国人？恐怕二十四史中，找不出这样的人物吧！所以论公，我即使死也不会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言。”他还亲自试探袁世凯的口风，袁则坚决否认有称帝之心。袁世凯称帝后，段祺瑞直接对袁世凯说：“不忍见总统为眼前罪人，乞宸衷独断，毅然取消。”惹得袁世凯大怒，三天后就将段祺瑞免职。于是，袁世凯册封的众爵里，便没有段祺瑞，这也是因为不便强人所难。

无奈，人心不古，皇帝把戏，袁世凯玩脱了。听说袁世凯称帝，地方军阀和国民党迎来了命运转机。

袁世凯称帝前，滇桂军阀很被动，袁世凯可以收拾他们，他们不能反击，因为他们的任何反击都可以被视为是搞分裂，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结果袁世凯称帝，他们就有合法的理由反击北洋系。

袁世凯称帝前，国民党是叛党，社会评价五五开，不少人对二次革命颇有意见，认为是国民党在无理取闹。但袁世凯称帝后，国民党高举护国大旗，很快就恢复了人心。

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于当月，即1915年12月，发表《讨袁宣言》。

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声讨袁世凯，护国战争开始。同日，朱德在滇南蒙自誓师讨袁。

其实以北洋系与地方军阀、国民党的实力差距，哪怕袁世凯称帝之举不得人心，只要北洋系团结，这场护国战争，袁世凯也未必会输。但是，由于袁世凯称帝，北洋系的部分将领也很不满。比如段祺瑞、冯国璋、徐树铮就都不支持，不愿再为其卖命。

对袁世凯正式称帝，江苏都督冯国璋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冯国璋苦劝无果后，秘密联合其他北洋将领抵制袁世凯称帝。冯国璋和靳云鹏、李纯等人迅速取得了联系，并于12月20日发出了由他领衔，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合署名的密电，要求袁世凯必须“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

这是民国史上著名的“五将军密电”。这份密电令袁世凯大受刺激，几近于昏厥，因为他一手造就的北洋系竟然开始反对自己了，这是他众叛亲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北洋系统中，徐世昌同样“义不帝秦”，令人刮目相看。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总角之好，袁世凯起家北洋，徐世昌居功至伟。袁世凯扩大总统权力，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后，拜徐世昌为国务卿，这是清亡之后徐世昌的首度出山。然徐世昌心中的皇帝，乃是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别人是万难染指的。对于袁世凯称帝，徐世昌认为，彼既逆天而行，就不足以为友，也就不必犯颜苦谏，因此，他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有一次，袁终于忍不住召徐面谈，问他是否知道全国劝进的事，徐说不知道。袁不信，徐淡淡地辩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回想交往几十年来，徐何曾对袁如此冷漠过？袁世凯称帝后，本来拟拜徐世昌为上卿，位在百官之上，徐世昌则干脆告老还乡，每日作画遣兴，不问世事。袁世凯无奈，只好把他奉入“嵩山四友”，入朝可以不称臣，不跪拜。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批评袁世凯道：“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即召徐世昌复任国务卿。徐世昌去而复来，可见他宁做共和之官，也不做洪宪之臣。

徐世昌、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多少都带有为清朝鸣不平的意思。而如张勋这样的“辫帅”，就更要“义不敌秦”了，所以他虽然勉强接受了“伪官”，却仍蓄着一条发辫。事实上，在洪宪帝制中，如张勋这样虚与委蛇的，委实不在少数。北洋系的离心离德，较之护国运动，对洪宪帝制的打击更为致命。

袁世凯正式称帝后，此前曾经署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十九位将军，例如云南将军唐继尧、广东将军龙济光、陕西将军陆建章、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乡铭等公开表示反对，这些与北洋军渊源深厚的将军们的公开反对，也使得袁世凯受到重大打击。当时，在得到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的消息后，袁世凯“阅后半日，未出一言，由是则发显病两次。”

此后不久，当得到湖南将军汤乡铭宣布独立的消息后，袁世凯“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

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常与部下戏言：“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但从后来事实看，也未必。以1912 年因迁都问题而引发的“北京兵变”为例，目前主流看法均认为是袁世凯在背后一手操纵，涉事的第三镇统制曹锟更有事后“报告”之笑闻。不过，据时在京城的冯玉祥、徐永昌等人回忆，此次兵变主要与欠饷有关，袁世凯非但在事前未尝与闻，而且能否指挥得动北洋军尚属疑问。

北洋军固然是袁世凯一手练成，但由于老袁在1906 年后即已脱离军队，其部属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已非袁世凯所能完全掌控。在民主共和的大潮中，袁世凯还做着当皇帝的美梦。后来果然称孤道寡，但也是众叛亲离！

边远的云南此时成为舆论的中心。军队中下层劝云南将军唐继尧发动讨袁，唐假口各方情况不明，劝他们不要操之过急。黄兴派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龚振鹏等早些时日已到昆明，不久蔡锷也辗转来到昆明。蔡到昆明，使云南人心更加振奋，但唐继尧对云南军与北洋军的力量对比存有很大顾虑。蔡向他谈了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都反对袁世凯，大大消除了唐的顾虑。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2日召集军事会议，蔡锷在会议上发表沉痛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会议按唐继尧建议决定“先礼后兵”，首先劝告袁取消帝制，如拒不接受，然后通电讨袁，并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后方；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进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进攻广西。云南军改称为护国军。

12月25日，前云南督军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不久，贵州、广西相继响应。

1916年1月3日，袁世凯下令对外仍称民国，对内则书“洪宪”。民意汹汹，袁世凯不得不虚与委蛇。

1月5日，袁世凯颁布讨伐令，对云南护国军正式用兵。北洋军和川、湘、粤等省军队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三路攻滇，企图一举歼灭云南护国军。第1路司令马继增率北洋陆军第6、第3、第20师各一部及部分混成旅，由湘西经贵州从东面攻入云南；第2路司令张敬尧率北洋陆军第7师和第3、第6、第8师各一部，与驻川北洋军和川军会合由北面进攻云南。曹锟任第1、第2路总司令。第3路为广东陆军第1师师长、云南查办使龙觐光部由粤经桂入滇，袭扰护国军后方。

2月，北洋军与护国军战于叙州、泸州、綦江一带。

2月23日，袁世凯宣布暂缓登极。在反帝制的问题上，日本人成为了主要角色。云南起义后，日本改变起初支持帝制的态度，先要求袁世凯不得忽视“南方”动乱而实行帝制，继而表示，袁若不延缓帝制，日本将出兵国，并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袁世凯腹背受敌，慑于威胁，被迫于2月23日下令缓办帝制，并且撤消了大典筹备处。

云南的护国军不过区区数千人，却与北洋十几万大军在四川战场鏖战数月并占尽上风。袁世凯派出的征滇军，则被新独立的广西都督陆荣廷消灭。随着护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人民反对帝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形势回到了武昌起义后的格局。

经四川之役、湘西之战、滇桂边之战，袁世凯三路攻滇计划均告失败。加上在广东、山东等地袁军亦遭到打击，外交上又连受挫折。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民国五年，此时距改元“洪宪”仅八十三天。袁世凯想重新做回了大总统，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己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在结尾却特别强调：“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

但袁世凯重新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想法并没有得到独立各省的承认，甚至一部分袁氏的北洋老部下也不再无条件支持他们的老上司了。

袁世凯恢复“中华民国”年号后，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祺瑞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

3月23日，袁世凯通过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向南方的反袁势力谋求妥协，并提出八项议和条件。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4年前大不相同。

3月26日，护国军提出停战条件，要求袁世凯即日退位。

4月21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内阁责任制，“委任国务总理国务，组织政府”。国务卿徐世昌辞职，袁世凯特任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并同时任命各部总长。

5月6日，袁世凯致电陈宦，表示愿意退位。陈宦本是承办帝制的急先锋，1915年2月，袁世凯授陈宧以参谋次长身份会办四川军务，旋被任命为任四川巡按使，成武将军、署理四川军务，实际统领四川。

为彻底推翻袁的独裁统治，5月8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军务院”，遥推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5月8日，袁世凯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但国务卿之名于６月袁氏死后始废。

5月18日，冯国璋、张勋、倪嗣冲召集未独立各省代表举行南京会议。冯国璋希望在袁和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国军，又挟护国军以对付袁。这时袁对冯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袁的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这一来，张、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无果而终。南京会议未能达到袁世凯预期的目的，而且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段祺瑞和冯国璋正袭用他于辛亥革命时逼迫清廷的一套办法来对付他。

5月18日，陈宦宣布四川独立，改称都督。

5月22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电报也到达了。袁世凯“愤急兼甚”，“半日未出一言”。

5月23日，他连发两道申令，痛斥陈宦反复无常，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进攻成都。

这时，湖南汤芗铭对袁世凯即将垮台的形势看得愈来愈清楚，于5月29日急忙宣布湖南“独立”讨袁。这个消息，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语多伧俗，不可入耳”。

袁世凯铁杆部下的叛离，成为袁世凯的催命符。时人总结袁世凯称帝之事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六君子”指的是筹安六君子杨度串、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这“六君子”是怂恿帝制的首犯。而“二陈汤”是指三个人，即：四川将军陈宦、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和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这三个人都是袁世凯的宠臣，却相继宣布独立，当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疾，闻此更是一病不起。

自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已“形神颇瘁”，有元旦入贺者见他“面目黧黑，且瘦削，至不可辨认”。袁世凯自取消帝制后，“夜间失眠”，“喜怒不定”，又患腰痛。至此，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

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临终前，袁世凯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入府，口述遗嘱，表示遵照约法。

8月24日，归葬河南省安阳市。

袁世凯，这位革命派口中的“国贼”死了，但人们期待的共和并没有到来。这位当时唯一有能力在中国和北洋军内部维持统一的头面人物消失之后，民国进入了更大的乱世，代之而起的是北洋集团内部斗争为主的军阀混战。

十一、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

黎元洪算是民国时期运气最好的人之一。辛亥革命之际，他从清朝的一个中级军官，一夜之间，成了中华民国首义军政府都督，又两月有余，一跃而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他被时人称为“开国元勋”、“开国三杰”（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民国四大伟人”（即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可谓时也命也！

黎元洪先后三次被黄袍加身。辛亥革命，他被革命党人强行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第一次黄袍加身。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凭借武昌首义之资被选为民国副总统兼领鄂督。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后，黎元洪依旧当副总统，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一道“圣旨”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识得时务，坚辞不受。袁世凯皇帝梦断，其去世的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第二次黄袍加身。第一次”府院之争”结束后，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退隐天津，“实业救国”。之后各路军阀称王称霸，相持不下，都觊觎大总统宝座，但又都不想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又有人想起了黎元洪。1922年6月，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于是，黎元洪第三次黄袍加身。

这里单说第二次黄袍加身。

且说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鉴于黎元洪在湖北的特殊地位，特意把他调到了北京任副总统，看似升迁了，但其实被变相夺权了。袁世凯死前，全国已经分崩离析。袁世凯死后，民国面临由谁掌权的选择。

首先，北洋集团内部没有众望所归的人物。北洋早期，就有所谓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因权谋在胸，难测涯际，而被称为北洋之龙；段祺瑞因性格坚毅，凶残形之于外，而被称为北洋之虎；冯国璋则因忠于北洋，而且善于作战，而被称为北洋之狗。在这三人之中，王士珍比较低调，与世无争，后来逐渐淡出政坛。冯国璋在南京做江苏都督，而段祺瑞长期担任陆军总长，北洋军的新生力量大部分由段祺瑞栽培和提拔，渐成一家独大、脱离袁世凯控制的局面。但冯、段两人毕竟资历差不多。

北洋集团内部分赃不成，同时他们还忌惮南方护国军方面的意见。于是，大家看向了有法定接任权、无深厚实力的副总统黎元洪。有声望，没实力，又是北洋派的政治俘虏，利用他来为北洋派服务，免于北洋派自居炉火之上，岂不是最好？而南方革命党呢，他们也倾向于黎元洪，一则双方之前的合作还算愉快，二则黎元洪也不是北洋的人。

一时间，黎元洪众望所归！

6月5日，袁死的前一天晚上，段祺瑞即往黎宅请他“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

6月6日，段祺瑞不顾护国军依《临时约法》恭请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宣言，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袁世凯1914年颁定的“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

6月7日，黎就任大总统，段祺瑞代表全体阁员表示“余等必竭力赞助总统”。

经过国会补选，冯国璋任副总统，在南京办公。另一个北洋巨头段祺瑞继续当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即要求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把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恢复起来。

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也于6月10日通电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召集旧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将抵制护国军之军队撤回原地，召集军事善后会议等4项条件，声明北方如同意此条件，即可撤销军务院和取消西南各省独立。西南护国军反对新约法，北洋派不满旧约法，北京政府与南方军务院首先发生了新旧约法之争。段祺瑞作为总理，他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的新约法的主要内容则为总统制，与他的愿望相背，但如果恢复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旧约法，国会也将随之恢复，而国会之中，国民党人又占多数，老段他想搞个人军事独裁甚为不便。

在南北双方就新旧约法问题之争陷入僵局时，不料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海军宣告独立，声明如不恢复《临时约法》，不恢复国会，不新组织责任内阁，海军就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此时北洋集团内部中，江苏将军冯国璋、河南将军赵倜等也主张恢复旧约法。无可奈何，段祺瑞不得不接受南方革命党的条件。

6月29日，黎元洪宣布遵循《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裁撤参政院，由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

实际上，在这之前，袁世凯公布实施的用以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中华民国约法，已在袁世凯创立“中华帝国”时被废弃，并一直未再恢复。

由于《临时约法》存在许多不足，黎、段制刚运行不久，在人事任免和对外政策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便产生了巨大分歧，矛盾也越来越深，最终导致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领导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

约法问题和国会问题解决了，段政府又与西南各省争执惩办帝制祸首问题。西南方面提出惩办的帝制祸首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的“六君子”，和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所谓的“七凶”，合起来称为十三太保。事实上，参加帝制活动的岂止“十三太保”，除了不计其数的政治流氓称臣劝进的而外，还有为袁家皇帝摇旗呐喊的各省北洋军阀在内。西南方面，认为如果牵涉面过广，可能会影响与北方的和平解决，因而只提出这些人，其余不究，希望北京政府惩办，以便对全国人民有所交待。

经过一番说情打点，“六君子”剩下“两君子”，即杨度、孙毓筠，“七凶”剩下“三凶”，即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合起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了“五太保”。由于祸首的人数越研究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得交代不下，才又补进了并非首要分子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于7月14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将这八人“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

北京政府在惩办令发表之前，预先示意榜上有名的人赶快离开北京，于是所有“帝制祸首”全部漏网。“祸首”抓而不得，西南护国军借坡下驴。7月14日，护国军抚军长唐继尧、副军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南方各省诸首领，联名通电，撤销军务院，取消独立。至此，南北实现了统一。

8月1日，旧国会依据《临时约法》第53条的规定，在北京复会，称国会第二期常会。汤化龙、陈国祥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黎元洪向国会宣誓就任总统。

北京政府又发布命令，各省将军、巡按使改名为督军、省长，任命名单如下（7月6日，黎元洪任命）：

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

吉林督军　孟恩远　　省长　郭宗熙

山东督军　张怀芝　　省长　孙发绪

河南督军　赵　倜　　省长　田文烈

山西督军　阎锡山　　省长　沈铭昌

江苏督军　冯国璋　　省长　齐耀琳

安徽督军　张　勋　　省长　倪嗣冲

江西督军　李　纯　　省长　戚　扬

福建督军　李厚基　　省长　胡瑞霖

浙江督军　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

湖北督军　王占元　　省长　范守佑

湖南督军　陈鬯兼署湖南省长

陕西督军　陈树藩兼陕西省长

四川督军　蔡锷兼四川省长

广东督军　陆荣廷　　省长　朱庆澜

广西督军　陈炳焜　　省长　罗佩金

云南督军　唐继尧　　省长　任可澄

贵州督军　刘显世　　省长　戴　戡

直隶省长　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

黑龙江省长　毕桂芳兼黑龙江督军

甘肃省长　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

新疆省长　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

9月1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这本杂志后来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10月30日，总统选举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冯国璋善于观测风向，他顶着副总统的头衔，依然呆在南京，静观政潮变幻。

10月31日，民国元勋黄兴在上海病逝，终年42岁。11月8日，蔡锷病逝日本，终年35岁。12月22日，北京政府公布了国会关于国葬黄兴、蔡锷两人的决议案，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黄蔡二公追悼大会”。

11月19日，由周善培、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等人领衔，政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籍在京议员450多人与会，政学会国民党分化后形成的重要派别，政学系形成。该会的骨干，多为原欧事研究会成员，他们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的主张。此后，政学会成员与滇桂军阀关系较为密切。国会解散后，该会停止活动。原属政学会的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依附蒋介石，成为蒋手下大员和被称为“政学系”的派别。

高潮迭起之后，国内一时无事，斗争转向北京政府内斗：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的府院之争。

十二、第一次府院之争

袁世凯死后，最先风光的居然不是“北洋三杰”，而是并非北洋嫡系并非人中龙凤的张勋。

1916年6月至1917年1月期间，这个北洋系中最顽固最守旧的反民主斗士，表现非常抢眼，先后四次在徐州召开北洋系各省督军代表会议，攫取“盟主”地位。6月9日，张勋召集第一次徐州会议，把参加5月份南京会议（冯国璋召集）的13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结果7省代表赴会，会后宣布了尊重优待清皇室条件等10条决议。9月21日，张勋召集第二次徐州会议，自命13省区联合会“盟主”，公然干预国政，引来各方谴责。1917年1月9日，张勋、倪嗣冲借各省督军代表纷纷赴南京给冯国璋祝寿的机会，在徐州召开了第三次徐州会议。张勋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北方各省“北洋团体”的意见达成一致，进一步巩固自己“督军团”的盟主地位，为自己的小算盘作准备。所以这次会议上，张勋对自己的主张还是加以隐忍，没有明确提出。段祺瑞派出亲信、皖系军阀骨干徐树铮、靳云鹏等与会，徐、靳二人把持了此次会议，会上风向是拉拢督军团参与对黎、段之争。徐树铮之所以愿意和张勋搭上线，是因为两人属于殊途同归的目的，一个是想维护皖系军阀利益，一个想逆流而动，迎回逊清，而目标障碍就是黎元洪。其后，督军团呈文被黎元洪拒绝，张勋立即密函邀请督军团成员到徐州开会，想趁机撕下面具，不料却一头撞进徐树铮设下的圈套。

在段祺瑞的眼里，黎元洪本来就无足轻重。在辛亥革命前，当段署理湖广总督的时候，黎不过是其治下一个小小的协统。段祺瑞的左右对黎也毫不尊重，只知有总理，不知有总统。特别是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依恃段公然蔑视总统。他又专断越权，引起府方人员和许多阁员不满。

府院之争多发生在任免官吏问题上，黎、段在用人路线上有分歧，一般说来，黎倾向用新派人物，对帝制派分子坚决不用。而段祺瑞则乐于用旧派人物，排斥新派人物。时人评说：“府为新派所依恃，院为旧派之护符。”

最初的争斗发生在对徐树铮的职务任免上。徐树铮是段祺瑞的亲信，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对徐树铮产生了反感，觉得这个人太狂妄，他决定撤掉徐树铮。要撤换徐树铮，段祺瑞当然不同意。他认为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一旦开了这个先例，以后我这个国务总理还怎么用人？再说，根据《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任命国务员，需经参议院同意，不能总统说撤就撤。

黎元洪则认为，依照《临时约法》，任命国务委员须经参议院同意，但对普通的文武职员可不经参议院同意。而徐树铮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并非国务员，所以，作为总统，他有权撤换徐树铮。

就这样，两人在是否撤换徐树铮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僵局。最后徐世昌出面劝说段祺瑞：“何必为了一个小小的秘书，伤了你和大总统的和气，换就换了吧！”最后由徐世昌等人出面调解，段祺瑞作出了妥协，换掉了徐树铮。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让两人彻底撕破了脸。此时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段祺瑞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德国必败。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抓住机会，果断加入协约国，对德国作战。之所以主张蹚这趟浑水，加入协约国，主要是因为晚清政府与许多列强都曾签署过“不平等条约”，段祺瑞认为，如果这次中国加入协约国，战争结束后，中华民国就成了战胜国，到那时就可理直气壮地收回“租借”给德国的“胶洲弯”。

不得不说，段祺瑞主张参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大总统黎元洪却反对，他认为欧战根本没什么正义可言，只不过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中国为什么要卷进去呢？万一德国战胜了呢？你一个国务员根本无权决定是否参战，是战是和，我这个总统说了算。另外，根据《临时约法》三十五条规定，是战是和、缔结条约，需要参议院批准，再由总统签字。你要我批准可以，但先由参议院通过。不难看出，黎元洪说的也有道理。

1917年3月1日，1艘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450华工葬身海底。3日，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对德绝交。14日，外交部照会德国驻华公使，宣布断交。同时宣布收回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解除中国境内的德军武装，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黎元洪对外交问题态度消极，于是依恃国会，冷眼旁观，隔岸观火。而段祺瑞在对德绝交案通过后，积极推行对德宣战政策，却遭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孙中山等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人通电各省，反对对德绝交、宣战。社会各流康有为等也通电反对。协约国开始时承认中国参战的权利，但中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中国提出的要求全成画饼。各国除同意中国停付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外，其他要求均遭否决。由于上述情况，国会对段内阁逐渐失去信任，对德宣战案难以在国会通过。

文的不行，得来武的！段决定用“督军团”来压迫反对对德宣战者。

4月25日，段祺瑞召集各省督军在北京开全国军事会议，讨论参战问题。出席会议的25人中，17人赞成对德宣战。此次会议被称为“督军团”。

5月1日，段用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参战案。段又急不可待地要总统黎元洪在参战案上盖印。谁知国务员程璧光向黎直言督军团倪嗣冲、张怀芝、李厚基、孟恩远数人闯进国务会议厅，疾言厉色地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参战案。黎元洪对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十分不满，令段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通过。段祺瑞便模仿四年前袁世凯竞选总统时以公民团包围国会议院的办法，暗地里命令部下组织公民团。

5月10日，北京“公民请愿团”围攻众议院，迫令议员赞成政府的对德宣战案。在段祺瑞的亲信陈绍唐、靳云鹏、段芝贵等的现场指挥下，数千名自称“公民团”的队伍将众议院层层包围，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有的议员因不肯接受他们的“传单”，当场被打，田桐、邹鲁等十余人被打伤。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均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暴徒。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等在阁议席上提议内阁全体辞职，段祺瑞置若罔闻。于是，阁员自行辞职。内阁原来人就不齐，这下就剩下段祺瑞和范源濂两人，而范又一直请假，实际上只有段一人在国务院办公。其实无公可办，北京政府陷于瘫痪，国会拒不议事，惟督军团大为活跃，大有包揽一切之势。

冯国璋致电北京政府，对“公民团”包围国会事件不满，斥其为法律外之行动，这是北洋派内冯氏直系军阀第一次与段氏皖系军阀不合作的表现。冯国璋和西南各省把督军团内的代表撤回。

督军团一看国会拒不通过对德宣战，便于5月19日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大怒，斥道：“简直是军人乱国。”恰巧国会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职务。由于得到国会支持，又有部分直系军阀相助，黎元洪遂于5月23日通电各省，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以伍廷芳为代总理；任命王士珍暂代陆军总长。

段祺瑞和督军团岂肯罢休？经过一番密议，决定前往天津进行活动。不但要解散国会，还要驱走黎元洪。段发表通电称：总统发布命令，按约法规定，必须有总理副署方可生效。而黎元洪的命令，我段某未签署，因而无效。

段祺瑞为图东山再起，便力促张勋驱逐黎元洪，并表示对复辟一事可以合作。为此，5月23日，张勋张罗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张勋等人确定了先倒黎、后复清的复辟计划。

段祺瑞的通电发表后，倪嗣冲于5月29日宣布安徽独立，宣布要另立中央，吓得黎元洪无计可施，只得请张勋进京调停。之后，在段祺瑞的策动下，张作霖（奉天）、张怀芝（山东）、李厚基（福建）、赵倜（河南）、杨善德（浙江）、陈树蕃（陕西）、曹锟（直隶）等（算上倪嗣冲的安徽计有八省）相继宣布独立，不承认黎元洪免段祺瑞的命令。6月1日，段祺瑞组织独立各省在天津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以帝制要犯雷振春为总参谋长。

形势陡变，吓得黎元洪惶惶不可终日。他没有什么新招数，仍是一味地恳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出来组阁，圆滑的徐世昌却坚辞不就。黎元洪又找王士珍，王则以曾劝黎辞职为嫌回绝。黎又请李经义出来组阁，李经义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黎元洪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表示愿进京调停。黎元洪喜出望外，立即复电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勋。

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5000人北上。8日至天津，又向黎元洪提出3日内解散国会、否则武力对付的条件。迫于压力，黎元洪拟好解散国会的命令，请代总理伍廷芳副署，遭拒绝。此后，黎元洪找李经义、王士珍等人副署，均遭拒绝。黎元洪只好寄希望于连国务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江竟义形于色地慨然允诺道：“我牺牲一身，替大总统担些干系吧！”有人副署命令，黎元洪绝处逢生，遂于6月12日一连发了准免伍廷芳代国务总理职、任命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解散国会三道命令。

6月14日，张勋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辫子军和一帮倡议复辟的人物开进北京城。黎元洪令大开中华门，以黄土铺路，迎接张勋。

张勋率兵入京后，以北京政府“新主人”的姿态劝各省取消独立。6月16日，张勋换上清朝全套官服，陛见清室13岁的逊帝溥仪。

经过一番布置，张勋、陈宝琛、刘廷琛、张镇芳、雷震春等人于6月30日晚溜进清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深夜，张勋派辫子军占据车站、邮局等要地。

7月1日凌晨4时，张勋指派梁鼎芬为清室代表，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李庆璋为张勋个人代表，同到公府逼迫黎元洪退位，令其在已拟好的“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印。黎元洪誓死不从。

当天，溥仪复位仪式如期举行。张勋和康有为文武两圣以宣统名义，张勋副署，盖上“御玺”一连发了19道伪谕，宣布废除民国纪年，改用宣统年号，捏造黎元洪“奏还大政”之奏折。并大肆封赏，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黎为一等公，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整个北京一律悬挂黄龙旗。

张勋复辟后，总统黎元洪拒绝归还大政，避居日本使馆，并于7月2日电请冯国璋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勉其讨伐复辟。

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逼走总统黎元洪的目的已经达到，坐山观虎斗的段祺瑞开始行动。段祺瑞以重金和禄位收买了驻天津马厂（第8师师长李长泰部）、廊坊（第16混成旅冯玉祥部）及保定（曹锟部）的北洋军，在日本的支持下组织了”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召开军事会议，誓师讨逆。这个“马厂”，正是北洋军的龙兴之地！段祺瑞与众位将领商定进兵事宜后，又嘱梁启超代拟讨逆檄文。这时，冯国璋发来电报，愿与段祺瑞联合讨逆。于是，两人共同署名，发一通电，数张勋等破坏民国的八大罪状。

段祺瑞设讨逆军总司令部于天津造币厂，任命曹锟为东路讨逆军司令，段芝责为西路讨逆军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冯国璋又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下令褫夺了张勋两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职务。

7月5日，段祺瑞在天津宣告就任国务总理。7月6日，冯国璋在南京宣布代行大总统职权。

7月12日，“讨逆军”收复北京，张勋避入荷兰使馆。

至此，讨逆战争结束，从7月6日至12日，历时6天，辫子军被打死者仅70余人，讨逆军战死20余人。

7月13日，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7月14日，黎元洪通告去职。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立即谒见黎元洪，表示慰问，并下令缉拿民国叛逆张勋、康有为、万绳栻等人。黎元洪立即发表通电，宣布自己去天津养病，从此隐居，不问政治。

挤走黎元洪后，段祺瑞觉得自己做总统不合适，于是电请冯国璋的北上：“四哥速来！”

时为江苏督军的冯国璋，有机会去做民国的大总统，不能不有些动心，但他又有些顾虑。因为一旦离开自己的地盘去北京，到时又像黎元洪一样为人所制，还不如在江苏快活。后经段祺瑞派出的靳云鹏劝说，冯国璋最终决定北上代理大总统。

府院之争第一阶段，以段祺瑞的胜利结束。黎元洪辞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代总统，完成黎元洪剩下的任期，段祺瑞则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这一来一回，下野的人变成了黎元洪。

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后任命亲信将领李纯调任江苏督军，陈光远调任江西督军，作为树援。段祺瑞提出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请冯任命。傅乃段氏弟子，使他督湘，一是据住长江中枢，抵制李、陈；二是控制岭南一带，抵制滇粤。冯为直隶人，称直系军阀，段是安徽人，称皖系军阀。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

再回到黎元洪、段祺瑞争论的焦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双方都有咬文嚼字之嫌，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这是一部不完善而又充满矛盾的法律。原因在于，这部法律由当时南方的革命党人制定，他们的目标是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因而给总统设定了诸多限制。而当时国民党左派人物宋教仁最有希望出任国务总理，因而也量身定做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现在袁世凯和宋教仁都不在了，再把临时约法用在其它人身上，就显出很多问题，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叫“临时约法”而不是“正式约法”。

复职后的段祺瑞大权在握，他果断地废除了《临时约法》。在广州的孙中山不答应了，难道又想学袁世凯？

在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与段祺瑞合作，电令国内各地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随后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的中华革命军相继解散，陈炯明的讨逆共和军也被编遣之列，但他设法换上“警卫军”的马甲保存了下来。谁知方才刀枪入库，兵峰突然又起。孙中山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以及张勋复辟的表演，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他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广州，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

7月17日，孙中山打出护法的旗帜，宣布出师讨逆，这就是“护法运动”，也叫第二次南北战争（第一次是护国战争）。

7月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保怿响应孙中山电邀，南下护法，率领10艘军舰自上海吴淞口开往广东，并发表《海军护法宣言》，宣布海军讨逆3大目标：“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拥护国法；三曰惩办祸首。”8月5日，舰队抵达广州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