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九月九日，毛泽东亡殁日。 「只要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咱们就是同一代人」，据说是崔健说的，说得真好；也许可以补充下面一句：「只要毛尸还躺在他的纪念堂里，天安门城楼上就还得挂着他的画像」，中国还在「党天下」就成一句废话了；老毛驾崩四十九年，半个世纪了，「人亡政息」了吗？因为中共的字典里没有这四个字，然而一个政权想做得这一点，学问可大啦， 莫斯科就没有完全做到，平壤则做得比北京还厉害，这才会发生前几日习普金三人并肩走向天安门城楼之际议论「永生术」，他们其实均担忧「人亡政息」，才捉摸以独裁者长寿取代之⋯⋯历史的复杂又在，八十年代发生一场「邓改革」，邓小平否定「文革」但不「砍旗」，毛尸才待在华国锋给他修的那座堂里安然无恙，可是「邓改革」也引发学潮，又令「改革开放」夭折在一场屠杀中，我猜陈云王震这类顽固派一定庆幸，学潮出了激进派才叫邓小平杀心陡起，「这才是我们没有『人亡政息』的秘诀」，一切所来云山雾罩，让我们慢慢梳理⋯⋯。 】
一九八八年九月九日那晚，我和王鲁湘去谢选骏家聊天，聊至深夜时，鲁湘忽然叫道：”哎呀！今天不是毛泽东的忌日吗？” 三人顿时默然。
我瞥了一眼电视机，心想：今晚的《历史上的今天》会说些什么？可惜没看。继而又在心里问自己：怎么一点都没记起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当年那么强烈的刺激连同那个创痛巨深的岁月怎么仅仅过了一轮就淡忘了呢？
一、中国人的凶年
十二年，正好一轮。中国人又遭遇上龙年。十二年前，陨石坠落，北方塌陷，天崩地裂，苍龙死去，中国人仿佛恰恰在这大灾大难中熬满劫数，获得了解脱。难道下一个劫数这么快又来了吗？
龙年，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凶年。这种观念是出自《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之说呢，还是归之于我们祖先几千年的历史总结？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妻子属龙，每逢她的本命年，她都要寻一根红绳子系在腰上以避灾，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至少十二年前的那个龙年的多灾多难，仿佛也是一个近乎宿命的”历史经验”。
于是，龙年可畏。
公元一九八八年，在中国确乎是一上来就呈现出某种不祥的、躁动的、神州惶然的景象。经历了一连串全国震惊的事件后，便有民谣传出：”飞机打滚，火车亲嘴，轮船沉底，物价没准”。上一年森林大火的灼痛还残留在人们心中，重庆空难，江南瘟疫，物价飞涨等又一齐袭来，很快就把中国人意识深处的恐俱感诱发出来了，大伙儿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十二年前……
据民间传说，今年春节刚过不久的深夜，在关外某省城郊区的公路上，一个司机正匆匆驱车往家赶。忽然，车灯下照出公路上横卧一条青蛇，他猛地刹车绕开。跑了一阵，又见横卧一蛇，再绕开。此时公路上闪出两个女子，拦住此车，自称她俩便是两蛇，为谢司机不轧之恩，特泄露天机于他：龙年有凶，回家速放一挂鞭炮，即可饷灾。不久，这座城市在某天夜间全城不约而同鞭炮齐鸣，翌日，众人相见纷纷作揖道贺：”过年好”。此举随即传入关内，迅速风靡各地，蔓延许多城市。
农历五月初一（六月十四日）夜里，太原市也忽然鞭炮震耳欲聋，不少人惘然不知何故，待打听方知龙年要过两个，才能消灾避难，而且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被一抢而空，皆称吃了可以”平安逃离”（苹鹌桃梨）……
我至今记得很清，一九七六年之初，在周恩来逝世的那个不祥的春天里，中国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阴霾，天气仿佛一直也是阴沉沉的，全国到处流传着可怕的谶讳凶言，及至夏天，唐山果然陆沉，旋即毛泽东驾崩。古老的天人感应竟是那样灵验，而民间似乎是预卜先知的恐慌反应，究竟是一种有规律可寻的社会——心理现象，还是真有某种神灵的预言呢？无论怎样，”世纪末”心态在龙年两度出现，让我相信龙年的不祥或许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河殇》，便是在这不祥的氛围中制作出来的。
二、转型正义
国际知名政治转型专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转型正义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当下中国民间，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间的”追溯正义”，发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此我们能做怎样的延伸解读呢？
首先，民间得以在”转型”前追溯正义，却是中共预留的空间，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帐，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与此并列的，还有民间”单方和解”的冲动，反覆向中共发出呼吁，显示了这种转型前”追溯正义”，正努力变成”转型”本身。但可疑之处是，人们对”转型正义”机制比较茫然，那是从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个主环节，是图图大主教受命于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调查”两年多，共听取两万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最后形成五大册调查报告。没有暴行调查，”正义”无从生成，谈何”追溯”？又怎能”宽容”？
转型前的”追溯正义”无可非议，但它也诱发种种政治幻觉.防止中国崩溃，并非与中共”和解”可以获得，毋宁这样的”和解”，是以牺牲受害者做交换的，更不要说中共宁愿中国崩溃，也不跟你交换政权。
三、”人亡政息”说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即使从政治转型的角度去看，邓小平也做了某种”转型”——从「全能主义」转向「后极权」，他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N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于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败，那是因为它必须绑架所有中国人去替它还债，不腐败怎么做得到？其后果由网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颇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们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反贪局审查，很多人要被枪毙。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因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银行查收，荷兰的红灯区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会冷清一半，德国宾士和宝马工厂将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四、毛的「神主牌」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着，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 “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酥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着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五、没有无辜者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著，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征性赔偿，虽然她终于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征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于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未闻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六、”共业历史观”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于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于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于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于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
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降临中国还会远吗？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