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 【书摘】 2025 年 9 月 5 日
书名：《长城外的造反派：汉族青年眼中的内蒙古文革与民族屠杀》
作者：程铁军、乌．额．宝力格（Uradyn E. Bulag）、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
出版社：八旗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第十章 全区被军管，内蒙古遭肢解
批判滕海清
毛泽东关于制止挖肃和反新内人党运动扩大化的最高指示，对内蒙古的形势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迅速将受害者的反抗浪潮，从零星小火变成燎原大火。随着挖肃的责任者仓皇撤退，数十万被释放的受害者，包括大量受害家属，涌入呼和浩特，或前往北京，呼吁伸张正义。
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结束后，内蒙古代表团返回呼和浩特。五月下旬，高树华率领一个五人代表团，到包头宣讲「九大」精神时，我和赵宗志，到昆都仑宾馆去探望他。明显看出，受到最近事态发展的鼓舞，高先生精神很好。跟我们打过招呼后，他立刻转向我们的大字报底稿问题。高说，他已经在大会开幕前，把材料交给周总理秘书张作文。张一开始不愿意接受，但听说涉及内人党问题后，同意转交给总理。张告诉高，近几个月来，总理办公室收到数百份有关内人党的信件和资料。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集宁一中的造反派起草了一封信，最早列举了滕海清挖肃政策和挖内人党运动的十大问题。
高树华接着说：「你们对滕海清左倾冒险主义的批评完全正确。现在，蒙古族受害者纷纷赶往呼和浩特和北京，要求严惩凶手，并给他们和亲人平反昭雪。『批滕联络站』如雨后春笋，在全区各地涌现，可能很快也会在包头出现。人们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尽快结束挖内人党运动造成的灾难。」
果然，几天以后，包头市革委会常委、出身于伊克昭盟的齐景林，首先在包头提出，必须批判滕海清，尽快为内人党受害者平反。据说他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也被打成内人党嫌疑犯。另一位市府革委会常委、内蒙古师院包头分院毕业生李金宝，来到我们电机厂座谈。齐和李同时向我们学生团体寻求支持，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前「呼三司」的造反派。
经过几次协商，我们同意合作建立「包头市东河区批滕联络总站」，最终打算在包头组建二十多个分站，主要目的是动员包头的中学师生，以及机关工厂的内人党受害者，起来讨还公道。
在两位革委会领导和前造反派战友的支持下，市政府在东河区宾馆，给我们分配了一套漂亮的客房，有三间卧室、一间办公室和一间会客室，还配了两部电话、三台油印机，以及一辆由旧巴士改装而成的广播车。成员有五人，包括赵录、赵宗志和我，还有负责广播的张兰芝（师院同学），以及来自包头搪瓷厂的汽车司机李振刚。
我和赵录，向电机厂革委会报告我们的「批滕」计画时，厂长许春山大力支持：「咱们就是应该批评滕海清的错误。如果你们需要帮忙，尽管说话。」他随后指示工厂车队，为我们的广播车提供汽油和维修。从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起，批滕联络站开始正式运作。
我和赵宗志，负责编印广播稿，翻印抗议传单。除了在闹市广播，我们也向行人散发传单，跟各单位的受害人建立联系，公布他们的案例和平反要求。
一九六九年夏天，可能是滕海清一生最艰难的时期。随着中央决议的传播，他不仅要在白天，去各地举行的一场又一场群众集会上，做深刻检讨，面对数千名愤怒的受害者，做自我批评；到了晚上，他还必须主持会议，维持摇摇欲坠的革委会日常工作。
当多数前造反派动员起来，参加「批滕」时，挖肃积极分子分裂为两派：批滕派（批判滕海清）和保滕派（保护滕海清）或「五二二派」，后者源自中央五月二十二日的批示。批滕派要求高锦明取代滕海清，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而「五二二派」则认为，内人党错误是集体性的。虽然滕负有主要责任，但包括高锦明在内的其他领导人，也并非无辜。简单来说，前者偏向支持高锦明，后者偏向支持滕海清。
从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开始，蒙古族受害者大批涌入呼和浩特，寻求正义。许多群众团体，甚至政府机构，都把办公室变成了批滕联络中心或批滕联络站，要求中央严惩滕海清等挖肃人士，恢复高锦明及其支持者的职务，以建立正常秩序，使受害者尽快回复正常生活。大多数政府部门处于瘫痪状态，或完全停止运作。滕海清等常委们，甚至找不到安静的开会地点。
北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迅速落实政策，以防止内蒙古陷入更大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古非但没有做出持续努力，来关注受害者，给他们甄别平反，甚至反其道而行，进一步加深挖肃灾难。事实上，随着滕海清和军方持续施压，局部的挖肃战役仍继续进行中。例如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五二二指示」发布一星期后，十名新内人党成员在哲里木盟被捕。五月三十一日，一名新内人党嫌疑人在当地被殴打致死。内蒙古革委会派出调查小组，却发现饭店房间的电话线被切断。在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赵玉温的命令下，调查小组日夜受到监视，赵玉温是全区最重要的挖肃灾难主导者之一。
高树华拒绝站在高锦明一边，不想加入批滕派。虽然在对抗内蒙古军区的时候，高锦明曾经是他的挚友和盟友，但后来，高锦明试图把他打成乌兰夫黑帮分子，高树华始终耿耿于怀。
尽管高树华严厉批评过滕海清，也认为滕打击高锦明不对，但他同样不认为高锦明在挖新内人党运动上完全正确，最终，高树华决定加入反高保滕的「五二二派」。
遗憾的是，我们在包头批滕联络站的工作，只持续了几个星期，不得不提前离开。一九六九年六月中旬，我和赵宗志，再次被革委会召回《内蒙古日报》报社，这次是批判滕海清。张培仁把我们的大字报底稿，交给金锋一份，金锋很高兴，希望我们能提供滕海清操纵报社记者的材料，尽管滕海清仍然在位，但已经众叛亲离，失去权力。在去呼和浩特的火车上，我跟宗志反覆讨论，决定还是谨慎行事：跟上次批判高锦明一样，我们仅公开讨论我们在报社的工作情况，而不讨论我们对挖肃和反新内人党运动的个人观点。
我们抵达呼和浩特时，发现那里一片混乱，《内蒙古日报》也不例外。金锋要我和赵宗志去调查基层状况，并把我们观察到的问题写成内参。六月十八日，我们在铁路局礼堂参加了一场批滕大会。进入大厅，发现座无虚席，群情激愤。一位年轻的蒙古族寡妇，抱着婴孩走上舞台，讲述她丈夫如何被殴打致死。随后，她转身面向滕海清，高声大喊：「你还我丈夫！还我儿子的父亲！你太狠毒了！⋯⋯我们孤儿寡母，往后可怎么活呀？」婴儿开始哭泣，她试图把孩子塞给满脸尴尬的将军，「就是这个人，杀了你父亲。去吧，去向他要爸爸！⋯⋯」
舞台上方，悬挂着白色的大横幅：「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五二二指示』，愤怒声讨滕海清的扩大化错误」。几位受害者发言后，滕海清开始自我批评，他说：「高锦明、秦维宪等同志对我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新内人党，也不知道证据是什么。」此言一出，听众怒不可遏，大家冲上舞台，一位披头散发的妇女，往滕的耳朵就是一掌，被滕的两位随扈，以及铁路员工劝阻。在他们簇拥下，滕海清从后台落荒而逃。
蒙古族受害者寻求正义
尽管有很大局限性，但中央的五月二十二日批示，特别是毛泽东的认可，还是给受害者带来一线希望：看来错误将会纠正，正义终能伸张。
然而，受害者的忍耐是有限的，当加害者仍然掌权，受害者的冤屈迟迟得不到平反，有些受害者开始寻求个人报复，将愤怒的矛头指向滕海清及其追随者。上文提及，内蒙古开始分裂为「保滕」和「批滕」两大阵营。批滕阵营主要由挖肃运动的蒙古族受害者，以及有良知的汉族造反派组成；而保滕阵营，则以汉族军民中的权力追随者为中心。他们认为，这是维持个人权力、保护自己、免于蒙古族受害者报复的最后希望。这种分歧的存在，以及中央政府继续支持滕海清，使平反成为空头支票，让暴力对抗持续升温。就连滕本人，也无法逃脱受害者及家人的追打。几周之内，滕每天更换住所。有一次他的踪迹被发现，遭拖出防空洞，但他的警卫帮他逃脱。与一九六七年四月他首次抵达呼和浩特时的经历相比，似曾相识。只不过这一次，追捕他的不是内蒙古军区的汉族士兵，而是广大的蒙古族受害者。
当然，回顾辉煌历史，蒙古人不再是曾经的战士，无论是作为十三世纪的世界征服者，还是作为十七至十九世纪支持清朝的军事力量，甚至也没有一九二○到三○年代争取自治的冲劲，或在四○年代末的国共内战中，曾经支持中共那样的动机和野心了。
正如周恩来的结论所说，即使遭受有辱人格的酷刑，蒙古人也没试图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据巴彦泰称，从一九六四至七四年间，从达尔罕—茂明安旗（简称达茂旗）逃往外蒙古的二十五人当中，没有一个蒙古人。这值得注意，因为该旗共有一万零八百名蒙古人，有八百三十一人作为新内人党成员被挖出来，二百六十六人在挖肃战役中被杀。因此，北京成为他们讨回公道的唯一去处。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后，再也没人有权力或有意愿，阻止受害者向北京去告御状了。大部分上访者不会说汉语，所以官方要从中央民族学院请人翻译。尽管周总理没有亲自接见他们，但有传言说，就连周恩来，在听到他们的故事后也哭了。
周总理这种迎合大众心理的形象，使受害者认为，只有地方流氓才是罪魁祸首，而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和周，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的疾苦。可以肯定，至少自一九六六年以来，周恩来与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合作，是监控内蒙古局势的主要中央官员，因为他在北京军事接管内蒙古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挖肃和反新内人党运动，直到马后炮式地承认「扩大化」，对无辜的蒙古人大开杀戒，最后威胁到了中共自身的统治能力。
一九六九年夏天，在官方认错和中央下令停止大屠杀的鼓舞下，一群五十位蒙古族寡妇，从内蒙古西部草原来到呼和浩特，向内蒙古当局申诉，要求赔偿。她们每个人都因酷刑而失去丈夫，要求内蒙古革委会派代表，到当地逮捕施加酷刑和谋杀的加害人，并为她们的丈夫平反。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们在铁路礼堂讲台上看到的两名妇女，一名抱着婴儿，另一名试着袭击滕海清，就属这群人。
许多妇女怀抱婴孩，带着单薄的行李抵达呼和浩特，在路边架起炉灶做饭，晚上就睡在政府主楼的阶梯上。起初，警卫试图用刺刀赶走她们，但她们呼吁伸张正义，让军人难以下手。她们展示丈夫沾满血迹的衣物，有人还随身携带一些刑具，向路人解说，吸引了市中心街道上所有愿意聆听她们控诉的人。常有成百上千人，聚在一起听她们诉苦，许多人伤心落泪，更多人咒骂滕海清。
呼和浩特居民，虽然也在运动中遭受苦难，但根本不知道农村牧区的情况如此糟糕。如今，市民透过这些生动的个人叙述来了解真相。这五十位寡妇中，多数是干部遗孀，有的本身也是干部，所以会说汉语，能跟呼和浩特的汉族居民口头交流。
此时，位在新城内蒙古党委北侧乌兰夫故居的滕办一片混乱。他们既害怕中央的谴责，也害怕蒙古族受害者的暴力复仇。因此，滕海清下令警卫保持克制，试图安抚抗议者。寡妇们发现看守不开枪也不抓人，就冲破大门，占据了滕办。当我跟赵宗志采访她们时，看见孩子在办公室跑来跑去，在地毯上大小便，现场一片狼藉。
正当「寡妇上访团」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百名「孤儿上访团」也来到呼和浩特。这些失去双亲的孩子，被新成立的「批滕总协调组」集结起来，以秦维宪（师院汉族）、扎尔嘎勒（内大蒙古族）、王建喜（内蒙古总工会蒙古族）和那顺巴雅尔（内蒙古革委会蒙古族）为首。他们都是前造反派领导人。有些受害者年纪很小（五、六岁），有些则兄弟姐妹同行。许多人免费搭火车，身无分文，也没有粮票。然而，与一九六六年大串连时的红卫兵不同，我们当时靠着毛泽东和军队的支持，免费乘车吃饭，而这些孩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途中乞讨。批滕总协调组试图提供住所和食物，来帮助寡妇和孤儿，但饭店和宾馆房间已经住满，所以内蒙古革委会，不得不同意向灾民开放豪华的新城宾馆。
我们为《内蒙古日报》撰写内参，访问了一些会说汉语的受害者。孤儿们讲述他们遭到的迫害与孤立。当父母双亲都被监禁或杀害时，孩子失去食物来源，无处安身。还遭同学殴打，父母被咒骂。有的被迫在衣服上贴个「狗崽子」或「黑崽子」的标记，是阶级敌人的孩子，甚至连邻居们，都不敢公开救助他们。
寡妇上访团有三位大妈，给大家展示一根蒙古马鞭，木柄长二尺半，牛皮绳长约七尺。鞭子上面沾满干枯的血肉。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文革前阶级斗争展览馆里，常常陈列同样的鞭子。展览解释说，在万恶的旧社会，牧主常用马鞭鞭打蒙古奴隶，如今，共产党用马鞭鞭打内人党嫌疑犯。 「同样的鞭子，折磨死了我们家毕生致力于革命的亲人。」三名寡妇声泪俱下，对全神贯注的观众说。她们还展示了被酷刑扯下的手指甲，解释年轻的汉族打手们，如何用锋利的尖刀插入指头，拔掉整片指甲。
随着挖肃罪行广泛传播，滕海清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纷纷撤退。挖肃积极分子们，很快关闭了挖肃办和群专，焚烧档案，湮灭证据，纷纷逃离或转入地下。知青打手们，则从犯下暴行的地方消失，但当地干部和打手，却难以逃跑。最终，滕海清将数百名（或许上千名）参与酷刑的军官，调往河北和山西的新岗位。据统计，八百名有挖肃血债的解放军官兵，被迅速调往位于内陆地区的新单位，继续拓展他们的职涯。
内蒙古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试图阻止受害者发动新一轮报复攻势，急忙联合下发《第一六五号文件（六九）》，其中规定，「任何档案都不能对外公开。凡被错挖为内人党分子（包括其他反动组织成员）的人，必须彻底解放。」依照新规定，给他们捏造的相关材料，必须当众销毁。
《第一六五号文件》敦促要理性、温和，呼吁人们忘记旧怨，展望「光明的未来」。受害者和加害者被告知：要团结起来，建立「新内蒙古」。但他们不应该忘记，凶手仍然掌权，而受害者的亲属和同事，包括死去或伤残的人，仍然被骂为「叛徒」，并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
内蒙古革委会也宣布，所有挖肃档案，将在军警监督下公开焚烧。每个单位，都被下令烧毁所有档案，不许阅读或拿走。大约一星期之内，每个单位的档案都被当众烧毁。 《内蒙古日报》编辑部大楼前，全体工作人员，都目睹了档案袋从办公室里拉出，并被当众烧毁的过程。在武装警卫的眼皮底下，十五麻袋的文件被高高堆起，付之一炬。就这样，内蒙古革委会销毁了它犯罪的关键证据，剥夺了受害者今后寻求正义的机会。
报社军管会正副主任石克（主管挖肃跟行政）和金锋（主管编报），试图与旁观的受害者握手言和，其中包括被长期关押的前副主编扎尔嘎勒，但遭大家冷落。在自治区直属文宣单位中，《内蒙古日报》是受挖肃影响最小的单位之一。如果在酷刑较少的报社，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对立都如此严重，那么，重灾区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程铁军，澳门大学社会系荣休教授。 1943年生，原籍中国河北饶阳县，1959年随父亲移居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念中学，亲身参与且见证了内蒙古在文革时期的惨状，以及蒙古人如何遭受民族迫害。 2001年在澳门大学任教期间，与内蒙古最重要的造反派领袖高树华合写回忆录《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2007年）。现居美国加州，为自由撰稿人。
乌．额．宝力格，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研究横跨中国与内亚地区，特别关注蒙古人在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与文化转型，以及在国家主导的暴力与种族迫害过程中，如何努力建立自身的认同与主权。宝力格认为蒙古人兼具征服者与被殖民者（被压迫者）双重身分，可为当代探讨国族建构、主权、定居者殖民主义与种族灭绝，到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治理，以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
马克．塞尔登，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社会学与历史学荣休教授、康乃尔大学东亚研究计画资深研究员、《亚太杂志》创刊编辑委员，近年与潘毅、陈慧玲合着有《苹果背后的生与死：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工人》（2015年），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合着有《中国社会：变革、冲突与抗争》（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