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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缸里的欺负链：东亚大陆帝国意识形态的起源【上古到近世】

作者： 徐承恩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5/04/23
ISBN：9786267462508

内容连载

大中华想像的形成

为统合清帝国横跨东亚、内亚和中亚的疆土，朝廷因地制宜在各地采取不同的政策。过往明帝国虽然尝试在西南山区推动「改土归流」，可是当地在明清鼎革之时仍是由世袭的土司治理：这些土著领袖虽然名义上是朝廷的官僚，可是实际运作时却是实行君主制的自治政治实体。不过到了胤禛在位期间，朝廷大规模废除西南山区的土司，改由派任的地方官治理，又把当地土著编入里甲。清帝国在西南山区落实直接管治后，透过推广儒教礼仪将当地土著「教化」为汉人。可是有异于岭南和东南沿海，西南山区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也欠缺足够的在地官僚知识阶层，令当地的文化融合远远比不上制度上的统合。

清帝国在面对内亚族群时，既强调爱新觉罗（Aisin Gioro）皇族与孛儿只斤氏的血缘连带，亦透过藏传佛教于当地推行认信国家建构：在东亚大陆扮演儒教正统守护者的清帝国，在内亚则会以转轮王（Chakravarti Raja）的形象扮演保护佛教的皇帝菩萨。清帝国为赢得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人之尊敬，介入西藏的政治和教派纷争，从而获得对藏传佛教的诠释权。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Ngawang Lobsang Gyatso）于一六四二至一六八二年在位期间，为推动礼仪改革而在所属的格鲁派（Gelug）引入其他教派的传统，激起保守派僧侣的不满。教派冲突在诗人仓央嘉措（Tsangyang Gyatso）于一六九七年坐床继任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后全面爆发，在仓央嘉措于一七〇六年失踪后，准噶尔汗国就乘机把势力扩展到西藏。玄烨于一七二〇年决定出手介入，册封格桑嘉措（Kelzang Gyatso）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并派兵护送他到拉萨。此后西藏成为清帝国的保护国，而朝廷亦透过金瓶掣签（Gser bum skrug pa）决定藏传佛教各教派祖古（Tulku，俗称活佛）的继任人选。清帝国君主以皇帝菩萨的姿态，平息藏传佛教的教派冲突，从而在内亚族群面前确立其管治威信。

准噶尔汗国在十八世纪持续与清帝国交战，并曾在一七三一年于和通泊（Hoton Nor，位于蒙古西北与东突厥斯坦接壤处）重挫傅尔丹（Furdan）率领的清军。不过其后朝廷调整策略，暂时与准噶尔汗国议和、并容许他们与清帝国通商：不过随着双边贸易的扩展，清帝国开始透过经济压力与准噶尔就领土问题讨价还价。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Galdan Tseren）在一七四五年逝世后，其诸子即为争夺汗位而互相攻伐，而原先效忠准噶尔汗国的部族亦纷纷出逃。清帝国抓住这个机遇，于一七五五年派遣两支各有二万五千人的部队兵分两路入侵中亚，并于同年初夏开进首都固勒扎（Ghulja，今伊宁），准噶尔的残余势力其后于一七五九年被彻底消灭：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不择手段，不惜以种族灭绝的手段对付准噶尔人，并乘机侵占天山山脉一带的中亚地区。其后清帝国把侵占得来的东突厥斯坦（Sherqiy Türkistan）称为「新疆」，并驻军抗衡正在东扩的俄罗斯。

元帝国过往实行双首都制度，君主在夏季前往位于内亚的上都、并于秋冬回到海河流域的大都（今北京）。而玄烨以来的清帝国君主，每逢夏季则会前往北京东北一百七十七公里、位于长城以外的热河木兰围场（Muran i aba）狩猎。其后清帝国于一七〇三年在热河修建避暑山庄，在这座行宫附近广设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寺庙，并于当地设立承德府。此后热河就成为清帝国在内亚的行政枢纽。清帝国按照游牧族群的传统，邀请满人和内亚的权贵前往木兰围场与皇帝一起狩猎，让已经在东亚大陆定居的满人重拾作为游牧族群的历史记忆，继而确立他们作为统治族群的特殊身分认同。他们也在狩猎时练习骑马、精进箭术，为未来可能的军事动员做好准备。清帝国的君主亦会与未纳入蒙古八旗的内亚部族一起狩猎，向他们展现「内外一家」的风范，从而与这些部族建立互信。

清帝国也在行宫外盖建西藏或印度风格的佛教寺庙，向来自内亚各地的来宾展现君主作为皇帝菩萨的一面，并展露清帝国在内亚、青藏高原和中亚的显赫战功。在狩猎和宗教仪式过后，清帝国的君主会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召见内亚权贵讨论政务。清帝国在管治十八行省以外的地域时，采取异乎儒学正统的统治手法，按照各地的文化风俗与政治文化确立政权认受：清帝国的皇室在各地不同的纵向权力结构当中，都处于金字塔结构的顶端，使君主能够透过垄断权力稳定地统率其多元帝国。

作为东亚大陆主流族群的汉人，起初多以事不关己的态度看待清帝国的扩张政策：官僚知识阶层的儒学传统，向来都主张透过品格修练「德化四夷」，认为涉外战争是劳民伤财的「好大喜功」。在十九世纪初，汉人官僚知识阶层在地方社会组织民兵协助朝廷平定由经济衰退引发的动乱后，开始被朝廷委以重任。随着汉人的地位在朝廷获得提升，其地方民兵被整编为清帝国的主力部队，官僚知识阶层的中华想像亦从十八行省扩展到涵盖东亚、内亚、中亚和青藏高原的地域。他们抱着「文明开化」的使命，想要把东亚大陆的欺负链结构延伸到这些「尚未开化」的边疆。清帝国在一八七〇年代，让左宗棠率领在湖南募集的部队到中亚镇压叛乱，大批汉人官僚知识阶层亦随军到「新疆」推广儒学礼仪：这种「文明开化」却为当地带来殖民主义的压迫，甚至酿成种族灭绝的惨剧。

清帝国在十九世纪，于经济和军事上遭受西方帝国扩张的冲击。虽然市场货币经济能够在清帝国蓬勃发展，可是这种经济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距离，亦随着工业革命于十八世纪在西方的开展而越拉越大。官僚知识阶层习惯以价低者得的方式剥削从事手工业的贫民，把差价都放进自己的口袋，令手工业无法透过资本累积提升技术：这样东亚大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就无法像西欧和其后的日本那样转型为有规模的工厂。清帝国亦缺乏有效的银行制度和融资体制，商人只能以田产和房产作为投资与储蓄的手段，而朝廷的财政收入亦过度倚赖地税，社会整体也因此缺乏金融创新的动机。清帝国固有的市场货币经济，虽然能够于十九世纪中融合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员，却为上述各种限制而于全球竞争中陷于劣势。

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亦为清帝国的认信国家建构带来冲击：官僚知识阶层在新形势的发展下，逐渐抛弃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保守心态，尝试从海外引入各种近代化思潮。不过纵使东亚大陆于十九世纪因为西方的冲击而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近代化过程却绝对不是纯粹的「西化」，反倒是东亚大陆原有社会动态的延伸。官僚知识阶层在近代化思潮引入的过程始终扮演主导角色：虽然近代化改革的提倡者与守旧拒变的官僚知识阶层有过激烈的争辩，可是他们都属于官僚知识阶层内部的少壮派。他们与保守的论敌一样，都认为自己掌握着超越价值的诠释权，亦同样把普罗民众视为尚待启蒙的「愚夫愚妇」：他们只不过把过往的四书五经，置换成《天演论》和《资本论》这类近代经典。就像昔日到地方社会设立乡约的知识人、或是到民间社会讲学的阳明学者那样，近代化的提倡者同样把自己当成「为民前锋」的先锋党，意图透过既有的欺负链结构为启导民众：只是过往知识人传授的是品格修练的心得，而当今的学人则在宣讲改革或革命的真理。

而源自西方的各种党国主义，亦因为官僚知识阶层固有的先锋党心态，得以迅速地在东亚大陆落地生根。提倡近代化的官僚知识阶层少壮派，则像十九世纪中叶的前辈们那样，把清帝国在十八行省以外疆域都视为「中华」的一部分：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下，他们更抱有「寸土不让」的心态，把清帝国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侵占的地域都视为「中华」国家「自古以来」的「神圣领土」。随着清帝国的统治于二十世纪初无以为继，这些近代化领袖就把「中国」一语当成国号，并将东亚大陆诸帝国之间既有传承、亦有断裂的历史，粗暴地都归纳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借此把文化、语言、历史、族群构成迥异的广阔地域，都当成「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不可割裂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部分思想前卫的官僚知识阶层，则成为服膺于党国主义的革命派，并动用社会的欺负链结构推动「国民革命」或「共产革命」。

而东亚大陆社会的欺负链结构，先是发展出中国国民党的类法西斯体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演变成党国领导干部、干部带领单位、单位管理人民的「民主集中制」体系：「新中国」的统治者，把四书五经改换成党国教条、把君主置换成党国中央领导人、把官僚知识阶层改换成（官僚知识阶层出身的）党国干部。虽然与昔日的官僚意识阶层相比，党国体系的各级成员都被置于严密的组织结构之中，而不是昔日那种单靠共同意识形态接连起来的松散架构；过往由宗族和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则由直属党国中央的基层干部所取代。不过新体系仍维持着旧体制的欺负链结构，并以同样的逻辑达成更坚固的中央集权。而这种党国集权政治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人民团结促进国家的富强，从而使「中国」恢复帝国鼎盛时期的风华，统合横跨东亚、内亚、中亚和青藏高原的「生存空间」，从而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此东亚大陆帝国的欺负链结构，反倒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变得更为牢固，不单为政治平等的实践带来难以克服的障碍、同时亦成为「新中国」推动帝国扩张和威权主义的助力。

不过东亚大陆在十九世纪以后的历史发展，以及其后「中国」如何透过国族主义的伪装，仿效西方帝国主义的样式确立自身的霸权主义，则是需要另文讨论的大题目。要理解东亚大陆的近代化，我们亦必须同时理解东亚沿海的历史发展，并比较两地从上古到中世、从中世到近世、从近世到近代的历史演变。而这样的讨论若要得以圆满，笔者不得不作出更深入的探究，以另外两本书的篇幅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