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金钟主编从微信转我一篇《老顾的聊天记录》，并说「温元凯这篇讲话，句句有道理。但和他三十年前的话大同小异——全世界的大学都没有党委领导⋯⋯一句话就够了！」所以三十年前的「青年导师」不是吃干饭的，我就不重提是哪四位了，这里单说温元凯，以及八十年代我的感觉，和自己青涩的记忆，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隔着一场大屠杀，我们解读不了八十年代。 】

温元凯在35岁被评为中国科技大学量子化学教授，1977年暑假他建议邓小平停止大学推荐，恢复高考。他也是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下台的1987-1989两次学潮中的”精英”，与方励之齐名。出境跑美国后，他在华尔街做职业金融家，没有赚到钱，于是沉寂多年。最近，80多岁的他耐不住寂寞，屡屡发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以下是温元凯近期的演讲摘要:

一、所有现代文明都是西方发现的

今天，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在世界20名以后，不要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连自己的台湾也比不过，要不是人口多、体量大，是没人看得起的。 “中国威胁”不是因为你的强大，而是你不按规则出牌，例如，不管是对内对外的承诺，基本上都没有兑现。还有全球都知道你的假冒伪劣产品和有毒有害的食品等等问题。

现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排不进世界前40名。要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23所教会大学以及清华、北大、燕京，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与哈佛、柏林、剑桥是经常互换学生的。陈寅恪先生、季羡林先生都是当年的互换生。维纳创立控制论，是在清华大学交换教授期间完成的。现在呢？没法与人家对话。这也是许晨阳等世界第一流学者回国几年又出国的原因。没有一流的学术环境，一流的学者不但十分孤独，还处处受到排斥甚至打压。

七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世界级的实验室、学派和学术大师，还非常缺乏世界性的超级跨国公司。中国政府是井底之蛙，对自己极差的创新氛围至今缺乏足够认识，只知道盲目自信，其实是夜郎自大。

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昔日中央领导人向我提出过的问题，只是我当时的回答还不够好，今天，我可以回答的比较好。

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5%，但是美国人消耗了全世界25%的资源，美国掌控了全世界60%的金融。还有一个数据，我相信大家从来不会在中国任何一张报纸、出版物、政府文件上看到，那是我计算出来的——美国掌控了全世界70%的高端人才。

我有一个讲演非常受欢迎，讲了十年，叫诺贝尔奖是怎样炼成的。我收集了1901年到2017年全世界的相关资料，期间共出了618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总结出了”诺贝尔奖的五大规律”，也叫”诺贝尔之子黄金五条”。

第一个规律，诺贝尔奖是窝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这是老百姓都懂的浅显道理。美国、德国、英国3个国家占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90%以上，美国占了二战以后全世界诺贝尔奖的70%以上。就是说，今天世界上得诺贝尔奖的70%是在美国上班的，是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只有1个是在本国产生的，她就是屠呦呦老人。
中国今天不是很有钱吗？不是有的时候也挺骚包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在3万亿的外汇储备中，拿出个300亿来请100个诺贝尔奖得主到中国工作，这件事情可行不可行？每人3亿，那些搞理论工作的也不要3亿，几千万就可以。来干什么？来当大学校长。他们至少比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更有权威吧？来当研究所的所长，至少中国科学院近100个研究所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当所长，让他们来创办新的大学、新的研究所。只有诺贝尔爸爸，才能生出诺贝尔儿子，这个道理还用得着问吗？中国每年拿出7000亿美元支援国外，却舍不得拿出区区300亿聘请国外最著名的科学家来华培养人才，我至死都不明白。

当然，问题也来了，如果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了我们的大学校长，那我们的党委书记怎么办？谁说了算呢？党的领导咋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国外所有大学都没有”党的领导”，但这并不是说国外大学的教师学生没有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完全私人化的东西，不能由官方强行灌输。

第二个规律，大学是诺贝尔奖的摇篮。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学，占诺贝尔奖的90%以上。第一名是哈佛大学，151个诺贝尔奖；第二名哥伦比亚大学，101个诺贝尔奖；第三名剑桥大学，91个诺贝尔奖；第四名芝加哥大学，89个诺贝尔奖；第五名麻省理工大学，87个诺贝尔奖，等等。大学的生命是学术，政治挂帅培养不出学术人才。不讲政治、一心一意搞学术的中国大学一个也没有。

第三个规律，诺贝尔实验室。著名大学都有著名实验室。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9个诺贝尔奖。中国华为算很牛了，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钱。任正非是非常重视研发人才，但这只是实用技术之研究，有功利目的，与为了学术而研究，还有遥远的距离。德国最古老的格林科大学，出了45个诺贝尔奖。丹麦算个小国吧，4.3万km²，比台湾略大，有600多万人口，就是上海一个区的人口，但是出了一个伟大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他的哥本哈根实验室，出了12个诺贝尔奖得主。

第四个规律，阶梯效应。诺贝尔奖30%是师徒相传，具有非常明显的”阶梯效应”，传承最长的有5代人。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反右、文革极左思潮，把大学和研究所搞了个天翻地覆，让牛头马面掌权，很多著名的教授甚至自杀身亡，能有5代传承吗？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中国政府都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简直糊涂透顶。

第五个规律，基础教育扎实。犹太人占诺贝尔奖35%，可是，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0.1%。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100项发明，从1900年到1928年中国一项也没有。 1900年到1928年中国人在做什么？ “革命”与”动乱”。 1928年到1957年出了1项，60年代前半部分好一点，出了3项；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陈中伟世界首创断手再植；1964年，袁隆平发现杂交水稻；1965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王应来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但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现在，中国就再也没出过一项被称得上伟大发明的科学。一个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比不上丹麦，更不能与以色列相比。主要是基础教育不行，从小不许孩子”独立思考”，还不开逻辑课和哲学课，结果把孩子从小就教傻了。

有人统计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请注意，不是科学家，而是发明家。从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开始算，2000多年中国只能排进去一个人，那就是1000多年前东汉的太监蔡伦发明的造纸。近500年，近200年，近100年，近70年，近40年，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排到这张表上去。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伟大的发明家，谈什么创新？睁开眼睛看到的所有现代文明，都是西方发现的。所以说老实话，这几张表该贴到中国的科技部长的家门口！该贴到教育部长的走廊里！该贴到每一个大中小学的画廊里！中国政府黑了良心，没有良知，把钱全用在愚化奴化教育上，不愿意启发孩子的怀疑精神，有罪啊！

看看最新的世界最好的20名大学，美国占了16所，英国占了3所。中国的清华大学排49名，北大排72名，浙大排125名，上海交大排137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流名校，排到前50名的只有一个。你牛什么牛？

我是个蛮喜欢看电影的人，我发现美国人拍了很多科幻片，而国内电视上最喜欢放的是帝王片，为秦始皇、汉武帝、康熙、乾隆歌功颂德。这就是中美文化的不同，美国人喜欢科幻创新，美国的科技大佬都是科幻迷，中国人喜欢研究的就是权力斗争，怎么勾心斗角，怎么拉邦结派，怎么整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值得反思的问题。

我盼望我的国家好，我的民族好。可是，中国政府糊涂透顶，冥顽不化。就只操心一件事情：权力的拥有与权力的维护，以保证他们的奢侈享受。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指示有关的医疗部门，争取让省部级以上高官都活到150岁左右，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需要移植多少器官？这不就是把老百姓当做国家器官，根据需要开发这些”人矿”。如此做法，不要说老百姓了，就是那些体制内的中、下层官员和大量公务员，能心平气和的看待这种做法？至于别的一切事情，中共的高层认为全都无足轻重。所以所谓的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的就是一个”梦”！一枕黄粱的美梦！

二、八十年代肤浅吗？

八十年代可以有各种解读，官方称为「改革开放时代」，知识分子称为「启蒙时代」，西方称为「中国崛起的时代」，老百姓则有民谣曰：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哄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九十年代见人就「宰」人。

若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的心情去看那个十年，你会觉得那时的政治、文化皆如过眼烟云，强人、党阀、政客、明星、精英都是「各领风骚没几天」，留下一笔糊涂帐就没影儿了，誓如「四大青年导师」（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金观涛）而今安在？ 「小平你好」不到十年就变成了「小平你好狠」，但「十五的月亮」却可以从云南老山前线的战壕，一直唱到天安门绝食营地；探索电影从「第三代导演」一骨碌滚到了「第六代」；总书记也罢黜了两任；文学就更是眼花缭乱，流派纷纭，名家辈出，到九十年代民间戏噱「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的时候，《伤痕》作者跑到拉斯维加斯当赌桌发牌员，而王朔已经出全集了……你能找到的八十年代标记都是古董，一个十年就稀里糊涂过去了，但落脚的那一年终于是血肉横飞。

这个十年的横越，对于个人，比如我自己来说，有点象身体被什么庞然大物洞穿了，如一列快车风驰电掣突过，把我象纸人儿似的扔在原地飘荡，某种被碾压、被裹挟的感觉，同「文革十年」的无知狂热不大一样。

如今隔着快二十年去找我自己，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结婚一年便有了儿子，却在家里呆不住，跑到洛阳龙门，去同一个石窟讲解员静静的聊卢舍那大佛和武则天，如能按下性子来，或许可以在奉天寺和盛唐盘桓几年；但魂儿总是被外面的世界钩走，在这个大陆发疯要现代化的门槛上，六朝故都和石雕都黯然失色了。

八十年代初，我靠龙门石窟的稿子赚了一个报告文学奖，领了奖顺道回杭州，在一个春雨朦胧的暮色里，打着伞逛进儿时熟稔的湿漉漉的鹅卵石小巷，竟是说不出的惆怅，连西湖也没游，就扭头回了中原。

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也许因此对这个单调、贫瘠、压抑的平原流域很敏感，苦难听得心里发颤、耳朵生茧子，却又纳闷人们老实沉默得象石头，于是去找那压在下面的底蕴，不久竟找到那条大河，开始走进我生命里黄色蔚蓝色交织的一个混沌期。

我同河官、工程师、泥沙专家们聊黄河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蹲在豫西某个峡谷里，瞪着这条浆河象一大块一大块铁汁一样沉重的流体缓缓滑过的时候，不会想到什么「文化热」、东西方文明，以及把共产党连同老祖宗一道鞭笞；傅莉在郑州安静的养儿子，我们也都不会料到日后的风暴。

中原是一个闭塞的腹地，从思潮到服装，都比北京慢一个节拍，比港风台雨熏染的南方就更是土得掉渣儿。在京穗两地风气大开的诱惑之下，我有某种被淹没在古老磨道里的恐惧，这可能才是创作的内在冲动。

你的动机只有你最清楚，可是你总爱听别人诸如评论家把你的动机解释得很高尚、纯洁才心安理得，如同后来别人给我冠以「忧患意识」之类的高帽子，其实全不相干。

八九年春天学生在天安门一闹起来，我曾躲到上海几天，偶遇福建一位作家，据说有神算之功，她就说我，你这个人写东西，为什么总要把标题起得那么不吉利，什么「殇」呀「祭」呀，你要有难喽！不管神算是真假，却让她说中了。

不过，八十年代的浮躁、西化、反传统，确还带着深入骨髓的理想主义，只不过这种理想主义是五十年代的假平均、假美好﹙如上面民谣里「五十年代人帮人」那一句﹚孕育的，又在「文革」十年被彻底恶质化了的，毛泽东一个人的乌托邦，因动乱的丧乱而散落成无数人的乌托邦碎片，一同八十年代泛起的消费、娱乐文化相遇，便凭空升华了道德感。

我也跑到豫南灾区的小泥棚里、跑到庐山的云雾里，去寻找五十年代大饥荒留下的痕迹；一九八八年春天我躲在江西师范大学外籍教师招待所，以平均每天两万字的速度写《「乌托邦」祭》，偶然到校园里透口气时，迎面遇到无数的大学生，也不会想到他们不久就会闹学潮，而比他们再晚一两年进校的，将会是「可以说不」的另一代。世代或年代这种概念，很奇妙的把自然繁衍的生物性纽带，斩断为或是意识形态或是文化、社会性的不同裂块，每一个下一代、或下一个十年永远是陌生的。

还有那个时代的情感，愤世嫉俗是最时髦的。大概一个文革十年，生灵涂炭，冤魂遍地，使得接下来的八十年代非得成为一个出气、泄愤的年代，可是媒体都在党的手里，老百姓只有指望那些记者、作家、导演们替他们出气，于是耍笔杆儿的在八十年代比歌星、影星红得还要快，大家赛着揭共产党的疮疤，邓小平于是要「反自由化」。

舞文弄墨者比较悲哀的地方在于，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你替他们把气出得差不多了，他们就要看肥皂剧、听调侃、唱卡拉OK、「玩得心跳」了。所以，八十年代把伤痕、改革、寻根、意识流等等样式都「玩」了一遍之后，摇滚和「痞子」就崛起了，八八年冬天的一个全国青年文学大会上，分组讨论的时候，京中文学批评家们对会议的话题毫无兴趣，都在交头接耳感叹最近冒出来的一个怪才王朔，还都争着发言大加赞赏，忽然，席间角落里站出一个小伙子来，往中间一戳，说道：
「我就是王朔，我那些玩意儿纯属开开心，瞧你们当一回事的，别玩儿蛋去了！」

顿时全场哑然。

八十年代轰轰烈烈，却很肤浅。同六十七十年代的黑暗、暴虐、惨无人道相比，它是明朗而又有点盼头的一个十年，共产党想用电视机、洗衣机换回合法性，老百姓则看着电视上的欧美很眼馋，气出够了就想要那个现代文明，从吃到说都想随便，哪里是这个体制喂得起的？两厢终于厮杀起来，死了一些学生娃娃之后，又都回头去怪知识分子出了馊主意。于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物质主义伴随着九十年代降临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便注定要被消解掉了。

从世代的角度来说，我是共和国那一代，红卫兵那一代，上山下乡那一代，也是八十年代「文化热」那一代，这一代人到了九十年代很得意，从政从商，在朝的至少是司局长，在野的也能混个「大款」，不过到了九十年代末，快要被淘汰了。
我则在八十年代就被淘汰。

三、「五一四」广场斡旋记

阎明复仙逝时，就给了我「再回」广场的机缘，当年他就是赵紫阳的代表，中共体制内拒绝镇压学运的开明派，办法是劝说绝食学生撤离广场，令邓小平屠杀理由消失，却遭到拒绝；拒绝者是绝食总指挥部，柴玲、李录、封从德、张伯笠这几个总指挥——历史是记账的，中国沉沦、腐败到今天这个地步，启动的第一推手，是实施大屠杀的邓小平，然而拒绝撤离的学生领袖们，给了邓屠夫动手的理由，所以他们的名字也被历史记住了，将来如何算帐，让我们就交给历史好了。

一九八九年春，北京已是沸沸腾腾，《文汇报》忽然给我一个「文学新人奖」，还特意派《文汇》月刊编辑嵇伟，专程来北京接我飞沪领奖。我跟她4月22日坐晚班飞机去上海，27日我自己坐京沪特快返回北京。这个奖是由包括柯灵、王蒙、陆文夫等老作家，和王元化、张光年、唐达成等文艺负责人组成的23位评委投票选出的，我之获奖，也许跟《文汇报》选刊《乌托邦祭》有关。

四月下旬的上海，受北京天安门学运的激励，沪上各大学也风起云涌，摩拳擦掌。我跟嵇伟来沪，本有出来躲一躲的意思，也很担心到上海曝光，反被学生们拉去演讲。谁料嵇伟领我和施叔青去看望王若望 时，坐公共汽车快到站了，她吆喝了一声：「苏晓康，这一站下车了啊。」车上有一群大概是学生，立刻四周搜寻叫嚷起来：「哪个苏晓康？河殇那个苏晓康吗？他怎么会在上海？」这可麻烦了，一下车他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嵇伟死命地把我从人群中拽出来，再拉上施叔青，飞快逃离。我是第一次见王若望（1918—2001），在他家里也第一次遇到写《人啊，人！ 》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1938—1996）。

抵达上海那两天，我就犹豫着何时回北京。若想躲过那场大危机，无非再到苏南去转悠它一个月。 4月25日夜里，往北京家中给傅莉打了个电话，她说：「回家吧，北京看上去能消停一下了，赵紫阳出来安抚学生，好像挺管用的。」………
冲着傅莉那句话，两天后我回到北京；中午一出火车站，正赶上著名的「四二七」大游行。那个火烧火燎的大革命阵势啊！我只有心里暗暗叫苦。接下来势态幻变诡谲莫测，学生娃娃一副死磕摸样，老头子们也寸步不让，中间的玩家们兴奋极了。我这厢自是明白前面已经惹下的《河殇》大祸，会叫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却已难脱身。以下的〈「五一四」广场斡旋记〉，摘自1990年春法国学者程映湘、高达乐夫妇所作的访谈记录。

程：你现在进入运动本身了。

苏：五月十四日是个礼拜天，戈巴契夫第二天就要到北京。前一天，五月十三日，学生突然进驻广场绝食起来。情势非常紧张。阎明复已经开始劝说学生，请他们把广场让出来，别影响国事活动，但劝不动啦。他就找戴晴来帮忙。戴晴就找了十一个知识份子：李泽厚、刘再复、李洪林、于浩成、温元凯、包遵信、严家其、苏炜、李陀、麦天枢、我，连她自己，一共十二个人，先到《光明日报》，开个座谈会。一开头大家都强烈批评政府，也讨论怎么办，知识份子应该做点什么。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还出来跟我们说，胡启立已经有指示，你们今天在这里的讨论，《光明日版》明天全文发表。其实后来并没有发表，只发了一个消息。

正在讨论的当中，统战部用车送来一个高自联常委到会上，叫王超华，是个女研究生。她跟我们讲，这次学生绝食没有经过高自联，所以高自联指挥不了他们。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她已经得到消息，今天晚上一定会武力清场，北京市委已经把清场的军警和各种防爆器材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学生肯定要流血。她说，我们高自联完全被动了，因为几个主要常委王丹、吾尔开希，都主张绝食，带了人去广场参加绝食了，我们没有办法了，她边说边哭，我们失去控制了，没有办法了，希望你们出面去劝劝学生。

她一说完，我们这些人就吵作一团。严家其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广场，政府一点也不让步，我们怎么劝得动学生？但是温元凯和李泽厚说，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去，一定要去劝，否则怎么行呢？李泽厚特别强调：这是我们知识份子的责任嘛！我当时也不主张去广场，因为政府太不像话了，我们没有一点儿前提能劝动学生。后来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还是去，先起草了一个紧急声明，由我当场写的，是要拿到广场上去宣读的。声明无非是说两头话：一面呼吁政府跟学生对话、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绝对不允许动用暴力；一面呼吁学生要理智清醒、不要让人挑起事端、暂时撤出广场。

当时大家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去有没有作用？是不是先请几位广场学生过来谈谈，广场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学生情绪怎么样？这样，又把我们十二个人送到中央信访办公室，就是专门接待上访的……。

程：信访办公室在天安门附近吗？

苏：好像在永定门火车站一带。然后从广场接了十几个学生过来，他们不是绝食的，而是维护广场秩序的纠察队学生。我们问他们，应该在广场呆下去，还是应该撤离？他们都说应该撤离。我们问，广场上的学生们心里怎么想的？他们说，也想撤，但是撤不下来，很怪。我们又问，那么我们去能不能起作用？他们分析了一下之后，说你们这些人去，一定能说服学生。

好，大家就决定去了。到了广场，不是每个人都讲话，好像只有温元凯和我，讲了几句，大同小异，一是肯定学运前期，你们取得很大胜利，靠的是理性精神；二是现在局势非常复杂，提醒学生不要被保守派利用，要懂得这个分寸……。我们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当时学生中很多人鼓掌，好像大家都同意这种分析。

接下来，由戴晴出面宣布一个妥协方案。可是戴晴这个人呢，她说了一个事先根本没有跟我们其他人商量过的方案，她的妥协方案是什么呢？她说：「就这会儿，让赵紫阳，或者李鹏，到广场来，就在这里，对同学们说一句：你们是爱国的！或者说一句：你们辛苦了！就说一句话，让他们离开，然后同学们就撤离，这样行不行？」

说老实话，当时听戴晴这么一说，我都懵了！妳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把我们十一个人拉到这里来做戏？我猜呢，她这个方案，是跟阎明复反覆商量过的，或者是她出的主意，然后阎明复跑去找中央书记处的头头们，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一个一个找，结果就是大家同意，只能到广场来说这么两句话中的一句。共产党都蠢到了这种地步！ ——「你们是爱国的」，这句话报纸上一直在说嘛。

戴晴这么一讲，学生当然不干了。封从德马上站起来念绝食誓词，广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扭转过去了。我们离开那里，回到统战部，我又同李铁映 吵了一架。

程：为什么吵呢？

苏：我们回到统战部时，阎明复、李铁映还在那里跟学生代表对话谈判嘛。他们两个人在那边结束后，过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感谢，进来后打招呼、打官腔，刘再复就站起来，对他们说：为什么中央这个时候就不能作点让步呢？为什么非要定学生是「动乱」呢？明明不是「动乱」嘛，你们也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要这样呢？

李铁映听了，脸一板说，中央做事情哪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呀！就不能随便改嘛，要改也要有个过程。瞧他那一副训人的口气，刘再复起码要比他年长几岁呀。本来我们已经很累了，学生又不肯听我们的，心里很难受，眼看事情要闹砸了，我很泄气地坐在那里，一看李铁映这么训刘再复，我呼一下蹦起来说：李铁映同志，你们作出「动乱」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快？你们经过什么仔细考虑了吗？经过什么讨论了吗？我的意思是，你这个「动乱」的决定，难道不是随随便便、很草率的吗？

他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态度缓和了一点，打个哈哈。我又说：每次都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犯错误犯到底呢？为什么一定要到没法收拾了才肯罢休呢？再承认错误、检讨，再来给人家平反、给人家昭雪，造成极大的损失，现在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呢？李铁映接下来说，啊，咱们今天不说啦，你们也都累了，我们也很累，咱们今天都去休息吧！

这天就算结束了。然后閰明复派车送戴晴和我回家。一上车，我们俩又吵起来，我说戴晴妳怎么也不跟我们其他人商量一下妳的方案？我们是应该去广场劝学生，但也不能这么个劝法呀。戴晴说，就这么个方案，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苏晓康，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能使双方妥协的话，你我两人都得进监狱！

程：她也说准了！可见她对上层，比你们这些人的了解深刻得多。

果然，「六四」枪响，戴晴进了秦城监狱，我则在「通缉犯」罪名笼罩下，潜伏逃亡一百天，然后是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涯。

——摘自【屠龙年代】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