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 2025年09月06日来源：上报

习近平，认为中国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处心积虑要挑战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进而还想推翻据此形成的一套全球经贸秩序。 （美联社）

自力更生与FDI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个振奋人心的时期。中共拨乱反正，提出现代化的大方针。当时讨论中共经济建设问题，考虑到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以中国的贫困处境，利用外来直接投资(FDI)是极为重要，而且刻不容缓的。不过当时中共当局还有所谓「自力更生」以及纠集其他国家搞」集体自力更生「的迷障，这和当时流行的一种对「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思潮—依赖理论，也有契合之处。

依赖理论有一套必然论，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扩张，落后国家被纳入体系内，产生的现实情况是，落后国家的「发展不足」正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发展」的直接结果。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依赖理论的名言。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依赖论的几个看似有吸引力的命题是（1）被「纳入」体系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总是受制于它所处的「卫星」地位；（2）在历史上，「卫星」地区的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总是在它们和「中心」 的联系最薄弱的时候;(3)当今发展最不足的地区，正是过去同「中心」的联系最密切的地区；（4）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对落后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援助所造成的结果，和这些国家的期望正好相反。一国依赖外援的程度愈大，则其经济成长的速度也与缓慢。

依赖理论除了本身的结构缺陷外，也有违反常识之处。我为《知识份子》季刊写的「依赖与发展」一文，已对这些命题逐一驳斥。问题在于：依赖能否有发展？依赖论者对此有过经年累月的论辩。我的用意很简单，在毛驾崩后，中共要发展，要现代化，就必须破除闭关自守，自力更生的迷障。必须积极利用外资。不要说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小龙都是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密切联系而迅速发展的例证，中共的反资反修造成几十年贫困，一筹莫展，也是一个最佳反证。

在外来直接投资方面，我的台商朋友（大学同学），个个摩拳擦掌，想方设法要规避国民党独裁者蒋经国立下的」三不「戒律（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到大陆去投资设厂。近水楼台的港商就更不用说了。当年先声夺人的不是欧美大国的商家，而是港商台商。

我手边一项FDI的统计资料显示，大陆改革开放之初，通过香港引进的外资占总额的70%。香港以64%的比重超过其他地区与国家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总和，而且连续三十三年高居榜首。以2002-2012这十年来说，香港、澳门、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累计为中国提供5589.9万个就业岗位。可是中共后来却没有信守香港基本法关于普选的承诺。习近平上台后，对香港更是从」高度自治「变成」全面管制「，令所谓一国两制完全破产。这种行径只能以白眼狼视之。

从杨小凯在《知识份子》季刊上发表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早就有了基本定见。（图片摘自网路）

《知识份子》季刊

结识杨小凯是在纽约的《知识份子》季刊创办之初。他的经历许多人都知道。他是文革初期湖南省无联一篇激昂檄文」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换得十年牢狱之灾。出狱后他靠自学发表了数理经济的论文专著，成为武汉大学讲师，但因他过去的「罪犯」身份，根本无法出国深造。后来是靠识才的社科院于光远所长的帮忙，才能以「小凯」的小名办护照，赴美留学。

杨小凯为人谦逊低调，不但不激昂，反而告别了革命。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知识学问。从他在《知识份子》季刊上发表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早就有了基本定见。

八十年代大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杨小凯看来，是非常落伍的。由于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不可测度，对价值无影响，劳动可测度，因而决定价值，因此价值就由商品中蕴含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所决定，供求只会令价格暂时偏离劳动价值。西方现代经济学对价值的研究要深入细致得多。需求反映了消费者在收入约束下将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规律，而供给反映了生产者在技术和资源约束下将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规律。二者的协调产生的使供求相等的价格，就是长期均衡价格。因此，杨小凯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的特点，在于决定价格的因素多元化，亦即供需双方，需求方的关键是效用，供给方不但包括各种资源，还包括反映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而且还在于供求规律都包含个体行为的优化，供需均衡包含个体优化之间的协调。杨小凯相信，现代经济学能为最优经济效果问题以及分析整体经济效果与个体经济效果的协调，提供最好的基础理论。这些都是大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之处。

在宏观方面，令杨小凯感受甚深的是中国学者的思想习惯。他们总以为某个社会机构（譬如共产党）可以代表社会做价值判断，去制定一个全社会综合经济效果的指标，然后用集中计划的办法去追求这个目标。究其实，在一个社会中，只要有三种不同的选择方案和三个以上的个人，就不可能有公认一致的福利函数，所以他指出，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是「竞争均衡」、经济核及帕累托(Pareto)最优状态，也就是在假定不存在社会公认一致的福利函数时，来研究资源的最优分配。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根本不相信个别社会机构（尤其是共产党）可以代表全社会的福利（事实正相反），所以才着重于分权的市场竞争如何达到资源的最优分配。不少经济学定理试图证明，任何社会机构一旦有垄断的权力就会造成资源分配的效率上的损失。

然而，杨小凯指出，中国经济学者多半倾向于仰赖一个集权的机构自上而下的追求「全社会最优经济效果」，不愿费心去研究「均衡」的概念。其实，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解释问题的能力，在杨小凯看来，是既广泛又深刻的。基本上，就是平等竞争使任何人无法操纵价格。经济改革若没有对资本分配、劳动分配、生产资料分配中的垄断性结构认真改革，贸然放开价格管制，物价必然会上涨，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社学为体，资学为用？

清末民初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如今顺应潮流到海外深造的大陆经济学者，是否也有「社学为体，资学为用」的想法？也就是让资本主义的科学管理技术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用？

近来大陆学者已不用「计划经济」一词来指称中国经济，而是说「混合经济」（hybrid economy)，即一个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机制，中央提供指导方针，地方各显神通。大陆学者一般专注于经济管理方法和技术，尤其是运用数学与电脑工具，设计一套集中计划来全面控制经济的方法。他们不愿触碰产权与所有制等论题，因为他们了解，在现实上，中国无论怎样改革，也不可能变成市场经济国家。他们能够做的就是改革经济「机制」（主要是资源分配机制），而非经济「制度」。

杨小凯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取向大相径庭，因为任何机构一旦有垄断性权力，其最优目标函数必定会与社会利益冲突。他强调，留学海外的经济学者应特别重视私有财产权的经济功能以及竞争和自由价格的功能等问题。

对于私有财产权的经济功能，杨小凯自己的体认是，在私有财产制度和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分权的市场和自由价格制度可以实现全社会的资源最优分配，使所有个体利益互相协调。这是可由一般均衡理论证明的。他也确信私有财产制度能提供一种高效率的诱导和激励机制，使人们尽力增加财产。

在这方面，杨小凯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是片面强调大规模生产的优点，却忽视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以及侵犯财产所有权造成诱导激励机制失灵的恶果。

除了论述私有产权的经济功能外，他还回溯到这个制度的形成，作为工业革命动力的历史沿革。他在这方面的申论，虽有把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加以压缩，证成一个简单明了的定理之嫌，（实际上，英国有关土地买卖押当与商业合同的立法，是经过经年累月的长期演变进才实现的，私有财产权的维护，也必须靠司法权的有效工具，积少成多的判例形成制度。）但他对大陆经改必须在维护私有产权方面与宪政体制挂钩，步入市场经济的主张，是他的基本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众士诺诺，大谈改革的「后发优势」时，他却一士谔谔，坚持提出「后发劣势」。他何尝不了解「后发优势」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在技术学习的层面，但制度层面的变革，在他看来是更为根本，不能拖延的。

近来大陆学者已不用「计划经济」一词来指称中国经济，而是说「混合经济」。 （资料照片／美联社）

后发劣势

杨小凯在八十年代积极参与筹组的留美经济学会，后来配合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而在上海与大陆经济学界联合举办「中国和全球化」为题的国际研讨会。他在这个场合提出了关于宪政的著名论文「后发劣势」，引发不小争论，却因触及中共官方忌讳，无法在研讨会的论文集中刊出。但经传媒报导，他的文章在社会上反而成为 人尽皆知的大热门。

杨小凯承认，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理论上的思考。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论文，谈到的问题，处处展现他的睿智。譬如他说，在没有私人财产的自由处置和市场的自由进入的情况下，贸然让市场自由决定价格，结果必然是会让不受自由交易威胁的垄断者，在没有官方监督时，利用其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利益。不久之后，邓小平在中国硬要用一哄而起的「革命」手段来闯「价格」关，后果自然就是「官倒」盛行，引发学生的抗议浪潮。若说利用「价格双轨制」，将低价的计划配额商品转卖到市场，以赚取高额差价的「官倒」行为，是经济学家的预见，共产党出动坦克和军队残暴镇压学生和市民，倒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又譬如杨小凯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提出的「软预算约束」观点所做的思考，也显示出他的独特洞见。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病是财产所有权不明确（软预算约束），而不是价格不合理。他指出，在软预算约束下，即使价格合理，企业也不会对价格作出合理的反应，而会在软预算约束上打主意。对于产权不明确问题的分析，他强调必须考虑分工、交易效率和所有权模糊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否则就难理解制度演进的难局。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所有权的模糊度太高，因而造成无形的交易费用太大，交易效率极低。

杨小凯认为科尔奈思想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财产所有权与市场之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严格的财产所有权，市场价格毫无意义。好比在一个偷抢合法的社会中，没有人会关心价格制度。苏联式的体制，偷抢大型生产资料是合法的，因为没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所以就不能「放权」，「放权」的立即后果是「化公为私」，偷抢国家财产。杨小凯所描述的情况，在中共最初的经改号令下，不是也不断被复制吗？也是经过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共官员才认识到财产所有权的重要性，而试行股份制，将中小企业租售给私人经营，并设立破产法。对于所谓侵吞国家财产的问题，泛道德主义指控是无济于事的。杨小凯的体认是，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道德准则根本无从建立。

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概念，最近被许成钢发扬光大，不但深入细致的阐述，还举一反三，提出了「制度基因」的观点来解释中共极权统治的生成、发展，并预示它的最终解体。

北京三结义

陈一咨在罹癌末期挣扎写出的回忆录，曾提到他和杨小凯、何维凌三人在毛后的北京聚首时，彼此气味相投，惺惺相惜，都在热切思考中国的前途问题，想为文革劫后的中国寻求出路。他们共同面对的仍然是杨小凯当年提出的大哉问：「中国向何处去」，所以三人提议仿照三国时代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来个「北京三结义」。陈一咨在北大先是念物理，后改念中文，他因上书毛泽东而坐牢，是个很会办事的实干派，成为赵紫阳经改的重要幕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何维凌是北大物理系毕业，在文革中也坐过牢，改革开放后他曾参与编辑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试图解放知识份子心灵，孕育多元化思想。他也成为推动经改，为赵紫阳出谋划策的班底。我的印象，他来纽约和索罗斯及金融大佬接洽时，仿佛是赵紫阳派来的年轻钦差大臣。可惜他不幸车祸身亡。在经济理论上苦学有成的杨小凯，后来竟然也是因肺癌而英年早逝，北京三结义先后魂归天国，令人唏嘘!

杨小凯出国前在大陆就已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和数理经济方面的专著，在普林斯顿拿到博士学位后，经当时在马里兰大学任教的交换学者黄有光介绍，到澳洲蒙纳什（Monash)大学教书，开启了他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生涯。从刚开头的大学讲师，不出几年就成为经济系的首席教授，并获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经济学界认为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十多本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等，有两本是分别同黄有光、Jeffrey Sachs合写的。 （Jeffrey Sachs 当年在哈佛任教时，因热心帮助东欧国家转型而名噪一时，台湾知名媒体人杜念中还访问过他。）有两本是同他的得意弟子张永生合写的。在为时很短的时间跨度中，能够出版十几本学术专著，实在不能不说杨小凯是经济学界的「拼命三郎」。为人谦逊的他，成就还不止此。他对学生的循循善诱，呵护备至，在学界也是出名的。

杨小凯写的数理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之类的著作，我是一窍不通的，所以也不敢置一词。但我知道国际经济学界对他的评价甚高，他连续两年获得经济学诺奖得主James M. Buchanan 提名角逐2002、2003的经济学诺奖，第二次是在他肺癌离世的前一年，但他从不为此对外吹嘘。

Jeffrey Sachs 曾在2004年一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中提到，他与杨小凯合作的专著，他其实只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主要的分析工作都是杨小凯做的。中国与东欧、苏联改革路径的比较，基本条件的差异，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程度，及自然条件的差异等，是他同杨小凯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在当时，也就是本世纪初，他和杨小凯都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向整合到全球市场中的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国和其他转轨经济体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转轨的一个基本方面。

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可能太过乐观了。中共在2010年代出现的新统治者习近平，认为中国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处心积虑要挑战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进而还想推翻据此形成的一套全球经贸秩序。这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且待下回分解。

※作者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着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谁怕吴国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