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饥荒时期地下刊物《星火》的创刊人顾雁教授，于2025年8月23日度过了他的九十岁生日。顾雁一生坎坷，1960年因“星火案”在上海被捕，与林昭、梁炎武同案，1965年被判处17年徒刑，后到青海服刑，1980年平反后到兰州大学任教，与顾淑贤结为伉俪。顾雁于2001年从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是理论物理研究专家，著有《量子混沌》一书，现居合肥。

顾雁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时，与长他三岁的林昭（中文系新闻学专业学生）并不相识。1959年《星火》在天水秘密创刊前，顾雁曾亲手刻印林昭的长诗《海鸥》，在朋友们之间散发，并将她的另一首诗刊发在《星火》第一期上。1960年他回上海探亲期间，与林昭见面，后频繁往来三、四个月，两人之间产生情愫，往来信件数十封，后顾雁、林昭先后被捕。林昭取保候审，重被收监后遭遇非人折磨，于1968年4月29日惨遭杀害。

本文是艾晓明教授编撰整理的《顾雁回忆录》之一部分，分上、下两篇。耄耋之年的顾雁在其中详细回顾了自己与林昭的交往，以及林昭与《星火》的关系等。这是自《星火》诞生66年以来，作为创始者的顾雁首次以第一人称，对自己一生经历，以及“星火往事”的一次全面回顾。其中他与林昭之间的情感、囚禁中听闻她已牺牲的“悲痛惭愧”，都感人至深。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顾雁的回忆，也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中国民间档案馆得以首次刊发，深感荣幸。

另外，关于本文题目——夏瑜是鲁迅笔下的革命者，原型为秋瑾。林昭被杀害后，正在青海服刑的顾雁得知消息，悲痛不已，在和家人通信中，因高压审查而无法表达心情，只能暗示说“她走上了夏瑜的道路”。

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发，第一部分已发表于中国民间档案馆网站和Substack平台。

一、林昭被保外就医

从1961年初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下来，我在二所被羁押了四年五个月。我、林昭、梁炎武，我们三个人被列为同一个案子，同时被起诉。我保留了1962年8月1日的起诉书和1965年5月31日的判决书，在这两份文书里，我们三个北大校友同案，我名列第一，是为首犯。在起诉书中，我和梁炎武的状态都是“现在押”，林昭是保外就医，“暂住茂名南路159弄11号”。

【这份由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拟定的起诉书，下面有三个编号：“沪静检诉字第416、423、431号”。后来收入《林昭文集》里林昭对起诉书的批注，不是这一份，而是单独对林昭的起诉，上面只有林昭的名字。在1964年11月4日对林昭的起诉书上，署名与1962年8月1日对顾雁、林昭、梁炎武的起诉书相同，乃“检查员吴泽皋”。林昭以血书加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这份起诉书编号为“（64）沪静检诉字第423号”，由此可见，423编号属于林昭。由此推测，顾雁编号为416，梁炎武编号为431。由于三人被列为同案，故在1962年最早的起诉书上，包括了这三个编号。而1965年对三人的判决另有一个编号，即“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

1962年8月，我在起诉书上看到，林昭已经被保外就医了，那时我是很为林昭高兴的。我内心的负疚感终于减轻了，她本来就没干什么事，是我把她牵连进来的。我想，只要她在外面平平安安，就算从我们这个案子中解脱出来了。

我觉得，林昭之所以能保外，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也有关，并非对林昭特别照顾。主要是七千人大会以后，风向就有点转变。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七千人大会，我们在监房读报时得知了这些消息，否则是不可能放她出去的。另外她母亲在上海，可能也有一些活动，她是苏州市的政协委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

我们在里面一年多，这个案子审来审去，应该也弄清楚了。刚开始审讯时，那些人很凶的，后来我看到有点变化，他们显得比较客气了。

还有，林昭给我的那些信，也确实证明她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她也不知详情，所以就先把她放出去了。

1962年形势的变化，让我也得到一些特殊优待。就是在林昭放出去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一位干部医生突然来到我监房门前，她叫我站起来，对我说：”看你脸色不好嘛。”我心说，把我关了那么久，饭也吃不饱，好久都不能晒太阳，脸色怎么可能好嘛。没有镜子，自己也知道的。

其实，要不要把你当病号，都是上边一句话。不久，没有做任何身体检查，我就被调到二楼病号监去了。本来监房都是三个人、四个人一间，乱七八糟挤在一起，而二楼的病号监是一人住一间。

这样我在病号监里住了一个多月，吃病号饭，条件稍微好一点。

说到吃饭，我刚进二所的时候，早晚都是吃稀饭。送过来时是放在一个铝制的格子里，一个人只给一格子稀饭。我们叫它四眼粥，看上去稀饭里面也有两个眼睛，就稀薄到这个样子，稍微有点酱菜给你。

中午吃山芋，蒸红薯，那就给得比较多了，有一二斤，满满的，管饱。后来中午改成米饭，很小的铝格子，也有点菜，一点点，不够吃。

在二所可以得到家里接济了，每个月能送进来十个鸡蛋。我叫家里送鹅蛋，比鸭蛋大一点。后来家里买不到鸡蛋，就在亭子间里养鸡。关在二所的那几年，妹妹每个月给我送进来十个蛋。

1962年10月1日，国庆节，那时我刚好在病号监，可以开大账。大账就是你进去的时候，身上的钱可以存在那边，家属也可以为你存一点钱，那就可以买一点生活用品。那次过节，劳役犯，就是送饭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买一斤猪头肉、半斤糖果，其他犯人没有的。他说，对你是特殊待遇，跟干部一样。他们干部过节，也只有这两样东西。我很久都没有吃过肉了，一斤猪头肉，没几天我就吃光了，半斤糖果吃的时间久一点。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分案审理。把《星火》案中我们三个人从甘肃天水那边分离出来，交给上海审理，在上海判，而不是交给甘肃判。检察院的院长亲自来提审时跟我讲，他们打官司打赢了。我那时还不理解，他说：“你放心，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你的案件我们管。甘肃那边要求并案，把两个案件并为一个案子，我们不同意。”他知道，我在1959年底就离开了天水，林昭在上海，梁炎武先后在北京和广州，与张春元在天水那边搞的事情并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坚持不让并案。我想，这样重要的事情，他居然告诉我。

如果交给天水那边审判，估计我们的遭遇会差很多，后来平反的阻力也更大。而留在上海，分别立案，那么审理、判刑，送到市监狱，还有档案怎么写，权力都在上海的机关手里。检察院的院长还说：“你好好表现，会对你从宽处理。”

我对二所的管理人员，印象要好一点。他们对犯人，在人格上还是尊重的。原因在哪里呢？据说那个监狱长是地下党的工作人员，解放前就在监狱里管犯人。他对国民党的管理是看不惯的，解放后他当了头头，很神气的一个人。犯人们传说，他是前国民党监狱的留用人员，其实不是。那时共产党渗透到很多关键地方，监狱里也有他们的人在。那么一解放，就反过来由他来负责主管了。二所也有一部分是留用人员，可能原来也是帮过共产党的。监狱长就是那位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他对这里最熟悉。1961年上海的粮食供应还是很紧张，而他对犯人的口粮还是保证了的。林昭第二次被捕后，被关押在第一看守所，那边就和二所完全不一样了。从林昭写下的文字来看，她在一所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二、林昭去了我家

在二所等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书出来了。我被判十七年，林昭刑期更长，判了二十年，梁炎武被判七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林昭又被关进来了。

我们三人应该是同时转到上海市监狱的，就在提篮桥这个地方，判决结束后，一辆车送我们过去。开庭时我没有见到林昭，转监狱时在车上我遇到梁炎武。时隔五年，我们俩第一次近距离见面了。

他和我都拿了行李，我的行李中，有家人给我带进来的外文书。我想，他家在外地，估计没有人给他送书，我就拿了两本外文的物理书给他。

进监狱时要拍照，拍好照以后，分到各个监房。梁炎武被分到六号监，我被分到一号监。他后来被发配到白茅岭服刑，刑期虽然比我少十年，刑满后也不能离场。一直到“文革”结束，冤案平反，他才回到北京与妻女团聚。他没能在北大物理系恢复教职，而是去了一所纺织学院任教。

判决后，家人就可以到提篮桥探监了。第一次探监是我母亲跟我妹妹两个人来的。那天来了很多人，至少有十多个窗口，全部是装好了铁栅栏的。母亲和妹妹把一些接济我的东西交给看守人员，由他们转交给我。我们可以交谈，但每一个犯人都被盯住的。顾麋比较灵活，她胆子大。她居然说：“林昭到我们家来找过的！”

我想旁边有一个人看着的，你敢说……她跟我讲了，我不敢回应。旁边监视我们的人，可能不知道林昭是谁。但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接见，那人就在旁边，你讲什么东西他都听见的。

这样我才知道，林昭到家里去过了。我被关了五年，没有和亲人见过面，这是第一次，回来监室后我哭了。

我母亲心里也是很难过的，我妹妹年纪轻，还不满二十八岁，她无所谓。她说林昭来过好几次，这样我才知道林昭对我的态度。她并没有因为我牵连了她而回避我和她的关系，更没有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自由，而约束自己那任性的独特性格。

结果，问题就来了。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时的林昭，和之前与我们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的林昭完全不一样了，和《思想历程》里的林昭相比，简直可以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保外后她不仅没有安稳下来，而且行动更激进了。她后来的情况我在狱中不可能得知，都是我在刑满后探亲以及1980年平反以后逐步了解到的，所以我现在有以下的分析：首先，她在得知保外时，没料想到，所有同案犯中，我们都还被关押在里面，单独把她释放了。她将此举看作对她人格的巨大侮辱，因而坚决拒绝出狱，她妹妹讲过当时的情形。

【彭令范曾接受记者张敏采访——“她就是讲：‘他们放了我，就又要把我抓起来，用不着这样麻烦。’所以她拉住桌子的角，我跟我母亲接她出来，她不肯出来，里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僵在那里。后来，分局的人就对我母亲讲：‘你想办法把她带走就算了。’后来我母亲就打电话给她朋友，他们家有一个花匠，来把她带上三轮车，送回去。”】

林昭出来后，经常到我家去，还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要他站出来为学生说话。她母亲知道了，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头，还是要她回苏州去，避开上海这个案发地。结果，她在那里认识了朱红、黄政，搞了一个组织，还有纲领。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你越是禁止，她越要搞，另起炉灶，她就走这条路了。

我看《思想历程》时认为，第一次被捕，她心里是怨我的，是我把她拖进来了。但把她放出去后，她倒过来认为她有亏欠了：你们会认为我写了那个思想检查，跟你们划清界限，就把我放出来了。肯定是我交代了什么东西，才得到了宽大。她要证明，不是的！所以她第一步要到我家里去解释清楚：我没有出卖顾雁。她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跟我家里讲清楚，我推测她是这样一个心情。

所以她也跟我妹妹讲，她拿了个包裹，到静安分局去静坐，要求把她抓回去。那意思就是，你们当初抓是不应该抓我，但是你们放也不应该放我——要放就全部放。不是我无罪，大家都无罪。既然你们不放他们，也不应该放我。

我认为这时她意识到，在《思想历程》里写得有点过分了，不应该把我们做的事情说得毫无意义。现在好了，她因此就被保外了，这对她的道德良知是一个侮辱。

你说人不会因为个人意气押上自己的性命，这不是个人意气呀，她这样做有她自己独立的政治信仰。而人的信仰是有道德支撑的，我不是跟你讲过，战国时代有“齐大饥”的故事：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而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礼记·檀弓下》。

这个人，人家讲了他一句，嗟！来食！他就火得不得了呀。我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林昭就是这样，道德上的清白比什么都重要，这在她人生中是第一位的，不能有一点污点。所以她出来第一步到我家，就是要表明这个态度：把我放出来，顾雁没有放出来，不是因为我写检讨，跟他们划清了界限。我是想在里边的，我不愿意一个人被放出来。

倪竞雄也跟我讲过，她说林昭释放后去找她，看上去有很大的变化，完全变掉了。林昭从她母亲那里，肯定知道张春元在1961年越狱后，也是从甘肃到苏州，一路找过来。他到上海我家里去找我，又到苏州去找她。林昭出来以后，她也是同样如此，她要找到我们其他人的下落。结果得知，只把她放出去了，我还关在里边，其他人也都关在里边——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三、顾麋：那时林昭经常来

以下是顾麋的回忆：

那是1962年早春，林昭放出来后，一天下午，她一个人来到我家。那时我们住在552弄23号，那个地方底层已经被改造成公共食堂。很多人在食堂吃饭，出出进进，她来就比较方便，并不引人注意。

到了夏天，我父母到乡下去住。那一段时间，就我和大哥在家。林昭经常来，来了就滔滔不绝地和我大哥讲话。所以我大哥受了林昭的影响，1965年5月底他们这个案子宣判后，我大哥匿名给静安区法院的法官寄去了这本书——菲德尔·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林昭把她写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信，还有她写的诗歌给我。我又给我爸看，她喜欢写现代诗。在我们家，她无话不谈，有时就一个人，自管自讲话，她也不要你回答。她讲安徽吃不饱，饿死人，她好像都知道的。我就写在日记本上，结果，“文革”抄家被抄去日记，这是我很重要的一条罪行。

她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家，倒是没有人来问过。后来是小哥（指顾雁）说的，当然没有人来问，因为警方有意让她出来，还要看她和什么人联系，看有什么人逍遥法外，没有落网。他们要找到那个幕后不出来的人，特别是那个叫“大哥”的人。

四、伏脱冷·鲁凡·大哥

艾晓明：“大哥”是谁呢？37年以后，1999年3月16日，林昭的同学和闺蜜倪竟雄给顾雁写信，询问这位“大哥”的下落——

倪竟雄：“还有一件事，我们还想找到一个人，即林昭很崇拜的一位大哥，据说也是流放在甘肃（即你们被发配的地方）的一位大学生，曾越狱逃走，外号‘江洋大盗’。据苏州与林昭同案的黄政说林昭一直在盼望见到‘大哥’，不知你可知道这位大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有否他的消息？能否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他。”

顾雁：审讯我的时候，他们问：“‘大哥’是谁？”我说：“‘大哥’就是张春元啊。”林昭在和我在通信中，不提张春元的名字，而是用“大哥”来替代，例如问“大哥情况怎么样”。除了林昭以外，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称呼张春元为“大哥”的。

【艾晓明注：1961年8月10日，张春元逃出监狱，此后一路流浪跋涉，从兰州至上海，上海至苏州。他在苏州见到林昭的母亲，得知林昭被捕的情况，又返回上海，并给林昭寄出一张明信片。林昭肯定没有收到这张明信片，二所截留了它，后来转到天水张春元的案卷里了。四十六年后，谭蝉雪在天水寻找张春元案卷时，找到了这张明信片，并作为《星火》一书的插图——

根据右上方的邮戳可以看出，明信片是1961年9月1日从上海寄出，收件人地址为“本市思南路第九十九号”，即第二看守所的地址，因为明信片装订在案卷中，右边图文不完整。信文写在左边，谭蝉雪引用了这样几段：

“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围绕着红色的高墙转上两圈，聊表寸心，请接受我这不成体统的慰藉。”

她引用的另一段文字，应该是写在这张明信片的反面：

“我们的生活，其材料之丰富、多趣是能写一本书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愿你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自己一点也不着急的态度，很好地读完这本有用的、难得的书，将来为人民更好地服务……我们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于斗争，只有敢于斗争的人才能敢于胜利。”

明信片插图左边中间还有六行字，谭蝉雪没有引用，但十分重要，我这里补充录入：

“你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会到了上海，很简单，伏脱冷先生是被人称为鬼上当的，有人愿意让他的大哥自由自在的走路的。关于你在那儿的生活和学习，我个人有390天的亲身体会，其材”（图左文字完）。

谭蝉雪在《星火》中写道，张春元以林昭母亲的名义给林昭写了一封信。但如果考虑到“伏脱冷”“鬼上当”的提示，就能明白，这与母亲的口吻不符。伏脱冷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身为逃犯，诡计多端。张春元相信，林昭看到这里，当明白“大哥”他已越狱成功。此外，这张明信片正面右边，在通讯人地址姓名那一栏，第一个字是个连笔字，看上去像简体字母亲的“亲”，实际是更近于草体的“章”。张春元在《电影文学》1959年6月号上发表的剧本《中朝儿女》，笔名正是“司马章”。如果林昭真能收到此明信片，定能意会寄信者谁。】

顾雁：张春元到西康路我们家来过的，第一次是他和谭蝉雪两个人从河南过来，我从黑桥过去把他们接到乡下去住，所以他和谭蝉雪都知道我在上海西康路的住址。

顾麋：张春元，我是看着他从弄堂里走进来的。那时我正好在窗口搞卫生还是干嘛，时间应该是中午，下面在食堂吃饭的人很多。他上来时，没有人注意。

那时我和妈妈住在大房间，这是正房，向南的；北边是小房间，亭子间，我爸一个人睡在那里。张春元直接走到亭子间，他好像知道一样，这个我印象很深。

我爸在亭子间里，隔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左右，我爸进来找我，他说：张春元来了，给他全国粮票。

我们没有请他吃饭，我爸肯定告诉他了，小哥被抓，家里被抄过。我看着他走的，他也不到大房间来跟我打招呼。应该是他有意回避了，不要跟我有直接的接触。

他走的时候，我就在房间的窗口看他，他一直往前走，头也不回。快到弄堂口了，他头回过来，看一看。然后再转过去，走得也不快。

后来爸爸就过来，他跟我说：“张春元监狱里逃出来。”

他走了以后，事情多了。有两个人来，拿了张春元的照片，问我妈：“你认识这个人吗？”

这两个人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在上班，没碰到。我妈那天并没有见到张春元，她肯定说不知道是谁。

弄堂里的邻居跟我妈说：“你们家里来了个什么人？警察要我们看照片。”但是看也看不清楚，没法辨认。因为弄堂里那么多人，食堂里人来人往，他走出去，人家当他是来吃饭的，谁会注意？没人注意。

他穿了一件深色的中山装，走的时候好像是秋天。

顾雁：静安分局一直认为，为林昭的诗《海鸥》写《跋》的鲁凡，是一个老手。《跋》那里注明的时间不是1949年以前吗，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非要找出来。

我说这个鲁凡没有的，是化名。是谁的化名？我说是我的，我写的《跋》。我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我给他们摆的一道。第一我要跟张春元通信息，告诉他，我也进来了。因为我的口供，公安肯定要去找他对质的嘛，一对他就知道我的处境了。还有就是讲义气吧，不要认为我顾雁会叛变他，我顾雁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也清楚的。他可能是想不到的，我一口咬定，那个《跋》是我写的。张春元可能会这样想，顾雁还是有一手的。谭蝉雪在《星火》那本书里写道：“张春元和顾雁分头执笔写跋，最后采用了顾雁所写的，但顾雁本人已记不清了，至今他还认为是张春元写的‘跋’，他只记得为什么用了‘鲁凡’笔名，寓意是鲁迅走了。”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就是有意这么做的。张春元肯定承认《跋》是他写的，而承办员找他对质时，他就会明白我在有意说谎，于是他又随口编了一个故事，说是我们两个人分头执笔写《跋》。天水当局被糊弄过去了，但静安分局感到此事有蹊跷。他们觉得有一个可能——我和张两人都在说谎，意在包庇这个叫“鲁凡”的人。而谭蝉雪在《星火》那本书里写我和张春元“分头执笔”，我认为是在案卷里看到了我的口供，但她没有把这些案卷资料给我。

张春元那次逃跑，如果是为了逃生，那就跑错路了。他不应该往南跑，如果往西北跑，逃到少数民族地区，他谋生的能力强得很。在那些地方，户口管理也不像上海这么严密。但他逃到这边来，他是想找到我们，而我们全部都被抓了啊！

胡杰纪录片里讲，把林昭放出来，是要找到张春元；其实不是的。1962年3月林昭被放出来时，张春元已经在1961年9月6日归案了。放林昭，一个方面是我前面说的，形势有所松动。另一方面，也是要看她出来后与哪些人联系。他们不是要抓什么小人物，而是要找大人物，例如，那个“鲁凡”究竟是谁。那么第二次抓了林昭以后，到1963年夏天还放了一个张茹一出来，让她以林昭同监室狱友的名义，联系我妹妹，又去了苏州，继续找“大哥”。这些都说明，他们不相信我讲的话，以为“大哥”是另外的人，此人不是张春元，他还在外边活动。

五、张茹一来找“大哥”

顾麋：张春元走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张茹一来了。她一来就问我，大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张茹一长得什么样子？六十多年前的事情，记不得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被抓的。她家在上海边远郊区，自己讲上海话的。她的家我知道，那边全是农村。她的妈妈还在，她爸已经不在了，估计是有什么问题。她本人那时还很年轻，好像二十岁不到，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梳了两根辫子，一看就像个中学生。她跟我说，是林昭叫她来的，而且还带了林昭的亲笔信。

林昭写的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总之张茹一说，她跟林昭关在一个监狱里。她谈了林昭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不像是编造出来的。也可能静安分局有意把她们安排在一起，都在提篮桥市监狱。

【艾晓明注：林昭第二次被捕是1962年11月8日，到12月23日，她被关进提篮桥市监狱，在那里羁押八个半月。市监狱原本是关押已决犯的，但把未决犯林昭关进去，可能是一个别有用意的处理。与林昭同监室的一个犯人，名叫张茹一，在对林昭的起诉书上，张茹一被称为“诈骗犯”，但林昭在对起诉书的批注里说张茹一是政治犯。1963年7月，张茹一被释放的同时，接受了公安布置的特殊任务，她先到了顾雁在上海的家，然后又去了苏州，找到了林昭的朋友朱红和黄政。】

顾麋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日张茹一来访：

上图左页倒数第二行开始，到右页第七行，文字如下：

1963年7月19日

昨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经过三年考验的，虽比我年轻却比我经历得多。

由于受林的影响，虽目前家庭落难，但她对前途充满信心。

是的，我们没有理由讲现在的青年是无前途的，但时间是不留情的，年龄逐增，人生最好的青春是不等人的。我们这一代算是倒霉透了。

我准备去看她。今晨寄了一封信给小阿哥，要他耐心等待。

顾麋：张茹一约我到复兴公园，每一次，她一定要问大哥。我说，我哥现在在上班，蛮好啊。

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监狱里派来的，我相信她是和林昭一起的，先放出来了。因为林昭的关系，我还是蛮关照她的，她要借钱，借书，我都同意了。

【顾麋1963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提到：“她上星期借去8元，拿了几件衬衫，使得我们的经济，窘得连票子的钱也无法对付。”】

张茹一住的地方好像是在宝山，有一次她跟我说，到她老家去玩，说她那边还有一些同伴。听她讲的情况，不像是骗人。

不久，我大哥顾鸿跟我说，不要再睬她了，离她远一点。而且，顾鸿从来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来就盯上我，叫我到哪里碰面。每次翻来覆去就是问大哥，后来我光火了，我讲：“你说大哥，我们只有一个大哥，我们不叫大哥，叫阿哥。你老是大哥大哥，到底是啥人啊？没有这个人啊！”

她从此就不来了。

大哥到底是谁？这个谜底后来揭晓了。我妈有一次收拾东西，从五斗橱里翻出来一个空盒子。我妈跟我说，这个盒子是林昭留下的，你看一看，不要扔掉。这个时候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是六七年还是六八年，林昭已经抓进去了。反正，我妈给我看，一个放苏州豆腐干的盒子。我讲，你放个空盒子干啥，拆开来看看。结果我妈把盒子盖掀开，什么也看不见。底板上有一张纸，掀开拿起来那底上的一张纸，下面有几个字，抬头写的就是“大哥”。这句话写得是什么，那我倒不记得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下面是不是林昭的名字，我也不记得了。为什么记得这个“大哥”，因为张茹一一天到晚就在问“大哥”。我恍然大悟，她要找的，就是这个大哥。张春元。你们是叫大哥的对吧？这个盒子，可能是林昭让我们家保存的，里面她给张春元留了这个短信。

在张茹一之后，接下来，又来了一个男的。他说是跟顾雁在监狱里一个监房的，对顾雁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人三十出头，不像青年人。一来，正好我们的亭子间空着。他说要住到我们家里来，说我给你们五十元一个月。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也不过五十左右，这笔数很大的。我爸有点犹豫，我说不行。我说：你住到哪里去？我们只有两个房间，我就没有同意。

他看样子，就好像要跟我谈朋友一样。我睬也不睬他，跟他没话讲。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跟我父亲说，他在江湾的医院里面，要我去看他，一定要去一次。这桩事让我很反感，我父母倒没有勉强我。也许他给了我父母什么好处？好像也没有。总之这个人坚决地说，要我到江湾去一次，最终我没有去。

那时我们在亭子间里面原来放床的地方，养了几只鸡。那时买不到鸡蛋，我们养鸡，为了吃鸡蛋，还要给顾雁送鸡蛋。我在窗台这里切菜皮，准备给鸡吃，这个人就坐在我台子对面，我不管他，乒乒乓乓切菜。他也不走，那边就是五六只鸡，还有一只鸭子。他好像来过两趟，他说是跟顾雁一起的，他这样跟我们讲。

顾雁：我对这个人有印象。刚抓进去的时候，每人一个角落坐好。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起来，排好队在监房里转一圈，他就跟在我后面。记得他突然跟我讲，他说他是部队里的，是彭德怀的部下……我一听就很警觉。这么大年纪了，专门来找我，肯定是公安局派来的嘛。我就不睬他，两次以后，他不来了。

顾麋：你怎么晓得啊？

顾雁：监房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当然晓得啊，估计还就是这个人。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青年，十五六岁的，他说想逃香港被抓了，这样的人讲话我还是相信的。那个人说是部队里面彭德怀的部下，我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来路不明。年纪这么大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小青年呢。

每次可以站起来走一圈的时候，他就跟在我后面。后来就不见了，因为进进出出人很多的。

六、分别起诉，同案宣判

【彭令范：“因为主要的犯人只有判七年，林昭判得最重，所以我母亲呢，总是觉得，她的那些右派朋友不像她这么跟共产党斗争，或者呢，有的地方什么事都推在她身上。因为有一阵子，我母亲有好多写给监狱长的信，不晓得是几百，千封也有了。”】

在我、林昭、梁炎武三人的判决书上，林昭确实是判得最重的。我是第一被告，被判十七年。林昭是第二被告，被判二十年。梁炎武是第三被告，被判七年。请注意，这张判决书的编号是“1962年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它与我手里的起诉书同年（1962年8月1日），但当年没有判决，而是拖了近三年，到1965年5月31日才发出。这是为什么呢？

这中间，我和梁炎武一直是被羁押状态，只有林昭在1960年3月5日至11月8日保外就医。那么，判决拖了这么久，就是静安分局要扩大战果，继续布网。他们认为破案计划未完成，即使张春元归案了，那个“鲁凡”究竟是谁，他是不是“大哥”，他们要继续找。所以张茹一来找顾麋，有那个人自称是“彭德怀的部下”去我家租房。张茹一又到苏州去找朱红、黄政，结果导致黄政被判了十五年。

林昭保外期间在苏州的活动，我当时不可能了解。而在我自己的口供里，不存在把事情推在林昭身上的情况。我这篇文章一直坚持的就是：林昭没有直接参与《星火》的活动，她最多可以说是我们思想上的同道。至于梁炎武，他所干的具体事很少，只是为谭蝉雪、张春元传了信。他与林昭没有见过面，也不可能把事情推给林昭。

对我们三人的判决，林昭的刑期最重，主要是她在保外就医这段时间的经历。另外还有一张起诉书，我和梁炎武不在其中，是1964年11月4日单独针对林昭的起诉。

林昭抄写了这份起诉书，林昭平反后，这份手稿和林昭的其它手稿一起退还给彭令范了，现在网上可以查到。林昭在抄写时，字里行间以括号加注，写了很多反驳。

这份起诉书，编号依然是423号，林昭被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到1965年5月底的判决书中，林昭又被归入到我和梁炎武三人案里。其中，1960年的《星火》案、1962年林昭保外期间的活动，特别是林昭第二次被捕已经八个月后，由张茹一联络参与在苏州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归到了这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中。我、林昭、梁炎武都羁押在上海，我们三人作为同案，同时宣判。

为查寻林昭的经历，倪竞雄找过张茹一，没有找到。我和顾麋的“反革命”案平反以后，张茹一主动打电话给顾麋，她向我妹妹道歉，承认自己在公安那里领了任务。公安承诺给她安排工作，但并没有兑现。张茹一后来去了新疆，也苦得很。文革后她也回到了上海，就住在浦东。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平反了还是没有平反。

她不敢到家里来，她跟顾麋说：“现在他们都来找我，我也是受骗的。”

七、“纪念夏瑜”

和林昭同在市监狱，我被调进翻译组，算是一种特殊待遇吧。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抱着逆来顺受的想法。不同的是，从二所到提篮桥，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数学、物理问题，这是我的精神寄托，也让我与现实的痛苦相对隔绝。可以说，我的处境比很多人幸运。

我见不到林昭，只是知道她被当作“反改造”的典型。吴明卫问过我：“有没有想到过劝她？”那怎么可能呢？完全不可能接触，狱方也不会让你接触。

1967年7月，我和一批大刑犯人被遣送青海西宁，安排在青沪机械厂服刑。

大概是1969年1月或2月，我得知林昭遇难的消息。当时是上海派人来提审我，那个提审员问我：“林昭已经被枪毙了，你知道吗？”我此后写信告诉了父亲，但我不能直说，所以暗示道：“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我想那些管理员知道秋瑾，不见得知道鲁迅笔下的夏瑜。我父亲一看就清楚了。

我母亲保留了我的青海来信，她装订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在上海家中看到母亲装订的家信，其中有我在当年3月份写的信：

爸爸、妈妈：这个月没有收到你们的来信，不知何故？上月我给你们的信中曾向你们要五元钱，不知有否寄出？根据政府最近的规定，你们今后来信的书面地址应改写如下：“青海省、西宁市、青沪机床厂，8523顾雁”。我最近身体很好，前日去大炉间帮助拉煤，顺便在磅秤上秤了一下，体重为119斤。记得我逮捕前，体重最高记录为121斤，逮捕后的最高记录是131斤。那时在二所病号间，肺病渐愈，思想上又无负担，体重自然要增加了。一个人的身体好坏，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主要还是思想的好坏；有的人虽然死了，但其精神则千古传诵，比之于或者而感到无聊的人，胜过何至千倍。鲁迅曾在《药》这篇文章里纪念夏瑜，并在文末添上一个花圈，以示希望。回忆自己的一生，做了许多错事，悲痛惭愧之余，唯有认真踏实地改造自己，也许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祖国添一朵最平凡最微贱的小花。这就是我的希望。

祝好

儿 雁上

69.3.27

我不能直叙胸臆，只能这样曲笔暗示。终是意难平，忍不住在“惭愧”二字前面，又添加了“悲痛”二字。

我父亲一看就清楚了，他已有一年五个月没有给我写信。接到我的信后，连续两个月都是他给我写信。

父亲能说什么呢？“文革”期间，大哥顾鸿因为给法官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本书的事，被当作“漏网反革命”轮番批斗，还追查他跟张茹一说了什么。在巨大压力下他非常绝望，自杀未遂。妹妹顾麋的日记被查抄后，她被送进虹口分局看守所，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顾麋的“日记罪”，后面专文再写）。家里发生的事情，父亲不能告诉我，他只能用最流行的政治口号来勉励我，要我“纠正自己空虚和错误的思想”。

回复父亲的这封信时，我直接写出了林昭的死：“林昭的死并不能影响我的改造决心”。我的信要通过狱方审查，不能不用这种违心之语。我引用了秋瑾的诗，告诉父母，自己不会沉湎于悲痛中，以免除他们的担心：“记得前人曾留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这是历史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精神状态。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也碰到天雨的话，我相信所想到的一定是雨后万物竞生的新春景象，因而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1969年5月8日，父亲回复我，套话之外，他鼓励我：“凡是进步的人，都是青春常在。我希望你坚持着改造的信心和勇气，千万不要灰心。”

父亲此后再未来信，这是我保留的他最后一封信，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八、她提出的：我们去祭奠林昭

1974年，我因技术革新成绩而减刑三年，但刑满释放后仍然是强制留厂就业，只不过是从犯人圈子调换到就业人员的圈子。离开厂区还是要批准，与家人通信还是要检查。这时我明白了，不管你刑期多长，满刑与否，总之是没有自由，也不能离开劳改单位。一直到“文革”结束，形势才有了新的变化。到1978年底，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案子有了定论，我知道我们的案情多少与如何评价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相关，由此，我看到了平反的希望。妹妹在这年得到平反，我给母亲去信说，相信自己也会有这一天。1979年2月12日，我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案件复查；同时也给兰州大学党委写了关于1958年被划右派的申诉材料。

当年3月2日，兰州大学发出了关于我的右派改正通知。我继续敦促法院复查，但几乎没有进展。我从其它渠道得知，主要是因为林昭的案子平反困难，其原因和经过，容后详述。

1979年6月22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心境：

“报上大力宣传的张志新的事迹刺痛了我的心，因为它使我想到了林昭，想到了我与她在选择人生之路上的分歧。每当在想象中出现林昭英勇就义的一幕时，我总隐隐地感到，如果我不能在今后的岁月里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的话，那末我的活着将是可耻的。我能用什么方法来摆脱‘偷生者’这一不名誉的称呼呢？像《复活》里那位主人公一样，抛弃一切为挽救自己而努力吧！”

我不止一次地对来访的朋友说过，是我害了林昭。而我们之间选择的不同在于，我的抗争行动，到进监狱后就结束了。但她却从迈出监狱开始，一直到拼死抗争，献出生命。

1980年5月17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决定，对我们的案子撤销原判。这一编号为（80）静刑复字012号的判决书中写明：

“至于他们二人当时由于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方面某些错误有意见，用议论和写文章向上反映情况的行为，是正确的。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显属不当，属于错案，应予纠正。”

法院宣告我和梁炎武无罪，予以平反。只不过，当初一起被起诉和判重刑的还有林昭，而留在这张判决书上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林昭案子经过复查，在三个月以后，即1980年8月22日，由上海市高院宣判无罪，但原因是说因林昭反右后就受到刺激，患有精神病，被错判后精神病复发，而不应将发病期间行为当作反革命而处以极刑。

在1980年10月30日给母亲的信里，我写到对这个判决的看法：

“梁炎武来信说北大纪律检查委员会找他去谈话，说北大要给林昭开追悼会，问他的意见，另外也问他对林昭平反判词的意见。梁的答复是说林60年就有精神病不合事实。我觉得这次林昭平反，阻力是在上海市高级法院。目前这个判决只是一个暂时的折中方案，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林并无精神病。现在不知北大的追悼会究竟怎么开法。”

由于彭令范的申诉及各界努力，林昭案在1981年12月30日得到再审判决，这个判决纠正了前一个判决的错误说法，宣告林昭无罪，彻底平反。

我自己平反后，找过林昭的弟弟和妹妹，她弟弟还住在茂名南路的房子里，妹妹在医院的宿舍住。我和彭恩华的来往多一些。他当时在学法文，我送给他了两大本法文字典。到苏州，办林昭和她母亲的葬礼，送花圈，都是通过彭恩华来联系的。我、同时也代梁炎武，一起表达了我们的哀思。

1980年7月，离开兰州大学二十二年之后，我回到兰大物理系任教，从助教做起。因为师母的介绍，1981年7月，我与力学系的讲师顾淑贤结为伉俪。结婚之前，我给她看了我的平反判决书，还有陈伟斯在1981年3月发表在《民主与法治》上的那篇纪念林昭的文章。

1982年5月25日，《新民晚报》上刊载了冯英子的短文《悼许宪民林昭》，母亲将剪报寄给了我。我从文中得知，林昭在苏南新专和北大的部分校友，在苏州灵岩山韩蕲王冢侧，为林昭与她母亲营墓建碑了。是淑贤提出来说，我们到苏州去纪念林昭。她说，你应该要去一次。当年8月，暑假期间，我们去了苏州，淑贤买了好多香烛带去灵岩。那时林昭的墓地还很小，就是一块碑而已。

结婚前，我向母亲要一个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境况比较好的时候，父亲到南京路的首饰店买了一个翡翠的珠宝给母亲。母亲一直为我留着，哥哥和妹妹结婚，她都没有给他们。

那些年我在西宁，林昭罹难，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最好的、最贵重的纪念品，母亲说留给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