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妍20230327媒體人小傳 | 转自新世纪

BBC中文网视频：钱钢评《南方周末》争端

钱钢，195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普通军人家庭。今年70岁的他一生历经红卫兵、解放军、党报记者和传媒学者的转折，也目睹了建国以来不同领导人对媒体对取态。在新闻界摸爬滚打数十年，他的经历折射了中国近代传媒的发展和社会变迁。

军人家庭长大 一声爆炸走上新闻之路

钱钢在小时候曾被安排在杭州西湖跳舞、踢足球，「巧遇」外访的外国政要和足球队。 1966年文革前夕，《人民日报》前总编邓拓因政治批判自杀身亡。当报纸、电台都在批判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时，就读中学一年级的钱钢，也立刻投入对邓拓的批判，他写的批判文章更被老师选中，代表整个年级参加批判邓拓的大会。 「我还带头喊『打倒邓拓』，尽管我根本不知道邓拓是谁，我那篇文章里的所有字眼，都是在《人民日报》上抄的，那时根本不会怀疑《人民日报》。」

1969年3月，16岁的钱钢加入解放军。当时他带着「两报一刊」的社论集来到部队，社论里的「红色语言」更让他着迷。 1970年早春，部队的一次实弹投掷训练，担任文书的钱钢目睹了一场足以改变一生的爆炸。当时一位负责喂猪的士兵疏于训练，拉开发条的手榴弹掉在身边。副连长冲上前将手榴弹抛开，救回士兵一命却身受重伤。事发几天后，上级派来的新闻干事让他们一五一十地讲述当天的经过，但最后出街的报导，却将一个长官保护士兵的故事，写成一个热爱毛主席，痛恨敌人的副连长，誓把手榴弹掷向敌人，浮夸地形容队长「不管三秒钟，只管向前冲」。 「我看到报导后的感觉是，写得真好啊，原来新闻是这样做的，我也要像他这样做新闻。」

因为这次事件，钱钢到各个部队巡回报告副连长的英雄壮举。其后，钱钢被调到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学习文艺创作，更发表了处女作，一篇歌颂副连长事迹的说唱台本：《一颗红心永向阳》。就是一样一篇「假大空」、扭曲事实的报导，让钱钢走上新闻之路。

钱钢在多年后忆起这段经历时写道：「命运安排我刚踏足这个职业，就遇到『真话与谎言』这核心命题，只不过多年后才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奋力前行，并付出代价。」

转折：唐山大地震和任职《解放军报》记者

1976年7月28日，唐山市发生大地震。 8月，在上海《朝霞》杂志担任编辑的钱钢跟随救灾队来到唐山，到震区组稿，稿件的主题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灾区的真实情况。 「我自己还写了一首诗《烙饼的大娘》，她的锅和铲是哪里来的，面和油又是哪个省送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真是温暖，还是这种思维。」

钱钢还参加了护送唐山孤儿到河北的工作：跟孤儿一齐坐火车到石家庄，一路上哄着他们，绝不能让他们哭，到达目的地后也要趁乱离开。钱钢在次日到孤儿院看望孤儿们时，仅管是隔着窗口看，在炕上玩的孤儿认出他：「结果有一个小孩眼尖，竟然把我给认出来了，又哭又叫，跳下来在后面追我，这时候只好低头逃跑。那次我记忆很深，很难过。」

送走孤儿后，他向上海医疗队讲述自己送别孤儿的故事，医生护士们听毕都泣不成声，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导是怎样打动人心。虽然当时唐山的真实灾情还是秘密，传媒不能报导，但在唐山的所见所闻，给当时还是一个「革命战士」的钱钢，埋下了日后追求真相的种子。 「我相信在任何年代，我们的心中都有没有完全被泯灭的、柔弱的人性。在特定的时间里，它会被激活的。在唐山，我就被激活过一次。」

1980年，中共提出「新闻改革」，报社开始批判「假大空」的宣传恶习，倡导「新快短实活」的报导，发给年轻记者们的学习资料是《外国新闻通讯选》和美国的新闻学教材。对于过去深受「毛文化」影响、彼时还是「又红又专」的青年钱钢来说，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他当时任职《解放军报》，在边境报导中越冲突，开始跟同龄的记者讨论新闻写作，阅读很多解禁书籍，吸取全新的新闻理念。

「逃」到报告文学去

但新闻改革的空间有限，军报仍然很左，「假大空」的报导又重回版面。于是他和其他年轻记者一样，走上了报告文学的道路，另辟蹊径争取新闻自由。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钱钢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写作。

1984年，钱钢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进修，被《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邀约，攥写关于唐山的报告文学。一开始定下的主题是地震重建的新唐山，但在钱钢一边走访，一边用职业新闻的角度重新审视唐山大地震后，当年受灾的人民成为钱钢的写作中心。 1986年，钱钢的毕业作品《唐山大地震》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引起社会轰动。因为它「告别神话、假话，讲真话」，将十年前地震发生时的真相，完整地披露在人民眼前：地震发生的瞬间、灾区死伤情况、国家地震局没有及时发出地震预警等等。 《唐山大地震》也赢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人们对地震真相的渴望造就了《唐山大地震》的畅销，报告文学作家理由形容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

六四后历尽磨练 到《南周》继续报导真相

1989年，钱钢声援被撤职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又私下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因而惹下大祸，被《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撤职。六四过后，中国传媒陷入低谷，媒体噤若寒蝉。他先后到国家地震局办《中国减灾报》，创办《三联生活周刊》，又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策划。办报办杂志做电视，钱钢每一样都尝试过。

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市场化改革，市场上涌现一批自负盈亏的周末报、电视节目等。成功市场化的《南方周末》，给钱钢带来另一个追求真相的机会。 1998年，钱钢受邀担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他坚守真相，将调查报导作为《南周》的立身之本。

2001年，一篇有关抢劫银行杀人罪犯张君的深度报导激怒了湖南地方当局，因报导中探讨了引致张君犯案的社会深层原因。敢言的《南周》也因此遭到中宣部整顿，钱钢被撤职。

在香港踏上研究路

2003年，钱钢加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钻研中国新闻史，以及中国媒体和政权之间的关系，也致力于对党报内容的话语分析，被认为是研究中共政治话语的专家。 《中共历届党代大会报告语象分析》中，汇集了在十九大召开前，中共建政以来所有党大会报告内容；又分析十九大报告，总结出十九大后政治语言体系的转变。

1953年出生的钱钢，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每一位领导人的时代。他在2015年出版的《语象诡谲—中国政情解码》一书中，总结了在不同时代下，中国传媒生存环境的演变：「毛泽东时代，权力吃掉了媒体，媒体完全是毛的传声筒；邓小平时代，媒体开始复苏；江泽民时期，传媒市场化，一批市场化媒体诞生；胡锦涛时期，网络与公民崛起，中共积极推进市场化并着力控制市场；到了习近平的时代，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从红卫兵、党媒记者，到《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再到传媒学者，在一次次的身分转变过程中，钱钢一直在思考，真相会被什么遮蔽？ 「真相会被权力遮蔽，真相会被金钱遮蔽，真相也会被无知遮蔽，还有第四个，不要忘了，真相还是会被民意遮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