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先生在其公众号发表了一篇《王方名片断》，全文不长，兹引用如下：

李新是史学名家，他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颇受好评。此书附录了一篇文章《我的好友王方名》。王方名如今鲜为人知，但儿子王小波名满天下。现转述李新回忆王方名的若干片断：

王方名和李新是川东师范同学，曾一起投身学潮，1938年同赴延安。1952年在高教部任专员期间，曾给部领导提意见，引起领导不快。这时四川家乡控告王方名包庇地主家庭。部领导一见材料，不分青红皂白，不经支部讨论，不查档案，就把王方名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部党组书记钱俊瑞签名，刘景范批示，安子文批准，铸成铁案。王方名遭此波折，遂为刚生的儿子取名小波。

王方名被贬到人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1953年遇到老友李新。李新和他分析，暂时不能完全翻案，最好先调到本科教研室。王方名希望搞哲学。李考虑他已没有党籍，搞哲学有困难，于是决定到逻辑学教研室。

王方名很快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论形式逻辑的科学性》等一系列文章，对逻辑学提出新见解。王方名不赞成逻辑学有阶级性，不赞成硬造出一套无产阶级的逻辑学，遇到多数人的批判。毛泽东对逻辑学很有兴趣，支持了居于少数地位的王方名和周谷城，1957年春在中南海住所接见他们，谈话后设便宴招待。

王方名的处境因此改善，但开除党籍问题仍未解决。李新引他见校长吴玉章。吴老主张先向校党委提出。校党委讨论，认为处分过重，但问题要报中监委解决。王向中监委申诉，不予受理。李新找中监委副书记刘锡五、王从吾，他们也认为处分过重，最好人民大学提出改变处分意见，再送中监委。人大提出了改变处分的意见，中监委仍退回。钱、刘、安三人的批示，好比三座大山，难以推翻！李新再找吴玉章。吴老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如果钱俊瑞那里能松动一下，事情就好办了。他们找钱俊瑞，钱先是生病，后来他也被下放到陕西、安徽去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新又找到钱俊瑞，提出王方名的问题。钱俊瑞诚恳地自责：荒唐！荒唐！我这人竟是这样荒唐！让人家受了二十多年的罪！钱俊瑞写了报告，安子文在报告上写下意见，说从前的批示有错，应予撤销，并对李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官僚主义太严重了。经中组部批准，王方名撤消处分，恢复党籍。

李新感慨：一个人只有被整之后，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挨整的滋味，一贯整人而从未挨整的人，很难放下鞭子承认整人的错误，分明整错了，他也要说出一套整错的道理来。我从钱俊瑞身上深深地悟出这一条重要的人世之道，从而对那些能在任何条件下只整人而不挨整并因此自以为一贯正确的人，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

王方名（1916～1985）

关于先父与王方名先生的友谊，我在2017年纪念王小波逝世二十周年时写的《大木仓胡同树影依然》（收入去年底出版的《影子，是光明的产儿》）一文中写过：

父亲和王方名从1934年在川东师范（现西南大学前身）同学到1985年，相交整整半个世纪。他们在1935年共同创办学生团体”众志学会”时，父亲17岁、王方名19岁，他们共同的”老大哥”和指路人是24岁的李成之，后改名李直，其子是著名小说家李锐。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父亲当选重庆学联主席，王方名是实际上的秘书长，而且他擅四六骈文，文采飞扬，各种宣言文章多出其手。1937年他们又一起从万县去延安，在陕北公学再一次同学。后来父亲去太行山，王方名去山东，从此失去联系。1953年，父亲在人民大学负责教务，在一次座谈会上见到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代表发言，赫然就是王方名。父亲大为惊讶，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约他到家里。王方名来到家里后，忍不住大哭一场……父亲在文中没有明确讲王方名之父的结局，据我的记忆应该是被镇压了，但是具体情况我并不知道。祖父和父亲的遭遇，在小波和王家兄弟姐妹的心中留下怎样的隐痛无法估量，这也是他那一代里许多人的命运。

父亲后来帮助王方名调入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任教，他发表文章反对逻辑的阶级性、强调形式逻辑的重要性，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接见并设便宴请持同样意见的周谷城和他，据说江青亲自端一盘鱼上桌。这次宴请后，王方名的处境大为改善，与许多人相比还算幸运。但是文革一来，他也在劫难逃，所有文稿和资料都散失了。

不过家兄的记忆略有不同：王方名先生被接见后立刻来家中报喜，父母也为他高兴，留他吃饭，特意做了条鱼，还喝了酒。另据人民大学黄顺基教授回忆，毛泽东是1957 年4 月11 日邀请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周谷城、郑昕、费孝通、王方名和他座谈并宴请。

我从记事起，就经常见到王方名先生，曾经描述：

那硕大歇顶的脑袋如同他那神色飞扬狂奔不已的谈吐一样留给我很深印象。王方名先生一生都是一个充满狂想的人，性格狷傲，言词极端。他很年青就革命去也，直到中年仕途顿挫，被发配到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尔后调入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研究室，因命运而进入没有人说得清是什么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逻辑学。尽管他才气纵横也很勤奋，总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有许多宏伟的计划，却没有基本的学术训练，加上政治运动不断，终未写出任何传世之作。

父亲口才很好，讲演不用稿子，经常自嘲，并非脑力工作者而是”口力工作者”。然而他和王方名先生在一起时更多是听，王方名先生想必对他十分信任，那些离经叛道的高论大约也只敢对他一个人讲，因为如果传出去是要惹祸上身的。父亲在《我的好友王方名》里记述：

还在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他就想写文章批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认为这部书完全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威信也就是为搞个人迷信而写的，把一部联共党史写成了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的历史，而神化已死的列宁又是为神化活着的斯大林服务。人们都传说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一节）是斯大林亲自写的。姑不论那时的斯大林能否亲自动笔写这样的文章，即以文章本身而论，它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歪曲了。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割裂，说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中的运用。好像辩证唯物主义产生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曾经有一个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根本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的历史实际，从理论上也讲不通。它又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分割开来，殊不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和它的唯物论分不开的（故称之为唯物辩证法）；正如它的唯物论是和辩证法分不开一样（故又称为辩证唯物论）。至于谈到辩证法，他把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三个法则，别出新裁地改为四个要素，有意把否定之否定取消。取消了否定之否定就是认为事物的发展不是螺旋形的，迂回曲折的，而是直线的甚至可以跟踪跳跃式的前进。这样的发展便没有了继承性而增加了随意性。斯大林还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三大要素的学说改为生产力只由劳动力和劳动工具构成，排除了劳动对象对生产力有一定的作用，这也是错误的。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唯心论和唯意志论。我们当时的”大跃进”思想，固然有中国本身的原因，但与接受了联共党史的思想，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很欣赏王方名的这些思想，但不赞成他写文章，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不能写这样的文章，至于像王方名那样处境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使他的劲头又起来，他一次拿了文章的提纲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对提纲作了补充，而对他写文章的计划未置可否。

父亲性格随和，虽然也有川人爱摆龙门阵好说怪话的本性，但他更喜欢历史，对理论问题没有太大兴趣，王方名先生则是辩才无碍，性好争论，经常和父亲，有时甚至会和我母亲争论不休。如今回想，他是个才气纵横，内心骄傲，胸无城府的人，难怪无论是在山东还是在教育部都不被领导待见。

王方名先生学习能力很强，从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调入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后，逻辑学完全是自学的，但也正因为此，他没有数学基础，对于以数理逻辑为代表的现代逻辑大约不甚了了。人民大学逻辑学教研室成立很晚，不能与北大或者学部哲学所相比，我少年时又恰好数次见到王宪钧先生和周礼全先生，听他们聊天，不记得有谁提起过人民大学。

王家五兄弟姊妹都很聪明优秀，长女小芹，文革前以北京市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却由于父亲的政治问题，不能进入所报的专业。小波的哥哥小平是老三届，当了近十年矿工，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研究生考试直接考上沈有鼎先生的研究生，却也因此如父亲文中所言”他的长子本来很同意他的逻辑思想，后来也走向反对他的那一面。他感到莫大的孤独。”我也写过：

父亲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王方名晚年与子女之间的分歧，从他的角度折射出两代人之间的张力。事实上，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在对父辈的批判中成长。虽然人到中年以后，多了些”同情之了解”，但并不意味着师承。在断裂发生后的一片荒漠里，几乎不存在所谓”家学”或者传承。

父亲和王方名的一生，从小城热血青年成长为红色知识分子，历经各种变换颠簸，同时也是他那一代人不断审视、反思乃至回归的过程。至于能走到哪一步，端看个人的悟性、造化与寿数，而且在这个分歧的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判断标准。

有时候，父子之间的张力是一种必然。所以那时我对父亲的龙门阵不以为然，却偶尔会爱听王方名伯伯的天马行空。艰难岁月比杀猪刀锋利许多，对人的精神摧残并不因际遇的改善而成为过去。我觉得他还很有想象力，但是说话跳跃。记不清是我还是家兄，把这种思路的飘忽不定称为”精神飘逸症”，父亲听了很感慨，后来把这个词也写进了回忆中。

四十年前的九月三日是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据父亲回忆：

就在人民大会堂开盛大的纪念会并向全国直播现场情况的时候，王方名面对着电视机，在床上靠着被子与世长辞了！当时，他家中无人，孩子们不在，夫人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他独自一人在收看纪念会的实况。我想，他此时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大概认为：日帝国主义已被打倒了，蒋介石也被打倒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何必活在世上让人家看作多余的人呢？还有什么多余的话说出来让人家争论不休呢？可以走了，可以放心地走了！于是他往床上一靠，安然地离世而去。等他夫人开会回来时，看见他斜倚在被子上，还以为他在休息呢。是的，他是在休息，是在永远地休息。他休息得很安祥，毫无遗憾的样子。他的一生既无愧于天，也无愧于地，更无愧于任何人。他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他死在抗日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真可谓死得其时。他死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可谓死得期所。他的冤案已经平反，他总算死得清白。但是，我们这些后死者当如何呢？反躬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清白无瑕？是否问心无愧？我们何以安度晚年而后安然长逝呢？而且，综观王方名的一生，他自己虽然可以心安理得，死而无愧，但那些处理过他的人和组织，也能无动于中吗？其中不是有很丰富也很沉痛的经验教训吗？

1997年4月11日，小波也和乃父一样，独自一人在家中逝世。另一位发小顾晓阳打电话告诉我噩耗，挂电话后我在后院枯坐了半小时，抽了四根烟。整整九年后，我终于动笔写了《回忆早年的王小波》，提到”文革”期间，父亲曾赠王方名先生诗：

风雨巴山四十秋

长江不改向东流

凶终隙末寻常事

惟我与君到白头

王方名先生步原韵和了一首，父亲只记得最后两句：

江山易改人常在

风雨同舟到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