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帖《一部听床史》提到，我在《鬼推磨》一书中，曾梳理两千年前后国内的思潮，称「中国乱哄哄的，不是别的，而是思潮，据说有十种之多」，其中提到『5、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以笑蜀代表，提出「四不」：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意识形态、不挑战官方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合法性』，今网见《致信苏晓康》，笑蜀兄「澄清莫之许大总统多年前对我的栽赃」，大意他的「四不」彻底不同，乃是「四大特点：微动力，微议题，微风险，微成本，全部围绕着『微』展开。这些『微』的总的结果，就是润物细无声，悄然之间改变人心与社会。」中共封网，资讯混乱，以讹传讹，本不奇怪，还望笑蜀息怒，然今见你的「微纲领」，恕我直言，也是一种乌托邦而已，中国民间早已陷入「和理非」与革命的悖论，那是从刘晓波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就敲下定音了，这些议题，在中文特别是简中圈内，还将长期争论下去，只要中共还在台上。我在新书《雨烟雪盐》中，书尾末章特劈出一节《迷思》，梳理也算乱哄哄的思潮。 】
一、晓波迷思
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无疑既是自由主义的，也是温和保守的，虽然中共待他「如临大敌」、决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间却恨他还要「美化中共」，这样的尴尬，却是超过了胡适他们当年的。总之，将个人当作一种不可化约价值的那种环境，在中国尚为遥远，所以我想，刘晓波的寂寞将不会短暂。据说这次在奥斯陆有一本纪念册等着刘霞的邀请者留言，但我没遇到它，否则我会这么写：晓波，你是没有敌人，但是大众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会放过你。
十三年前那个场合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我们都哭得一塌糊涂，大家的伤心皆与典礼颇不相称；晓波获得这顶桂冠，就跟中国残暴、偏激、铜臭的现实，更不相称；「几几后」的中国青年，已不知他为何人；「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离中国更加遥远……。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刘晓波撒手人间，中国和平转型的路径从此关闭。他是清晨离世的，美国这里大概九点多钟才获得证实，当时我正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采访中，主持人郑裕文打断我，插播进来噩耗，我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终于没能控制得住，对着镜头抽噎一声：「我们不要难过，我们要继承他……」，然而世间的冷漠、苟欢、偷情、微醉，都在暗暗铺垫着可怕的崩溃。据悉，诺奖颁发后，中共就有决策：绝不让刘晓波活出监狱，抗拒整个国际社会不放他出国治疗；后事处理强令火化，骨灰海葬，叫做「死亡葬身之地」，对他之决绝，皆因诺奖而起，而国际社会是看不懂的，但是对中国而言，「和平转型」由此终结，中国的革命因刘晓波的殉难而获得合法性，中国只剩下一途：血流成河，温和被阻断，代之而起的暴力便尤其凶险。
其中尚有的晦暗含义，是诺奖授予刘，演化成中共与国际力量的博弈，拿他做了牺牲；而在更大的视野底下，从八九以来，欧美对中共是绥靖主义当道，这里面的交易是，邓小平以「开放」政策，拿中国廉价劳力和市场，交换西方的贸易、技术和姑息，西方则因衰退而放弃围堵。这种国际环境，令中国异议者犹如战斗在地狱中——国内一派冷漠，民众皆为看客，国际社会流于抗议式声援，人权成「交换筹码」，刘晓波完全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所以我在华盛顿民众公祭中说，「刘晓波的骨灰装在一个坛子里沉入海底，中国的善良和光明，也随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然而，真正挑战「温和」理念的，是中共暴力。邓小平改革遇阻，学生上街，他从一开始就准备了野战军进城这一手，反正屠杀了，往后还有什么手段不敢使？很久中国异议阶层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采取正常的抗争模式，当然也包括「和平非暴力」模式，去跟一个杀人政权争取权力，所以像高智晟这样的民间维权律师，就是一个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王荔蕻、屠夫、滕彪等等，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高智晟生死不明，人间蒸发，这样的人权义士，中国还有多少？而中共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酷政，也给中国民间出了难题：革命还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暴力主义虽是印度甘地的首创，其支援意识未知来自佛教还是西方理性主义？但是所谓「不抵抗主义」，显然与其有相同的脉络，据说当年胡适在美国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爆发），德国侵占比利时和卢森堡，比利时抵抗而遭屠戮，卢森堡投降而保全，胡适从中悟出「不抵抗主义」（non-resistance），其中有老庄的以柔克刚哲理，并引申为「不抵抗的道德」和「有效的抵抗」。
我在第一章《雨烟雪盐》中，已经触及「和平非暴力」模式，那却是来自西藏。
我在温暖干燥的冬季曼谷，碰到一个「西藏流亡社区的异议分子」卢卡，跟我讲西藏罕见的另一侧面，缘起我问他藏人自焚情形，他说藏人对生命的态度特殊，献生意识很寻常，但是特定时期受社会政治环境影响，有其特殊含义，这一次的特点是，互相模仿色彩浓烈，各地攀比，「你们那里才烧几个人？有什么资格说话」，达赖喇嘛不愿说话制止，怕说了不管用，而降低权威的因素很大。
支持「温和」理念的，是另一种理念「非暴力」，可能来自佛教？但是在藏传佛教的西藏，已经出现所谓「激进化」，面对强悍霸道的中共体制，达赖喇嘛的智慧反而变成天真、无力感——这是荒诞，还是严酷真相？ 「中间道路」遭遇中共拒绝而无效，引发一个视死如归的信仰民族，以一百四十多人自焚抗议的惨剧，国际社会并不比关注中东自杀炸弹更关注藏人自焚，这个世道以强凌弱到此地步，以致人的恻隐之心都看不下去达赖喇嘛「心如铁坚」似的要跟中共媾合；他那种出世的佛教智慧，对决中共精进的马基雅维利式冷酷伎俩，已超出凡人的理解。
《壹周刊》记者房慧真曾访问卢卡（李科先）：
你说过达赖喇嘛是「卖国贼」？
我没有说达赖喇嘛卖国呀，是放弃国家利益。像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他代表我们国家人民，（一九五○年中共军队入侵时）他轻易地投降了，当了人大常务委员的委员长，签了「十七条协议」;达赖喇嘛把我们的主权矮化了，放弃老百姓唯一要站起来反抗的权利，历史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凭我的感情用事说话。
另外，在强调「权力」的后现代论说中，为什么没有以印度甘地为源头的「非暴力主义」的地位？资本主义取得全盛地位后的文化反抗，采取迂回策略才达至更深度的解构能力，如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皆如此，一切仍然是「权力」的消长，难道「非暴力」在第一现场就放弃了「权力」吗？刘晓波的「无敌论」发生在中共极其血腥的黑暗时期，未免陷入同样的尴尬。
卢卡在曼谷就跟我说：「我们需要中间道路之外的思考和方案」，为此他成为「西藏流亡社区的异议分子」。听他讲西藏种种，才明白我们汉人的误会有多大，完全茫然于这个神权社会。他说灵童制度，实质上是一个财产继承制度，达赖身后乃是一个庞大而丰厚的金融集团，，每一世代的达赖喇嘛，须明确身后灵童才能维系这个巨大财富的继承，否则就会崩盘。这个制度也是西藏寺院经济（精神、信仰和财政中心）的集线模式。在政治层面，达赖这个财团是以「中间道路」作为它的核心政策，而得以在流亡形式下存活于国际间，舍此它便丧失各种「合法性」，而这种政策早已跟西藏内地的整个政治安排、前景、出路毫无关系，亦不能挽救藏传佛教之衰亡。
卢卡更指出，以达赖为中心兼及流亡政府已成一个利益集团，其政策本质唯有向北京妥协一个面向，而绝对放弃反抗和斗争，甘地「非暴力主义」也被他们充分加以利用，更何况还有佛教之忍让妥协的充分资源做后援，这种政治取向毋宁是北京所乐见的，他说达赖上层分子们早已从北京得到各种好处（如亲友可以在大陆经商牟利）。至于政教合一，卢卡说西藏原本是政教分离的，七百年前蒙古占领西藏时改为政教合一，以便统治；今日中共何尝不如此，维系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有利于汉人占领西藏。
一个更深刻的疑问是：历史逼视。
事缘国内朋友出来跟我商议，在美国为刘晓波建「先贤寺」，以及研究以刘为「道统」的中国新价值体系，这就一下子过早提出中国民间产生的诺贝尔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后建构，而带来一大堆争议，广而言之，这里有更宽泛的文化歧义：
1、以诺贝尔的普世价值「和平」、「没有敌人」（无仇），定义一个中国政治异议者，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反而不易落实；
2、以美国或西欧之「国父」、「先贤」等概念，建构中国「民主建国」话语，也很难从现代中国语境中找到基点，中国仍然只有救星、领袖、民族英雄之类的概念；
3、先贤寺与纪念堂、皇陵的冲突在哪里？海外流亡境地「筑陵」，未来难道还要「移陵」不成？
二、辛亥迷思
中共忌讳纪念「辛亥革命」，怕诱发大陆民众的「革命想像」。后来习近平为了统战台湾，高调想做「辛亥传人」，真乃痴心妄想。我却想起十年前余英时先生的「辛亥谈」。
从普大退休的这位讲座教授，后来自愿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 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电话来问，纽约时报称香港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网上说中共忌讳纪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温，于是找了有关信息传真过去，他要准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讲讲，接连打了三次电话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购了。晚上陈淑平来电话才讲出原委，原来余先生日前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证「所有历史皆当今史」，不从当下出发说历史则无异于空谈妄说。余英时满腹经纶，把玩古今于谈笑之间，却不沾一丝迂腐或高深，当今一人而已，学问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史学大师余英时生前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是对九十年代曾经有过的一次保守主义回潮的反拨。中国人当然可以将革命、改革、体制内外、换人换制那些问题继续争论下去，但是革命一天不来，中国一点希望都没有。
说到辛亥，必然要提孙中山，当下中国有没有一个孙中山？被称为「海外民运第一人」王炳章，就是一个学习、践行孙中山最彻底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医学博士留学生，一九八二年他在美国宣布「弃医从运」，声称要推动大陆民主运动，从事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如同晚清孙中山在香港学医、也在檀香山鼓动革命、成立兴中会。但是王炳章「回国发动革命」，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至今深陷牢狱。
前面第五章《垦荒列传》中写王军涛「虎落平阳」，也提到「孙中山」：
因为今天需要一个「孙中山」，当年辛亥革命就是从海外发源，而海外民运第一人王炳章，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留洋医学博士，1982年在美国宣布”弃医从运”，模仿孙中山，今天王军涛也模仿他，将自己锁在一个大铁笼里，摆在纽约时代广场二十八天，实乃他走向体制外的宣示，悲剧意味也愈加浓郁。
虽然他必须在海外「组党」、「举牌抗议」，把他诠释为「最接地气」的步骤一步步都走完，但是他私底下也跟我说，凡是做真事实事的人都不肯出来流亡，民间并无所谓「英雄」（陈胜吴广），现代政治也不玩这一套，就是体制内的「藏龙卧虎」还不现身，看不见他们——他还是一个「体制内」。
当下民间已是一派「天下大乱」的兴奋，万众瞩目单挑中南海的「吻鬼」，海内外又眼巴巴的期待另一个「完成」，他宣称也要出来爆料——吃瓜大众极虔诚地认为，「爆料」就能「爆」垮一个武装到牙齿且财力雄厚的政权；然而最主要的，并不是这一望而知的幼稚，而是它彰显了「人心思乱」的普遍心态，这是多年未见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犹如文革末期的一九七六年、「六四」前夜的一九八八年……。
二〇一七年五月廿八日我在脸书贴了这段话，因为中国政局出现惊变，骄横了三十年的中南海，首次出现惊慌——这个政权第一次遇到的对手，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海外民运，而是一个流亡富豪，我说的「吻鬼」、「完成」不须解释（郭文贵、令完成）。
这件事，也以美国之音龚小夏的一次访谈在一个小时之际被掐断，演到极致，据称是台长直接拔掉电源，因为有高层严令断播，而这个「美国高层」，受到来自中南海的强烈压力；据说习近平的一个亲信，直接把一封信递进白宫给川普，川普在内阁会议上拿出此信，司法部长说：你要引渡此人，我就辞职。我对龚小夏说：你是一个人对付一个政权。
由「吻鬼」、「完成」掀起的一场「爆料」革命，尤其是明镜的所谓「616核弹」，陈小平专访郭文贵第三期，海外媒体报导：
目前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当地时间6月16日接受海外中文媒体明镜电视专访，公布姚明珊、姚明端、孙凤山、孙瑶、刘呈杰和贯君几个人的个人资讯，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分证号、美国护照号、美国社会保险号、在美居住登记位址等内容。郭文贵在采访中表示，被他公布个人资讯的姚明珊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妻子，孙瑶是两人的养女。虽然并未直接点明刘呈杰和贯君的具体身分，但郭文贵暗示两人与孙瑶均属于同一政治家族，并称这一家族掌握的财富高达二十万亿。
由于此次在明镜网的第三期直播广受外界关注，结果由美国网路巨头谷歌公司拥有的线上视频发布平台YouTube（油管）的整个网站，遭到据信是受中国当局控制的骇客攻陷。有报导称，这是youTube的伺服器首次被骇客瘫痪。在中国国内，当局惊慌失措，草木皆兵。据许多网友反映，大批微信群组和个人帐号，因为向国内转发郭文贵爆料的音讯和视频等，遭到当局封群和销号。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加入针对逃亡海外后揭露中国政坛隐秘的郭文贵的爆料发表社评，该报社评称，郭文贵在美国搞政治诽谤，是因自知犯罪而早晚会成为因贪腐外逃加拿大后被送回中国服刑的赖昌星，故此须放言高论来壮胆。社评预言，一旦郭成为中美关系的烫手山芋，可能很快便会被扣押而送回中国。至于王岐山为什么成为郭重点揭露的目标，郭自己声称是为了揭穿「盗国者」，但有些分析人士则认为十九大临近，北京权力争夺加剧，作为习近平反腐盟友的王岐山有可能留任，这成为党内其他派别攻击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习王三年来的反腐，使江泽民一派人马损失惨重，他们不愿意看到在秋天诞生的新一届常委中没有自己的代表。
周孝正说，国内如他一级的自由化知识分子，皆称郭文贵为「天神天兵天将」，杀伤中共体制前所未有，策略正确，以不反习换取微信传播几个月，效果惊人，他还说鲍彤现为民间异议界领袖，在秦城坐牢四年，几乎杀头，对赵紫阳忠贞不二，拒绝出国养老，有死磕精神，连他都对郭文贵爆料击掌，亦可见民间与体制力量对比之悬殊。
可是，郭文贵在知识分子如王军涛看来，不恰好是一个「痞子」吗？
他常常引用的晚唐章碣的一句诗来形容中国未明局势：「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没承想，他读了一圈西洋学术，居然在海外真的看到一幕「精英要与痞子赛跑」，也印证了他三十年前的预测，然而，这回却是痞子让精英五体投地。
再回到「辛亥迷思」上来，我当然不认为爆料可以爆跨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集权，然而，中国民间不可能期待「陈胜吴广」是肯定的了，但是难道连「孙中山」也无可期待了吗？
三、「六四」迷思
2016年6月3日，我对当时在上海的台湾中央社记者张淑伶说：
香港是我的恩人，每年六四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纪念晚会，是我心中最温馨的烛光。
她就香港青年对纪念六四出现歧见而采访我，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一如往常举行烛光纪念晚会，但是多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今年决定不参加晚会，改为自行在校内举办「六四学运论坛」，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非大陆民主建设。
我说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传递有关六四的记忆，本该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同时我认为，香港人出现「香港主体性」非常好：
香港学生想跟中共或中国切割，必须找到有效的议题才能让声音变大，六四成了议题之一，但是这并不表示港青就不支持六四的价值，更不是赞成六四屠杀。所谓香港主体性，在政治诉求上可能是与中共分离或不分离，并不意味一定是「港独」。
两岸三地愈来愈多199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的认识模糊，情感渐渐淡薄。我觉得，时间是记忆的杀手，不能要求别人一定要知道六四：
但可以靠我们这些依然要纪念它的人，或要求它得到公正解决的人的努力，把记忆传递下去。我们没有想到这会是一辈子的流亡，回不了家，这就是我们的命，中国人的命。每年六四这一天我一定会参加一个纪念活动，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今年美东时间4日晚上将在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馆前，全美中国学生自治联合会举办抗议活动，我会参加。
这是一个「六四边缘化」现象，发生在二十七年之后。
但是，放置更阔远的视野下，「六四」却一个迷思。
我在《鬼推磨》一书中，曾以二〇一〇年「阿拉伯之春」分析伊斯兰文明之衰退，提到两个观点：第一，政治制度落后，物质表明可以极奢华，其实依然处于原始层级，残暴血腥；第二；文明、价值、习俗等靠千百年养成的系统，可以为短暂的政治形态和制度提供资源，却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态来型塑它。
比照中国的「八九六四」，情形更复杂。天安门学潮其实就是一场更早的「阿拉伯之春」，亦属学生抗议（骚乱），但是它启动了所谓「苏东波」浪潮，即共产制度圈内苏俄东欧部分解体，并良性渐进至新的民主政体的建构，提供了「和平转型」的成功范例，迥异于二十年后阿拉伯世界的那个「春」，可能关键在于文化层面——伊斯兰与基督教、东正教的差异；
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镇压告终，在本土恰好启动了权贵专制（市场列宁主义）为特色的另一种新制度的建构，并且出现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政治、精神、社会、环境皆遭严重破坏，代价极为高昂。
这场官民冲突，也彻底颠覆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教条。学生请愿静坐绝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现「小偷罢偷」，全民道德空前纯净，一个民族出现她最神圣的瞬间，却仅仅由于一个人，即邓小平的拒绝，化为乌有；这个政权，连它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总书记，都拒绝镇压学运，但是结果却是一场大屠杀。这些极端的不合理，是一个制度的意外昏厥，还是一个文明的内在本质？
大屠杀之后，中共遵照邓小平「韬光养晦」谋略，大开国门，向西方献上廉价劳力和生态资源两大「厚礼」，这样卧薪尝胆的韬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学潮发生之初？学运明明没有向中共要政权、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对话而已，用坦克机枪对付这么温和的学生，与深谋远虑、卧薪尝胆的对付西方，在智力、谋算上完全不对称，这也颠覆了常识；
凭简单的逻辑可以判断，邓小平欲用发展经济来挽回屠杀导致的合法性缺失，然而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以邓小平的农民观念，只要让中国人吃饱饭，再有点钱，这个政权就不会倒，这么荒谬的「前现代」设计，居然大获成功——中国经济起飞、民间岁月静好、中共手里掌握两个百万亿——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还是亿万人民勤劳苦干，已经分不清楚，而所谓富裕，则是贫富崩裂，社会公正消失。
邓小平的「开放」，也诱惑西方打开「最惠国待遇」和「世界贸易」两扇大门，而中国从不遵守协议和规定，不仅不给中国「廉价劳力」基本人权，也盗窃西方技术，两厢占便宜，铸成世界第一经济体，却是一个「数码列宁主义」，比毛泽东中国从苏联抄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大大升级一步。
在邓小平设计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他的韬光养晦之下，欧美不是养祸遗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监控、数码集权之下，民众不是连韭菜都不如？
在经济大幅增长了三十年之久，中产阶级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经「红薯换蒸馍」的农民，蜗居在大都市边缘，不是再也回不了家乡？
扛着上面六个老人的小伙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样吗？
这都是用「六四」换来的。
让我以下面这段文字结尾：
列宁和「十月革命」，将整个二十世纪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对历史产生剧烈影响：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三个恶魔；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人类异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史无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闪耀」，彰显的是历史之恶。那么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终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一个「瞬间」、一个恶例，因为它不是「群星闪耀时」，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再也不一样了，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大屠杀，及其决策人邓小平；他在一九八九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宁一样，也改变了历史，成为一个恶魔，两者的区别，是列宁去发动了一场士兵和工人的武装暴动，而邓小平则是指挥士兵镇压了人民的一场和平请愿。还有一点相似，即列宁神话，要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才破灭，历时近百年；而「六四」屠杀后，中国因经济起飞，而令专制更稳固，已历时三十年，「邓神话」至今没有破灭。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