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饥荒时期地下刊物《星火》的创刊人顾雁教授，于2025年8月23日度过了他的九十岁生日。顾雁一生坎坷，1960年因“星火案”在上海被捕，与林昭、梁炎武同案，1965年被判处17年徒刑，后到青海服刑，1980年平反后到兰州大学任教，与顾淑贤结为伉俪。顾雁于2001年从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是理论物理研究专家，著有《量子混沌》一书，现居合肥。

顾雁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时，与长他三岁的林昭（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学生）并不相识。1959年《星火》在天水秘密创刊前，顾雁曾亲手刻印林昭的长诗《海鸥》，在朋友们之间散发，并将她的另一首诗刊发在《星火》第一期上。1960年他回上海探亲期间，与林昭见面，后频繁往来三、四个月，两人之间产生情愫，往来信件数十封，后顾雁、林昭先后被捕。林昭取保候审，重被收监后遭遇非人折磨，于1968年4月29日惨遭杀害。

本文是艾晓明教授编撰整理的《顾雁回忆录》之一部分，分上、下两篇。耄耋之年的顾雁在其中详细回顾了自己与林昭的交往，以及林昭与《星火》的关系等。这是自《星火》诞生66年以来，作为创始者的顾雁首次以第一人称，对自己一生经历，以及“星火往事”的一次全面回顾。其中他与林昭之间的情感、囚禁中听闻她已牺牲的“悲痛惭愧”，都感人至深。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顾雁的回忆，也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中国民间档案馆得以首次刊发，深感荣幸。

另外，关于本文题目——夏瑜是鲁迅笔下的革命者，原型为秋瑾。林昭被杀害后，正在青海服刑的顾雁得知消息，悲痛不已，在和家人通信中，因高压审查而无法表达心情，只能暗示说“她走上了夏瑜的道路”。

前记：

到2025年4月29日，林昭遇难已经五十七周年。二十六年前，林昭的闺蜜倪竞雄就曾约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章，一直没有成文。这些年里，我接受过胡杰、傅国涌、吴明卫、江雪的采访，回复过胡杰、依娃、谭蝉雪关于林昭的来信，都是围绕着同一个话题——我与《星火》、与林昭的关系。

我与林昭分别于1960年秋天，此后作为同案，同时被起诉、判决。我活下来了，林昭遇难，一起创办《星火》的难友张春元牺牲。我们相识时都才二十多岁。耄耋之年，写下这段记忆，是幸存者的责任，也是我的夙愿。

我认识林昭，缘起于林昭的诗《海鸥——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案情与《星火》相关，后来的命运一度交织在一起。

我大哥顾鸿和妹妹顾麋也因为我与林昭受到牵连，他们在“文革”中，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很多研究林昭和《星火》案的人，都把林昭看作《星火》的创办人之一，这不符合事实。林昭与我和张春元，的确有思想共鸣。我和她的私谊，更是终生难忘。但我未曾加入校友、同龄人对林昭的回忆里，也是因为我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倒是我妹妹顾麋还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是我妹夫李惠康代为执笔的。

还有一件触动我的事，是北大校友张元勋在回忆中写到的经历。1966年5月6日，林昭在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张元勋去提篮桥监狱探视林昭。见面时林昭对他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林昭写给我的信，至少有三十封以上。在她短暂的一生中，给我写的信，应该是最多的。如果要编《情书一束》，需要从我们的案卷里，将当年搜走的信件提取出来。我希望将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档案开放，我能收回我和林昭之间的全部书信。

一、我刻印了林昭的《海鸥》

与林昭见面之前，我先读到了她的诗稿《海鸥——不自由毋宁死》（以下简称《海鸥》），印象中大概是在1959年的4月或5月，张春元在狱中交代的是暑假期间，即7月、8月，也有可能我记得不准确。

诗稿是通过孙和传来的，孙和是上海人，他妹妹孙复是林昭的同班同学。张春元从孙和手里拿到了这首诗，他传给我看；我那时已经在天水二中教物理了。读到这首诗，受到诗中那种正气的感染，也很喜欢。我说：“我们把这首诗刻印下来。”为什么要刻印？也是因为想分享给几位好友。我在钢板上刻好蜡纸，在马跑泉的拖拉机站印了若干份。张春元是站长，他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油印工具都是他办公室的。

半个世纪后，谭蝉雪在天水终于找到《星火》案卷，其中就有这首诗。谭蝉雪拿到以后与我核对，她问我：“案卷中的《海鸥》是不是林昭的笔迹？”

我说：“这是我的笔迹。”她说：“这是案卷里的材料，怎么可能是你的笔迹？”我说：“这本身就是油印的，原始的诗稿在张春元那里。”看到复印件上的字迹，我马上就认出来了，因为是我排的版，我刻的。

为《海鸥》写《跋》的作者，署名鲁凡。谭蝉雪问我：“鲁凡是谁？”我告诉她，是张春元用的笔名，他当时跟我讲：“鲁迅已走，把走之底去掉，就成了凡字。”张春元《跋》的文字也是学鲁迅笔法，他交给我《海鸥》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写了《跋》。

张春元肯定了《海鸥》诗中那种“头可断志不可屈”的精神，同时他也认为“不自由毋宁死”的号召是“显得浮夸了”。他觉得，不应该沉浸在伤感的情绪里，而应该依靠集体的力量去行动。为了保护林昭，规避风险，他有意将落款时间写为1949年五四前夜，并说明：“诗的作者系一青年学生，有志于文艺事业，曾于两年前学生运动高潮中，因误会被当局逮捕，后下落不明。”这些说法，都是为了转移视线。

我将《海鸥》印好后，张春元发给了在天水一起劳动考察的右派同学，具体是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最初，林昭的诗和《星火》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星火》的创刊是后来的事情。

【根据张春元狱中交代文字：1959年9月，孙和至西宁归来后，经孙复的介绍，孙和开始与原在人民大学工作的林昭通信，并收到林昭寄来的长诗《海鸥》。同年9月至10月，在天水东泉拖拉机站，以张春元为主油印了几篇文章，计有《论粮食问题》《毛主席给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的一封信》《海鸥》《替曹操翻案幕后》等。艾晓明注。】

林昭还有一首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那首不是我刻的。这两首诗中，我先读到了《海鸥》。

在北大，我比林昭早入学两年，我是1952级，她是1954级。林昭是调干生，有工作经历，年龄也比我大两三岁。在北大时我还不认识她，但知道她是个有名的人物。我后来跟林昭讲，我那时要碰到你，你看也不会看我一眼。你看她在北大拍的照片多神气，就是这样一个人，谁都瞧不起。

印完《海鸥》不久，张春元要去上海出差。他跟我商量，说他要去找林昭。张春元从孙和那里拿到林昭的地址，直接去了茂名南路的159弄11号，并把我们刻印的《海鸥》和《跋》带给了林昭。

可能两人谈得投机，思想有共鸣，林昭主动把近期写的诗给了张春元。诗是写在浅蓝色信笺纸上，整页的信笺纸被裁成了八分之一大小，数页装订在一起，可以直接放入口袋。这个小册子外观精致，林昭的笔迹秀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这首长诗就是《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林昭借用希腊的神话故事，表达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我想，她也许是要告诉我们，她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消极。

1959年11月，我、张春元、苗庆久和胡晓愚四人在北道埠的一个旅社里聚会，商议创办《星火》。我说，把普罗米修斯这首诗收进去。原稿应该是由苗庆久带回了武山，他当时主动提出，刻印《星火》的事由他负责。

1959年12月，决定刻印《星火》后，我们这群人就兵分两路了。这时的离散并非是有明确的行动计划，主要还是现实所迫，各人有对自己出路的考虑。苗庆久、胡晓愚分别留在武山和天水，我回到了上海。谭蝉雪已经回到广西，张春元也准备回河南。

因此可以说，林昭并没有参与筹划和创办《星火》。她与《星火》这个刊物的关系，主要就是这两首诗。而这两首诗，也不是她主动要求我们刻印出来，而是我们自己做主印出来的。所以林昭被捕以后，她还说我“侵犯”她的版权嘛。的确，我刻印《海鸥》时，和她连面也没见过，当然也不可能征求她的同意。

【林昭：“在分局，很早，承办员就问到过我关于顾雁印了‘海鸥’的事。我叫先不知道，只好由着生米煮成熟饭，若早知道，决不同意！——不用说别的，就作为原作者，我也有不同意的权利，‘海鸥’有些叛徒情绪，但也不过是叛徒情绪罢了，不值得一印，不能给别人多少东西。”——《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1961年10月14日），以下林昭相关引文，均出自林昭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写下的这篇文章。】

有关林昭、张春元和我共同创办《星火》的说法，流传甚广，但不是事实。2003年，倪竞雄寄给我一份《林昭年表》，我看到这个说法后，曾通过倪竟雄转了一封信给编者，要求更正。然而我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其后我发现，在《走近林昭》（2007年，明报出版社）附录的《林昭年表》中，编者仍坚持此说。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林昭没有直接参与《星火》的具体策划，但她的两首诗对我和张春元的思想认识，对《星火》的诞生有直接的影响。至少，这使我们俩都认识到，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还有一些青年朋友，他们愿意为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而牺牲。

二、“‘两只脚’来找你了”

1959年底，我以养病的名义回到上海。住在我家的老房子“德星堂”里，用“顾羽”这个假名字报上了户口。

临走时张春元告诉我，见到林昭时用暗语，这是他与林昭约定的，听到这个暗语便知道是我，具体的暗语是什么，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因为读过林昭的诗，我对林昭是非常尊敬的。1960年1月初，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来到茂名南路159弄的二楼，敲响了她的家门。

林昭开的门，她知道是我后，便让我去附近的复兴公园等她。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我带去了刚印出来的《星火》第一期，其中刊有她那首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离开天水时，我从胡晓愚那里拿到五份《星火》，一份给了我的北大同学梁炎武——此时他也被打成右派，另一份给了林昭。余下的三份，后来被静安分局搜走了。

几天后，林昭来信，约我到中山公园会面。这次她带来一本吕思勉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她说自己正在读这本书，写得很好，借给我读一下。这天在公园里，她向我讲了些民国年间的名人轶事，也说了她本人的大致情况，却只字未提我带给她的《星火》。我也未敢径直询问。

从这时起，到我当年10月18日被捕，我们有九个月的交往。在林昭家里，我有个外号叫“两只脚”。林昭妈妈应该是见过我的，林昭没有正式地介绍我。我找林昭，她出来后，我们就一起下楼了。我比林昭高，她妈妈在后面，就看见我的两只脚。因为这个印象，我去后，她就问林昭：“是不是两只脚又来找你了？”

在那九个月里，我和林昭见面十多次，书信来往不下数十封。她从未与我谈及对《星火》的评价。她没有问过我是如何成为右派的，我也未问过她有关《红楼》与《广场》之事。在后来的会面中，她甚至从不主动谈及严肃的政治和思想理论问题。我曾多次向她提到我和张春元计划中的活动，我不是在乡下印东西吗？我希望她能出些主意甚至参与进来，我感觉，林昭都有意回避了。

张春元来上海也直接找过她，希望她加入我们的行动。那么她对张春元是怎么表态的，我不清楚。张春元讲过，他也看得出来，林昭不太想加入我们这一伙。我觉得这很自然：你们两个人她倒是认识，你们后面还有一大批人，她完全不认识。我明确地意识到，她想和我们的团体活动保持距离。这无疑使我对她有些失望，但我也完全能理解。

大概是1960年3月，张春元到上海来，把我和林昭叫去，我们俩都去了。张春元说今天我请客，我们去的是上海绿杨村酒家，在南京西路上。它的扬州菜非常有名，有高价售出的小笼包子。张春元请客，为什么呢？他是正式地告诉我们，他和谭蝉雪结婚了。我感觉林昭对张春元是很倾慕的，张春元请我们吃饭，也是正式地讲明他和谭蝉雪的关系。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到当时的碧柳湖公园划船。那天，林昭也喝了酒，他们喝的是白酒，林昭喝醉了。我不会喝酒，没有陪他们喝。

我还记得，1960年初，张春元在去广西接谭蝉雪回河南之前，他突然来到上海。他说，他要做结扎手术，已经有了两个侄儿，不想要孩子了，不要给谭蝉雪添麻烦。他真的去做了这个手术，在上海的中山医院。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那时候，我也有些灰心，张春元把心思都放在谭蝉雪偷渡那里，林昭对《星火》也保持着距离。我感到，她跟我想象的那个人不一样。张春元曾经说过开一次会，大家来定下组织纲领。因为我在上海，和林昭联系方便，便让我联系林昭。题目都定好了，请林昭写反右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写《论寡头政治》，分析政治体制问题。我跟他们说，不要找林昭了，她不想弄这个事情。在我的印象中，林昭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既然她不回应我，我也不跟她谈政治了。

三、别梦苏州

林昭在上海时，一般都是她给我来信，约我到公园去见面，大概一两个礼拜她来一封信。记得有一次见面，她说新蚕豆刚上市，她母亲托我在黑桥乡下买上几斤。我与乡下的邻居从不来往，不知道该去哪里买。她见我无回音，在下一次见面时就说，已经托别人买到了。我知道她对此很不高兴，但我心里想，她迟早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给她的《星火》，她藏在一个抽屉的厢肚里。老式的抽屉，抽出来以后，里面还有一点空间，只有把抽屉全部抽出来，才能看见藏在最里边的东西。那一年的端午节前夕，她们家大扫除，她母亲发现了藏在里面的《星火》。林昭和我一样，划右派后的处分是劳动考察，因身体不好被母亲从北京接回上海。她母亲得知我们这种思想倾向，马上禁止她再和我来往。

在此之前林昭还跟我讲，她母亲对我印象不错。发现《星火》后就改变了态度，母亲不许她继续留在上海，她要林昭去苏州居住。林昭去苏州前，约我在淮海公园见面，与我告别。她还转述了母亲对《星火》的评价，大意是说，《星火》“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轻人对当局发泄不满之举”。她给了我她在苏州的地址，我一看，上面写着：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许萍。我不知许萍是谁，她说是她自己。这应该是化名，用了她母亲的姓。但林昭去苏州后，不仅没有与我断绝往来，而且来信更多，写得更长了。她就是那样的性格，你不让交往我偏要交往。她一个礼拜来两三封信，我一封回信还没有寄出，她的下一封信就到了。她约我到苏州去，她也从苏州到上海来看我。

1960年5月底，林昭回苏州，到10月份我被捕，我们密集通信和见面就是在这段时间。在上海的时候，林昭的来信不到两行字，主要是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碰头。到了苏州就完全不一样了，每封信长得不得了，一写五、六张纸，这位老兄实在笔头会写。

她也从苏州到上海来，那一次我们真正是像男女朋友date（约会的意思，编者注）一样。她一早做了好多点心，带了菜，约我到火车站去接她。接了她以后，我们到虹口公园，吃好饭，我再送她回苏州。

我到苏州去过三四次，林昭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就约我去。我们先在观前街一个庙前见面，然后她说要回家去换衣服，记得是到虎丘还是什么地方去玩，要乘长途车。她领我到了她家，叫我在院子里等，她进去换衣服。这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我没有看到其他人，所以也不知是她们一家人住还是与别人合住。

我随她在苏州那些巷子到处转，苏州那些私家花园很多，她熟得很。路上碰到人，一会儿跟这个打招呼，一会儿跟那个打招呼。吃饭、看戏，到哪里去，反正听她指挥。

在苏州逛街，我看到有人在地摊上卖旧书。我过去看，有不少外文书。其中有一本是法文原版的数学名著，好多数学书里都引用过它。那些书的主人去了哪里呢？也许跟我们的命运一样吧。我喜欢这些书，林昭还帮我与摆书摊的人还价，但那时候我没有钱，也买不了。在兰大读研究生时，每月还有六十块钱，反右以后就取消了。从天水逃回上海，生活上还需要父母接济，口袋里就是哥哥妹妹给的十块钱。苏州虽然离上海很近，车票也要四五块钱，我去后还要住旅馆，都需要花费。

那年我25岁，从没有交过女朋友。林昭是28岁，伶牙俐齿的，道理都在她嘴里。反正，她想对你好的时候，也是很好，很可爱的。后来她的信也写得越来越大胆了，我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但在上海时，我请她去我家，她也不去。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她心里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她在讲话，我只是听。关于政治笑话、小道消息，还有北大的事情，她知道的多得很。

有一次她跟我讲到她的父亲，她父亲，是在劳改还是劳教吧？她说，她不久前去看她父亲，坐了船。不知是不是在白茅岭农场。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55年9月被捕，初判徒刑7年，他不服上诉。1956年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历史身份已在反动党团登记时基本交代，偷听‘美国之音’是非法的，但念其在解放后不久，又未大肆传播，此外无其他罪行足以惩罚，撤销原判，教育释放”。1957年反右运动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管制5年。因与许宪民离婚，长期无工作，以典贷、跟人做佛事过日，被安排到一街道小厂做敲工，月发16元。】

1960年6月2日，谭蝉雪在偷渡途中被抓。偷渡之前谭蝉雪来我家时，我介绍她认识了我的北大同学梁炎武，也说好了，她在广州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梁炎武。谭蝉雪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她真的给梁炎武写了信。梁炎武接信后，设法通知了张春元。因为传递了信息，梁炎武被牵连进我们这个案子。

梁炎武和我在北大同学四年，人品正直，我们关系很好。毕业后他留在北大任教，结果也打成右派，送到工厂劳动考察。1960年4月，他辞职回到广州的家中。

梁炎武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医学院的著名教授，他的几个姐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只有他学了物理。

张春元得到梁炎武的信后，立即去开平，准备营救谭蝉雪。以前他都是先到上海，但这次他没有先来与我商量，直接过去了。他用了假身份，被看出破绽。7月15日，张春元也被捕了。

我是从梁炎武那里知道张春元被抓的，那时梁炎武的一个姐姐刚好要从广州回到上海，梁知道事情严重，立即托她带信给我告知此事。信由他姐姐带到上海，他写信给我，让我到她姐姐家里去。我去后，他姐姐把梁炎武的那封信给我，里面就讲，谭蝉雪已经出事，张春元也被抓起来了。

张春元被捕，他是怎么通知了梁炎武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和张春元在广州见过面，他们之前是否有约定，后来我没有细问。

总之，得知张春元被捕了，我感到情况不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林昭。我没有苗庆久的地址，跟苗庆久从来不联系的，所以我没法告诉苗庆久。

我直接去了苏州，到苏州时我觉得，背后可能已有人在监视。

在苏州一见到林昭，我就跟她讲：今后我们不要来往了。你把我的信全部烧掉，因为我要一出事情，我们之间写了那么多信，肯定要受连累。

她一听就火得很，好像我无缘无故要跟她分手。她也不跟我说怎么办，她似乎不相信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远在广东开平的偷渡案，怎么会影响到她和我。她心里可能想的是：你说不来往就不来往啊！

临走时，我要她不要送我。她在我的背包里，塞了一份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火车了，打开一看，是她最近写的一篇文学评论，关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我知道她的意思呀，什么分手啊，不要轻易放弃。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别，我都没有机会和她说清楚，并不是我真的要和她分手。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烧掉我的信没有。

四、信义

我在乡下住的老房子很大，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高多了。每一间房都有隔板（天花板），隔板中有一块是可以打开的，把这个板抬起来，上面就像阁楼一样，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很暗。我在阁楼里藏了很多东西，有油印机、印好了的张春元文稿、林昭的全部来信……所有要紧的东西，我都藏在里面了。

这些事情，还有我对被抓捕的预感，我一点也没有告诉过家里。

从苏州回来以后，我还在翻译法文小说。那段时间，译完了梅里美一个短篇《马铁奥·法尔哥尼》，其中讲的是科西嘉岛上一家人的故事。这家人中的父亲在当地声誉很好，还是一个神枪手。他有一个独生子，大概十来岁。一个逃犯为躲避追捕，拿出5个法郎给这个小孩，自己藏到了他家的干草堆里。而官兵随即赶来，要求小孩指认逃犯的去处。小孩开始时拒绝了，可是，当官长拿出一只银质挂表时，他终于忍不住了。为了得到挂表，他指出了逃犯的藏身之处。这时，他的父亲回来，被捕者对着马铁奥的家门唾骂道：“奸贼的家！”

他的父亲背上枪，叫小孩跟他走，走到山里，只听见砰的一枪，他把自己的儿子处决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父亲很没人性，但这里突出了一个信义的主题，有人就是把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

1960年10月，我刚好翻完这篇，准备拿给傅雷看的。我推测现在这篇译稿应该还在我的案卷中。

苏杭别过，林昭不再来信了。她的信没法寄到我在乡下黑桥的住处，这里邮差可以来，但是地址很复杂，老房子没有门牌号码。所以我和林昭约定，若是来信，寄到我在西康路的家里。

所有来信，我都是到西康路家中去取的。妈妈知道，我妹妹也知道；她们看到苏州一封信寄来，不久又一封信寄来，信都放在底楼厨房的灶台上，信封写着我的名字，字迹很秀丽，她们就问我是谁。

我说是林昭，北大的一个同学，中文系的，人在苏州。所以她们都知道林昭，知道我们在通信。

我从黑桥可以寄信，但要回去收信。那时也没有电话，只有回到上海，才知道她是不是来信了。我经常回去，从黑桥到西康路。至少每周一次，甚至更多。如果想看看林昭来信没有，我就回去了。那时只有信件交流这一个方式。

所以家里人知道得很清楚，经常来信的人就是林昭。张春元来信也是寄到上海家里的。那天来黑桥抓我的同时，警方也派人去了西康路的家中搜查。公安人员还问了三楼住在阁楼的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单身老头，我不清楚他的情况，平时见面也是很客气的。但警方搜查时问邻居，顾雁平时有什么异常表现？他跟警方汇报，说我在三楼的晒台上烧过一次信。

确实，我接到梁炎武的信就烧掉了。张春元的信、其他人的信、我在上海收到的所有同学的信，全部烧掉了。只有林昭的信，我下不了手。她写信很用脑筋，信封信纸，都很讲究。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把写信当作工作来做的，非常认真。所以我就觉得她有那个意思，我原来给她写信称兄的，后来就改称姐。结果她又发火了，好像我在瞎想。我也火得很，她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有一次在苏州，我们走到一处院子，她跟我说，这个院子清静，很好。如果能在这里买一处房子过晚年，也是挺好的。

那个老头所住的三楼阁楼，对面是个晒台，在亭子间上面。我烧东西就在那个晒台上，他讲我烧东西，所以静安分局知道了。

审讯的时候他们就问：“你烧的是什么东西？”

你问有什么用处啊？我烧也烧掉了！我讲什么就是什么，这硬碰硬的事情。我是烧掉了，但是烧了哪些？你要问我怎么问得出来？不可能的事情。他也知道我在瞎讲，只能问问就算了。

我把所有其他的信都烧了，不要连累别人呀！就是林昭的信我不舍得烧，我跟她讲我烧掉了，其实全部留下了。张春元、梁炎武、徐诚的信……全都没有留，我给张春元的信，他也一封都不留。就是林昭的信，我全部都藏在阁楼上。至于她烧了我的信没有，我也不知道，很可能也没有烧；因为她是不相信会发生意外的。

所以，审讯的人清清楚楚，她和我的交往，我们之间上海至苏州的来去时间，哪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到什么地方会面。你跟顾雁在干什么，信里都写了。所以，审讯的人从来不问，我跟林昭到底有什么交往。

如果不抄我的家，也不会跟她扯上关系。结果，把我的家一抄，她的信就全部被抄走了。何况，《星火》里又有她的诗。这就把她卷到案子里来了。

单从这些信来讲，我想，林昭的信应该是帮了她的。办案人肯定要问她，什么时候跟顾雁来往？这些情况通信里都有，我去了几次，她来了几次……信中完全没有写政治上的事情。我们策划的那些行动，跟她根本不搭界的。她跟武山的人和事也不搭界，谭蝉雪和她碰过一次面，其他的人她都不认识。

五、“抓坏人”

他们不是马上抓我的，至少已经跟踪了我半个月。估计我到苏州去，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我有时要从黑桥去周浦镇，买点肉或者生活用品，回头一看，后边好像有个人跟着。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他还跟我打招呼。后来这个亲戚也被调查了，问他到底跟我讲了些什么。

对，我跟林昭打好招呼了，我的东西都藏好了，我也做好了被抓的思想准备。我知道他们要来抓了，不可能逃啊，往哪儿逃？

我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家在一座院子的西边，东边是我叔叔他们家，但他们人都不在，房子是空的。突然一个亲戚来跟我说，队里要租一间房子，公社大队里下来的人。我说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叔父的。

后来那边就搬进来一个租客，是个北方人，因为农村人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来。我心里就有点怀疑了，我也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人家早就在我对面租了房子，就在一个院子里，每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1960年10月18日早晨，大概8点左右，我已经吃过早饭。大队书记先来，他一看我在家，跟着就又进来四五个人。来人马上把我反绑起来，铐子也铐上了。我对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学生，你们这样，算什么呢？”而我心里明白，这个结局终于来了。

有个人算不错的，他从墙上拿下我的一件皮的大衣说：“披上！”

10月下旬，天气已经有点冷了。我的手是反铐的，无法穿衣，他把那件皮外套披在我身上。我离开了位于瓦屑镇黑桥我的家，还要走一段路到名为六灶港的河边，那里有机器船开往周浦镇。每天只有一班，9点钟上船，上船后就只有两个人留下来押送我了，其他几个人没上船，他们回去搜查我的住处。

我在黑桥家里还养着鸭子、鸡什么的，都在门外。我还种了好多菜，种了南瓜。

船到周浦镇要上岸，上岸后还要走一段路才到长途公共汽车站。时间接近中午，经过镇里小街时，我披着衣服，手反绑着，后边跟了一大群小孩，他们都在喊：“抓坏人！抓坏人！”

长途车发车也不定时，上车前，押送我的可能先跟司机讲好了，让我第一个上车。上去以后，我到最后一排的位置上坐好，这两个人坐在我边上，车上至少还有二三十个乘客。

从周浦到上海要过江，那时候没有隧道，也没有桥。长途车先开到黄浦江边的周家渡，其他乘客统统下去了，这两个人也不急着下车。我看到有一部吉普车停在那边，他们打个招呼，吉普车开过来。我下了公交，上了吉普车，那两个人也上来了。我还听见他们在车上说说笑笑，因为那时全国的饥荒已波及上海，所以交谈的主题是今天晚饭吃什么。他们问司机，司机也有两个人。

吉普车再渡江，至少要一刻钟。车到了江对面，就直接开到静安分局门口。到达时天色已晚，他们把我押进了审讯室，那里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让我坐在小凳子上。

印象中进去以后，可能把我的手铐打开了。一个审讯员坐在我对面，两个大汉站在两旁，审讯大概都是这样。审讯员看上去很年轻，大概从学校刚刚毕业不久，文质彬彬的。

他们怎么问我，那么我就怎么回答，我知道会是这么回事。

从早晨抓了我，一路押送过来，我中饭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吃。在审讯室里了审了一个晚上，他们有夜宵的，我说我肚子饿了，后来给了我一个馒头。我说我要水喝，有人倒水给我喝了。

审我的人换班，我就一直坐在里边，连续地受审。他们脸板起来的，我早就准备好了吧，肯定是这副样子。我想好了，你们怎么审，我就怎么答。

问了哪些问题，现在也记不得了。反正我一点都不慌的，开了饭店还怕大肚子来吃饭啊，对不对？早就预料到了，你们要判几年就判几年。

我基本上都是照实讲的，既然我来了，我干了嘛，我承认。但我没有讲发起《星火》的过程，没有讲要寄发《论人民公社》给几省市党政领导人，这些事情当然不讲了。他们问我别的，我就回答吧。

大概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突然一个人进来，他跟审讯的人一说，他们马上高兴得不得了。我明白了，肯定是我藏的东西都被搜出来了。我家里有个很长很大的梯子靠在墙边，估计他们一看起疑了：怎么这里还有个梯子的？

六、我听见林昭进来的

林昭跟我一样，先被关到静安分局的看守所，在我被抓的六天之后。我知道她也进来了，女犯进出都要走过我们被关押的监房，因为女监在走道的最里边。

静安分局的原址是解放前有钱人家的一栋花园别墅，一般只有两到三层，但别墅都有地下室，看守所的监房就设在地下室里。

【由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使用的南京西路1550号住宅，原为已故旧上海房地产巨商程谨轩的遗产。该花园住宅占地8500平方米，门前坐有两只石狮子，分列左右两旁。园中建造了一幢八角型式的庭院，高三层楼，中间有大理石的阔型楼梯，庭院后面又建有四层十六间楼房，其中二、三层与庭院相通。】

我们进来时是从地面往下走，楼梯下来先进一道大铁门，眼前是一个走道。走道一边是一排监房，有铁栅门关着。房间一大半在地下，里面没有窗。在与铁栅门相对的那堵墙上边和天花板之间有一条透气窗，里面钉着铁条。从铁条的空档里望出去就是外边的路面。我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在地下室里了，就那么一条很窄的透气窗，室内一天到晚都开着灯。

这个看守所到底有多少间监房，我不清楚，他们也不会让你看。我被押进一个房间，铁门啪的关上。我脚伸进去，里面都是人。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我就在马桶边上坐下了。

此时已经是10月19日的早晨，监房里的人都端端正正地坐着。

晚上睡觉，监舍里有地板，睡觉都是地铺。别的犯人有被子，我没有。不过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间里，倒也不觉得冷。隔了两三天后，他们通知了我父母，家人把被子送进来了。

那些犯人，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一下子这个人放掉了，然后又进来新的人，监房里乱得很。

几天以后，林昭来了。他们提审时要叫名字的，我听见外面有人喊：林昭！接着听见有脚步声从我们监房的门口走过。在静安分局的看守所关了两个月，那确实苦，白天基本上动也不能动。很小的房间，最多的时候关了四五十个人。隔几个小时可以放风一次，其实也就是排好队，在监房里哗啦哗啦走一圈。以后我就知道了，上海市的看守所，有市所与区所之分。后者属区公安分局管辖，规模小，只收容临时在押人员，而流动性大。我和林昭第一次被关进去的静安分局看守所，就属于区所。后来“文革”期间，我妹妹被关进虹口分局看守所，它也是区所。

林昭和我不久被关进上海市的第二看守所，林昭再次入狱则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这两个所都属于属市公安局管辖。市所的规模大，可收容长期在押人员。其中，第一看守所在南市，三十年代就有了，是租界外中国地带的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在思南路，是法租界的看守所（俗称“法国监狱”）。

我在静安分局看守所，被关了大概两个多月，1960年底，我被转到思南路的第二看守所。后来我知道，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轨迹与我相同。现在来看，这意味着我们的案件被认为案情重大，短时间里不可能释放。事实上，从起诉到判决都五年。虽然我、林昭和梁炎武，我们三个北大校友的名字在同一张起诉书上，但无论是转运期间，还是开庭判决，我和林昭都没有再见过面。而在静安分局看守所时，我也没有见到梁炎武，只是到二所后，一次在放风时我见到梁炎武，那时才知道，他也被抓来上海了。

七、在第二看守所

转到思南路的法国监牢，即第二看守所，那里的条件就好多了，比后来在提篮桥的条件都好。二所的楼层都是通风透气的，有很大的玻璃窗。每个房间里住的人也不多，挤的时候四个人，稍微空点的时候三个人，一般是两个人，但不会让一个人一间。四个人一睡下就肩碰肩了，房间很小，其长度在四人躺下后刚好放一个马桶。早上起来，每个人都要按标准叠好被子（即做内务），白天被子不能打开。管理严格的时候也不让你用被子垫着坐，我们一天天长时间地坐在地上，非常辛苦。地上太硬，我拿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当垫子坐。看守走过来看到就吼：喂！垫子拿掉！

四个犯人，就一直坐在地铺边上。一看有人过来了，也互相告知是谁来了。我们给他们几个主管起了外号，一个叫巡洋舰，一个主力舰，还有一个外号叫“活动政府”，因为那时他们训话，口口声声都是是“人民政府”。

有时候，看守沿着铁栅门偷偷地过来，窥视我们在干什么。一般情形下，他们走对面的那条走廊。这整栋楼的结构跟船舱差不多，中间是房子，外边有个套子，沿套墙一圈也有走廊，它与监房外的走廊之间是铁丝网，两个走廊间用木板的通道相连接，所以从四楼走廊上可以直接看到底楼。晚上看守大多都是从对面通道走，因为安全一点。你想，万一沿着我们这边走，里边的人手伸出来扒一下……大概是这个考虑。

从我们囚室对面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广慈医院。它是上海最早的传染病医院，那边有很大的青草地，可以看到里边也有人接见，在一个小亭子里，病人的家属送东西进来。

我想到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他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抓进来，我也无法告诉他们。父母肯定忧心如焚，哥哥妹妹，必然也会受到我的连累。每念及此，内心隐痛，但也无可奈何。

不知什么原因，二所的犯人经常被调换房间。从三楼换到四楼，四楼换到五楼，我就这样待了四年多。进去不久后得到一个好消息，可以写送物单了，也就是说，可以让家人送东西进来，每个月一次。这个做法叫“接济”，但不能和家人见面，就像广慈医院的传染病人一样。家里人把东西交给管理员，管理员再交给我。林昭在二所的环境，应该与我是一样的。

八、林昭写了《思想历程》

隔了半个世纪，我才从谭蝉雪找到的案卷资料中，了解到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思想经历。林昭是1960年10月24日被捕，转到二所后，关到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

1961年10月14日，她写了一篇《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以下简称《思想历程》）。谭蝉雪在复印件的第一页上注明了，这份资料来自《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执行股预审卷宗》张春元卷。

这种思想总结之类的东西，当然都要写的，我也写过。在静安分局的看守所里没怎么写，它那边就是要你坦白交代，给你一张纸，交代了以后按手印，走个简单的程序，不会叫你写长篇大论。监房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床铺，白天坐在地上，晚上睡在地上，各人用自己的被子，一半垫一半盖。

转到二所后，这里是地板，但也没有桌子。长篇交代都是在二所写的，因为关押的时间太长，交代来交代去也就是那么多事。交代完了，就叫你写认识，他给你笔和纸。有可能还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到外边的桌子上写。

从林昭这份《思想历程》的内容来看，我相信它的真实性，确实是林昭写的。但在复印件上再度复印的纸件相当模糊，我只能根据谭蝉雪后来编辑到《林昭文集》里的文本来看林昭的观点。在复印件和整理稿中，我看到大量使用了省略号，这让我想到，会不会是办案人员从上海抄来，自己加的省略号？因为犯人写交代是不可能用省略号的。因为没有看到原件，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研究。此外，我还认为，办案人员来上海，主要是要了解我的交代。林昭的这份《思想历程》，他们只是附带抄一下而已。林昭的这份检查，可以证明前面我的观点：林昭与《星火》案，与我们这群人，在思想上有很多共鸣；我和张春元，都是她很重要的朋友。但她对于我们想要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了解有限，另一方面也的确不想介入。如我上面所说，是若即若离的。简单地说，根本就不应该抓她，她跟这个《星火》案没有太多关系。如果我要反省的话，甚至可以说，是我害了她。如果我没有刻印《海鸥》，如果我没有和她走得那么近，如果我没有保留她给我的三十多封信，很可能，她不至于因为《星火》案被抓。

在这篇检查中有几处提到我的名字：

第一次提到我，她说，她通过我，了解了北大和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顾雁他们本来早已邀我上西北玩儿一回去，我苦于没法脱身，也怕引起注意。以后他也身体不佳回南了，这便很巧。通过接触，很快沟通了、交流了北大与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

但是谈到这一点后，她认为，应该“独立存在、独立作战”，不斤斤计较什么组织不组织。她说我其实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林昭与我们没有组织联系，这份文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时她第二次提到我的名字：

“对着顾雁我没很强调这一点，一来因为暂时尚无强调的实际需要，二来，他也是北大出身的，总还有相当强烈的“北大观念”、不烦十分强调。”

第三次提到我的名字是说《海鸥》，可见当时在查抄到我刻印的《海鸥》后，静安分局最初提审林昭，这首诗是关注重点。但林昭对此也不在乎，刻印非她本意，诗原本就是私下里人手相传的。她不介意朋友传阅，但她很明确地表示，没有必要刻印散发。我从这里看到，她对我是很有点火的。由于我的刻印，她的诗从地下写作变成了公开写作，她认为这不是相得益彰而是相反，作者和读者都受其害。她是这么写的：

“在京时我曾手抄以传阅和赠送过，那个，另一回事，那还勉强可以算在合法的范围里，至多你来批判我这诗便是了。一到印刷，虽是油印，亦总有点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态，其实又没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个样，月亮里点灯空挂名’，我不为也。否则，当年还曾参与地下党的散发、翻印宣传品等活动。我又不是没有半套，就说印东西，除了一听油墨少不得外，其他什么不用，使图钉把刻好的蜡纸往桌面上一钉，不照样印出来？有何难哉！不过没有着手进行耳。”

我看她这段话里有几层意思，主要就是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第一，她不知情。第二，若是知道，她也不会同意。她用了很不以为然的语气来贬低我们刻印《海鸥》的意义，把我们的行为说得好像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一副“哗众取宠”“煞有介事之态”。总之就是：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这种事情我以前早就搞过的，比你们还要高明得多呢，不过是我不做罢了。

她为什么不做呢？她接下来就说，因为印秘密宣传品，印的人是冒险，读的人同样是冒险。还有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新东西给别人看呢？如果是些尽人皆知的道理，也并不值得去印。

我看到这些地方，我就想到，当年我们准备将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刻印出来，传递到高层干部手里。这在林昭看来，似乎就是老生常谈，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我们还误解她了，以为她是怕，但她并不是怕——我不参与，是因为不值得，“不值得便不干”。她就是这么写的：“可我这种主张曾受到误解，使得我相当生气——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难不成我还惜此一身么？”

那么，林昭的这些话，到底是她的心里话，还是为了减罪而避重就轻呢？

我觉得，这两种成分都存在。既然是根据办案方的要求来写，而且是写检查，在认识上写些符合大形势的套话，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林昭对我们行为的否定，我看了以后是不认同的。

此外，从这份检查里，还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那就是林昭保外就医离开二所后，为什么又会再次入狱。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我觉得是林昭对形势判断错了。不仅是她，我当时也有误判。还有就是，我有一个现实的考虑，我要活着出来。而林昭为了理想，她是不顾一切的。这和她的思想、经历和个性有关系。在这些方面，我和她是有差异的。

如今来回想我的青年时代，对照林昭的思想历程，对这种差异能看得更明显。当我们俩在一起时，处在那种朦胧的情感状态，我前面说过，彼此很少谈那些政治话题。你想想，我将《星火》送给她时，里面那么多抨击时弊的文章，她当然了解我们的思想倾向。我写的《发刊词》，她还不明白我对现实的态度吗？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不用重复。我们在一起，讲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的话题。

现在来看，我们卷入政治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从家庭来说，我的父母都属无党派；虽然我的姨父姨母也是共产党的资深干部，但我们受父亲影响是主要的，对执政党、政党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跟你讲过嘛，斯大林死的时候，要我们戴黑袖套，我们就不肯戴。而林昭那时写了《斯大林鼓舞我们永远前进》一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哪怕是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也不会比今天更使我们痛心！”林昭的家庭政治色彩比较浓，她自己在中学时代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的老同学证明她在中学里加入了共产党。在《思想历程》里，她也表明，她是“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之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的人”。后来据说是因为她没有服从命令撤离苏州，失去了党籍。她在《思想历程》里表白说：

“但我既然曾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追随了党，以青少年的纯真热情呈献给党，则从个人本位出发来说，对于党的一切作为：美政或暴政，在政治上都应义不容辞地担负全部责任。”

而我从中学时代就希望投身物理研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想搞政治。1980年2月，我和梁炎武都在上海，等待案件复查，9日，我们一起去苏州，参加为林昭母亲召开的追悼会。在车上，我第一次遇到倪竞雄，她知道我是林昭的同案就问我：“你搞物理学的，怎么也来搞政治？”我说：“不是我要搞政治，而是政治来搞我啊。”

还有，林昭也有一定的城府，不是我在初读《海鸥》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诗人。她比我的社会经验丰富，有更多的阅历。她参加过土改，在报社工作将近两年。我则是从学校到学校，从本科到研究生。如果不是到天水劳动考察，社会经验就更有限。她对政治的很多思考，我还没有机会深入了解。

为什么被捕前，我们曾经走得那么近，一度感觉像男女朋友一样呢？应该是我们共有北大情怀，又都因为反右遭到重创，心意彼此相通。我们同样被断送了专业前程，都是在混乱中回到上海。我们命运未卜，思想上离经叛道，欣赏彼此的才智。只不过，这种倾慕的情愫正在萌生，就被这场政治围捕阻断了。

到我们被抓进去后，我完全没有想到，林昭后来会遭到那么惨烈的虐待，以至于牺牲生命。我是一进去就准备好了，我不抱什么希望，随便你们判几年；反正已经在你们手里了，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就守住我的一套。我的想法是承受一切考验，我要活着出去。

但是林昭后来的变化，和她在《思想历程》里写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她没有预料到，我那时也不可能知道，狱方会把她放出去。而且，放她还另有目的，那就是要找到“大哥”。林昭觉得自己是清醒和自觉的，她哪能知道背后的罗织和拿她做钓饵的预谋呢？她是真诚地相信党的路线已经改变，已经在革新了，这是她在《思想历程》里写到的。

我无法确认，她写这个思想检查时，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保外就医的承诺，就是说很快会放她出去。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她以为写了检查，这个案子就过去了，不仅会放她，也会放我们这些人。她明确表了态，拥护党的路线；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我读了《思想历程》，一个强烈感受是，她不应该把我们做的事情看得毫无价值。你本应该倒过来强调：他们的批判是有意义的，虽然我没有参加，但他们是正义的——你应该这样做的。

而她在文中把我们讲得那样幼稚，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不管怎样，我们是认认真真，冒了风险去做的。林昭却居高临下，把我们讲成那个样子。

你可能会说，林昭贬低我们，也是想为我们开脱，让警方认为，这些人也并没有干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林昭并不是这样玩世不恭，她的检查里，很多内容、包括她的思想转变，只有她写得出来，不是一般的套话，而是有相当的真实性。我能感觉到，她对我也是很火的：你们搞这些根本不像样的东西，把我拖了进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