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引杨照《世界史中的百年台湾》19，诠释日本殖民台湾的最初策略，不是「日本化」或「内地化」，此观察即说日本对台乃是「亲善」、「笼络」，与其对朝鲜、对中国大陆（支那）的铁血、征服、奴役政策，截然不同，为何如此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侵华战争」，尤其华北「三光政策」，历史真相是什么？今人只见其结果是仇日、反日成为一个集权国家的合法性补充来源，至今仍是中共后马列（后毛）时代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也即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崛起、称霸的支援意识，令邓江胡习四代执政受用不尽；二次大战德日法西斯罪恶滔天，欧洲靠基督教支撑的司法正义审判战犯、化解仇恨，乃有战后欧洲的复兴，相比东亚至今沉沦民族仇恨，天壤之别，展望未来，仇日还需二百年方得消解？靖国神社何时才能消停？ 】
前贴《中国与世界「不对眼」》按语已经说了：不懂北京为何再次用电影——落后于网路的传媒手段，掀起刺刀对外的「仇日」（这次没敢「仇美」），大概率是境内压力大于境外，需要「往外疏导」，然而依旧是老把式「民族主义」，没新鲜玩意儿，无非是上一次《满江红》的重复⋯⋯
近日闻听，不少中国的著名学人，因恐惧习近平政权的迫害，不敢回国，又不愿远渡欧美，形同流亡，而就近选择日本落脚，此情形颇类似晚清变法人士如康梁，逃出中国旅居日本；从事暗杀、暴动的辛亥人士如孙中山等，也以日本为基地，伺机行动；更别提学人如陈天华、鲁迅周作人兄弟、郁达夫等，也在东瀛游学，称日本是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学的启蒙之地，毫不过分。
又见新闻说，富裕的中国人移居日本成热潮，「随着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也前往日本寻求更好的生活。原因有很多：新冠清零政策限制期间遇到的困难、党的管控、中美关系的冰冻、比西方更困难的商业环境。这不仅促使中国中上阶级将目光投向东京，也促使真正的富豪将目光投向东京。
「如今，中国人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群体。直到最近，中国移民大多是学生、实习生以及劳工阶级。但新移民越来越富有，也越来越精明，他们在权衡新加坡和曼谷等其他潜在海外目的地的利弊后选择了日本。」
不过，更宏阔的画面，乃至历史画轴的舒展，却是风云诡谲的，中日之间，正在转换角色，中国吊诡地代替当年的「日寇」，成为太平洋侵略者，使得「东亚抗中」正在成为历史新建构；
中国民族主义的源头，恰好来自近代耻辱，尤其日本侵华，这段历史被投机抗日的中共，鋳锻成巨型意识形态，仇日七十年，虽然日本视中国为不可多得的市场，投资扶持这个仇敌，令其终于崛起取而代之；
中共视为「统一大业」务必收复的领土台湾，恰在甲午海战后割让日本，台湾日据五十年，恰是她工业化、文明化的最好时期；二战后台湾「回归祖国」，实质乃是回到一个落后文明中，而中国大陆七十年坠入黑暗专制，形同地狱，按照主权理论，台湾不独立就要回到一个坏制度中，如同香港从英国回归中国，但是「台湾独立」就是战争，中国为主权而战，名正言顺，西方也无可若何，所以倒退、反动，在今日世界是行得通的。这一切，剪不断、理还乱……。
一、日本侵华导致中共「崛起」
今日中国崛起，乃是二次大战「中共崛起」的后果，此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侵略”的由衷之言。
二战中毛泽东率领中共落草延安，对抗日作壁上观，日寇投降后他就下山摘桃，当了皇帝还感谢皇军救了共产党。到了江泽民时代，中共又着实「反日」了十年，不过是在北京街头和电视剧里，这段政治史和娱乐史，非常有趣；眼下习近平要重温“抗美援朝”，也是这个路子。
2015年12月，日本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出版了《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该书指出，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毛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铺垫。
远藤誉的重要证据是日本侵华期间，外务省派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根据岩井纪录，抗战期间毛泽东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务袁殊、潘汉年等与日本特务机构“岩井公馆”和“梅机关”等接触，务求削弱抗日的国军并与日军签订停战协定。
远藤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认为，勾结日军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和决定，然后由极少数间谍来实施的，这个行为并不是中共当时的集体决定，中共其他高层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她还认为，中共建政后中共隐蔽战线最出色的特工潘汉年以及其他中共谍报人员的被捕应该与这段经历有关。 1955年，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逮捕潘汉年是由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73年出版的《延安日记》也写到了毛泽东与日本军队勾结的情况。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毛泽东多次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引起学术界和民间很广泛的私下流传和浓厚兴趣，但是很少见诸于公开媒体。许多人还认为毛泽东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过“感谢日本侵略”。
二、仇日：“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文化
纵观「江核心」时代，这厮干了几件事情，叫中共平顺挨过「六四」危机：
1、让党和国家皆彻底腐败、烂掉，即所谓「闷声发大财」；
2、与西方妥协，绝不跟美国搞对抗；
3、师夷之际，也操弄「义和团」于股掌之上；
4、以民族主义替代马列主义，作为执政的意识形态。
这一套叫什么？我称之为「内外二元分离」。
据说，邓小平给江泽民的政治遗嘱是：「绝对不跟西方翻脸」，然而江在国内放纵仇外思潮泛滥，以为平衡；再大举引进外资，又拆除「社会主义」，将中国转型为廉价劳力的世界工厂，重铸政权合法性于「经济起飞」基础之上，打造出一个「软红十丈」的盛世，不可谓不成功。
从上个世纪末起，中国人染上「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心态，始之于江泽民操弄的「内外二元分离」——政府亲美亲西方，却煽动民众仇外仇日。 1992年春有一场「反殖民文化运动」，自沉阳至北京、上海、武汉，刮起了一阵拆招牌风，所有带有「媚外」色彩的店名，纷纷换招牌，重办营业执照﹐如「帝王」改为「国旺」，「帝国」改为「祖国」，「路易十三」改成了「英模城」；上海甚至扩展到更换街名，因为「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色彩太浓」。
民族主义的勃兴，才标志「天安门时代」结束了。
不久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爆发的反日狂热，表演了由官方操纵的民间「政治参与」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镜：中共二十年来、尤其是茉莉花运动以来，最忌讳街头运动，不惜耗费高于国防费的巨额资金来防堵，今天居然肆无忌惮地「自我导演」一场群众抗议、砸店烧车、蔓延一百多个城市，规模空前。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用「民族主义」就可以把人民玩于鼓掌之间。惨不忍睹的是，民间郁积的愤怒，借由「刺刀对外」的官办临时孔道而发泄，人们竟也自得其乐。
美国B－2战略轰炸机投下的五枚钻地弹，由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地下室发出来的神秘定位信号引导，飞进那里开炸——原来一架被击落的F-117战斗机残骸，隐藏在此，而中国人不知道它的内嵌式电源仍在工作。这个意外给世纪末添了一个大麻烦，剩下就看中美两厢政客怎么擦屁股了。
江泽民玩了好一阵子仇外民族主义和亲美政策的平衡，玩得叫老毛老邓都要刮目相看，这个意外如果打破他的平衡，就会把中国拨到另一条道儿上去。政治局紧急开会，竟然同意学生上街游行。学生也是找碴儿上街，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围攻大使馆、烧汽车，几近暴动，外电称「学生怎么同政府配合得这么默契？」从ＣＮＮ电视新闻里看，那些游行示威的北京学生，跟十年前的天安门学运，完全是另一代人，感觉「天安门时代」真的结束了。
中国的青年，如今是恨死美国，却做梦都想来这个最恨的国度。北京反美怒潮第四天突然收场，显示中共可放可收，已然成为拥有宗教式狂热拥戴的东方强权，与伊斯兰互为轩轾了。
三、抗战神剧，搞笑时代
江泽民似已稳住大局，上海帮很得势，感觉有一个「海派」在中国崛起。近代中国说「海派」，专指「上海滩」，晚清开埠，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十里洋场，既是江浙财团的大本营，也是国民党的大都市，乃中国「现代性」开场之地；中共历来也有「海派」，早期在「白区」的周恩来陈云，都有旅欧留苏、受训于第三国际的背景，也对毛邓均有驾驭的技术，都是不倒翁；文革中，又有「四人帮」发迹于上海，横行一时，天怒人怨，留下螃蟹「三公一母」之谈。
那也是一个搞笑时代，“抗战神剧”的高产期，所谓“情节雷人台词低俗”，被网友用“四化”形容：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性受到某种禁锢，社会人格的发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泄区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互联网获得长足发展 ，泛滥无度，以此解释中国人靠低俗、下流过嘴瘾靡然成风，再恰当不过。这绝非仅仅“文化商业化”而已，背后须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2016年夏海牙法庭裁决中国对南海没有主权，网上出了一个段子：中南海决心打大仗，是不必怀疑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战场选在横店还是中山影视城？二、战役任务到底交给八一厂还是华谊兄弟？三、前敌指挥选冯小刚还是张艺谋？四、还用不用抗战神剧名角、嫖娼被抓的黄海波？反正中国只赢不输。
附：
杨照脸书贴
世界史中的百年台湾 19
在中国发生的这些大变化，都即时影响了台湾，尤其对台湾的年轻人带来冲击。可以这么说，和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前的那个中国边陲省分情况相比，到了一九二０年前后，台湾接收到的中国讯息其实更快更多，吊诡地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着更紧密的连结。
台湾年轻人，指的是一八九五年之后成长的一代。日本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的过程，经历许多曲折，很明确的一件事是：初期的统治策略并没有要将台湾「日本化」或「内地化」，而是先调查台湾的特殊性，再思考如何应对处理改造台湾。而这段时间中，日本自身仍然处于高度西化、现代化的历程中，因而从统治体制方向考虑，也会倾向将台湾朝现代化、甚至西化改造。
到了一九二０年，台湾明确出现了新的一代，他们受到殖民统治影响而有一定程度的日本认同，但在生活上又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因素，也因被殖民者的身分而和日本人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转手日本进来的西方文化也对他们产生高度吸引力。
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强烈野心，和中国之间有着许多互动、冲突，中国方面的资讯当然也就源源流入台湾，让台湾青年知觉中国情势、关心中国变化发展。
时代条件刺激下，二０年代的台湾青年必须经历一段重新思考、选择自我认同的过程。过去的「抗日史观」或「民族史观」无法呈现这段过程，在那样的历史叙述中先入为主假定：台湾人必然觉得自己就是台湾人或中国人，种族认同是固定的，而且会依照种族认同来行事。
这种史观下所叙述的台湾人抗日行动，会提到林少猫领导了台湾人最后一场武装抗日行动，离日本殖民统治开始已经近二十年了。然而强调台湾历史上有林少猫却相对让我们忽略了比林少猫影响更大的人与事。
像是为日本人打开台北城的辜显荣。他代表了非但不抗日，而且还和日本人合作的台湾人。还不只如此，他也是台湾仕绅阶级在日治时期的动向代表。在日军刚登陆台湾时，有过一段激烈、普遍的抗日行动，然而很快地，抗日行动就缩小范围，有特殊的地域性与阶级性。日本人在客家地区遭遇了较强的抵抗，而延续较久的反抗到后来几乎都是来自下层民众。
也就是说，大部分时候大部分台湾人是不抗日的。这是历史事实，却因为不符合「抗日史观」、「民族史观」而被推到背景去，但如此一来，我们就很难解释台湾史的一些关键变化来龙去脉。
日本殖民政府进入台湾，不可能光靠强势军事镇压。登陆之初遭遇的抵抗，带来了比日本人原先预期高得多的损失与代价，国会中一度热烈讨论要将台湾转手卖掉，更逼得在台的统治必须同时进行怀柔拉拢。他们拉拢的对象，是仕绅，而且有现成的拉拢工具──日本官员、贵族和台湾人仕绅都熟悉的汉文。
日治初期尤其在台南，「击钵吟会」活动极为风行，背后有总督府的政策支持、鼓励，集会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让来台日人可以和台湾仕绅一起吟咏汉诗，建立合作关系。总督府没有要推动台湾「内地化」、「日本化」，反而是让来台日人展现他们的中国文化涵养，促进和在地仕绅间的友善互动。
「民族史观」中会特别标举连横『台湾通史』的成就，以及书中透显出的台湾人族群意识，然而如果去查看『台湾通史』的第一版，会发现书最前面放了好几页当时在台日本名人的题字、作序。日本殖民者当时并未反对台湾人整理过去的台湾历史，认为这样的工作和总督府费心费力进行『旧惯调查』、『私法调查』有着同样的效果──提供资料准确显现台湾的独特性，以便作为日人建立殖民统治的参考。
不补上这段台湾历史内容，就无法介绍、讲述二０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主角张我军，他的意念、主张，尤其是他的悲愤。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