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史传这位日耳曼「铁血宰相」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然而李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余，遂办洋务建「世界第八大海军」，甲午一战而覆灭，又叫「饮冰室主人」拎出一个「亡国灭种」，铸成中国近代激进思潮，此机缘再令阿芙乐尔一声炮响，将马列异教送入中华，边缘人集团窃得神器，饥荒文革闹到崩溃边缘，旋即「韬光养晦」大获全胜，此际才读懂「陆权海权」，迅即弯道超车、跳海，军舰下饺子般开进太平洋，这股子「东升西降」的渊薮，敢情在德意志「铁血」这里，而俾斯麦的国王威廉二世还有「黄祸」惊呼，如今果然成真，欧美皆恐惧「中国崛起」，到此方知当年习近平的教父迟浩田艳羡纳粹德国成就、要走「德国道路」的渊薮，竟也在此。 】
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那一天——甲午战败的影响
一九八八年，秋高气爽的北京，我和钱钢蹬着自行车，奔驰在二环路上，快到前门了。这位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写过《海葬》、追溯北洋水师覆没大悲剧，正气喘吁吁的告诉我，他去煤渣胡同寻访李鸿章的总理海军军务衙门，渺无踪影，却意外发现李鸿章故居贤良寺，寺旁正在兴建“王府饭店”，那地皮恰是当年海军衙门旧址，有一架巨型吊车高耸，上书日文 “熊谷组”三个字。钱钢说：“太讽刺了！”
从1987年的一个夏夜开始，钱钢鬼使神差地追寻起李鸿章的踪迹来：“我在写《海葬》。我在写100年前的变革。”
他告诉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寻找当年李鸿章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杳无踪影，“100年了。什么东西都会面目全非。”
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李中堂的故居贤良寺，就在这座古寺的东面，正兴建一座大饭店，那地皮就是当年海军衙门的旧址。
『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仰望着海军衙门——一百年后的「王府饭店」，只见这座即将竣工的摩天大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通体闪着银光，巍然耸入夜空。桔黄色的巨大起重机上，写着三个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组。 ”
1988年，不吉祥的龙年，中国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儿都在骂物价、骂官倒、骂腐败。上校钱钢却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国第一盏电灯在紫禁城里被点亮了。1888年。光绪皇帝即将「大婚」，「亲政」。 1888年。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一书」，未达光绪。
1888年。颐和园正加紧施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距离它的悲剧性的大覆灭还有六年；整整100年后，我为它写《海葬》。 」』——《龙年的悲怆》
《海葬》可谓《河殇》的姐妹篇。但更有意义的是，它写的正是物质层面变革的悲剧，而这种悲剧100年后恰在中国重演。历史似乎开玩笑式地在作圆圈游戏。
钱钢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记得大约三年前，他就告诉我他正沉浸在晚清历史之中。那时我还处在“问题报告文学”的兴奋期，压根儿想象不出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从故纸堆里掘出什么“宝”来。但我深信他的那种“不赶浪头、坐得住冷板凳”的厉害。
我去邀钱钢一道来写《五四》这部片子时，他正在为《海葬》作最后的修订。洋洋十数万言已经写出，他却还被两件或许永远解不开的历史迷团所困惑，白净的脸上满是愁云，劈头问我：
「你相信孙中山曾经冒死去策反李鸿章吗？今天我们想像得出当时李鸿章虽然拒绝了，却鼓动孙中山革命，并愿为他作后盾吗？你相信光绪实际上根本没有给维新党人下「诛荣（禄）废后」的密诏吗？能设想谭酮同居然是编造了一个假上谕去策反袁世凯的吗？多么具有魅力的细节啊。历史永远是不可思议的………」
是的，谭嗣同和孙中山都曾寄希望于权威人物。李鸿章虽戴着「卖国贼」的帽子却不是后人所想像的那样昏聩。袁世凯虽然两度成为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但却永远不会是华盛顿式的「新权威」。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这诚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所说：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若光绪是另一个人，戊成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干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
钱钢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个100年前的噩梦，不是比我们笔下的现实改革更意味深长吗？
二、师夷
1900年西太后召李鸿章上京处理列强议和事，李在南方启程前会见梁启超献策：两广独立建国。李婉拒之曰：「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李抵京签辛丑约，二月后死去。
近代晚期，或说清末民初，有无数迷人细节，或可称痛人时节，会令后人扼腕击节，其中凝聚于李鸿章一人者颇多，所以李中堂在史上留下巨大身影，褒贬两级，后人无可望其项背，今世称李克强为「李中堂」，比附不准。
几年后，我在海外又读到唐德刚教授那部脍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将「北洋水师传奇」娓娓道来，写得声情并茂，并对照当今，来了一句点睛：
『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
「洋务」始于林则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只限科学技术，即坚船利炮。唐德刚界定「邓改革”，不过是一次“洋务重演”，指的正是共产党也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动“制度”，“六四”后又开门狂饮外资。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战败只是政治或制度之败，将其转化为思潮或文化，则需要一只如椽大笔，那就要算到梁启超头上。只须稍爬疏一下，「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在中国刻骨铭心、百年不泯，其催发戊戌变法求「全变」「速变」、导引「五四」启蒙救亡于先，遵奉马列、躬迎专政、聊发共产及「文化革命」狂想于后，激进思潮如水银泻地，覆不可收，寻此滥觞，追溯上去，惊骇一世，鼓动群伦者，非粱任公莫属，而后来在历史舞台上风流过的人物，有谁不曾被他那令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文字触过「电」，包括毛泽东在内。难道这个逻辑是，新大陆的「细菌战」之未预期效应，竟在大洋另一端的东亚桑植，诱发了近现代激化思潮，进而导致苏俄暴力革命元素乘虚而入，将神州浸入血泊？
不过唐德刚说，“同治中兴”这帮科甲正统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然而，难望祖师爷李鸿章之项背的邓小平，因六四而发狠话“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还没造出航空母舰来。
中共的“洋务运动”震惊西方，2005年美国两大通俗新闻周刊先后以封面故事和系列报道推崇之，显示他们接受了这个施行屠杀的独裁专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激活了冷战后萎靡不举的西方经济。另一层意义就是，这次“新洋务”成功了——李鸿章的那一次，只引进器物而不触动大清政体，因北洋水师覆亡而被历史否定，导致的一个思想史结论是：一个制度只做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注定失败。今天中国的“第二次洋务”，难道要修改这个思想史结论了？
唐德刚历数清廷腐败，从满洲八旗“铁杆庄稼”、卖官鬻爵，直说到“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他的结论也是：“我们甲午战败（1895年），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原来没有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唐教授辞世前，应该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来，中共甚至就是靠“腐败”而“起飞”的，拿“同治中兴”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洁的了，不要说“同治名臣”，不可与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师们同日而语，连西太后都难望江胡“盛世”之项背也。
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令古今中外统统“跌破眼镜”：这个“奇迹”的发生，既不是经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资本主义，而是靠血腥的集权维稳；支撑这个模式的内在逻辑，不是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而是“亡国灭种”的民族耻辱和恐惧。由此观之，甲午国耻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中共储备了“崛起”的意识形态能源。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三、把美洲让给中国人
『一个曾经是西方人的恐惧，如今却变成我们自己的恐惧。今天你在香港、台湾这些中国人的社会里，已经可以隐隐约约感到一个庞大的威胁正在逼近，甚至能够听到那沉重脚步声了。这很像文雅的北京人已经听到了来自蒙古高原的马蹄声。 』
六四屠杀后，还是我在大陆逃亡的时候，从边陲某城的小书店里买了一本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薄薄的一册，经不住我半天功夫的饥渴吞咽。以后带在身边随时读。 「六四」血光之灾刚一发生，我便被某种强烈的崩溃感攫住了……也因此，当我最初读到《黄祸》书稿时，便知道那不相识的作者（王力雄匿名很长时间）和我心心相印，终于读到全书结尾，中华民族那结局之惨烈，几度令我掩卷，直读得一身冷汗。我猜这书作者大概在「六四」前就动笔了，并且作了长时间的酝酿，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六四」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现实的验证罢了。后来我有幸为《黄祸》作序，有机会写出那「崩溃感」其实也埋藏在亿万人的心底，自然也在港台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的「黄祸」。
「黄祸」概念的缘起，我给王力雄作序中诠释，其发端者是德皇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最担心的是，「二千万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就是我在九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在这里指的是一幅画。列夫．托尔斯泰曾嘲笑这幅画说：「威廉皇帝近来画了一幅画，描绘出所有的欧洲国家持剑站在海岸上，按照天使长米迦勒的指示，注视着高坐在远处的佛像」。这幅画由威廉二世亲自用铅笔画出草图，并由一个叫克纳科弗斯的画家完成，然后作为礼物送给沙皇，一时轰动欧洲。
『威廉二世一类的黄祸论者，不过是一些信奉种族生存空间理论的封建霸主。旧普鲁士的现代化水平，当时不比日本高多少。倒是早已进入工业化的英国人看得更深远。有一位名叫戴奥西的英国地理学家，也在嘲笑威廉二世的「黄祸图」时，举出了他让一个日本画家画的一幅「真正的黄祸图」：画面是一个繁忙的工厂，大群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正在西方人的指导下熟练地生产。戴奥西解释这幅画说：「我们就应该热烈地祈求，让天朝永远继续保持昏睡状态──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有什么把握来和千百万朴素、驯良、惊人地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相竞争呢？」戴奥西这类黄祸论者，在本世纪初所担心的，正是今日崛起的「工业东亚」。 』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生存空间」这个词，在两千年后竟从中国防长的嘴里冒出来——他居然代替了「日本军官」，尽管他率领的绝对不会是「辫子兵」。网传二十年前迟浩田有个讲话，系统地论述「争夺生存空间」、共产党领导中国人「走出去」、用生物武器「清场」美国，等等，当年听上去是比纳粹希特勒还要疯狂的呓语，而今难道被「武汉病毒」蔓延世界证实了吗？
这个讲话，也毫不讳言，甚至艳羡纳粹德国成就、走「德国道路」 ：
『大家知道，希特勒德国也是非常重视对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教育，纳粹党和政府专门组建了「全国宣传指导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世界观学习与教育监察处」、「闻办公室」等多个宣传教育机构，从小学到大学，向全国人民灌输说，日尔曼人是最优秀民族，他们要让人民相信，他们雅利安人的历史使命是要成为「主宰世界」的「地球之王」。德国当时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比我们现在强烈多了。
『但是最后德国惨败了，与它一起的日本也惨败了。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在探求大国兴衰定律的政治局学习会上，在总结德国日本快速发家的经验时，也进行过总结。我们在确定走德国道路复兴中华的同时，决不能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 』
迟浩田为希特勒总结教训：
『第一，他们一下子树敌太多，没有抓住各个击破的原则；
第二，他们急于求成；
第三，该狠狠出手时他们不狠，以致留下后患。 』
迟浩田赤裸裸地诠释「生存空间」：
『首先是着眼于生存空间问题，这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最大着眼点。上次讲话我提到，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我们本来的人均资源就比当年的德国少很多，再加上这二十几年发展经济的恶化作用和气候的急速恶化，我们资源严重耗竭，环境严重恶化，尤其是土地、水源和空气问题，格外严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民族的生存，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严重性远远超过当年的德国。 』
看来《黄祸》对一个中共军头的震撼极大：
『凡到过西方国家的人都能感受到人家的生存空间远远超过我们。他们高速公路旁是大片森林，我们公路旁难得见到几棵树；他们的天空常常是蓝天白云，我们的天空罩着一个黑锅盖；他们的自来水管扭开就能喝，我们连地下水都污染得不过滤就不能喝；他们的大街上没有几个人，他们两三个人就住一栋小楼，我们满街人挤人，几个人挤一间房。多年前有人写过一本书，题目叫《黄祸》，说我国到了人口十三亿的时候，由于我们人人瞄准了美国式生活方式高消耗，有限国土资源承载不了，而导致社会大崩溃。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这一极限，靠着进口资源来维持。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不重视，我们有个国土资源部，每天都在专注这个问题不放。
『但由于「生存空间」一词与纳粹德国有太多联系，我们所以不便公开多讲，以避免西方想起纳粹德国而助长「中国威胁论」。所以我们在按照何新理论强调「人权就是生存权」时，有意只讲「生存」而不提「空间」，避免使用「生存空间」这个词。从历史来讲，中国所以面临生存空间问题，是由于西方国家抢在东方国家前面发展，所以得以在全世界殖民，从而在生存空间。 』
这套观念，我给它起个名字：「共版黄祸」，以区别「德版黄祸」。
这套「共版黄祸」的核心，是「清场美国」——你还别说，德皇威廉二世颇有预见能力，只不过他当年预见的「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如今竟是「中共军头」。而他担心的欧洲，换成了北美。
迟浩田不在乎「德皇威廉二世」说了什么，可他被另一个德国人马克思洗了脑之后，竟异常狡黠：
『用非常手段把美国「清场」，才能把中国人民带领过去。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而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用什么非常手段才能把美国「清场」呢？飞机大炮导弹军舰之类的常规武器不行，核武器之类的高破坏性武器也不行，我们不会傻得真要用核武器与美国同归于尽，虽然我们高喊为了台湾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只有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才能把美国完好地保留下来。现代生物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的生物武器层出不穷。当然我们也没有闲着，这些年来我们抢时间掌握了这类杀手锏，我们已经有能力达到突然把美国「清场」的目的。小平同志还健在时，中央就高瞻远瞩地做出了正确决策：不发展航母战斗群，而集中力量搞灭绝敌人人口的杀手锏。 』
原来「生物战」的源头在这里，中共的一切都溯源到邓小平：
『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应该先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劝他们离开美洲而把他们现在生活的土地让给中国人民，或者至少把半个美国让给中国殖民，因为美洲最早是中国人发现的么。但这行得通吗？如果这行不通，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用果断手段在美国「清场」，以迅雷不及掩儿之势把美国这块土地腾出来！我们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我们造成了既成事实，世界上谁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何况美国这个为首的敌人被消灭了，其它敌人只好向我们低头。
『生物武器是无比残酷的。但是不死美国人就死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民被困死在这现有国土上发生社会大崩溃，根据《黄祸》作者的计算，中国人要死掉一大半，八亿多人口！我们这片黄土地在解放初时承载了近五亿人口，现在的公开人口就超过十三亿，这片黄土地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说不定到哪一天，说崩溃就崩溃，人口死掉一大半。
『我们要有两手准备。如果生物武器偷袭成功，中国人民将在对美斗争中付出最小牺牲代价。但是如果不成功或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中国恐怕就要遭受损失过半人口的灾难，所以我们要做好大中城市的空防准备。但不管怎样，为了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前途，我们只能大胆往前走！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不管要作出多大牺牲！人口即使死了过半，还能再生出来，而共产党一旦垮台，就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 』
今天中国有两种「黄祸」。
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到拥有两个百万亿、再到「大国崛起」，走到今天才用了几年？
据说，迟浩田是习近平的「教父」。
四、一切还是为了台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这是《河殇》解说词的最后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觉到它的滚烫。然而大海并没有邀请黄河。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八十年代只有少数知识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还在黄土地上睡眼惺忪，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都绝对没有关于航空母舰、南沙筑岛和“九段线”的想象力。那时中国只有“西洋幻想”而尚无海洋欲望，民间只涌动着一股挣脱封闭、无知、内陆的激情。 』
华夏对海洋的陌生，究竟是内陆文明的特质，还是近代百年的「海患」所致，至今纠缠不清，但是八十年代确有一股克服「海洋恐惧」的思潮，如前文提到钱钢的《海葬》，我去邀他一块来写《五四》，而我们皆未逆料晚清「海葬」的悲剧，一百三十年后或可在中国重演，这一次中国虽然「大国崛起」，也能造航母，却依旧是一个满清的老制度。
更深一层是「洋为中用」，共产党也终于读懂了西典，这回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令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小米加步枪」政权要造航空母舰了。一九九五年台海危机时美国派两个航母打击群来巡弋，中共还应急地研发东风－21 D型陆基飞弹「航母杀手」，并引进俄制「基洛级」攻击潜舰，此后经过二十年疯狂海军扩张，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军，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驶入太平洋。
有人综述中共海军扩张六十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战略：近岸防御、近海防御、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结合。背后支撑的，是国家利益的拓展、成为海洋强国、突破岛链封锁，以及走向远海、建设以航母为中心的远海战力，逻辑地由「沿岸海军」(Brown Navy)、「近海海军」(Green Navy)，朝向「蓝水海军」(Blue Navy)提升。
其间为保护来自中东的石油供应，不受美国阻挠，从中东海域到南海，建立一系列的港口，被称为「珍珠链战略」，也有效因应了麻六甲海峡困境(Malacca Dilemma)、抗衡印度洋的美印势力、进入印度后院、建立远洋海军前进基地，激出了「南海冲突」。
这有点像「大炼钢铁」那会儿。当代中国，一切都是弯道超车，你说打仗、征服、军事的事儿，也能弯道吗？火箭井盖打不开咋办？司令员为此自杀吗？核潜艇机械失灵、缺氧咋办？
外事口、军方衡度情势，断然没有决胜的把握，这军方，首先就是火箭军嘛，拿台湾，海军陆军都使不上。
习性急也有道理，经济下行了，中国实力开始疲软，强国快成明日黄花，不只争朝夕就全黄了！习近平明白，拿不下台湾，他就歇菜，所以他拿国防部长等一班军头大出恶气，然而，更要紧的是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强硬」：台湾绝对不能独立！旧金山的APEC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秦刚失踪、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自杀、司令李玉超传被带走调查，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太空）的上将中将们皆出事……北京乱了营，外长防长皆失踪，经济熄火，青年失业严重，美中全面对决，北戴河元老们焦急万分，但是我看这些症状，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打不打台湾！
现在我们再去回眸「甲午海战」，当年钱钢写的那个《海葬》，才显示出「历史感」：中共八十年代的「雪耻思想史」，经过三十年终于道成肉身：习近平从买航母招摇太平洋，到海军扩张，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南洋的菲利宾、印尼，都慌了神，「亚洲四小龙」安在？从海葬到海恸，梳理这个「大国崛起」从思想洗脑到制度建制、军舰铸锻的脉络，为时已晚吗？
海之恸，也是海哭，哭那个悲惨亚洲大陆，可不光是中国，往后一直延伸到俄罗斯。
中国在经济、国际上的耀眼，与其国内、民生、精神上的悲惨相称吗？
国家崛起，以剥夺个人而成功，不仅破解了西方「经济出民主」的预言，也是中共的一种制度创新？
这种保守、顽固价值的维系，跟传统、反西化、另一种「西化」马列的拿来主义、移植沙俄制度等等，是何种脉络？
到底我们要破解的迷思是，一个前现代大国，可以靠经济崛起，又获得升级版集权模式，然后威胁周围先进合理的制度，乃是二十世纪都未曾出现过的「奇观」，而且在亚洲大陆出现两个文化迥异、却经由暴政、改革、复辟，步步雷同的大国？
当然，症状是为什么「普习同构」？后极权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什么？中苏两党两国，制度同构，虽然文化迥异，更奇异的是，两者「改革」后产生的新寡头，从愿景到意识形态，依然同构：以民族主义、大一统为合法性及个人政绩，一个图乌克兰，一个图台湾，何其相似乃尔！华邮重构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缜密计划，甚至令拜登政府吃惊，并抓住了普京野心的要害：「他步入俄罗斯伟大领导人之列的遗产——即成为恢覆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的领导人」，这跟习近平的野心也正好同构：毛泽东一生没有「统一」中国，此所以邓小平高度重视「回收香港」，并视其为一生最大满足，但他还是饮恨台湾，这渐渐惯出中共的一种「领袖情结」，自然而然地成为习近平的终生夙愿，由此可以预设，他一定会攻打台湾！当然，这需要从封闭到开放梳理起来。
五、习体制的悖论
A、如何解释习的愚蠢与中共制度稳定、经济不坠、民众驯服？
B、如何解释欧美已经将中国和中共定为战略对手，却不肯或不能切断跟它的贸易、进口、移民？
C、如何解释武汉病毒发源地在西方至今成谜而追究意愿不强或销声匿迹？
一、如何评估中共二十大？怎么描述和评价「反习派」及其利益、目标和成败？二十大博弈在中共历史上的含义是什么；
二、习近平第三个五年任期内，将实行哪些复辟倒退路线？习将会遭遇什么样的抵制和抗拒？市场经济制度退回社会主义有哪些限制和困境？
三、习近平将继续推行大国崛起的国际路线，或转为联欧制美的机会主义？在国际上已经众目睽睽之下，习近平还有什么选择？中俄联手之路行得通吗？
四、如何评估中共操控武汉病毒蔓延全球的战略意义？这场大瘟疫究竟是强固了中共的全球控制能力，还是相反？怎么评估习近平在国内以清零政策提升社会控制能力的手法和效果？
五、习近平抛弃了「韬光养晦」策略，他将如何处理邓小平「少数人先富」的国内政策；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最终会走向彻底否定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吗？
六、习近平向毛泽东的「均贫富」靠拢，也要重启文革路线，如何预测习近平的左转能走多远？
七、习近平修宪修党章以谋取终身制，为什么在党内能够成功？他的反腐集权手段，为什么能够轻易击败中共自邓小平以来实现的分权机制？六四屠杀以后停顿的中共政治改革，是否为习近平的崛起创造了前提？
八、习近平当皇帝的现实政治操作，跟中国传统崇拜皇权、官本位泛滥，以及中国文化逆来顺受、岁月静好的价值取向有何关联？中共对疆藏港台的奴役霸凌扩张，与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是何种逻辑？
九、中共以民族主义取代马列主义作意识形态，既洗脑国内民众，也作为扩张的言论武器，如何破解中文话语中的民族主义？
十、近十几年中共大外宣猖獗，在中美、经济贸易、国际关系、东亚台海等诸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认知差异，如何有效筹划认知战，成为一项迫切需要，如何在议题、媒体、网络等方面群策群力？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