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01 转角国际 udn Global

内蒙古人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遇系统性的民族屠杀。图为2024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第十六届那达慕大会，搏克手（蒙古式摔跤手）鹰步入场。 图／中新社

▌本文为：《长城外的造反派：汉族青年眼中的内蒙古文革与民族屠杀》书评

「徒有虚名的民族自治，窒息的灭绝政策。」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南蒙古），堪称是中国的模范自治区，成立的时间还要早于中共建政，「自治」的承诺则是来自毛泽东的金口玉言——但这虚幻的承诺从未实践，当「蒙古王」被肃清，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紧随着降临成吉思汗子孙的大草原。这是对蒙古人血肉之躯的消灭，但在文革十年浩劫的之前与之后，对内蒙古的灭绝早已开始、延续至今，让蒙古民族逐渐淹没在中国的茫茫人海里。

关于内蒙古的近代历史，任教于日本静冈大学的蒙古学者杨海英多有著述，名气最大的大概是讲述血腥文革历史的《没有墓碑的草原》，字字血泪地记录下了内蒙古的蒙古人如何卷入政治阴谋、被清算、落入民族大屠杀的悲剧命运。杨海英的观点来自蒙古人视角，而2025年8月出版中文版的《长城外的造反派：汉族青年眼中的内蒙古文革与民族屠杀》，则是来自汉人的观点——更精确地说，来自亲身参与文革的汉族红卫兵之眼，这是本书的特别之处。

曾有「蒙古王」称号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文革期间遭严厉批斗。 图／维基共享

▌政治灭绝

另一个特别之处，则是《长城外的造反派》提出了「政治灭绝」一说——自从2019年新疆再教育营被卫星照片摄下，「新疆维吾尔族遭受种族灭绝」成为国际媒体、国际组织关注的焦点议题，2021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庞佩奥（Mike Pompeo）更在卸任前夕直指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构成「种族灭绝」，不过后来许多研究新疆维吾尔问题的学者更偏向以「文化灭绝」而非「种族灭绝」的用语来形容，以避免将维吾尔人的遭遇和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当成完全的类比。

至于用「政治灭绝」来论述内蒙古近代的历史，则是将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民族，视为由中国国家制度正式命名并赋予自治区名义的政治实体，而非一般认知中，由血脉、文化、共同历史、社会等等要素建构而成的「种族」，因而「政治灭绝」所指的是在政治上摧毁了一个人群的存在，从而让这群人、这个民族，不再有政治自主、不再有组织力量，永远丧失自治的可能性。

内蒙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遇的，是系统性的民族屠杀，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文革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汉人）总共逮捕了34万6,000名蒙古人，杀害27万900名蒙古人，致残12万名蒙古人。欧美学界观点则认为，被屠杀的蒙古人受害者总数达10万人。

文化大革命高喊的是阶级斗争，但在内蒙古，真实上演的却是民族斗争、民族屠杀。毛泽东将马克思思想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全中国各地覆诵着这句话的红卫兵就被称为「造反派」，这也是《长城外的造反派》的共同作者兼译者程铁军，在那段疯狂、残酷、血腥岁月所扮演的角色。

程铁军来自河北饶阳农村，在老家看见大跃进肇因的大饥荒，为了能够糊口的生活条件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程铁军的养母让他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投靠生父，当时饥荒导致大量华北农村人民流入土地广袤且有工业发展的内蒙古，程铁军恰好是最后一批获许移入内蒙古的汉人农村人口，其后，试图涌入内蒙古、或是其他供粮情况相对宽裕的城市地区的无数农村人，就成了中共官方所称的「盲流」（盲目流入人口）。不过，在这个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却也早就名不符实，汉人人口远远超过蒙古人口数倍，而仅有的「部份自治」也快速萎缩。

《长城外的造反派》的共同作者兼译者程铁军，曾目睹并参与内蒙古的文革运动。图为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游行。 图／美联社

▌「蒙古王」的失败

透过程铁军的双眼，与他惊人的记忆力，读者阅读到的是内蒙古当时的自治区主席乌兰夫（意为：红色之子）长年治理内蒙古地区，试图保障蒙古人的政治权利，却在文革前夕被整肃，「乌兰夫反党集团」被拔除，当权倾内蒙古数十年的「蒙古王」被迫投降下狱，草原上的蒙古人就此落入腥风血雨。

乌兰夫在内蒙古历史上是个评价两极的人物，他出身内蒙古土默特部（汉人移入大区），在青年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学习，与邓小平、蒋经国是同学。当满清覆亡、民国成立、及至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期间，内蒙古争取过独立、曾经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也争取过与蒙古国统一，而民族自治也是选项之一——乌兰夫即是与独立派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当1945年英美苏的《雅尔达密约》达成，断绝的内外蒙古（南北蒙古）统一之路，内蒙古只得转向追求自治。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回绝了内蒙古自治要求，于是内蒙领袖哈丰阿等人与乌兰夫协商，接受了内蒙古自治区在1947年成立——还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了一年多。甚至，受过日本军事教育的原满洲国蒙古骑兵被中共所用，原本希望借助日本军力从中国独立的蒙古军队，却成为毛泽东侵略镇压西藏的武力——这段历史，杨海英著作《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有详尽的描述记载。

中共建国之后，乌兰夫位列开国上将，官拜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正国级领导人，是中国官方所称的「少数民族融合典范」，也因此乌兰夫在一些观点中，被视为蒙奸。但乌兰夫心心念念的，却是落实内蒙古的自治——当中共1951年在内蒙古发动土地改革，蒙古人的牧场被农耕入侵，脆弱的草原生态化为沙漠，蒙古人被打为地主而惨遭血腥批斗，乌兰夫挺身而出。在杨海英的另一本著述《在中国与蒙古的夹缝之间：一个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决之梦》便深深刻画着乌兰夫的两面性：既是中共治下的「蒙古王」，却心系内蒙古自治，殚精竭虑在中共底下保卫蒙古人。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图为乌兰夫与副主席、委员宣誓就职。 图／维基共享

《长城外的造反派》同样从程铁军这位汉人农村移入人口的双眼，看着乌兰夫的努力。乌兰夫重视蒙古原生的放牧经济模式，设法控制汉人移民涌入和农地开发，保留草原牧地，后来内蒙古自治区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仍然保住了稳定，未受饥荒所苦。

内蒙古的宽裕还可体现在，那场三年大饥荒内上海出现大量被遗弃的孤儿，这些「上海孤儿」来自周围饱受饥馑之苦的省份，父母将孩子遗弃在优先供粮的大城市上海，但上海也不足以收容养育，于是乌兰夫同意将这些孤儿送到内蒙古，就成了到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还在两会提起过的「三千孤儿入内蒙」，被视为民族团结的佳话。

只是，乌兰夫1966年在北京被围攻、斗垮，紧随而来的是清算内蒙古政府公部门里的蒙古人。而从程铁军的个人经历，他在内蒙古师院目睹了自治区的第一张大字报，也卷入造反派与当权派（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被打为「走资派」）的争斗；描写文化大革命的纪实作品或是伤痕文学，对红卫兵的疯狂与残暴、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如何激发展现、以及上山下乡运动的阴暗多有描述，而对造反派及与当权派相互倾轧有深入描写的较少，这也是《长城外的造反派》提供给读者的其一独特面向。

图为2017年内蒙古美术馆「历史的瞬间–思勤新闻摄影回顾展」，观者欣赏的照片摄于1959年，记录了周恩来、乌兰夫（左起第三位）等人为包钢1号炉出铁剪彩。 图／中新社

▌虚幻的自治

当程铁军离开高校，他以记者身份，亲眼目睹蒙古人遭到的残酷折磨，眼见蒙古人成了中共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眼见中共将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就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人党）当成将万千蒙古人入罪的罪名，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染了血，成了人间炼狱。

乌兰夫保全蒙古人的努力失败了，追求自治的梦想落空，当乌兰夫被整肃时，仍复述着毛泽东在1935年承诺过的「三五宣言」内容：

「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己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和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

终究，内蒙古自治的信念成了乌兰夫的罪愆，中共依然需要一个模范少数民族的样板，于是在土改、文革（再加上后来1981年学运）惨遭屠杀、整代菁英被屠灭噤声的蒙古人，成为了中国的模范少数民族，乌兰夫下葬于中国共产党的烈士陵园——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乌兰夫家族后来仍坐居内蒙古高位（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是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2021年因身体因素辞任），只是如同西藏、如同新疆，真正掌握实权的党委书记职位，不会落到少数民族手上。

内蒙古民族仍然存在，只是人口比例不断下降，2020年中共下令蒙古语学校改以汉语授课，一度引起内蒙古人广大抗争，但终究也只能看着母语就如先祖的土地、历史被夺去那样，逐步逝去而难以抵挡，自治从来都只是一个虚名，而当自身文化与政治自主性都已不再，这个民族不需要被消灭，而是已然消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神话里。

蒙古族与蒙古文化并未完全消灭，但政治自主性与自治实权已然无存。图为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第33届旅游那达慕。 图／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