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晚11时20分，香港文化界前辈胡菊人先生在温哥华家中，于睡梦中安详离世。消息传来内心哀痛，心头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又一位香港文化奠基者离开人世，而香港早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香港。

人与人相处讲缘份，不知为什么，我在香港生活四十年，与菊人先生的接触却非常有限。我平日虽不乐衷于交际，但在我有限的活动圈子里，也极少见到菊人先生，可见他也视应酬为畏途。戴天先生与菊人先生同辈，戴天诗酒风流，朋友遍香江，菊人先生却谦恭自牧，淡泊明志，与文化江湖保持距离。

我与菊人先生虽然很少交集，但有几件小事仍值得一记。第一是我初到香港，满身心文革残留意识，因为喜欢文学，如饥似渴找书来看。当时看到菊人先生一本《小说技巧》，等于在自己心头，开启了第一扇面对现代小说的窗，关于意识流和象征手法等等的现代小说基本知识，都是从这本书中得到启蒙。

后来我尝试写小说，有这本书传授的基本技巧打底，才有机会慢慢摸到入门门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有这本书了，但当年对一众文学青年，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启蒙读本。

我摸索了几年，后来参加第八届青年文学奖比赛，得到小说高级组冠军，当时的评判是台湾的陈映真，香港的胡菊人和王思骋，这大概是菊人先生第一次知道我。

多年后，我和菊人先生同时在香港联合报副刊版写专栏，有一年大陆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死妻子后自杀，我曾写一篇短文，说顾城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极端的唯美主义者，又是极端的自恋狂，过后菊人先生也撰一短文，认同我的看法，但却说我是「青年作家」。这也证明菊人先生与香港文化界中人，一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1996年我移民温哥华，菊人先生一家已先我来这里多年，有几次我们在加华作协的聚会上同席，因为人多也没什么交谈。有一次我与太太到他家里拜访，那时他一只脚刚做过手术，另一只脚也在排期做手术，行动已不太方便，此外谈了些彼此近况。只记得他说话永远面带微笑，不徐不疾，言简意赅，他从不会像戴天那样，说什么都眉飞色舞，兴致勃勃。

我和菊人先生的交集仅限于此，但我一直都追随他的文化足迹。我到香港后，菊人先生主编的《中国学生周报》已经停刊，他在主编《明报月刊》，《明报月刊》是我初到贵境后的精神食粮。后来他离开明报，主编《中报》，我也追随他，他离开《中报》后创办《百姓》双周刊，我也一直是他的读者。

胡菊人先生是香港当代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他与他们那一辈的少数精英，在港英的文化重围中，打造出香港本土文化的基石，他是开山劈石的人，他对香港文化的贡献被严重低估。往后，香港几间大学的中文系，应该有人对胡先生一生的工作业绩和社会影响作深入研究，那也是香港文化的宝贵财富。

菊人先生主编《中国学生周报》，培养起西西﹑也斯﹑小思﹑蔡炎培﹑昆南等香港文学中坚人物，而西西他们这一辈，又培养起更多文学后辈，接火炬一样一代传一代。菊人先生主编《明报月刊》，对上世纪七十年代南来的新移民，有文化上启蒙的作用，这个刊物宣扬的政治理念﹑文化理想，成为八十年代以至九七前后香港文化高峰期的社会文化基础。后来他主编《中报》，因与老板傅朝枢在政治理念上分歧，他也当机立断离开中报，创办《百姓》双周刊。他一直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

歴史学家余英时说过，他对政治只保持一种「遥远的兴趣」，我想胡菊人先生遵奉的也是同样的处世原则。先生一生月旦国是，鞭挞时政，但他从不参与实际的政治。他很难得地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不被现实政治左右，也不被政治操作异化。正因如此，他一生清正，恰是香港文化界光怪陆离的世界中一股清流，即使退休后来加拿大，他也洁身自爱，对政治有看法，但没有兴趣。

文化人涉足现实政治，总以为能改变政治，其实最终都是自己被政治改变了，他们陷入政治泥沼中而不能自拔，更甚的，有的直接就堕落成政客，成为自己本来讨厌的人。

很多年前，胡菊人先生自明报退休，当时江湖传闻，说金庸送他一只名表，但外传菊人先生在明报月刊的薪酬相当低，以他的资歴收取如此低的报酬，很多文化界朋友都替他不值。但在我看来，菊人先生看重的不是收入，而是明报月刊那个文化阵地，他要利用那个平台来践行自己的文化理想，因此就把他的低收入，视为他为实现自己文化理想需要付出的代价。

人各有志，后来金庸因邓小平接见，说了一些好话，就受宠若惊，跳入政治江湖中，结果被中共利用，又不能认同中共的理念，搞得相当「冇瘾」。从这一点看来，金庸虽然写武侠小说，对歴史与民情了然于心，但对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却远不及胡菊人先生的清醒与固执。

香港文化已经沦落，今后有没有重生的希望，也端看香港人如何争取了。不管如何，胡菊人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问回报，但他辛苦一生留下的文化遗产，却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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