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皖系掌控北洋政府

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和张勋复辟的结束，也揭开了北洋军内部的派系大斗序幕。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分裂为多股势力，当时，作为安徽合肥人的段祺瑞在身边集聚了一股军政势力，被称为皖军，前有段祺瑞，后有徐树铮等人；而以直隶河间人为首的冯国璋派系则被称为直军，前有冯国璋，后有曹锟、吴佩孚等人；以奉天海城（今辽宁海城）人为首的张作霖派系则被称为奉军，奉系并非北洋嫡系，但依附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山东军阀张宗昌也是奉系，和张作霖是把兄弟。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群龙无首的纠纷中，三大派系谁也不服谁，此后从1917年到1928年，三方间展开了为时长达11年之久的斗争大戏。

府院之争，实际是直系和皖系的斗争，黎元洪只是台前傀儡罢了。所以黎元洪下台不久，冯国璋就跳了出来，亲自下场与段祺瑞较量，府院之争继续。

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理大总统。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对德、奥宣战。同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派，以参战为借口，大借外债，购置军火，装备其嫡系部队，准备发动内战，讨伐西南。

就在冯、段内讧时，奉系军阀悄然在白山黑水崛起。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人心尽失，张作霖借护国之名，趁机挤走了拥护袁世凯的奉天巡按使段芝贵。1917年，张作霖又借府院之争，挤走了他的把兄弟冯德麟。到了1917年底，冯国璋与段祺瑞的矛盾达到顶点时，张作霖的实力已经能使他掺和直皖相争的地步。面对张作霖崛起的事实，直皖都想拉拢。最终，皖系的筹码给的足，张作霖倒向了段祺瑞一侧。而由于张作霖的加入，冯国璋在与段祺瑞的较量中，落了下风。

在冯、段内讧的时候，孙中山联合桂系的陆荣廷和滇系的唐继尧，于8月 25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国会议员150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自上月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发出护法号召后，至本月中旬，抵粤议员已有130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遂决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作为西南各省的中央政府。

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此时，国民党与桂、滇军阀达成共识，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三家决定联兵北伐。这场“护法战争”，亦称“三次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于1913年发动的“讨袁之役”，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中被称为“二次革命”；1917年7月到1918年5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则被称为“护法战争”或“三次革命”，所护之“法”指的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北洋军阀专政的虚假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

护法战争开始后，四川、陕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地群起响应。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的烽火遍及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皆以拥护中华民国军政府为名。

对于是否镇压护法军，北洋内部有分歧。段祺瑞力主武力统一南方，而冯国璋则因与南方军阀素有私交，因而主张和平解决，提出“和平统一”。新的“府院之争”在酝酿之中，不过，民国搞的是内阁负责制，国务总理是行政一把手，总统是个荣誉头衔，所以主战派最后胜出。但段祺瑞当时手上没有军队，需要借助直系的力量。于是，段祺瑞就给冯国璋戴高帽子，让他命令曹锟和吴佩孚去打。冯国璋不想打，可是又不能不戴上这顶高帽子。否则他就背上阻拦国家统一的骂名。于是，他就暗中跟曹锟打招呼，让曹在前线意思意思就行了，别给段祺瑞当枪使。

早在8月，段祺瑞即调北洋第八、第二十两师（隶属直系）进入湖南，南北战争（护法战争）如箭在弦上。10月6日，湖南护法军和北洋军在湖南衡山、宝庆一带展开战斗，护法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冯国璋事先叫兄弟们不要拼命，曹锟、吴佩孚于是在前线意思了一下就停战了。11月14日，属于直系的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在长沙突然发出停战通电，主张停战议和。11月18日，冯国璋的基本盘–直系长江三督（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和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南北停战。

段祺瑞被气得要死。本来，以英、美为靠山的冯国璋一直对段祺瑞的专制弄权甚为不满，他一直就想借助南方势力挤走段祺瑞，因此极力主张“和平统一”。冯国璋指使湖南前线的直系将领停战撤兵，致使北洋军失利后，段祺瑞决定再来一次以退为进，他于11月15日和20日两次提出辞呈。11月22日，冯国璋顺水推舟，批准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职务。

护法战争实际上激化了北洋军的内部矛盾，促成了直系和皖系的分裂。冯、段之争，第一回合冯国璋完胜。

接着，冯国璋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过渡，后又于11月30日请出精擅权谋的“北洋三杰”之冠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此时的王士珍已经厌倦了政治生活，宣称：“本总理今天一个人来，将来一个人去，决不更动内阁的一个人。”

不甘大权旁落的段祺瑞没有闲着，他的目光看向了曹锟。曹锟是直系头目之一，但常常骑墙于直皖两派之间，但他在北洋中资历比较老，又长期担任北洋大臣、直隶督军，在北洋中地位很高，一呼百应。他的官瘾很大，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时，副总统一职虚悬，段祺瑞、徐树铮便许以“副总统”之职，争取其加入主战派，曹锟欣然同意并成为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不久先前他还领衔与长江三督军联电停战主和，现在一下子就由主和派变成了主战派！时人嘲讽曹锟，说他大人虎变，赠他一个雅号，名曰“虎变将军”。

曹锟通电全国，如果护法军退出长沙，南北即可以和谈。这个通电表面上还是主张和谈，但这个前提条件，护法军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实际上是主战。

曹锟发布通电以后，皖系阵营随即跟上，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以及他军阀卢永祥、张怀芝、张敬尧、李厚基等纷纷响应，主张继续对南方作战，一时主战派声势大振。徐世铮还把奉天巡阅使张作霖也拉来了。

12月2日，段祺瑞策动督军团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地点在天津曹家花园，曹锟领衔主持。会议决定北洋系分兵两路进攻湖南，一路由曹锟为主帅，另一路以山东省督军兼省长张怀芝为主帅。

12月6日，段祺瑞联合曹锟、张怀芝、张作霖、阎锡山等10人发表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颁发讨伐西南的命令。人多力量大，形势比人强，冯国璋只得表示让步。同时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试图以此消解皖系的不满。原本已经有了和平解决国内混战局面的形势逆转直下，战争的乌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对段祺瑞来说，利用督军团来左右局势的办法，屡试不爽。这一下，冯国璋终于没辙了。第二回合，段祺瑞完胜！

12月15日，冯国璋邀请段祺瑞和王士珍到总统府举行会议，“北洋三杰”各怀心事，段祺瑞主战，王士珍两面敷衍，有天津的督军团虎视在侧，于是主和的冯国璋只好认栽。12月16日，冯国璋发表对西南的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

冯国璋对主战派逐渐让步，掷下手令，以后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段祺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也就是说划分势力范围，对外问题交段祺瑞处理，对内问题由冯国璋主持，彼此各得其所，和平相处。皖系彻底控制了北洋政府的兵权。段祺瑞深知督军团只是一种利害结合，还必须有自己的军队，做了参战督办，就可暗中建立自己的军队，利用日本军械和借款，于是欣然命驾。

段祺瑞全权负责有关参战事务，但根据与协约国方面达成的协议，中国无需派军队赴欧洲作战，当然段祺瑞根本也无意于出兵欧洲，他只想挥师南下，以武力统一南方护法各省。一时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宣而不战，对南方护法各省战而不宣。在此形势下，段祺瑞加进扩军，皖系军阀的两支嫡系军队–参战军和西北军应运而生。

冯国璋一方面在内部要求直系罢兵，在外部又劝说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心护法，现在地盘和实力得到巩固，于是就与直系军阀勾结，反过来破坏护法运动。粤桂湘护法联军攻入岳阳后﹐陆荣廷等人在借由孙中山与护法运动的名义﹐大举接编收扩张自己的兵力与势力。各自把原本不到一省的势力，假藉孙中山的名号疾速扩张到横跨各省后，便篡夺原本是呼应加入运动的护法军兵权拥兵自重，企图以护法军不攻湖北﹑北洋军不攻岳阳为条件﹐与北洋集团媾和割据中国。12月，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尧违令自行在湖南、四川两条战线宣布单方面停战，背弃孙中山的广州护法政府与冯国璋单独议和。

冯国璋顺坡下驴，于12月25日发出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已经走上主战之路的冯国璋，突然下令停战，使主战派为之相顾失色。

占尽上风的北方十督怎可罢休？12月31日，主战派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孟恩远、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等16人发表世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企图合法拉冯大总统下马。

直系对于主战派皖系的16人联名世电，予以反击，2018年1月4日发出支电，主张解散临时参议院。1月12日，冯同意一俟临时参议院通过《关于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即可进行新国会的选举。

面对纷纭的时局，王士珍总理兴致全无，他于是向冯国璋求退。冯国璋说：“我也干不了，要走我们一起走。”王士珍随后逃出北京，跑到天津躲了起来。冯国璋却难以退步抽身，受皖系、直系所迫，他被迫命曹锟向湖南开战。而在失去已掌握大多兵力的陆荣廷、唐继尧的广西、云南西南军人桂系、滇系支持下，孤立无援的国民党系护法军被迫单独与曹锟作战。

实在不想呆了！1月25日，冯国璋突然宣布南巡阅兵，要亲自讨伐西南，第二天即在一个旅的护卫下，登上南下的火车，想回到自己的直系大本营南京。前线在湖南，你怎么往江苏走？徐世铮提醒段祺瑞：总统该不会是借机跑回南京吧？段祺瑞如梦初醒，如果让总统回到江苏，搞不好会另立中央，万一在对皖系来个讨伐令，那局面岂不是没法收拾？于是赶紧下令安徽督军倪嗣冲拦截。

1月28日，安徽督军倪嗣冲在蚌埠火车站拦住了冯国璋的专车，1月30日，冯国璋被迫回到北京，并再一次对西南下达讨伐令。

紧接着，北洋军在两湖前线取得大胜，消息传来，段祺瑞备受鼓舞，总算是看到了“武力统一”全国的希望。

这时，一个“小人物”的出现，再一次激化了矛盾。冯玉祥，时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该旅被派往福建跟护法军作战。孙中山是老冯的偶像，怎么能打？于是，冯玉祥就在半路（湖北武穴）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

段祺瑞怒了。愤怒的原因，来自于他的个人联想能力：冯玉祥虽然是个小小的旅长，但他的夫人的舅舅，是北洋资深大佬陆建章，而陆建章的另一个身份，是总统府顾问。这么一扯，就扯到了冯国璋身上。必须赶冯国璋下台！

段祺瑞可以把冯国璋从安徽堵回来，但真想要逼冯国璋下台，在京畿一带却未必有胜算！因为直隶是曹锟的地盘，曹锟可以主战，但要赶总统下台，恐怕不那么好使！老办法，借力打力！徐树铮再一次出马，引奉军入关！

为了拉拢张作霖，徐树铮甚至自作主张，将北京政府陆军部从日本购买的2.7万支新式步枪及弹药全部送给张作霖。当然，名义上不是送，而是由奉系军阀在秦皇岛直接打劫，时在2月23日。这件事，徐树铮办的很不地道，不仅冯国璋大为震惊乃至于恐慌，就连段祺瑞也颇感事态严重，他本欲利用这批军械编练“参战军“，不愿其落入张作霖手中，遂召见徐树铮，指责道：你这是在教猱升木，迟早要坏我大事！段祺瑞说的没错，不仅是段祺瑞，整个皖系，都将为徐树铮的恣意妄为付出惨重的代价！

3月1日，督办参战事务处成立，段祺瑞任督办，着手进行组建参战军的准备工作。

张作霖拿到2.7万支新式步枪后，一口气扩编了六个旅，3月5日，奉军前队抵达廊坊。

3月7日，代总统冯国璋通电辞职，并电各省筹商解决时局办法。3月9日，接替段祺瑞的内阁总理王士珍辞职。

第三回合，段祺瑞再一次完胜！

十四、徐世昌渔翁得利

3月8日，皖系军阀的御用工具–安福俱乐部成立。张勋复辟后，段祺瑞就采纳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之意见，宣称不要旧国会、不要旧约法、不要旧总统，而是成立了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参议院，并由冯国璋签署了选举新国会的命令。徐树铮遂积极从事于新国会的绸缪，打算成立一个支持皖系军阀的政党来控制国会。他认为政党一词“为世诟病“，已经污名化，王揖唐乃建议用俱乐部之称，又因为该俱乐部成立于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且“安福”词义吉祥、易于上口，故称为安福俱乐部。

3月12日，张作霖在天津城外的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兼任奉军总司令，徐树铮任副总司令，在天津代行总司令职务。之后，奉军公开通电“入关南下”，驻军于廊坊、丰台等地，将北京包围。面对奉皖联合的局面，直系无法应对。

3月19日，倪嗣冲、张作霖等十几个督军，联名上电北京政府，要段祺瑞重新组织内阁。

3月23日，由直系扶植已离岗好些日子的国务总理王士珍终于办妥了手续，冯国璋再次请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让段负责政府运作以及与护法军开战。于是，段祺瑞第三次做国务总理。

徐树铮专注于武力统一，他以奉军副司令的身份代行总司令张作霖的职权，指挥数万奉军南下应援作战，反复激励和催促曹锟、张怀芝率领第一、二路南征军赴湖南与南军作战，并遥控浙闽联军进攻广东，指示川陕刘存厚和陈树藩坚持抵抗护法军。起初北军节节胜利，夺取了岳阳和长沙。

4月，护法联军向湘粤桂撤退。4月22日，段祺瑞在汉口召集大规模军事会议，布置对南方军队的作战计划。

就在主战派顺风顺水之时，曹锟任命的第3师师长吴佩孚不干了。吴佩孚所领大军所向披靡，一直攻下长沙，实居头功。可是段祺瑞却任命了在征南战争中寸功未立的皖系将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自己收下的湖南地盘却被别人占去，吴佩孚十分不满，在4月攻克衡阳后，突然勒兵不前，率第3师全体军官一齐向中央请假。

曹锟先前与冯国璋有秘约，待打下长沙，杀杀南军的威风后，即停战议和，而皖系允诺他做副总统之约，又成泡影。攻克长沙后，曹锟向段祺瑞索饷，拿钱后却按兵不动。徐树铮认为曹锟无足轻重，遂将其晾在一边，直接拉拢吴佩孚。曹锟一时无事，便称回天津养病。他在天津遇见了陆建章，陆正奔走赣、鄂，运动议和，他建议曹锟召集各省督军在天津开会，讨论西南和战问题。曹锟随即通电请各省督军到津会议。于是主和派政客麋集天津，反对南北战争的呼声高涨。徐树铮发现陆建章在天津搞事，于是约陆到奉军驻津司令部谈军事问题，陆被当场枪杀。后来，1925年12月，陆建章的侄女婿冯玉祥命令西北国民军“五虎将”之首张之江在廊坊火车站枪杀了徐树铮。

5月，吴佩孚在湖南与桂系、滇系达成南北两军停战协定。然后不顾段祺瑞的反对，罢兵北归。

奉军入关以后，京畿一带彻底被皖系和奉系所控制，两湖的北洋军也捷报频传。但段祺瑞没有得意忘形，为了缓和局势，他改变了主意：不同意冯国璋辞职！既然握有必胜的把握，那不如就按照法定流程“合法驱冯”吧。毕竟，冯国璋的总统任期还剩下半年，毕竟，冯国璋在直系内部还有很大的声望！

5月4日，孙中山辞去军政府大元，护法运动失败。军政府成立之初，即遭陆荣廷和唐继尧掣肘。后来在蛰居上海的岑春煊的操纵下，陆、唐密谋策划另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分庭抗礼。孙中山公开反对，宣称联合会议于约法无根据，为“督军团”之第二，西南联合会议被迫流产。西南联合会议刚收场，改组军政府之议又起。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召开，出席议员80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者40余人，超过半数4票通过。孙中山当即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职。5月7日，留沪国会议员27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但留粤国会非常会议竟于18日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法12条，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20日下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选举结果，孙中山及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7人当选。随后，陆荣廷、唐继尧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眼见军政府实权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遂于21日离广州赴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参战事务处成立后，特别是段祺瑞重新出掌内阁后，中日两国更加快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秘密谈判的步伐，并终于于5月16日、19日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人觊觎在中国的利益，段祺瑞练兵，需要日本人出钱出军火，双方一拍即合。

随着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局势越来越对皖系不利，特别是段祺瑞政府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披露以后，更是引起了新一轮的反战浪潮。

6月，徐树铮自南方前线回京后，更加紧锣密鼓地筹划新国会的选举事宜。最后，安福系与梁士诒、叶恭绰等的交通系联手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成功排斥了劲敌研究系。徐树铮于6月29日致电各省督军说：“各省区参、众选举已揭晓者，其成绩以奉、皖、黑、晋、热、察、中央各部及蒙、藏为全胜，吉、豫十之九，京、绥五分四，鲁、苏四分三，直、赣、浙三分二。以上选员得人，为国称庆，吾兄闻之，当亦为之快慰也。”

安福国会出笼后，选举新任大总统成为当务之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并非不想转正，但他看到国会已被安福系控制，自知大势已去，不愿参选；国务总理段祺瑞虽然在政斗中处于上风，但由于树敌过多，直系军阀及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都不乐见他当选，南方更是誓死反段，所以他也表示不参选大总统。而标榜超然主义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成为众望所归的大总统候选人。

8月12日，新国会（即安福国会）开幕。为了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段祺瑞决定重选国会议员，仿行民国元年的办法重组临时参议院，并由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1917年11月10日，由各省选派的代表115人在北京组成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为段祺瑞炮制完成了一部新的国会组织法后，于1918年8月12日宣布解散。按照新的国会组织法，新的国会于1918年8月12日正式产生。新国会自命为第二届国会，由168名参议员和406名众议员组成。在选举中皖系的政客团体–安福俱乐部竭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在574个国会议员席位中，安福系人物竟占到90%以上的席位，故世称新国会为“安福国会”。

9月4日，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合选举会议，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在选举中，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一票，冯国璋0票。

冯国璋自始至终都只是代理总统，而不是正式总统。这个代理总统因副职递升，毕竟不如正式选举的那么完美。在最后宣言中，冯四哥声称今后“绝无出山之意”，且有“人非木石，宁不痛心”的谢罪之语。其鸣也哀，竟令段祺瑞眼眶一热，也于是9月4日这一天宣布下野。新总统徐世昌也觉得对不住冯国璋，于是特准他仍节制北洋军第十五、十六两师。

段祺瑞辞职后，国务总理由内务总长钱能训兼代。老官僚徐世昌虽任总统，但皖系真正在主导北京大权。

9月，为促使曹锟出兵南征，段祺瑞任命曹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

也是在这个月，张作霖获得了东三省巡阅使的称号，在法理上取得了对东三省的控制权，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同时也有了觊觎中央大权的实力。全国局势由原来的直皖二雄争霸变成了直皖奉三足鼎立。

南方战事继续，吴佩孚却在湖南衡阳与南军将领暗中往来。9月26日，湖南战线南军将领谭浩明、程潜、赴恒惕、林修梅、贲克昭、马踃、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等发出联名通电主和。

徐树铮北京政界忙乎之时，南方战事却越来越糟。先是主将曹锟称病北返，吴佩孚等前线将领又产生厌战情绪，私下与南方通款，又发电斥责徐树铮“坚持武力、得陇望蜀“，甚至公然反对安福系选出的徐世昌当大总统。另一方面，张作霖与徐树铮也产生龃龉，徐树铮不得不于10月1日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专任参战督办处参谋长，负责编练参战军。

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职。冯国璋随后返回直隶河间老家，从此不问政事，“虎狗之争”终于以冯国璋的失败而闭幕。有意思的是，没有了权力之争，这俩老同学很快又和好如初。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仅国际和平成为人心所向，国内和平也压倒了武力统一之声，大总统徐世昌公开鼓吹南北和解，美国和日本也不愿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继续下去。在此情况下，段祺瑞与徐树铮难以坚守武力统一政策。10月24日，徐世昌下了一道和平令，徐树铮自然不甘接受，徐世昌乃把他支去日本“观操”。11月4日，徐树铮启程赴日。

徐世昌不甘心做个傀儡，他上台后，即以“文治”标榜，除了任用自己的一帮“文人”外，审时度势，顺应国人所愿，主张南北议和。11月16日，徐世昌以总统名义对北方前线军队发出停战命令，并与南方军政府商定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议谈判，武力统一政策宣告破产。

12月16日，徐树铮“观操”归来，南北和平会议已经拉开帷幕，徐树铮对此无可奈何，遂于12月25日请假回徐州省亲，以示不满。

12月20日，北京政府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名义上不做总理，当个参战督办，但照旧在幕后操纵政局。直系中的曹锟、吴佩孚逐渐成为代表人物，直皖斗争仍在激烈进行。

12月22日，段祺瑞决定编练四个师的参战军，以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为师长，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参战军刚组建编练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临近尾声。

1919年1月21日，北京政府与南方护法军政府分别派陆征祥、王正廷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在“巴黎和会”上，英、美、法三国首脑操纵和会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由日本继承。

2月20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开幕，唐绍仪、朱启钤分别为北京政府和护法军政府出席和会总代表，就如何实现南北和平统一问题进行会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又挂着参战督办的头衔，掌握着军事大权。北方议和代表们多系安福系人，他们出发时，段就嘱咐说：“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于是和会很快因陕西停战问题陷于停顿。

其后徐树铮一面继续编练参战军，一面幕后操纵南北和会，徐世昌亦不愿受段祺瑞、徐树铮的摆布，起用徐树铮的死对头靳云鹏、张志谭分别为陆军总长、次长以牵制之，南方则要求解散安福国会及参战军，各方矛盾在此期间交织在一起，使南北和会毫无进展。

4月 1日，吴佩孚与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呼吁重开和谈，并提议加派大员往陕西调查停战情况。7日，南北议和会议恢复谈话会。9日，南北双方正式复会。重开和谈，争论的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北方代表则要维持安福国会。北方代表从4月29日起，装病不到会。就在这时，“五四”运动来了。

5月 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派军警实行镇压。北京学生3000余人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强权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8日，南北和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后宣告破裂。

十五、徐树铮建功外蒙

5月24日，段祺瑞通电各省督军省长，主张在巴黎和约签字。

6月 3日，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地工人也相继罢工和举行示威游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10日，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罢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6个人的官职，其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是卖国贼。曹曾任外交次长、总长，时任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签约的代表；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陆宗舆时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他是驻日公使，也是日本人的一条忠实走狗。而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正准备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3个人都操有重兵，是段氏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罢免这3个人，对皖系军阀，便是釜底抽薪。

6月11日晚，陈独秀于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捕。

6月12日，大总统徐世昌通电各省宣布辞职，内阁全体辞职。国务总理钱能训引咎辞职后，由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

徐世昌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职，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在辞职信中反复提到两个问题，巴黎和会和南北和会，这两个和会的失败不是他能挽回的；徐世昌在辞职信中明显的表明，自己的辞职是因为内外政策没办法推行，但是他深知自己是总统的唯一人选，如果要挽留他当总统，势必要支持他的内外政策。在徐世昌辞职的消息一经放出，果然引起巨大的震动。众参两院的议长亲自登门，把辞职信给送了回去。段祺瑞也亲自登门挽留徐世昌。接着是全国各省的督军挽留徐世昌，形成一股巨大的挽徐浪潮。徐世昌也见好就收，也就不再扬言“引咎辞职”了。

6月13日，徐世昌任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24日，又令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并将西北边防筹备处改为西北边防总司令部。

6月19日，吴佩孚通电坚决拒绝巴黎和约。

6月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对德和约）上签字。

7月 20日，徐世昌令裁撤督办参战事务处，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所属参战军一律改称边防军，并令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1这时，一战已经结束半年多了，参战军的名称实在是不好意思用了，于是改成“边防军”。不过这支边防军并不驻守边关，全部驻守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三个师分别驻北京北苑、北京南苑、山东济南）。段祺瑞也由参战督办摇身变为边防督办。

除边防军外，皖系还掌握一支武力就是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1918年2月25日，奉军截取了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从日本运来的一批军火，这本来是段祺瑞用来编练参战军的。其实军火哪有那么容易被冒领，实际上是徐树铮先斩后奏，没经段祺瑞同意，他将私自盖了印信关防的证件提供给奉军，才导致这批军火被冒领的，其目的是以此为条件换取张作霖同意奉军入关。不过徐树铮却因此占了个大便宜，奉军利用这批军械编了五个补充旅，由于徐树铮在截械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在这五个旅的编练过程中的深度参入（徐树铮时任入关奉军副司令），他很好地掌握了这些部队。虽然徐树铮受到张作霖的器重，但他心在皖系，因此这些部队实际上成为在奉系里面扩张的皖系势力。张作霖看清局面后，遂将徐树铮踢出奉军。临走前，徐树铮硬是将其中的4个旅上交给中央的参战处（实际是段祺瑞，徐树铮后任督办参战事务处参谋长）。1918年10月20日，徐树铮奉命西北筹边，将这四个旅重新整编，并从安徽、河南等地招募新兵，编成四个混成旅共2万多人，这就是西北边防军，和由参战军改成的边防军不是一回事。参战军和西北军两支皖系军阀嫡系军队的建立，使段祺瑞手中除安福国会之外，又多了一张王牌，凭借这文武两张王牌，段虽辞去了国务总理职务，但仍能轻易地操纵内阁、左右政局，继续实行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

9月24日，龚心湛向总统徐世昌递交辞呈辞去本兼各职，北京政府委任陆军部总长靳云鹏暂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后，总统徐世昌本想让他的旧僚周树模继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欲让安福系幕后人王揖唐出组新阁。双方争持不下，最后任命财政总长龚心谌暂代国务总理，作为过渡。龚心谌去职后，徐世昌决定推荐陆军总长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是皖系要员，又是徐世昌的门生，还是羽毛已经丰满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也是直系头子曹锟的换帖兄弟。参众两院立即通过靳内阁案。

徐世昌为了打击徐树铮的气焰，与曹锟、张作霖联手，让徐树铮的政敌靳云鹏组阁，徐树铮反对失败，颇受打击，于是开始专心于外蒙古问题。

辛亥革命时，外蒙古在俄国庇护下独立，后又取消独立，改为自治，中华民国仅享有宗主权的空名。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由于沙俄政权的倾覆，“实际上完全听从俄国之指挥” 的外蒙自治政府失去了靠山；而原沙俄军官谢米诺夫则在中国西北边境纠集了一帮匪兵，企图把中国的内外蒙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独立的蒙古国，并不断派兵袭扰蒙边。外蒙统治集团一方面一致拒绝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向北京政府紧急求援；同时其内部黄、黑两派即掌权的刺嘛派与失势的王公派之间又存在严重的矛盾，王公派为夺回执政权，表示愿意撤销自治。北京政府于是决定以外蒙撤治为突破口，趁势收复外蒙。身为边防督办的段祺瑞对这一自己职责范围内之事不敢大意，深知“外蒙横亘俄疆五六千里，傥入俄人彀中，国事将不堪言”，而自己作为边防督办，将更是无法向国人交代，因而嘱徐树铮“条陈边务，冀谋挽救”。

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徐树铮早就注意到外蒙地区局势的变化，认为正是自己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因而慨然应命。实际上，徐树铮很早就关注外蒙问题，1912年在给当时还是段祺瑞手下干将的靳云鹏的信函中就已阐述他力保蒙古的战略思想。徐树铮与奉系分道扬镳后，开始全力经营西北。

1918年10月，徐树铮辞去奉军副司令之职后，负责编练参战军。他派员到河南淮阳、商水、西华、上蔡、新郑、舞阳、襄城、禹县、沈邱等处及安徽涡阳、蒙城、太和、凤台、寿、毫等县招募新兵。并对已划归参战处的四个奉军补充旅重新加以整编，除原驻信阳的第一旅改编为第二十四混成旅由旅长王永泉带往福建应援闽浙联军外，余皆归入新编之军，组建成共有四个混成旅的西北边防军，即边防军第一混成旅（驻兖州），旅长宋邦翰；边防军第二混成旅（驻天津），旅长宋子扬；边防军第三混成旅（驻库伦），旅长褚其祥；边防军第四混成旅（驻洛阳），旅长张鼎勋。

1919年1月，皖系人物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提出条陈，首次公开提出撤治的建议；4月17日，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不仅主张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与内地一致的同化政策。虽然外蒙撤治已成定局，但外蒙的王公和喇嘛两派围绕撤治条件问题明争暗斗，尤其是喇嘛不愿失去既得利益，对撤治颇为抵触，导致撤治延宕不决。中央政府驻外蒙的代表都护使陈毅则周旋两方之间，商定了《外蒙善后条例》63条方案，准备由外蒙王公呈报中央政府批准。

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24日，又命其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手拥重兵的徐树铮于是在西北蒙疆找到了新的政治出路，也为皖系军阀开辟了一块新的地盘。7月18日颁布西北筹边使官制，同时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参战督办处改称边防督办处。而在6月底以后，边防军已陆续开拔外蒙。而徐树铮动员的驻守外蒙古的边防军其实只有第三旅第七、第八两个团的兵力，其余大部分边防军都驻守内地，以备军阀混战之用。

都护使陈毅与蒙古王公方面商量的有条件撤治方案，显然不符合徐树铮的口味，他于当年10月23日自京启程，10月29日抵达外蒙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11月1日便指出陈毅撤治方案的“七不可“，主张简括数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外蒙问题。

随后他排挤陈毅，并对外蒙当局施压，于11月14日夜晚直赴外蒙“总理“巴德玛多尔济住处，出示他新拟8项撤治条件，逼其签字；或者外蒙先提出撤销自治，再商定条件，并警告巴德玛多尔济说：“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指外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巴德玛多尔济听了以后吓得战战兢兢，第二天便赶紧召集王公和喇嘛开会，拟出了请求撤治的呈文，马不停蹄地交给徐树铮，徐树铮为昨日的鲁莽向巴德玛多尔济道歉，随后立刻将呈文送至北京。

11月22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公布外蒙政府、王公喇嘛的联合请愿呈文，正式发表外蒙古王公已决定取消自治的消息，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外蒙古取消自治。

12月2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12月27日，徐树铮第二次来到库伦。1920年1月1日为哲布尊丹巴八世举行册封典礼，在恰克图巡视边务后于1月24日返回北京。

徐树铮收复外蒙古，他本人和皖系的威信和实力随之大为增长，令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如坐针毡。而原本北洋各派系在段祺瑞、徐树铮的指挥下共同对南作战，到1920年时已经离心离德，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徐树铮的政敌靳云鹏在直奉二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下坐上总理之位，也让徐树铮耿耿于怀。1920年4月8日，曹锟在保定以悼念直军阵亡将士为名义，召集8省代表开会，不仅决议停止对南作战，还要求解散徐树铮所把持的安福俱乐部，矛头直指皖系。5月，吴佩孚从南方前线撤回直隶，直皖关系日益紧张。

5月10日，徐树铮第三次赴蒙。由于北洋内直奉矛盾陡然升级，徐树铮于6月被段祺瑞召回。徐树铮对外蒙的经营遂戛然而止。一年后，外蒙古在苏俄的支持下独立建国。

直系明确提出罢斥徐树铮，段祺瑞坚决不接受。7月3日，张作霖、曹锟、李纯等通电公布徐树铮“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 。

7月4日，大总统徐世昌免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改授远威将军，其指挥的边防军划入陆军部。段祺瑞和徐树铮对此怒不可遏，加紧对直系备战。7月9日，段祺瑞组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兼总参谋长。

7月14日，段祺瑞发布总攻击令，曹锟、吴佩孚率军迎战，直皖战争爆发。两军从廊坊到高碑店一线展开战斗，到7月17日时，皖军将领曲同丰被吴佩孚生擒，张作霖也通电助直反皖，双方力量顿时发生倾斜，战局急转直下。令段祺瑞万万没想到，当初不惜一切代价引入关的奉军却加入了直系阵营，把枪口对向自己。徐树铮见大势已去，当晚从廊坊战场逃回北京。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辞职，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苦心经营起来的西北军和边防军烟消云散。聪明一世的段徐二人最终落得引火烧身的结局，皖系就这样从北洋军阀之争中率先出局。

皖系战败后，安福俱乐部被解散，徐世昌下令通缉徐树铮等“十大祸首”，徐树铮逃到日本公使馆避难达百余日。1920年11月14日，徐树铮藏在一个箱子里，被运离日本公使馆，然后自天津东渡日本。

自直系声讨徐树铮以来，徐树铮本人一直保持沉默，先是静观待变，而后埋头于军事部署，未尝公开以言语反驳。因为他自知树敌过多，不宜公开发言。直皖战争失败对徐树铮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不仅武力统一的梦想被彻底粉碎，而且他的政治生命也随着皖系的倒台而基本终结。此后徐树铮虽图谋卷土重来，但再也没有先前在中央政界呼风唤雨的能力了。

十六、北洋直系作主人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北京病死。临死前冯国璋对大儿子说：“我们的家产，除去在南京烧掉的570万，张调辰侵吞的300万，王克敏骗取的40万，其余的全能对上账，你要好好保管啊！”

冯国璋病逝后，段祺瑞赶到冯府，为这位昔日同僚失声痛哭。事后，段祺瑞曾对亲信说：“我和华甫斗来斗去许多年，结果谁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反倒弄得两败俱伤，想想真感到无地自容……”他这句话无疑是对冯段“府院之争”最好的总结。

随着冯国璋的死，直系进入曹锟时代。

1920年1月 17日，驻军湘南的吴佩孚要求撤防北归，电请直隶督军曹锟代为转达北京政府。此前，吴佩孚对他的“四大金刚”萧耀南、王承斌、董政国、张福来说：“湖南向来是是非之地，以袁世凯的雄才大略，尚不能制服，何况段合肥？我们应该应适可而止，不可把精力耗在这种徒劳无益的战争上面。”

4月 8日，曹锟为巩固直系势力，假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结成直奉八省反皖同盟。

眼瞅着直系和皖系要开打，总统徐世昌只好进行调解。但此时的直皖矛盾，已经严重激化，不是谁能轻易调和的。再加之，徐树铮策划鸿门宴，想趁机干掉张作霖，把张作霖逼到了直系一边。

1920年4月，直奉结成反段联盟。

5月20日，吴佩孚从衡阳撤防北归，湘军尾随接收吴军的防地。段祺瑞密电张敬尧和长江上游司令、其妻弟吴光新堵截吴佩孚。但湖北督军王占元（直系）挡住了吴光新的部队，张敬尧孤师观望。6月中旬，吴佩孚把他的全部军队带回了中原，吴佩孚回到保定。

张敬尧在湖南的暴力不得人心，湖南人民提出“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决心打倒张敬尧。张敬尧曾是北洋派的骁将，手下的北军已有7万人，但却不敢身临前线，只得派他的弟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兼第7师师长，前去抢地盘。最后赵恒惕、谭延闿的湘军把北军完全驱出湘境，北军在逃跑途中，一路奸淫掳掠。张敬尧和张敬汤逃到湖北。王占元逮捕了张敬汤，处以死刑。张敬尧见势不妙，从汉口逃走。

曹锟、吴佩孚等人，不比冯国璋。他们的脾气爆，把他们惹毛了，随时都会开战。段祺瑞搞小动作对付冯国璋，冯可以忍，但曹锟忍不了。

6月 2日，徐世昌邀张作霖、曹锟、李纯入京会谈，调解直、皖军阀矛盾。段祺瑞虽外有日本支持，内有皖系军阀为其政治资本，但他采取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的政策不得人心。而曹锟成为新直系的领袖后，又有“后起之秀”吴佩孚在直系阵营中忽然崛起，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都唯曹锟的马首是瞻。因此，直、苏、鄂、赣4省是直系的势力范围。羽毛丰满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结盟共同反对皖系，奉系有东北三省地盘。河南督军赵倜完全倒向直系一边。这样直奉便有8省同盟。徐世昌也因为和段的矛盾，不满徐树铮，而成为8省联盟的支持者。吴佩孚回到保定，与曹锟一起同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举行军事秘密会议。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之际，徐世昌电告曹锟、张作霖和江苏督军李纯进京商议。李纯称病不到，曹锟借口无法分身，只有张作霖以“调人”姿态单独应召来京。其实，张作霖兵精粮足，早有觊觎关内的想法。

7月 3日，曹锟、张作霖联衔通电，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并要求政府解散边防军。4日，大总统徐世昌开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总司令职务。8日，段祺瑞在京召开阁员及军政首脑联席特别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9日，段祺瑞在团河组织“定国军”总司令部，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决定兵分三路“讨伐”曹、吴。徐世昌在段祺瑞的胁迫下下令罢免曹锟、吴佩孚职务。同时，直军在天津誓师，吴佩孚任“讨贼军”总司令。10日，张作霖致电段祺瑞，指斥徐树铮，并声称将率师入关。1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宣告对段祺瑞作战。14日，段祺瑞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定立即对直军下总攻击令，直皖战争正式开始。18日，皖军东、西二路均败。南方护法军政府又发出讨段檄文，支持直系。19日，段祺瑞通电下野，直、奉军进入北苑、南苑，直皖战争以皖败直胜结束。

击败皖军后，曹锟特地跑到冯国璋的遗像前报告：“四哥，我给你报仇啦！”然后转身又跟冯国璋的儿子说：“老段在小站那会儿就打不过我！”

段祺瑞四面楚歌，厚着脸皮去见徐世昌，自请罢免官职，并撤销定国军。7月23日，直奉两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这场酝酿了将近2年的直皖战争，只消几天工夫就结束了。北京政府重新作了调整后，立即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缉徐树铮、王揖唐、段芝贵等十大祸首。并明令罢免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湖北督军王占元未等这道命令到达，便把吴光新逮捕判刑。虽然徐树铮等逃往日本，但皖系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皖系陨落，直系扶摇直上，北洋进入了直系时代！

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吴不重虚名，他认为一切都得靠军事实力，他率领第3师进驻洛阳，成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署，在那里潜心练兵。

直皖战争后的北洋政府，在各派系军阀居间调停的徐世昌继续任职傀儡总统，靳云鹏为国务总理，但实权在曹锟、张作霖手里，直奉两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直奉两系的矛盾又渐渐显露出来，中国大地上酝酿着直奉战争。

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

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手建党。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随后吸收张国焘入党，成立了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的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直皖战争后，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奉系军阀仍然没有恢复《临时约法》。陈炯明的粤军从福建返回，击败旧桂系夺回广州后，邀请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回广东。

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并改编军队由其直辖。

12月12日，孙中山召集残留广州的非常国会议员开会，但因法定人数不足无法开会，遂召开座谈会。与会者多主张在广州建立民国中央政府、另立总统。陈炯明主张实行“联省自治”，建立美国式民主联邦，这与孙中山的北伐、武力统一的主张相冲突。

1921年1月12日，由广州残留议员组织的“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

3月13日，“临时蒙古革命政府”成立。3月21日，外蒙独立政府成立。3月31日，北京政府令，撤消乌科唐镇抚使陈毅官职，听候查办。

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北京政府、直系、奉系军阀及湘、桂、鄂等省均不表示承认，广东省议会（代表陈炯明的主张）亦开会反对。

4月25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靳云鹏等举行“天津会议”，商议内阁局部改组、武力“讨伐”南方及奉直两系军阀势力范围等问题。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广东实力派陈炯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他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

5月14日，北京政府内阁改组，靳云鹏第三次任国务总理。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月底，湘鄂战争爆发，湖南军阀赵恒惕派兵进攻湖北，湖北督军萧耀南出兵迎战。萧耀南是吴佩孚麾下师长，吴佩孚乘机派兵援鄂，湘鄂之战转为湘直之战。9月1日，赵恒惕与吴佩孚签订和约九条，湘鄂战争结束。

9月11日，外蒙古诸王公请愿归附中国。9月12日，身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的张作霖召集蒙古王公会议，议定宣抚办法。

11月 4日，吴佩孚在汉口召集长江联防会议，议决鄂、湘、赣、皖、苏五省为联防区域，实行攻守同盟，以对抗广州政府北伐。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北京政府全权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出席。

十七、反直同盟的对直斗争（一）

“直皖大战”后，由于分赃不均以及直奉两方各自的扩张计划相冲突，加之“直系军阀”背后的英、美列强与“奉系军阀”背后的日本在华利益争夺，矛盾越发激化的“直系”很快和“奉系”开撕。

1921年12月18日，徐世昌允准国务总理靳云鹏辞职，特任颜惠庆暂代。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皖问题又变为直、奉问题。与直、奉的关系都不错靳云鹏上台后，最棘手的就是财政问题，完全靠借债过日子。靳云鹏在财政陷入绝境之时，因其倒向直系，在权力斗争中也失去总统徐世昌和奉系张作霖支持，遂请辞。

12月24日，宣布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徐世昌应张作霖的要求，征得曹馄同意，任命张作霖的亲信梁士诒为内阁总理，并让奉系人员担任要职。掌握军权更重要，张作霖让梁士诒任命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为陆军总长，奉系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奉系叶恭绰为交通总长。

梁士诒组建的内阁是一个亲日派内阁。梁士诒组阁后，那些曾经被通缉的皖系首脑全都被赦免。在筹饷方面，奉系不成问题了，但对吴佩孚的军队却处处设障碍，致使吴佩激烈反对梁士诒内阁，通电痛诋梁士诒媚日卖国。

12月 22日，段祺瑞派徐树铮抵粤，与廖仲恺、汪兆铭等商洽共同打击直系之军事计划。

1922年初，日本扶持下的张作霖联系了段祺瑞“皖系军阀”残余势力和南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卢永祥，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由此打破了直系军阀独霸中原的局面，加剧了北洋军阀分崩离析。当然，张作霖的目的是驱逐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从而独霸北洋政府。

1月19日，吴佩孚、陈光远、齐燮元等直系将领致电徐世昌，以山东问题为借口，要求立即罢免梁士诒。

1月25日，梁士诒无奈，只好避走，请假去天津（之后国务总理再交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张作霖则通电为梁氏辩护，并电请徐世昌公布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吴佩孚发出反奉通电：“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直、奉矛盾由是日趋尖锐。

2月2日至20日，张作霖、段祺瑞先后派代表赴粤，与孙中山商议联合讨直事宜。

2月10日，广州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通电否认北京政府代表签定的中日山东案协定。2月27日，广州政府北伐军在桂林大本营誓师，孙中山称“民国存亡，在此一举”。

4月上旬，奉军大举入关，驻扎军粮城、马厂、通州一带，张作霖将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并自任总司令，司令部设在直隶廊坊的落垡镇准备伺机进攻直军。直军也由宜昌等地北上，驻长辛店、保定、石家庄一线，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

4月26日，吴佩孚等直系将领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并将重兵集结于直隶保定随时应战进犯而来的奉军。27日，张作霖对曹锟宣战，通电矛头主要指向吴佩孚。

4月29日，张作霖率领“镇威军”四个师下辖九个旅共计十二万余兵力抵达天津的军粮城，“镇威军”兵分东西两路围攻保定，东路军由奉军高级将领张景惠率领，在北京城西的长辛店一带作战，西路由张作霖直接指挥，并分为三个方面，由奉军将领张学良、张作相和李景林挂帅，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5月4日，奉军第十四师临战前倒戈，奉军溃不成军。除张学良所部小胜外，“奉系”其他各路军队均被直军击败。仅仅六天，张作霖的数万大军就被吴佩孚横扫，死伤3万多人，被俘4万多人，可谓损兵折将。

5月4日同一天，孙中山在广州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下令“分道出师”北伐。

5月 5日，奉军战败，张作霖下总退却令。老官僚徐世昌没料到奉军会败得这么快，自觉失算，只好下令通缉战争祸首梁士诒、叶恭绰（梁、叶已逃往日本）。吴佩孚对此不以为然，对记者说：“不惩办张作霖，誓不罢休。”

5月10日，徐世昌不得不下令免去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5月12日，张作霖通电宣布东三省“自治”（独立），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这时，直系军阀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一支军阀，在英美大力资助支持下企图控制全国。直系当家人曹锟志得意满，开始专心于做大总统，而将兵权全交给了吴佩孚。而在第一次直皖大战中击败皖军后，吴佩孚在直系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掌控兵权后，他也取代曹锟成为直系事实上的大佬。

吴佩孚又派人与陈炯明密约，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然后南陈北吴携手，吴为总统，陈为副总统，共同主宰中国政局。其步骤是：以黎元洪复位为第一步，藉黎之昏懦，利用废督裁兵，打倒曹锟以下各省督军，不成，则黎受其祸，再利用国会，急选总统，有机会则吴、陈出场，机会未熟则或举伍廷芳、蔡元培文人为正副总统，为吴、陈暂时之过渡。

曹锟也想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一统南北，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他和吴佩孚在铲除徐世昌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目标。为给独裁统治制造“合法”假象，他们鼓吹恢复旧“法统”，要求广州政府孙中山和北京政府徐世昌同时下野，恢复旧国会职权，推黎元洪复职。企图暂时由黎元洪过渡一下，然后再由旧国会把他们捧上台。

于是，吴佩孚发出恢复旧国会的通电，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等立即在天津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5月24日又成立了“正式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一些直系军阀根据曹锟、吴佩孚的旨意，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北南两总统同时退位。

5月31日，王家襄、吴景濂领衔旧国会众参两院议员203人在天津开会，发表宣言，宣布徐世昌是“伪总统”，宣布即日行使国会职权，取消南北政府，另组合法政府。

6月2日，徐世昌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宣布辞职，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吴佩孚不失时机地发出通电，曹锟也领衔10省督军、省长联名发表通电，称徐氏既退，请黎元洪复职。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下，黎元洪于6月11日入京，复任大总统。

6月12日，黎元洪宣布第一道命令，改组内阁，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在谭延闿未到任前，由张国淦兼代；黄炎培未到任前，由高恩洪兼代。

黎元洪一上台，立即下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电邀孙中山入京筹商国是。

内阁组成后，黎元洪和一些内阁成员分别发电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并电邀唐绍仪、陈炯明、岑春煊、谭延闿等来京共商大计。而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除要求孙中山下野外，也分别电请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等北上共谋国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造成“全国统一”的气氛。

南方人士已看出这是虚伪的表示，加以拒绝，被邀人士无一北上。其中，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职，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职。伍廷芳发出通电，认为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李烈钧态度更为强硬，联名发表通电，斥骂黎元洪叛国，说他和旧国会都是直系军阀的傀儡。结果，黎元洪拉拢西南人物入阁的计划落空。

与此同时，陈炯明也遵约配合吴佩孚，加紧策划推翻孙中山的活动。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于次日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讨伐叛逆。史称“六一六事变”。

6月18日，孙中山电告在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26日，蒋介石赶到黄埔，孙中山赋以海上指挥大权。

陈炯明叛乱的第3天，孙中山电令李烈钧、许崇清等北伐军回师广东，讨平叛逆。6月23日，北伐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回粤靖难。26日，粤军第二军、滇军、福军之全部及粤军一师回师广东，李烈钧等部留守赣境，以作后援。7月2日，北伐军到达粤境，开始兵分数路向韶关、翁源叛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数日，陈炯明要求吴佩孚派兵夹击北伐军。吴佩孚调沈鸿英部由湘南配合蔡成勋部，会攻留赣的北伐军，李烈钧部被迫退回粤境。两军在翁源苦战多日，直到7月26日，叛军锐气渐挫，全线开始向韶关退却。

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制订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

7月29日，北伐军因缺乏枪械弹药，在韶关失利，全线退却。

7月31日，国务总理颜惠庆请假离任，北京政府委任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

8月9日，孙中山孤军无援，离粤赴沪。

8月15日，黎元洪发表唐绍仪组阁令。但曹锟、吴佩孚提出异议，说唐虽北洋出身，但投向革命党，出卖北洋，唐组阁对北洋不利，公开表示反对。唐绍仪面对直系军阀的干涉，只好放弃内阁总理一职，自天津匆匆南返。

王宠惠自觉长期代理内阁总理名不正言不顺，遂于9月14日提出辞职。黎元洪不得不正式任命王宠惠为内阁总理。

9月19日，王宠惠任国务总理的“好人内阁”成立。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财政总长罗文干，陆军总长张绍曾，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徐谦，教育总长汤尔和，农商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高恩洪。由于王宠惠等是亦学亦仕的英美派人物，是不属于国内任何党派的“好人”，故此届内阁被称为“好人内阁”。

为了集中力量消灭陈炯明叛军，退往上海的孙中山决定利用直系与皖系的矛盾，与皖系合作，利用段祺瑞的势力驱逐投直的福建军阀李厚基。10月，孙中山将驻扎福建的北伐军改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黄大伟、李福林为第1、3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讨贼军在驻闽皖军王永泉的配合下，多次打败了李厚基及增援的直军唐谟部，迅速占领了福州，并计划取道闽南进攻潮汕。10月，徐树铮联合许崇智、王永泉驱走闽督李厚基，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徐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制置府事宜”。

除成功地建立以反直为战略目的的“三角同盟”外，张作霖还企图从直系内部打开缺口。他看中了冯玉祥。吴佩孚自打败张作霖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与冯玉祥等直系将领关系恶化。冯玉祥痛恨北洋军阀的贪婪腐败，遭到曹、吴的歧视和猜忌。张作霖趁机拉拢冯玉祥，协议联合倒曹。

11月25日，“好人内阁”集体辞职。在直系内部，曹锟与吴佩孚明争暗斗，吴反对曹过早地做总统，曹则怕吴威望过高抢了他的总统位子。曹、吴各拉山头，形成两派。因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其弟曹锐以直隶省长驻天津，故称为“津保”派；而吴以副巡阅使驻洛阳，故称“洛阳”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内阁问题，黎元洪在两派之间受夹板气。王宠惠内阁被人称为“洛派内阁”，因为内阁中的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和忠实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总理王宠惠和财政总长罗文干明显地站在吴佩孚方面。曹锟不高兴了，认为吴佩孚在发展个人势力，于是暗使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反对“洛派内阁”，王宠惠只好提出辞职。

黎元洪面对洛派与津保派的争斗，一时手足无措，于是派人约请靳云鹏、顾维钧、周树模等人暂时代理内阁总理，但这些人均不愿代理，一时间北京政府成了无政府状态。

11月29日，黎元洪提出由汪大燮组阁，汪声明维持10日，10日期满去职。黎元洪又提出张绍曾组阁，黎以为张倾向津保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让他组阁也许可以两边都不得罪，可是津保派对张绍曾并不放心，曹锟也希望无人组阁，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以便逼黎元洪下台。于是，张绍曾内阁一时难产。黎元洪只好托外交总长王正廷代理总理，王也提出代理期限为10日。

1923年1月4日，黎元洪总算正式任命了张绍曾内阁，王正廷辞北京政府国务总理职，张绍曾为国务总理兼署陆军总长。张绍曾一上台，即标榜南北和平统一，这与黎元洪的政治夙愿暗合，但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相冲突。曹锟、吴佩孚要求内阁任命沈鸿英、孙传芳为南方政府控制地盘的广东、福建省督理，张绍曾认为此举有背于和平统一，严加拒绝，并愤然提出辞职，黎元洪极力挽留。

1月15日，陈炯明通电下野，西路讨贼军进入广州。20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并以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

2月7日，京汉路全线总罢工，吴佩孚指令湖北督军萧耀南、驻郑州第14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鄂、热察绥三特区巡阅使王怀庆等派兵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21日，孙中山重返广州，组织陆海军大元帅府，于3月1日任大元帅职。以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分别任财政、外交、内务部长，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朱培德为参军长。

3月8日，张作霖召集东北三省文武官员一百二十余人在奉天开重要会议，对军制划一、设随营工厂、整理三省金融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4月11日，北洋政府派王宠惠等抵沪，与孙中山驻沪代表胡汉民等洽谈统一问题。17日，孙传芳宣告就福建军务督理职。孙传芳早年因其三姐（王英楷之二房）的关系投靠山东巡抚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王英楷，由此进入北洋系，并受到冯国璋、王占元等人提携。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传芳得展才干，颇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1920年夏，湘军袭鄂，王占元命孙传芳率兵迎战，湘军败退，孙传芳接任第二师。同年7月，直皖战争起，皖军战败，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领曹锟意旨，将皖系之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押武昌，以孙传芳代替，并由孙传芳改编皖系残余部队。1921年，王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吴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1922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孙传芳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面允由湖北萧耀南接济开拔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枪支弹药。1923年初，孙传芳入闽，旋受命为福建军务督理。

1922年4月，直系军阀首领曹辊在直奉战争中打败了奉系张作霖后，独霸了北京政府大权。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同年6月，又赶走了支持皖系的总统徐世昌，把黎元洪捧出来充任傀儡总统。时过1年，自觉统治已稳，便策划踢开黎元洪，欲谋自己上台。为此，曹辊导演了一幕又一幕“闹剧”。

6月6日，津保派发动倒阁，拥曹派直系阁员高凌霨等以黎元洪侵越内阁职权为名，逼迫总理张绍曾带领内阁集体辞职，使黎难以发布政令。

6月7日，几百名军警官到总统府索饷；8日，北京“万人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下野；9日，北京警察罢岗、黎宅断水断电；10日，千人包围黎宅，高呼“总统退位”，11日，军警千余入黎宅闹事；12日又有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向黎元洪递辞呈，不再负责维持治安，冯玉祥还带兵入京驱赶黎元洪以迫黎去位。

黎元洪见大势已去，只好于6月13日连发几道命令，任免国务员，裁撤巡阅使等，声讨政变操纵之罪恶，以及“本大总统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

6月14日，黎元洪辞职，总统职权由国务院代行。自张绍曾辞职后，黎曾请求顾维钧、颜惠庆组阁，以恢复政令，但两人均不应允。

6月15日，因黎元洪被迫离京、张绍曾内阁解体，国会议员475人电请孙中山“复总统职”。

十八、反直同盟的对直斗争（二）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推进国民党改组、促进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

6月27日，曹锟贿选筹备处成立。

9月11日，黎元洪偕陈宦等人从天津秘抵上海，谋划重组政府。12日，黎元洪召集各省代表开会，希望援助其重组政府，但遭托词回绝。黎元洪的南下引起江浙各界的不满及国民党的反对，上海警备司令何丰林甚至发出告示，对他下逐客令。黎元洪见重组政府无望，不得不于11月8日，称病东渡日本，从此退出政坛。

9月12日，张勋在天津病死。

9月26日，曹锟在保定公园剧场院遇刺，幸免于难。

10月 5日，北京国会召开北京政府大总统选举会，曹锟因贿买议员而当选。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正式就任总统，并公布《中华民国宪法》。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奉、皖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各城市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曹示威游行。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着手改组国民党事宜，但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

1924年1月11日，高凌霨代内阁总辞职。次日，曹锟任孙宝崎为国务总理，并改组内阁。

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主席，提出并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国共合作的宣言和文件。国民党完成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校址设在广州黄埔。

4月12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正式公布。建设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3个时期。军政即用武力推翻原有的统治者及其制度；训政即由政府对民智落后的人民进行训练；宪政即让国民根据宪法规定的权限选举政府和议员。至宪政时期，建国方为大功告成。

5月2日，冯玉祥因无地盘，又欠饷十七个月之久，向曹锟辞陆军检阅使职。3日，直鲁豫巡阅副使王承斌因曹锟采纳吴佩孚建议，夺去其二十三师师长兼职，电请辞职。13日，曹锟特派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周荫人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

5月31日，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十一条，及与上述协定有关之《声明书》七种。同时，中苏两国互换建立邦交照会，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6月21日，外蒙通告苏俄政府，决定脱离中国，实行共和。7月1日，外蒙古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

7月2日，曹锟准国务总理孙宝琦辞职，任命顾维钧兼代理国务总理。

7月，浙江善后督办卢永祥收编皖系臧致平、杨化昭两部五六千人为浙江边防军。吴佩孚对此大为不满，要求解散臧、杨军队。12日，倪嗣冲在天津英租界病卒。

八九月间，奉系、皖系、与孙中山的代表在奉天举行“三公子会议”（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孙中山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再次协商反直三角联盟的有关事宜。斗争的焦点在江浙，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而直系内部则因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冯玉祥部自成一派，且与反直一方暗通款曲。

9月3日，卢永祥通电成立浙沪联军并自任总司令，与直系江苏都督齐燮元军在上海附近打响第一炮，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爆发。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江苏都督齐燮元、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福建都督周荫人、江西都督蔡成勋、安徽都督马联甲形成联盟，共同进击卢永祥。4日，奉系张作霖以粤、浙、奉同盟为理由，向直系宣战，决定兵分六路对直作战，并组织镇威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同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5日，孙中山发布了北伐命令。14日，吴佩孚在洛阳宣布对东北用兵，并带队北上，部署对奉作战。孙、段、张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后起之秀，而这时的吴佩孚，正处于其一生之中的巅峰时期。9月8日，吴佩孚以”中国最强者”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由江浙一隅的局部事件，发展成为全国反直势力与直系军阀的大决战。

第二次直奉战争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25万大军北上迎击张作霖。吴佩孚命令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兵古北口。而张作霖在两年前被直系打败后，退回关外厉兵秣马，经过两年休整，率十五万奉军卷土重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

战争爆发之后，战局极为胶着，但冯玉祥对曹锟和吴佩孚早已不满，早已经谋划着对付曹、吴二人。

吴佩孚势头正健的时候，连美国的《时代周刊》都发专刊，认为吴佩孚是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不过，就在吴佩孚崛起的同时，另一个人也悄然崛起了，他就是冯玉祥。冯玉祥自小从父进入淮军，1902年脱离淮军投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3营左队右哨6棚。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对冯玉祥很器重，陆建章有位由他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刘德贞后来许配给冯玉祥，于是冯玉祥成了陆建章的内侄女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法办。1914年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段祺瑞派冯玉祥所部第16混成旅开往福建，与护法军作战。冯玉祥公开通电全国，主张罢兵息争，南北议和。1918年6月底，冯玉祥率部进驻湖南常德，11月任湘西镇守使。1921年，曹锟派冯玉祥赶跑了陕西督军陈树藩，占据陕西，从属直系军阀，后接任陕西督军，并以此地为地盘扩充军备，其军队因此被称为”西北军”。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失去河南地盘。但担任陆军检阅使后，冯玉祥率部到北京南苑大力练兵，在两年内练就3万能攻善战、纪律严明、具有爱国精神的精兵。在曹锟竞选大总统时，冯玉祥出力甚巨，成为曹锟眼中红人。而由于吴佩孚和冯玉祥向来有矛盾，所以直系面临着分裂的风险。这期间，1923年，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决心寻机推倒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当年他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5月兼任西北边防督办。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直方第三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

在此期间，10月12日，江浙战事结束，卢永祥通电下野，偕何丰林东渡日本。

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

10月23日，冯玉祥由热河前线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

10月24日，冯玉祥决定成立国民军，设总部于旃檀寺，并出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至此，冯玉祥部脱离北洋系统，真正成为一支独立的地方军事集团。

同日，冯玉祥迫曹锟下令解除吴佩孚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冯玉祥等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议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并请段祺瑞出面改组政府，维持时局。在孙、段未到京前，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

战前，按曹锟、吴佩孚的设想，奉军不堪一击，这次大战，一定要把张作霖给灭了。但让曹、吴都没想到的是，正当直奉两军沿长城打的不可开交时，冯玉祥临阵倒戈。“得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吴佩孚急忙回师天津，以曹锟的名义，电令江苏、湖北各军火速北上增援，讨伐冯玉祥。结果，吴佩孚反被倒戈的直军第二路援军司令胡景翼所部、冯玉祥合力收拾了，吴佩孚在华北的十几万直系精锐部队被消灭，只好从塘沽下海，向南逃窜，其势力退回两湖地区。

自此，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告终。

还得提一句，与江浙战争进行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也有所进展，樊钟秀部和程潜部一度攻入赣南和湖南宜章。虽然北伐军为后方的陈炯明和反动的广州商团所牵制，不能全力以赴，其直接战果并不显著。但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不但直接威胁到湘赣两省，而且川、滇、黔等省也行动起来，声势浩大，牵制了长江以南直系的大量军队。因此，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一是冯玉祥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一是与三角同盟中的西南孙中山方面对曹、吴的牵制。

11月2日，曹锟宣布辞总统职。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11月4日，孙中山复电张作霖，表示同意北上：“文在此间部署军事，数日可毕，当即轻装北上，共图良晤。”同时，他还派孙科向张作霖说明他对时局的主张。

11月5日，冯玉祥逐清废帝溥仪出宫。

11月10日，张作霖、冯玉祥召集“天津会议”，决定拥段祺瑞出山。同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期唤起民众，和平统一中国。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不仅为冯奉两系所推戴，而且还受到直系及西南军阀所拥护。

11月21日，段祺瑞通电准于24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区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陆军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统总统与总理之职，“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宣告成立。

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成立后，张作霖带领奉军万余开赴北京，之后北京政权落入奉系军阀手中，张作霖成为了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位大佬。

十九、段祺瑞艰守北洋政府

打跑吴佩孚后，冯玉祥的势力突飞猛进。张作霖为了遏制冯玉祥，请段祺瑞重新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国家元首)。此时的段祺瑞，作为临时执政，虽然兼有总统和总理的双重权力，但是已经没有军权，北洋之虎已经如同无牙的老虎一般，真正执掌权力的其实是冯玉祥和奉系。

直系的垮台，也削弱了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对军阀本来就有利用之意，他在广州接见苏联代表达林时曾说：“等我击败吴佩孚，下一个就轮到张作霖了。”张作霖虽然对孙中山表示尊敬，但也只是把“孙先生当作一个远交的朋友而已”。

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纵横捭阖，敌与友之间根本无一定之分。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张作霖态度冷淡，在谈话中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张作霖的反苏反共态度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这种政治上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渐行渐远。

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

12月8日，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1日，段祺瑞令免江苏督军齐燮元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电邀孙中山、黎元洪作为第一款会员出席“善后会议”。

1月7日，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机，自称救粤军总司令，从潮汕分三路进攻广州。

当月，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冯玉祥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在苏联的支持下，冯玉祥所部”西北军”达到15万人。

2月1日，广东政府开始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3日，孙传芳、张宗昌、吴光新在上海签订新的江浙和平公约，浙、奉两军退出上海。张宗昌任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驻节徐州。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以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然而，段祺瑞的卖国行径，又使北上时对中国明天充满希望的孙中山大失所望，深受打击，一气之下使他的病情再度恶化。但为了国事，他坚持抱病入京。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三角同盟”也由于直系的失败，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之间政治上的分歧而自然解体。

4月2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落幕。善后会议是直系军阀战败后其他军阀的权力分配会议，是段祺瑞为延长临时执政寿命的会议。但该会议的结果，一个军政重要问题也没有解决，所通过的议案只是一纸官样文章。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6月19日，省港工人为声援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全国掀起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浪潮，使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时机日渐成熟。

6月13日，张学良率部两千人进驻上海。21日，改由奉系镇威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部驻防，淞沪再度成为奉军的势力范围。

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黄埔军校校军及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各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

8月29日，张作霖迫使段祺瑞任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使奉系与驻浙直系军阀孙传芳矛盾激化。

10月1日，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反动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

10月7日，孙传芳在杭州秘密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出兵讨奉问题，决定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孙自任总司令。16日，浙奉战争爆发。奉军放弃苏皖两省，孙传芳夺得淞江、上海等地。21日，吴佩孚在汉口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发表讨奉通电。

11月初，孙传芳亲自到蚌埠督师，并与反奉的国民军联合攻奉，占领徐州。月底，孙传芳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

11月22日，郭松龄倒戈。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不满张作霖穷兵黩武，与冯玉祥及奉军第一方面军团司令李景林达成消除战祸、实行民主等密约，通电宣布脱离奉系，转而拥护段祺瑞，并电劝张作霖下野。郭松龄发动滦州兵变，将所部改编为5个军，统称东北国民军。27日占领山海关。因有冯军援助，郭军势如破竹，12月初攻占锦州，12月13日攻占营口。冯军则进占热河。张作霖遭此巨变，慌忙向日本求教。12月21日，郭军前锋距张作霖老巢沈阳仅60里。日军派飞机对郭军阵地狂轰乱炸，并化装成奉军协同作战，袭击郭军后方。郭松龄终不能敌。24日，郭氏夫妇被捕，被就地枪决。

12月26日，段祺瑞公布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并委任许世英为国务总理。

12月30日，徐树铮乘火车离京经廊坊时，冯玉祥命张之江将其劫持并枪杀。

12月底，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进至河北省落垡，要求假道出关，原奉军第一方面军团司令李景林认为冯军来意不善，便与山东军务督办、山东省省长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并自任总司令，张宗昌任副司令，进攻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败，国民军占领天津。

徐树铮廊坊遇刺身亡，使段祺瑞受到极大刺激，担心自己也会遭到不测。而迫于奉、直两系军阀压力， 冯玉祥被迫于1926年1月4日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部队交由张之江（察哈尔都统，主理西北军务，接任西北边防督办兼国民军总司令）代管。

1月5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正式提出联合并取得完全谅解要求，直奉军阀达成谅解，并以所谓“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和南方的革命势力，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事开始。其后奉、直两系在围攻后起造反派国民军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暂时建立了他们在中国中部和北部的统治，并组成直系和奉系军阀势力所控制的北京政府。

冯宣布下野后，吴佩孚在汉口发出通电，宣布结束讨贼事宜，高唱尊重法统，这又给段祺瑞一个沉重打击。因段的执政地位是在打破法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吴高唱尊重法统，实际在否定段的执政地位。为应付时局，内阁总理许世英向段祺瑞献策：让段发一个辞职通电测验各方的反应，此时无人愿意上台，大家一定会表示挽留，这样就能打消吴电的影响，保障时局稳定。段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遂于1月9日发出通电声明：“执政任期到1月巧日届满，而国民会议召集无期，本人不愿继续执行政务，所望各建说言，迅定国是，稗释重负，以践前言。”这个通电，段虽经几次修改，但仍词不达意，不但毫无辞职下台之意，而且充分暴露了他恋栈不去之心。因而，除了冯玉祥和阎锡山表示留段的态度外，孙传芳、萧耀南等南方各省军阀都未挽留。

1月11日，张作霖宣布与段政府断绝关系。14日，国民军第二军将领邓宝珊公开通电，痛斥段为祸国殃民的公敌，不应加以挽留。段见反应不妙，连忙又补发一电:“我早就想下台，只因国事无人负责，譬如手里拿着茶杯，必须递于别人才能放手，断无任意摔碎之理。”段祺瑞处于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三大军阀争斗的漩涡之中，仍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保住摇摇欲坠的政权。

2月15日，北京政府国务总理许世英辞职，段祺瑞派陆军总长贾德耀暂行兼代。3月4日，段祺瑞改组内阁，贾耀德继许世英任国务院总理。

3月4日，吴佩孚在河南得手后，又通电讨伐段祺瑞和冯玉祥。同日，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直豫陕宣抚使，请其主持讨吴军事，但遭到冯的拒绝。3月12日，段致电张作霖，希望张以国家为重，与冯言归于好，打算调和冯、奉关系，打破奉、吴联盟，但没有得到张的回音。段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请出老朋友王士珍发起和平运动，也未果。

这时，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以及于武汉再起的直系吴佩孚联合讨伐冯玉祥国民军。奉军炮舰在日本4艘军舰的掩护下与驻守在天津大沽口国民军首先交战，惨遭失败，被赶大沽口外。这时，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公使联名通碟北京政府，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务，时称“大沽口事件”。

3月18日，3月18日，北京群众为反对“八国通碟”，在天安门进行集会游行。当群众队伍到达执政府要求面见段执政时，段竟唆使卫队向群众开枪镇压，当场打死47人，伤200人，失踪4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事后，段反诬爱国群众是“暴徒”，并下令通缉群众领袖，激起了人民的极大义愤。鲁迅悲愤地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3月20日，北京政府内阁对“三一八”惨案声明引咎，提出总辞职。

4月初，冯玉祥国民军在张作霖、吴佩孚两派的联合进攻下，被迫放弃天津，退守北京。当战事日益逼近北京，段祺瑞见国民军大势已去，冯玉祥这座靠山已不稳固，连忙寻找应急之方，决定实施联奉自保计划，密谋与奉军里应外合赶走北京的国民军。当国民军前敌总司令(后任东路总司令)鹿钟麟获知段的阴谋后，便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

4月10日凌晨2时，国民军前敌总司令(后任东路总司令)鹿钟麟帅所部发动政变，包围北京执政府。由于消息泄漏，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寻求庇护，鹿钟麟随即释放了曹锟。鹿钟麟随即等通电表示欢迎吴佩孚进京，吴佩孚却要求国民军全部缴械。

次日，段派人到天津以执政府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声称北京发生政变，执政不能行使职权，北京政府所发命令、通电一律无效。

4月15日，奉军占领通州，吴佩孚的队伍进抵西苑，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南口。16日，段祺瑞从东交民巷回到吉兆胡同，17日宣告复职，并向逼近北京的张作霖、吴佩孚乞怜告哀。但吴佩孚宿怨未消，随即命令军队监视他，并逮捕其党羽。段又企图联奉拒吴，奉系张作霖也没理他。至此，段才确信恋栈不成非走不可了。20日，段和亲信多人在直鲁联军的保护下，乘一列专车前往天津，随后通电全国“决定引退”。

段祺瑞到达天津后，自知己与政治绝缘，遂吃斋念佛，组织菩提精舍，自号“正道居士”，开始了他的寓公生涯。可是聚居在天津企图伺机而动的一些安福系政客们，却一直寻觅机会捧出他重登政治舞台，而段实也未看破红尘，但一直未能复出。1933年1月22日段乘专车到南京，受到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要多人的欢迎。不久，段棋瑞移居上海。1935年段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未就职。段祺瑞在上海一直参与“菩提精舍”活动，精研佛法，颐养天年，从此不再过问政治。1936年秋因病去世，时年72岁。11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予以国葬。

段祺瑞去后，5月13日，颜惠庆内阁组成，摄行政务。22日，颜惠庆辞职，由海军总长杜锡珪兼代其职。

6月，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北京举行“两巨头”会议，联合起来组建北京政府。共商进攻南北革命势力的计划：直奉联合攻下北京南口后，吴佩孚向南进攻广东；张作霖向北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双方南北齐下共分天下。孰料北伐军势如破竹，横扫旧军阀！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分三路进军。西路攻克长沙、武汉；中路攻克南昌、九江；东路夺取了江、浙、赣。北伐军先打吴佩孚，再攻孙传芳，最后击张作霖，各个击破，不到一年，即控制全国半壁江山。

二十、南方革命渐渐成势

此前几年，北洋军阀在北方混战不已，南方的革命势力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逐渐壮大。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为维护《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经过了短暂的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再次出任总理，以冯国璋为总统。皖系则重新控制了中央政权。段祺瑞复出之后，拒绝孙中山的劝告，无意恢复国会。孙中山带领一部分议员愤而南下，在广州组织了非常国会和军政府开展护法斗争。在北方，段祺瑞则诡称国会已被破坏应仿行民国元年的办法重组临时参议院。1917年11月10日，由各省选派的代表115人在北京组成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为段祺瑞炮制完成了一部新的国会组织法后，于1918年8月12日宣布解散。

1918年6月，孙中山命令蒋中正与陈炯明，以援闽粤军的名义向福建进军，联同海军部分舰队开赴潮梅一带。粤军陈炯明的第一军与蒋中正的第二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击败段祺瑞的闽浙援粤军，段祺瑞亲令总司令李厚基与孙中山划界停战。陈炯明曾以“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挽留蒋中正留任粤军，但蒋中正仍婉拒，辞任第二军军长，把粤军交与许崇智和陈炯明后回到上海。

援闽粤军进军福建稳住阵脚以后，在驻福建两年期间，从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展至六个旅2万多人。由陈炯明与许崇智负责指挥，许崇智率军在闽浙扫荡北洋军的闽浙援粤军残部，以解除粤军的后顾之忧。1919年，粤军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亲孙中山的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3月孙中山完成“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1920年中，仍驻广州的军政府出现内哄，英国支持的桂系与滇系争权。

1920年6月，徐绍桢被孙中山任命为两广各路招讨军总司令。7月，孙中山策动徐绍桢率数千救国军在广东江门起兵，分五路攻打桂系盘踞的广州，掀起讨桂序幕。1920年8月，在粤军的哗变支持下，孙中山力促粤军自福建回师广东，由陈炯明、许崇智指挥粤军进攻广州驱逐滇、桂等“客军”，分三路向粤边境攻击前进。许崇智任前线总指挥，突破大埔、梅县，苦战经月攻占河源。10月20日，受伤的许崇智因病离军。在孙中山命令下再度赴广的蒋中正，代替许崇智出任前线总指挥，并于22 日攻克惠州，10月22日，粤军三路并进广州发起总攻，28日光复广州。11月2日，蒋中正交还指挥权给许崇智与陈炯明后，再度婉拒陈炯明的慰留离职回沪。

孙中山于1920年11月28日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返回广州后孙中山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重举护法旗帜，继续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开始。

11月29日，孙中山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当日，召开军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军政府以孙中山为首并兼任内务部长，推选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唐继尧为交通部长，陈炯明为陆军部长，伍廷芳为外文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部长，并委派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4月2日，非常国会开会，取消军政府，声称组织正式中华民国政府，为广州中华民国政府。

但因为北京方面的徐世昌是总统名义，所以在国际上北京政府比广州政府叫得响，孙中山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他打算修改政府组织法，正式选举总统。恰在这时，北京政府对国际间强调南方已没有军政府，全国已经统一，因此向四国银行团洽商大借款。孙中山认为时机迫切，亟应把握时间，免得国际间真的进一步和北京政府勾结，今后革命事业就更加困难了。1921年4月7日，在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依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于是军政府撤销，代之以中华民国政府。并对外宣言“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国会为全国各省各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中国出现了广州、北京两个中华民国政府，南北两个总统对立，使北方表面统一，粉饰太平的宣传彻底破坏。自此，南北政府对峙局面形成。

孙中山就职“大总统”后主张以武力统一中国。但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遭到借由粤军发展在广东坐大的陈炯明反对。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由湖南督军谭延闿提出并获得浙江的卢永祥、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奉系张作霖、四川的刘系军人，胡适、梁启超、蔡元培、章炳麟、张东荪、丁世泽、潘力山响应的联邦制。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六一六”军事政变，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因而中断。8月9日，孙中山离粤赴沪。8月15日，陈炯明自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退居到卢永祥势力范围的上海后，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1923年1月，陈炯明被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后建立革命政权﹐再任陆海军大元帅。3月1日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任命谭延闿﹑程潜﹑廖仲恺﹑邓泽如﹑伍朝枢分别为内务﹑军政﹑财政﹑建设﹑外交各部部长。朱培德为参军长﹑胡汉民为总参议。当时国共合作处于从酝酿到实现的阶段﹐孙中山放弃”护法”的旗帜﹐不再恢复非常大总统﹐也不再召集非常国会﹐政权决策机构的职能﹐逐渐由经过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机构来承担。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是为旧三民主义；孙中山在1924年重新解释了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基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实行党内独裁制，总理有权决定国民党的一切，所有党员必须服从总理的领导。

1924年7月，孙中山建议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革命政权进行指导。1924年10月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革命军队。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广州地区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大元帅府依靠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工农革命武装为主力﹐镇压了商团叛乱。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的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为总统的直系军阀政权。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离广州北上，先抵上海，再绕道日本赴天津。12月底，扶病到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发动东征（第一次东征）﹐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黄埔军校学生军会同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击败了陈炯明反动军队。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此前东征联军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巩固。

6月中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孙中山辞世后，国民党内没有谁具备他那样的绝对权威，总理独裁制难以为继，因此国民政府由大元帅制变为委员制。汪精卫任主席，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由于政府所在地在广州，习惯上称广州国民政府。

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发动第二次东征。东征军辖第1、第2、第3纵队，由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向东江地区陈炯明残部发动进攻。东征于11月底结束，陈炯明残部流窜于闽赣边，再也无力袭扰东江。两次东征的胜利，统一了广东全境，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三大政策。

3月20日，蒋介石于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5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被通过。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张国焘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原任中国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换上了中国国民党右翼分子。从此，共产党人被排挤出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中国国民党左派受到打击，右派势力夺取了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权。蒋介石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自此一手控制了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二十一、国民革命军首次北伐北洋系

当北洋军阀互相争伐不已之时，南方的革命势力有了极重要的变化。蒋中正在二次东征时即深深体会到没有强大的革命武力，是无法贯彻革命的抱负，因此主张：“要在一年之内统一两广，三年之内统一中国”。1926年4月3日，蒋中正吁请国民政府早日决定北伐大计。

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全国形势，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孚，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为什么首先攻伐吴佩孚呢？一是因为他最弱，二是因为吴佩孚的主力远在华北跟冯玉祥死磕，此时两湖兵力空虚。

同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统帅陆海空三军。

7月1日，蒋中正以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下达了北伐的动员令。7月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

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分三路进军。西路攻克长沙、武汉；中路攻克南昌、九江；东路夺取了江、浙、赣。

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直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其具体的势力范围是：直系吴佩孚军约30万人，控制湘（湖南）、鄂（湖北）、豫（河南）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吴、张勾结，控制北洋政府，在北方，向南口、多伦等地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吴佩孚增兵入湘，企图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传芳在赣、闽伺机行动。湖南湖北是主要战场。

而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余人（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1军至第8军军长；缪斌、李富春(共产党员）、朱克靖（共产党员）、廖乾吾(共产党员）、李朗如、林伯渠（共产党员）、黄绍竑、刘文岛分任第1军至第8军党代表或副党代表。除第8军驻湖南衡山、安仁地区，第7军驻广西外，其余6个军均驻广东。

当年7月，北伐军首先向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第七军钟祖培旅是北伐先锋。其实早在1926年3月，叶挺独立团就进到了湖南。5月，广西的第七军也提前进入湖南。只是因为准备还不充分，北伐军大举北伐的时间才拖到7月。

7月11日，长沙被北伐军攻克。随后，北伐军以李宗仁指挥的第七军和副军长陈可钰指挥的第四军为前锋，一路向北进攻。8月19日攻克湖南平江，23日攻克岳阳，正式杀入湖北境内。随后占领交通要道汀泗桥、贺胜桥。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势,相继占领汉阳、汉口、武昌，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信阳。至此，吴佩孚剩下的二万余部队基本被消灭。

与此同时，北伐军开始向江西进军。当北伐军在两湖与吴佩孚主力作殊死战时，5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打着“壁上观”的主意，企图让吴军与北伐军先混战一场，由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此前，吴佩孚一连给小老弟孙传芳发出十几封求救电报，但孙传芳愣是见死不救。他认为北伐军和大哥吴佩孚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想等到两败俱伤后，他再出兵摘桃子。可是，他哪里料到，北伐雄师长驱北进，两湖转眼而定，而且北伐军还没打完吴佩孚，就调转枪头打他。而更让他想哭的是，这时候，吴佩孚已经被北伐军打残了，没能力救他。

孙传芳如梦初醒，急调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军队入赣对北伐军作战，并另以一路进攻湘鄂，期捣北伐军侧后，进而囊括两湖。然而，北伐军对进攻赣省早有准备，不待敌动，先发制人，在两湖大局初定后，便提前实行占领赣、皖、苏、浙、闽，以消灭孙传芳的计划。于是北伐军第一、二、三、六军成为攻赣主力，由蒋介石亲自率领，分3路向江西进攻，同时于9月初檄调围攻武昌的李宗仁第七军赴赣，充作江西战场左翼，沿长江左岸东下，进驻阳新，控制长江下游，巩固武汉，相机进取赣北。

北伐军右翼军分自赣江两岸及赣西地区，向南昌进攻。9月19日，程潜所部的第六军和王柏龄所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南昌城内的省署警备队和工人、学生的配合下，一举攻下了江西省会南昌。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后，大为震惊，立即命精锐部队第一、二、十方面军从南北反攻南昌。9月22日，双方在南昌展开激烈争夺战，北伐军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南昌。11月 8日，北伐军再克南昌，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孙传芳逃回南京，其残部自江西向浙江溃退。至此，孙传芳在江西的10万主力几乎全部被歼，赣境内残敌全部扫清。

经此一役，直系军阀元气大伤。同时，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

就在南方北伐军气势正盛的时候，北方也举起了革命义旗。1926年初，京津地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口等地受挫后，被迫向绥远、甘肃一带退却。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寻求军事援助。在河南的岳维峻、李虎臣等国民第二军也连连失利，退入陕西。

1926年8月中旬，冯玉祥从莫斯科回来了。冯玉样决心收拾残局，重振旗鼓。国民军的流散部队，听说冯玉祥回国，纷纷携枪归队。冯玉祥于绥远省五原县五原城内召集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宋哲元、方振武、弓富魁、何其巩、石敬亭、孙岳、徐永昌、邓哲熙、过之翰、邓宝珊等，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开会，商讨国民军大计。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推举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城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当场宣布：为表明国民军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决心出师北伐，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并郑重地向全国发出誓师宣言。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于是，国民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共讨北洋军阀。

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成立后，鹿钟麟任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为政治军事顾问。刘伯承、邓小平、宣侠父、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又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国民军开始改变愚兵政策，部队规模和战斗力显著增强。

按照“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冯玉祥决定取道甘肃，出援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11月底，国民军联军解西安之围。此前，河南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西安，杨虎城、李虎臣兵力不过三四千，但已坚守半年之久，有“二虎守长安”之誉。坚守西安胜利了，但是西安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昔日繁盛的街市变为瓦砾场，军民由于伤亡饿冻致死的数以万计，白骨累累，创痍满目。在战争最艰苦的后期，守城部队与居民因争夺食物，使军民关系受到很大影响。一些“和平期成会”分子，又借机对杨虎城肆意攻击。解围后，全体军民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革命大祭。杨虎城送的挽联写道：“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孙传芳遭受惨败，跑到北京向奉军张作霖求援，张作霖组成安国军。12月 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这个职务在当时相当于总统），并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直鲁联军总司令。

不久，张作霖以安国军司令名义，令张宗昌配合孙传芳南下，反扑国民政府。计划以奉军一部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孙传芳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防苏、皖北部，配合反攻鄂、赣。孙传芳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沿线及皖南地区，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的胜利声中，由广州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和全国革命的中心。

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上旬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

1月，北伐军向浙江进发，孙传芳将其所部编为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以图再举。

2月下旬，北伐军相继攻占杭州、临海、宁海、宁波、绍兴等地，肃清浙江境内的孙军。

2月 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奉系军阀为确保沪、宁，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于23日抵南京，并于27日和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北伐军决战。张学良部也到徐州，以为策应。

3月4日，安徽省长兼第六师师长陈调元和芜湖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普倒戈，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和第二十七军军长。

3月上旬，北伐军开始进攻淞、沪。3月21日，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激战占领上海。北伐军之第1军一部乘机进入上海市区。

与此同时，北伐军相继占领安庆、芜湖、当涂，3月20日开始总攻南京，23日晚江右军各部进占南京。 至此，长江以南半壁江山悉归北伐军所有。

就在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伐胜利进军之时，蒋介石“反共”的面目暴露出来。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

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

二十二、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北洋系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使馆中避难的李大钊等五十余人。28日，奉系军阀在北京将李大钊等20人秘密杀害。

4月19日，武汉国民革命军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剑指华北。最后的军阀势力已成过街老鼠！

而在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带领国民军联军向陕甘一带进军，控制了西北地区。武汉国民政府随后将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下辖九个方面军。1927年5月1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率部东出潼关加入北伐行列，与武汉军会师郑州、开封，随后进入豫东与直鲁军作战，取得两次兰封战役的胜利，并肃清豫境吴佩孚残余势力。而后冯玉祥与北伐军联合作战，将奉军逐出河南。

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后因蒋介石的追逼，1931年5月22日在刘湘”保护”下出四川，年底到北平。定居北平后，吴佩孚受到张学良的优待，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安度晚年，唯与曹锟交情淡薄，他倡办”救世新教会”，自任教统，江朝宗任副教统，暗地纠集北洋直系势力，乘时局动荡之际，借”抗日”为名妄图再起，此举受到蒋介石指责。1933年1月18日，上海各团体忠告段祺瑞、吴佩孚勿受日人利用，段祺瑞应蒋介石之请南下，吴佩孚仍滞留北平。1935年12月20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他坚决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病入日本人医院治疗，土肥原贤二指使日本牙医将其杀害。1940年1月21日，国民政府举办了吴佩孚将军追悼大会，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挽联一副：”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194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为吴佩孚举行国葬，葬于北平玉泉山，由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

山西阎锡山眼见北洋系要完蛋，立即在山西宣布反正，转投国民党。1926年，阎锡山击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又从张作霖的奉军手中接过绥远省。在蒋介石挥师“北伐”的初期，阎锡山坐山观虎斗并不急于出兵，待吴佩孚和孙传芳等旧军阀快被击败时的“北伐”后期，阎锡山一转之前观望之态，加入国民革命军。

阎锡山反正之前，张作霖本想拉拢他。但阎锡山不给他面子。为此，晋系和奉系还爆发了一场晋奉大战。晋绥军几路大军出山西，全部被奉系击败。之后，奉军趁势追击，攻入山西，差点就把阎锡山揍死了。不过，阎锡山运气好，就在他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北伐军和冯玉祥来了。

6月3日，阎锡山布告取消晋绥陆军原有编制，改称国民革命军。6日，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随后派部进入直隶，占领张家口、石家庄，后因奉军反攻，阎军除傅作义部坚守涿州外，余均退回晋境。

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发布军政府“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

6月20日，冯玉祥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商讨共同反共和北伐奉军诸事宜。

6月21日，冯玉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合作，使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陷于孤立境地。

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北伐军2万余人在南昌起义。

8月20日，李宗仁、白崇禧与汪精卫在庐山会谈，达成妥协，宁汉合流。

8月24日，孙传芳派兵渡江偷袭南京，一度攻占龙潭东站。8月26日，孙传芳兵临南京城，北伐军与安国军在龙潭一带展开激战。31日，龙潭战役结束，孙军败溃。

10月1日，张作霖通电痛斥阎锡山，4日正式发布讨阎明令。与此同时，阎锡山也通电向张作霖宣战。15日，日本与张作霖达成“满蒙新五路协约”。

1928年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通过这次会议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开始了在中国政坛上长达22年的独裁统治。全会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2月28日，国民政府改编集团军。将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军、西北国民军、北方国民革命军改编为一、二、三集团军。第一集团军下辖18个军，共29万人，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原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该集团军下辖第一、二、三、四军团，分别由刘峙、陈调元、贺耀祖、方振武任总指挥。第二集团军辖25个军，31万人，总司令冯玉祥，后编为6个方面军，由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岳维峻、刘镇华、鹿钟麟分任总指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阎锡山，下辖10个军。此外，以桂系部队为主编成第4集团军，李宗仁任总司令，直辖7个军及2个独立师，各军军长依次为夏威、叶琪、白崇禧、魏益三、李品仙、廖磊、周斓。

蒋介石北伐的最后之敌，便是奉、直、鲁联军，统称为“安国军”，以张作霖为大元帅，下辖7个方面军，共40万人，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分别担任军团长。

蒋介石发布了北伐全军总方略：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二、三集团军各部队，于4月某日开始攻击。

3月31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1日，蒋介石进驻徐州。4月7日，蒋介石发表《渡江北伐誓师通电》。

北伐军采取“声西击东”之计，国民党北伐军全部兵力约70万人，在津浦线上的张宗昌的鲁军，早在冯玉祥部进行的豫东、豫北战役中挫伤了锐气，精锐部队基本上已被冯军歼灭，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因此，与蒋军作战只一天多时间，即4月12日，全线撤退。蒋军轻易取胜，沿铁路追击前进。

冯部孙良诚指挥部队与孙传芳军在鲁西南一带对阵。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素称“治军有方”，全部兵力9万多人，主力部队仍有6万人，作战勇猛。而孙良诚是冯部有名的骁将，二孙部队接触后，杀声连天，战况异常激烈。孙传芳不知张宗昌部已退，为配合张部，从鲁西侧击蒋军。连破蒋军阵地，连克丰县、沛县，直逼徐州。

蒋介石看到徐州危机，连忙致电冯玉祥告急，尽快派后备部队支援。冯令石友三率全体预备队约1.5万人火急应援，猛击孙军右侧。石友三也是冯部骁将之一，在石军猛攻下，孙传芳军被迫后退，解了徐州之危。又经冯部孙良诚骑兵部队冲击孙军背后，并截断了孙军退路，孙军才连忙后撤。孙良诚、石友三等部乘胜追击。石军攻丰县，击毙孙部军长袁家骥，又在渔台大败孙军，孙传芳部溃不成军。同时，方振武、孙良诚等部也取得胜利，席掖池骑兵部队攻占兖州。孙良诚、石友三、马鸿逵等部攻克济宁。

4月22日，冯、蒋两军在泰安会师，一周内攻克了泰安。

5月1日，张宗昌在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方振武、贺耀祖两军的猛烈攻击下，弃济南向德州退却。孙传芳也被迫离济南北撤，从此一蹶不振。

同日，蒋军刘峙、陈调元、顾祝同等部进占济南。

在京汉路方面，奉军一开始就对山西猛攻，并企图以全力击破冯部在河北作战之部队。奉军与冯军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激烈战争。鹿钟麟急调刘骥、刘汝明等部北上，加强彰德防线。当战况紧急时，冯玉祥电武汉，由李宗仁派兵到河南接防。于是，将驻豫中的韩复榘部火速调往前线。

冯玉祥为实现“声西击东”的计划，令部队白天浩浩荡荡北进，故意使奉方侦察飞机侦探看到，而夜间却再令部队稍稍南撤。奉方上了当，以为南方北伐军主攻兵力集结于西线，于是，只以张宗昌、孙传芳残部御东线，而将奉军主力集结西线，集中兵力猛攻彰德，施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冯军据壕死守，沉着应战。

东线直鲁军和孙传劳军败退，影响到西线战局。冯军由彰德方面全线反对。5月1日夜，奉军因东线济南失守，惟恐被截后路，才全线退却。冯当夜下令，全线追击，3日攻克顺德，5日进占大名，各路奋勇追击，势如破竹。

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于5月1日进入济南后，日本为阻止北伐军北进，于5月3日出兵济南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的方针，命令北伐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进。

5月9日，张作霖乘日本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军之机，发出“停战议和”通电。中旬，张作霖派人到南京联系，蒋介石也致电北京，双方往来协商“议和问题”，结果未成。

5月17日，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会见张作霖，劝其退回东北，张拒绝。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个傀儡，当时主子一见奴才不肯继续为其效劳，便决心除掉他。

5月下旬，李宗仁率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5月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进攻，相继攻占邯郸、石家庄、保定、德州、大同、张家口等地，直逼北京、天津地区。

5月30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命令部队撤离京津地区，向滦河方向退却，他本人决定出关。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即日下总退却令，第一步放弃保定退守琉璃河，并请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王士珍等电请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避免继续用兵。国民政府委派南桂馨、孔繁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代表张学良、杨宇霆谈判和平接收京津事项。议定国民政府给奉军撤退以方便条件，奉军未完成撤退以前，国民党政府军队不予追击。

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借口内战牵动外交，而历年来全国人民饱尝内战之苦，因此即日率部退出北京，政务交国务院摄行，军事由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仍请国民公决。

6月3日，黎元洪病逝天津。在北伐行将统一全国之际，面对溘然长逝的这位首义都督和前大总统，南京国民政府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南京方面立即由谭延闿、于右任起草发布了一份国民政府令：“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6月26日，内政部拟定治丧的主要内容为：举行国葬，修建专墓，葬期由国府派员致祭等。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夫妇灵柩奉安于武昌卓刀泉南的土宫山。“文革”时，黎墓被红卫兵所毁，黎氏夫妇遗骸也被烧掉，不知所终。

黎元洪病逝当日凌晨，张作霖乘专列离北京返奉天(沈阳)。6月4日晨，当专列行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事件发生后，日方采取一切措施掩盖炸车案真相。并于当日夜晚将溥仪严密保护，携他由天津潜往大连，准备用他代替奉系军阀，使东三省脱离中国版图，而另建傀儡王国。

6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即呈请委任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张阴梧为北平卫戍司令，赴戴文为察哈尔都统，徐永昌为绥远都统。6月8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开进北京城。6月12日，傅作义接收天津。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扩张为晋、冀、察、绥4个省区及平、津两大城市。

在蒋、冯、阎、桂4派联合打败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冯军最强，付出的代价也最大，起了主力军作用。阎部最弱，而桂系投入战场较迟，投入的军队数量也少。若论功行赏，冯部应得到最多的奖赏。但是，蒋介石却把接收北京、天津的任务给了阎锡山。冯部经五原誓师，转战万里，历尽艰苦，才打到北京城下，却被拒之北京城外，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制止冯部力量的增长，而采取以阎抑冯的手法，即将北方大权都交给阎，以制止冯部实力的发展。冯玉祥仅分得北京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20万元，但这个数目对于拥有40多万军队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冯不能不耿耿于怀，表示沉默反抗。

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宣称”统一告成”，要求与各国遵正当手续另订新约。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并入该省；北京易名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

6月27日，张学良返回奉天。7月1日，张通电停止战争，并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商洽合作事宜。

7月6日，蒋介石及参加北伐的主要将领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的祭告典礼。

再说革命胜利后的内斗。势力进京后，阎锡山一时得意洋洋。桂系白崇禧率部进至京津后，本也打算捞一把。不料冯、阎为争地盘已起争执，蒋又只给白在新设立的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中一个委员的空名，京津肥缺一无所得，甚至连个正当立脚的地盘也没有，白不免心生怨愤。而蒋则乘冯、阎、桂之间不睦加深，不失时机地开始推行其蓄谋已久的“强于弱枝”政策。

蒋介石为了以退为进，当北平、天津接收工作就绪后，于6月9日，自导自唱了好几天辞职表演，表示要把军权奉还政府，请辞北伐总司令职、军委主席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冯玉祥首先出来对蒋表示挽留，随后挽留蒋的电文纷至沓来。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纷纷通电挽留蒋介石。挽留呼声愈高，蒋的辞意似乎愈坚。终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看火候已到，于6月17日声言，他已打消辞意，仍将军事负责到底。

于是，蒋介石开始进攻，他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决定由何成浚接收北平军事机关，由易培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以李石曾为北平政治分会主席。这就大大限制了阎锡山的实权，因此引起阎的不满。阎提出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之职，以示反抗。

蒋介石准备在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冯玉祥托病复电不来参加。蒋请李宗仁居中调处。李宗仁派人劝冯“顾全大局，扶病北上”。蒋又绕道武汉同李宗仁一起经郑州，邀冯一起去北平参加善后会议，冯仍婉拒。蒋到北平后又派张群等人迎接冯玉祥，冯才于7月6日抵北平。

蒋介石决定玩弄祭灵花招，举行4总司令祭灵盛典，一方面想利用祭典，树立起自身作为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形象，一方面想借此将冯、阎、李邀集一起，以会商善后为名，讨论裁兵。蒋、冯、阎、李以及南京政府的一批党政要员前往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介石主祭，李宗仁、冯玉详、阎锡山任襄祭。

当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烈钧、戴季陶等人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开谈话会，又称汤山军事善后会议。会上讨论了地盘分配问题，既承认各集团军原有地盘，又根据北伐胜利所取得的原北洋军阀的地盘，作了新的分配，决定蒋之第一集团军占有华东、东南等地区；冯之第二集团军占有鲁、豫、陕、宁、青、甘；阎之第三集团军占有晋、冀、察、绥、及平、津；李之第四集团军占有桂、湘、鄂及武汉市。第一集团军显然所占地区是中国最为富饶，交通也最便利。而桂系感到地盘太小，又无海口，甚不满意。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河北地盘，也不满意，但因北伐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开争夺，暂时隐忍相安。

蒋介石又抛出筹谋已久的《军事善后案》。冯、李、阎等已看透了蒋的把戏，想好了应付办法，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会议开了4天，毫无结果。蒋介石情知一时难使这几位集团军司令就范，只得把“裁兵”之议暂且收起。

蒋介石自北平南返后，每晚必与其亲信、谋士聚会共商对付方略。桂、冯、阎各霸一方，桂系在第二次北伐后，从两广、两湖伸展到平津。李宗仁坐镇武汉，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之衔驻节津、沽，广西黄绍竑雄踞八桂，另有广东李济深为之呼应，华南、华中、华北南北伸张，成一字长蛇排开，直接威胁华东蒋的统治腹地，气焰更在冯、阎之上，有“势力半天”之称。蒋之谋士、政学系政客杨永秦引用唐朝柳宗元、王叔文向唐顺宗献策削藩的典故，要蒋效法。其办法是：将各实力派领袖调到中央做官，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路“诸侯”赖以活动的资本。蒋欣然接受，视为“安邦治国”的妙策。准备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照计行事。

8月8日至15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在会上抛出两个方案：一是《政治分会存废案》，一是《军事整理案》。然而冯、李、阎均政坛高手，决不会轻易入彀。两个方案抛出后，即刻受到他们齐声反对。对于第一个方案，冯玉祥、李济深搬出两条和蒋对抗的理由：（1）现在取消政治分会，违反四中全会决议；（2）取消政治分会，就会削弱“剿共”力量。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则搬出总理遗教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均权，主张暂时保留政治分会，蒋介石无言以对，政治分会只好延期裁撤。至于第二个方案，更为众人反对，蒋只好收回提议，表示将另开编遣会议以贯彻裁兵。

蒋会前精心准备的“削藩策”不仅未能收效，反而惹得各实力派领袖怒气冲天，蒋不免大失所望。

五中全会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五中全会之后，冯、李、阎对蒋的“削藩”已深具戒心，不甘俯首听命，只派个代表到京畿塞职。本人却都返回到自己的基地，蹲在那里作军事备战。

由于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各派系因军力编遣肇生不满，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战争，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上演，又称蒋冯阎战争、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所以又称为“中原大战”。

战争以蒋介石彻底打败各军事对手而告终，不过也得罪了各位大佬。其后蒋扣押胡汉民，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很被动而不得不接受反对派的主张，召开了国民会议、颁布了约法，并提前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则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分治共管的“均权制”局面。

经过中原大战，力量对比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西北军队战力强但军备差，在中原大战之后彻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系。

东北军军备强但战力差，因为进入关中帮助中央军，所以在战后得到了华北的地盘，紧随其后又收编了大量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派系的残余势力，一举成为全中国第二大的军事派别。

晋绥军战力与军备实力相差不大，战争中受到重创，内部的商震和傅作义等将领也前后联合成一个系别。

新桂系军备差而战力强，但是由于蒋桂战争，实力被大大的削弱。撤退回广西以后，在陈济棠派粤军的帮助下自保。与此同时，派系领袖中的黄绍竑退出了新桂系。

在中原大战之后一些小军阀的势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建国豫军的首领樊钟秀阵亡，他领导的派系也在战后被收编了。石友三领导的西北军由张学良收编。而后因为密谋夺取华北，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左右夹击致使全军覆没。杨虎城领导的陕军因为协助蒋介石而得到了陕西地盘。张发奎领导的粤军因战斗实力大损，不得不依附于新桂系。陈济棠领导的粤军在帮助了蒋介石后并未得任何好处，导致矛盾激化。后来以胡汉民被囚为借口，和新桂系联合反对蒋介石。

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东北军的入关，造成边防空虚，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关注于华北事务，予日本以可乘之机，一年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

中原大战，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实力，同时放弃进攻红军，成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和红区的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在中原大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区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11省。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并建立了中央（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右江左江等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而政治上则再次陷入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

二十三、北洋系寿终正寝

再说北洋系的尾声–奉系军阀。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军阀一直封锁这一死讯。这一天，张学良化装成士兵从邯郸前线秘密回到沈阳后，没有立即为其父举办丧事。为了掩人耳目，以张作霖名义发出“奉天省长公署令特派交涉员”电，电报发出后，使内外不知详情的人，都认为张作霖还没有死，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人员也都摸不清底细。

对于张作霖的继承人问题，奉系军阀的“老班底”和旧派军人都认为年仅28岁的张学良过于年青，缺少统治经验，难以驾驭，因此一致推让吉林督军张作相为“东北王”。但是另外一派，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一些军官，都拥护野心毕露的第四方面军军团长杨宇霆接班。双方几争不下，最后还是素称稳健的张作相，看在过去同张作霖相处的面子上，认为继承张作霖的最合适人选是张学良。他坚决拒绝了让他接任张作霖的请求，力推张学良承担重任，并表示愿意竭诚辅政，并主动说服了旧派军人同意自己的主张，志在必得的杨宇霆也只好表示赞同。

于是，张学良在1928年6月20日发出“张学良任奉天军务督办就职通电”。次日，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公布张作霖因伤重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并为张作霖发丧。

身负杀父之仇，虽有日本人鼓动“东北自治”，但张学良除了心向南京政府，实际上别无选择。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正式归附于南京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完成了形势上的统一，又杜绝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可能性，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分裂东北的阴谋。

7月2日，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当天，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主政之初的张学良，面对的是异常混乱的局面：外部，日本人虎视眈眈，蠢蠢欲动，时刻准备武力占领东北；关内，南京政府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直接统帅下，继续北伐，直逼山海关；内部，奉系的分裂倾向日益明显。

冯玉祥、李宗仁等在张作霖被炸死之际，曾主张即刻挥师出关，乘胜追击，彻底解决奉军，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日本人久欲侵入东北，一旦战事爆发，必不可收拾，济南事变可为前鉴。又认为张学良非张作霖，他早有厌恶战争、统一国家之思想，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东北问题。于是蒋介石便派方本仁、白崇禧派何千里去沈阳，一是代表国民革命军吊唁张作霖之丧，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表示无进军东北之意；二是谋求和平统一途经，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换旗，亦应使双方军队不致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并设法先行恢复平奉铁路交通；三是希望奉方让出热河地盘，由方振武去任该省主席。

7月16日，张学良委孙传芳为东三省军务总指挥，统辖退回奉天的军队。

9月中下旬，奉方与南京政府方面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肃清了盘踞于冀东滦县一带的直鲁联军残部。

12月中旬，国民党政府派张群、吴铁城、李石曾，方本仁到沈阳，送来旗帜和任命状。

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宣布东三省与热河“易帜”，即将东北军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常荫槐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

随着张作霖的死以及张学良的易帜，从1895年底到1928年底，整整活跃了33年之久的北洋军，至此宣告终结。

而从1926年开始的北伐也宣告结束，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东北易帜之后，孙传芳看到大势已去，心灰意冷，开始寓居天津。后来，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他投靠日本、出任伪职，遭到孙传芳的严词拒绝。但是，当局还是怕孙传芳经受不住诱惑而投敌，因此计划将其刺杀。1935年11月13日，国民党军统局利用被孙传芳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态，唆使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于天津居士林佛堂，终年50岁。

发布于 2025-07-24 22:14・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