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原创 钱立峰 Jennifer 好奇的芦苇
导读：经济与货币政策的选择，极大地影响着政权的命运。一代名君唐玄宗，当选择国退民进、藏富于民经济政策，一举将大唐带入了开元盛世；而晚年的玄宗昏聩贪婪、与民争利，大唐便由此走向衰亡。让人意象不到的是，大宋的持续繁荣，竟得益于一项来自民间的金融创新，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
国家富强的本质，究竟是国富还是民强？如果世间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则毫无疑问，从长远看，民强一定是国富的基础。
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根本上说，是实施了适当的激励机制，调动起全体国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唯如此，才能由民富而国强，激发起经济发展的无限活力，从而实现一个国家的真正长治久安。否则，走马灯一样的王朝更替，便将是一种宿命。
但是从短期来看，社会财富总量毕竟有限，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总是此消彼长。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该如何权衡利弊，在国家财政与黎民百姓之间，把握好财富分配的尺度，恰恰是对执政者智慧的关键考量。
究竟是该先放水养鱼、与民休息，在人口增加、税基扩大、社会总体财富切实增长的基础上，让财政收入获得相应的、稳定的提升？还是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与民争利，不顾民众死活，将国库充盈视为唯一目的呢？
可悲的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前者。既然皇帝是人，自然无法避免人性的贪婪。当皇帝拥有了能够统领一切、而又不受监督的砖@痣集@权，自秦始皇以来的古代帝王，几乎个个为所欲为、极尽搜刮之能事，直至哀鸿遍野、万劫不复。在皇权的一权独大面前，任何其它力量，都将彻底丧失博弈与抗衡的机会。
我们在《财富的故事(之二) 货币战争》中，曾讲述了魏蜀吴三国，因不同的货币财政政策，而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
1、目光长远的曹魏政荃，因放开货币管制、实行积极的土地政策、鼓励民间工商业自由发展，使得曹魏的经济实力与人口规模摇摇领先，在三家争霸的竞争中稳稳胜出；
2、而只顾眼前、急功近利的蜀汉政荃，却因不断巧取豪夺、与民争利，使原本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终因战争开支入不敷出，导致经济崩溃，而一败涂地。
三国之后，经过两晋南北朝的混乱和分裂，中原地区终于迎来了隋唐盛世。而仔细观察唐玄宗的经济政策选择，我们亦能发现，国富与民强之间的不同选择，对于一国的国运，总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中，充斥着太多的宫廷政变、权力斗争、阴谋诡计、恩怨情仇；但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会发现，真正能够左右战争胜负、民心相背和王朝命运的底层逻辑，归根结底，还是对阵双方经济实力的对比和消长；而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它所实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本篇，我们就从颇具传奇色彩的风流天子唐玄宗李隆基说起，从经济的维度，看看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唐皇帝，究竟是如何颇具建设性地开创了开元盛世，而后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的；由此来探究一番，决定历史走向与国运兴衰的，究竟是红颜祸水，还是经济政策？
虽然提起大唐帝国，就让人想起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似乎举国上下皆是一片经济兴旺、文化繁荣的景象。但事实是，即便盛世，帝国内部依然充斥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与政痣动荡。唐太宗死后，武则天称帝；之后又经历了七次政变、四任皇帝；皇位的接力棒，才最终落入李隆基之手。
政局频繁更替，自然会影响经济发展。28岁的李隆基上台伊始，就马上踌躇满志、大展身手，制定政策、提振经济，启动了大唐帝国迈入“开元盛世”的进程，比如：
1、皇帝首先拿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裁撤了官办产业，即那些朝廷专门用来提供垄断服务的产业，大搞唐朝版的“国退民进”；
2、全面放开市场，连带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全都展开双臂、欢迎民间资本自由进入；
3、更绝的是，唐玄宗还完全放开了民间铸币，无论什么人铸币，只要这种货币被市场认可，能花出去，就不会受到官府阻挠。
唐玄宗这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可谓高瞻远瞩、英明神武，去除了以往阻碍市场自由的条条框框，颇有成效地为整个经济松绑；更为民间经济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而这一切，与前朝汉武大帝的垄断铸币、实行盐铁专卖等种种贪得无厌、鼠目寸光的败家政策，对比鲜明、高下立现。
当然，经济要健康发展，除了给予充分自由，必要时的调控，亦必不可少。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可能导致赢者通吃，造成土地兼并、加剧贫富分化。而正当市场出现此类苗头时，唐玄宗又颁布了一项政策，名为《检田括户》，及时对经济来了一手宏观调控。
所谓“检田”，即检查清点田地；而“括户”，就是约束管理农户。简而言之，是开元年间的“限购令”。要求官僚地主，只能按照一定标准持有土地，超过部分，立即没收充公——田是用来耕的，不是用来炒的。
而随经济规模不断发展，曾严重困扰经济发展的老问题又来了，这就是通货紧缩。因矿产资源有限，中国历代金银铜等贵金属资源都十分短缺。在宋朝发明纸币“交子”以前，各个朝代大多采用铜钱作为本位货币进行日常交易。可即便是铜产量，中国也相当有限。
大唐帝国从贞观到开元，经过几十年和平发展，经济总量与人口数量显著增长，但是货币的增长，却总是赶不上市场交易规模的发展。因此，市面上用于流通的铜钱，常常无法满足日常交易之需；于是，通货紧缩的窘境，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时隐时现、如影随形。
可货币的规则，也是强者的规则：
1、通货膨胀时，富人可以通过持有非货币资产、甚至债务，来从中套利；而穷人手里那点可怜的铜钱，能够买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
2、但是通货紧缩，同样更不利于穷人。这时富人只要囤积手上的货币，即便什么都不做，都能达到增值的目的；而平时小打小闹的穷人，却因为钱荒，而导致手里的农产品或小商品更不值钱，赚钱也变得更加困难。市场萧条的同时，也让生产者失去了劳动积极性，让经济增长丧失动力，而落入恶性循环。
出现通货紧缩，唐玄宗非常明白，这时应该向市场增发货币。但如何增发，却能体现更大的智慧，因为：
1、如果增发的货币落入富人腰包，则会因富人囤积套利的冲动，而难以使货币进入流通市场，更可能加剧贫富分化；
2、只有增量货币握在穷人手里，才会真正进入流通领域，发挥稳定物价、刺激经济、搞活生产的积极作用。
而这时，兼集颜值与智慧于一身的唐玄宗，不慌不忙地使出三个杀手锏：
1、和籴。和，代表公平，籴，就是买米。即政府建立粮食收储机制，高于市价收购农民手里的部分粮食，相当于对农民实行价格补贴。
2、和雇。雇，就是雇佣。即废除义务徭役，变成雇佣制。以后只要谁给政府干活，政府就给谁发工资。相当于增加百姓就业。
3、取消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府兵，相当于现在的民兵、预备役。百姓平时务农务工，战时需要便应召入伍、没有报酬。募兵制，即政府增加财政预算，发粮、发饷、发军装，招收职业军人。
这三项措施，受益对象全是穷人，不但增加了市场货币供应总量，还切切实实，将增发货币全都给到穷人手里，使之进入流通领域。结果自然大大提振了经济。唐玄宗的经济措施，颇有些凯恩斯主义的味道，类似于古代版的罗斯福新政。
唐玄宗在制定财政政策、进行财富分配时，一定也面临着该如何分配利益蛋糕的艰难抉择，但他，却智慧地选择了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让黎民百姓先富起来，充分调动起社会大众劳动生产与创造财富的热情；以一系列宽松积极、开明有效的财政政策，将大唐王朝推向了开元盛世的鼎盛时期。
毫不夸张地说，唐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让人引以为傲的朝代，唐玄宗功不可没。
但是，即便青年时期的唐明皇，表现多么雄姿英发、政绩斐然；当步入老年，皇帝终究还是难逃人性的弱点，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所有的集@荃#统治者，都无法摆脱的魔咒。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唐的败落，同样拜这位曾经功勋卓著的皇帝所赐。
可是好好的开元盛世，怎么说败就败了呢？有人说，因为皇帝好色；也有人说，因为皇帝好兵。其实好色也好、好兵也罢，都不过是表象而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皇帝好钱。皇帝也是人，既然金钱人人喜欢，也就没人能逃脱贪婪的本性。
当一系列改革措施大获成功、国民经济渐入佳境时，唐玄宗也便自然而然、好高骛远、自我膨胀起来。人永远是善变的动物，也许嘴上口口声声“不忘初心”，一旦回到现实，立马就现出原形。
此刻的唐玄宗，对国富与民强的权衡与选择，已经全然忘了初心。他在晚年出台的经济政策，也完完全全地、从让利于民，演变为一场异常高效的、对百姓的搜刮和打劫。
历史上的明君，论智商与能力，肯定个个出类拔萃，但他们却也无一能逃避人性的弱点。以玄宗的绝顶聪明和过人才智，他做好事时，表现得有多出色；做起坏事来，效率同样高得惊人。执政下半场，唐玄宗一改往日以民为本、国退民进的思路，彻底来了个180度大转身，被金钱迷乱了心智。为了搞钱，玄宗可谓是昏招频出、令人瞠目。
1、唐玄宗先是截流部分各地缴上的税收，建立了自己的大盈库，意思就是大大的盈余。
2、接着，在向农民收购粮食的价格上，变之前的溢价购买、为打折收购；变补贴为抢劫，差额当然也进了大盈库。
3、除了压榨穷人，对于富商，皇帝同样想尽办法敲诈、罚没，收入统统进入大盈库。
4、最终，皇帝终于放弃了土地限购令，任由土地价格暴涨，共同加入囤积居奇、盘剥百姓的盛宴。
人性的弱点，至此显露无余。
天宝14年，唐朝891万户农人，356万丧失了土地，即在玄宗利令智昏后不到10年间，大唐人口的40%，彻底成了流离失所的无产者。就在这年，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接下来的故事，便是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国力日衰、穷途末路。大唐王朝在剩下的时间，终究未能再现开元盛世的辉煌。
对比唐玄宗前后的经济政策，让人不得不感叹，“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经济政策，如果不能以民众利益为先，国运就必然败落。毕竟，民强，是国富之本。统治者的昏庸，正表现在其鼠目寸光、与民争利、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其直接后果，除了百业凋敝、生灵涂炭，也意味着王朝的毁灭、社稷的倾覆。
2、纸币的诞生
自从铸币术的普及，货币对人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任何反对金钱至上的宗教与哲学，也都无法阻挡财富的致命吸引。结果是，市场上的贵金属总会很快捉襟见肘，因为金银是财富的象征，而富人对财富难免有囤积的冲动，但经济增长又需要更多金银来支撑其运行。而历朝历代的贵金属矿藏的储量与开采，却又都太过有限。
通货紧缩，就是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无法满足交易的需要。即市面上的货币相比于货物，出现严重短缺，从而引发货物积压、物价下跌、交易受阻、经济萧条，等等一系列问题。
而想应对通货紧缩，却真没那么容易。比如公元4世纪，古罗马就出现过一次大面积通货紧缩。罗马从凯撒执政开始，便在境内通行金银为主的贵金属铸币。但稀缺的贵金属不能无中生有，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便自作聪明，通过降低银币成色，来增加货币的供应量。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一不小心开启了通货膨胀的大门，弄的国内物价暴涨、民怨沸腾，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人类历史上，金属铸币取代实物货币，可以算作一次货币諽命；而为了方便交易、应对通缩，作为金属铸币持有凭证的纸币的出现，又是另一次货币諽命。而这场货币革命，正起源于中国。自从具备了足够信用的纸币进入市场流通，因流动性不足而引发的通货紧缩问题，才第一次真正得到解决。
历史上最早的纸币雏型，要算唐宪宗时期的飞钱。但严格来讲，飞钱只能算一种异地汇兑形式。即各地商人，把自己在京城经营所得的铜钱，存放在各地区常驻京城的官员大户那里，换取一种“牒券”，作为凭证；于是商人轻装上路，待其回乡后，再找到同一家大户，凭牒券取回相应铜钱。
飞钱，其实就是一种债券或汇票，是单向度的，无法形成网络，因此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纸币。而西方的汇兑业务，直到14世纪，才在地中海沿岸一些贸易发达的城市出现。
而真正作为纸币登上历史舞台的，就是北宋的交子。交子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北宋异常繁荣的商品经济，因受限于数量有限、携带不便的金属货币，而在民间自发衍生出的一种金融互信体系及支付凭证。
交子先是在四川省内通行；后因其信誉良好、使用便捷而蔓延到了全国；在被官方赋予了国家信用的背书后，交子终于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北宋的纸币交子，发行于1023年，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可以说，纸币的出现，是世界金融史上一次实实在在的金融创新。
顺便说一句，世界上第一种广泛通行的现代纸币，诞生在交子出现的600多年以后。英国在1694年，为了募集战争经费，成立了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之后，才开启了现代纸币banknote——英镑的历史。而隐藏在英镑后面的故事，以及英镑的本质，同样精彩异常、令人惊讶，我们会在后文中陆续涉及。
北宋的纸币交子，最早出现在四川，而后流行全国，最后才得到了官方的背书，成为一种信用货币。而四川人发明交子，说到底，是因为在当时的四川，只有重量大、价值低的铁钱，实在不便于市场交易所需的缘故。
可以说，纸币交子，是一种被倒逼出来的金融创新，也是大时代和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种纸币之所以被称作“交子”，不过因为，这是古四川话里“票券”或“凭证”的发音。
不是说，中国古代大多是用铜钱吗？放着好好的铜钱不用，四川为什么非要使用又粗又重的铁钱呢？说来说去，还是“钱荒”闹的。市场上铜钱不够用，部分地区无奈，只能铸造铁钱以满足交易之需。
宋初，官府主张：“废江南铁钱，悉用铜钱”(司马光《稽古录》)。尤其在铜产量充裕的江浙，铁钱一度被逐出市场。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市场上铜钱的需求量，很快远远超过了供给量；而遇到战争，货币供应则更显捉襟见肘。为缓解市场需求与财政压力，官府只得再次开动“印钞机”，大肆铸造铁钱，以缓和通货紧缩的矛盾。
此外，铜在宋朝是重要的战略资源。防止铜钱外流，也是四川地区只流通铁钱的原因之一。铜钱外流，自唐以来就渐露端倪。而随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其对铜钱的需求，也逐渐增多。但他们因技术所限，所使用的铜钱，大量都来自与宋朝的贸易顺差。这对于本就铜钱短缺的宋朝，无异于雪上加霜。
于是，在与“四夷”“蛮戎”交易量较大的地区，官府都只允许流通铁钱，而杜绝铜钱，史称“禁钱出塞”(《宋史》卷二《太祖纪》)，人为制造起隔离带，切断了铜币外流的渠道。因四川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接壤，使用铁钱的责任，也自然落到了四川身上。
而事实上，四川的铜矿产量也颇为有限，远不能满足铸币之需，而铁资源却异常丰富。加上四川经济繁荣，铸铁钱弥补铜钱的不足，或干脆取而代之，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川历代商品经济都很发达，尤其是宋代。而发达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求与贸易相适应的充足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如果光靠铁钱这种价值稀薄、体量厚重、又极易氧化的金属铸币，绝难支撑起四川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商品流通。
而四川铁钱之所以能行得通，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经济实践中，自然演化出的、便于携带、易于交易的金融创新——纸币交子。而且历史上，只有北宋的四川，铁钱才真正独自承担了商品流通中主要货币的角色。
早期的交子，是为避免交易中铁钱交割的种种不便，四川境内的16家富足大户之间，所约定的私人承兑票据。既能保证足够信用，用起来又异常方便，于是交子慢慢被一些官员推广到了外地，在贸易往来中流行开来。直到最后，交子被朝廷承认、背书，并亲自印制发行、推行全国。
正因为有了交子，铁钱才得以成为一种主要货币，促进了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而在真正的贸易流通中，铁钱又只是躲在幕后，作为钱庄发行交子时的储备货币。但是，一旦有了铁钱担当储备货币，交子便一下就具有了与现代金融类似的，货币放大的功能。因而，北宋也真正避免了历朝历代、不断上演的钱荒或通缩。
于是纸币交子，代替金属货币，便作为一种信用货币，承担起了数量更大、范围更广的商品交易功能。而国家信用的介入，更使得交子瞬间成了爆款，广为流行开来。
公元1024年，北宋正式开始发行交子，每三年一次，每次发行150万贯，而相应的准备金是铁钱36万贯。
之所以有准备金，就是告诉所有人，纸币交子的背后是铁钱，交子可以随时兑换成实实在在的铁钱。即，建立准备金，就是在纸币的背后，建立起一种信用体系。既然交子可以随时换回铁钱，使用起来又如此方便，那何不干脆就用交子呢？
准备金的作用，除了为信用货币提供保证金；更重要的，是以36贯铁钱作为储备，就印出了150贯的交子纸币，无形当中使货币总量扩大了好几倍。即用1块金属货币，就能得到4块多纸币的流动性。难怪宋朝不但商品经济发达、市场繁荣，而且完全避免了前朝此起彼伏的货币紧缩。纸币的杠杆放大效用，功不可没。
于是，产生于民间、被赋予了国家的信用的纸币交子，便一炮而红、大获成功。不仅是贸易，巨额的军事开支、物资流通、财政赋税等，都采用了交子进行交易和结算。
北宋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因造船技术的成熟，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宋朝往来贸易的国家有数十个之多，不仅广州、泉州和宁波等港口贸易繁忙；即使连年征战的时期，边境贸易也连绵不绝。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让后世的中华帝国望尘莫及，而纸币交子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因为交子的良好流通性，后来的南宋朝廷，也仿效交子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会子。蒙古的忽必烈在征服南宋以后，又受到会子的启发，发行了各式各样的纸钞，而且一度信用良好，可随时兑换成白银。后来，又经由马可波罗等外来商人，才将纸币的概念传播到了西方。
当然，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也是其它经济政策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比如宋朝一改传统的抑商政策而向重商政策转化。在重视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将商税和田税分离，向商业单独征税，从而建立了完整的商税制度。这不仅稳定了朝廷的收入来源，更稳定了国内政局。
同时，北宋盛行“亲富论”。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都认为贫富相安，才是安定之本；有恒产者有恒心，有产者对社会稳定往往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3、货币的本质是信用
由此而来的推论是：货币的本质是“信用”。比如秦始皇两千多年前统一货币、唐玄宗推行开元通宝、古罗马印有皇帝头像的金币、北宋的纸币交子、英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英镑等等；当民间信用，不足以支撑货币的信用时，这些由国家信用背书的货币，则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但无论货币是否有国家信用背书，只要货币背后拥有：
1、买卖双方的相互信任；
2、由大宗货物或贵金属所承担的实物保证；
3、国家信誉及财力的背书；
4、抑或是，买卖双方对于所有能为货币信用提供担保的、有形无形的事物的共同信任。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信用，才是货币的本质，也是货币得以存在和流通的基石。
同样，信用一旦坍塌，货币，特别是纸币，也就瞬间失去了基础，必将沦为一堆废纸。通货紧缩固然可怕，而因货币的价值被严重放水稀释后，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则会更加要命。
经济和金融制度的框架，左右着财富的流通，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好的制度，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让国运昌盛，坏的制度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其它领域，社会总是在人与制度的不断博弈中，曲折发展。
– END –
本文未完待续，下篇精彩继续。因为从某种角度看，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金融与货币的历史。
参考资料：1、《货币简史》2016年出版，作者：卡比尔·塞加尔Kabir Sehgal，曾任总统演讲撰稿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资深投资人。2、《白银帝国》2017年出版，作者：徐瑾，著名青年经济学者，英国《金融时报》下属“FT中文网”财经版的主编和首席财经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3、《中国是部金融史》2013年出版，作者：陈雨露，金融学教授，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