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木子  Mar 14, 2021 媒体人小传  | 转自 新世纪

从清光绪19年（1889年）的官宦之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浦江之畔，胡政之的一生见证了近代战争的硝烟。其幼年在私塾中受到中国传统教育，后入省立学堂接触自然科学，青年留学日本习得法律及西方政治思想，透过《朝日新闻》接触到现代新闻理念。至1911年归国，胡政之已具备了国际眼光，尤向往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度，也胸怀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15年后，其与张季鸾、吴鼎昌合办的新记《大公报》，被誉为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

1912年，23岁的胡政之初入报业，在上海《大共和报》从事日文翻译。他很快在1915年的中日签署「二十一条」事件上显露出新闻嗅觉和素养：他亲临北京会议现场，广泛交际以拓宽消息来源，靠多国语言能力亲自采访，又能熟读外媒消息以相互应证。发回的80多篇通讯中，虽部分带有评论色彩，亦展现记者的素质。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

1916年，胡政之首入《大公报》，任经理兼总编辑，却发现报内充斥着「记者先生运用其头脑所创造」的「秘密式新闻」 。胡非常不满，一上任便解雇了六个「记者先生」，只留通晓总统府消息的一人，又聘用林白水等有经验的报人，亦在多地新增记者以得到一手通讯。 1917年元月3日，胡政之在《大公报》上发表《本报之新希望》，明确新闻应以事实为根据，而后有多篇社评抨击当时捏造新闻的风气。

这一时期，胡政之相继对《大公报》进行多面革新。排版上，左右两栏书册式改为多栏，设置不同字体大小丰富版面；内容上，新闻与社论的版面分开，并新增话题板块若干，注重信息高质多元。彼时报馆由皖系军阀资助，虽然也产出过对皖系有利的报道，不过胡政之的编辑工作鲜有受到政治阻碍，改良举措也顺利推进。

1919年，胡政之远赴巴黎和会采访，让国际事件第一次有了一手的中国新闻视角。胡作为记者撰写会议「实记」的同时，又不免愤慨于眼前列强专制的格局，发出「国之不可不自强」的慨叹。此后的一年，胡继续在欧美游历，看到西方新闻业对政治事件的专业报道，深感报纸应有「改造」之用，即在普通民众和政治议题间架起桥梁，帮助国人打破和世界的隔阂。回国后，胡增加国际新闻数量，普及准确可靠的「世界知识」，冀望教化民众以使国家进步。

任人唯贤 市场化的经营管理

1920年起，皖系逐渐失势，报馆主持王郅隆出逃，胡政之被迫中断了在《大公报》的事业，也意识到报刊依赖政治资助非长久之计。到了1926年胡政之与共事的张季鸾、吴鼎昌以新记公司名义再接手《大公报》时，三人便特别约定，资金由吴筹措，不再额外募款。

胡在《大公报》未完成的改革得以延续。评议选题、发行经营、研究时事，样样兼顾的胡政之每日都在报馆忙碌。由于内容优质，《大公报》的发行量很快呈几何数级增长，不到一年收支平衡，胡政之的新闻市场化逻辑成功运作。不过与如今的市场化媒体不同，胡政之始终对广告保持警惕，生怕资本干预报纸的独立性。除了改善影刷机器等硬件设施，胡将一大部分收益重新投入到内容产出，为吸引和勉励优秀记者，他给出了高额薪水和股份分配，也制定了《职工任用及考核规则》等人事制度。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天津《大公报》同仁合影。前排左起：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杜协民、王芸生、杨历樵;后排左起：何心冷、许萱伯、不详。

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大公报》里走出了一代新闻人才：胡政之启用范长江的提议，使其成为深入中国西北角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在国闻社担任抄写员的徐铸成因为一则谏言被胡政之相中，日后培养为记者；二战时期，萧乾被胡政之动员离开象牙塔，奔赴欧洲现场……在任用记者时，胡政之有意避开有政治牵连的人员，但至于引入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记者，据萧乾回忆，是为了扩大相应群体的受众。

曾于胡政之共事《大公报》的记者陈纪滢曾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 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些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只有胡政之一人。」而胡政之的「求利」，是由于他一早认识到经济独立和采编自由的关系：「一份理想的报纸，要兼顾营业与事业。营业能独立，始能站在超然的地位，不为他人所左右。」在后续时局的动荡中，报馆没有重蹈1920年的覆辙，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分布各地的记者让胡政之迅速迁址，建立多个分馆，在保证报馆运作的同时，也正式让它成为一张全国大报。

报刊独立与政治牵连

胡政之言「办报的要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也为此和与蒋介石有深交的张季鸾有过分歧。而现实中，胡政之自身并非「超然者」，其与政治人物打过不少交道：父辈于安徽省内知县的官位，奠定了胡与皖系军阀的良好交情；正式入职《大公报》前，胡在段祺瑞政府任内务参事；1920起加入的国闻通讯社也离不开孙中山等政客的资助。

对此胡政之自己解释道：「我与社会上层人物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凭着与政治人物或亲或疏的关系，胡政之往往能先于他人争取到第一手采访资源。 1917年张勋复辟，《大公报》轻而易举接触到出兵讨伐的皖系首领段祺瑞，一度提供了有关复辟的「独家消息」，风行一时；1930年中原大战后，胡政之凭借与张家的联系，第一时间发回张学良决定助蒋的消息。在流传下来的时评上，无论面对初期出资的皖系军阀，还是后期关系紧张的蒋介石，胡都各有褒贬。

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脱离张、蒋两人的交好，国民党对《大公报》的施压加重，几度勒令其停刊。不过胡政之麾下批评政府的言辞也愈发激烈，亦正面反抗政府拘捕记者的行为。据其子回忆，胡拒绝了多次从政邀请。

在这执掌《大公报》的最后八年，胡政之亦有争议之举。 1943年，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其将「不党」和「不卖」从创刊的「四不」要义中删去。胡解释道：「『不党』可归入『不私』，『不卖』可归入『不盲』」，也将「大公」明确指向了团体事业和国家利益。不久后，他又向蒋介石购买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一说为其晚年投蒋的「证明」；也有《大公报》旧人解释此举虽背弃「不卖」原则，却是出于报纸财政困难的原因，以及便于添置新的进口印刷设备。 1946年，胡政之参加蒋介石的国代会，事后自言受迫于蒋：「为了《大公报》的存在，我只好做个人牺牲。」

文人论政与「大公」的绝响

胡政之不仅是一位记者、编辑、办报人，也是评论者。从「五四运动」后对新中国发展的期望，到日本侵华时期试图调和国共矛盾，再到抗战时期「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胡政之在不同的时期并不避讳发表政治观点。胡回忆道，当年接手《大公报》，就是秉持着「文人论政」的初衷。在从事报业的近40年内，胡政之以笔名「冷观」发表时评数百篇，也常在报馆内和各地发表演说。

除了其自身及报社同人的评论外，新记《大公报》也呈现出多元声音。例如1931年日军侵华，《大公报》的评论风向虽偏向蒋介石，但也如实报道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刊登读者对报纸的批评。为此在中国「文人办报」的领域研究中，有学者将胡政之细分为报人，而非办报的文人，因为他没有将自己知识份子的观点凌驾于新闻专业之上，亦未忘经营管理的实务。

胡政之反对压迫言论，而相信在事实的基础上，一个「健全而合理」的公共舆论可以被引领，让中国社会得到解放。这与其「新闻者天下之公器，非记者一二人所可私，亦非一党一派所可得而私」的办报理念相辅相成。

到了1948年，内战正酣，《大公报》坚持「走第三条道路」的倾向被两面夹击。胡政之亦感政治力量对报刊的影响愈发深重，逐渐将目光投向香港和海外，为复刊投入大量精力。查良镛对这个六旬老头在香港的工作间里「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印象颇深。就在此时胡突然病发在《大公报》总经理的岗位上。

次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虹桥医院逝世。中国现代文学史学者谢泳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胡适语）开始谢幕。」那一年3月，《大公报》在创刊地天津「抛弃臭招牌」，改组为毛泽东提名的《进步日报》。 6月上海版复刊词中，检讨过去40余年的《大公报》是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香港版迅速由中共港澳工委会接管。

又过了27年，文革结束，对《大公报》的政治定性声逐渐消散，但新记《大公报》最后一任总编辑王芸生已然烟灭了重来的希望：「今日的喉舌已不再需要它。」

附：

《民国那些人》试读：胡政之：报人逝，报纸亡矣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 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 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 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民国那些人
副标题: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
作者: 徐百柯
isbn: 780211487X
书名: 民国那些人
页数: 270
定价: 28.00元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 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