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和唐振常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李慎之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思想脉络形成的深入了解，是十几年前在香港书店购得的《李慎之的检讨书》上下两册。另外，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也以惊世骇俗的笔力，回望建政五十年历史，在学界刮起反思启蒙的旋风，成为传世之作。已故的唐振常先生生前与李慎之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我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工作关系认识唐振常先生。凑巧的是，我先生亦是唐振常的亲侄。小辈们在一起，经常聊起文革刚结束后，侍听于李慎之和唐振常畅谈的情景，早已对李推崇备至。因此，当看到日本读道社出版的《李慎之口述往事》一书时，于公于私就毫不犹豫地把书背回来了。

这本书由刘志琴、王学泰、王毅三人采访，王建勋整理。这个筹划团队对李慎之先生有着无限崇敬的心理，为了让老先生在最后的年迈时刻讲述完整的人生经历，留存思想学术上个人成长的宝贵经验，他们费尽周折，精心安排，从最初的酝酿，到完成口述、记录与整理，前后花费了将近20年。等本书付印出版时，当时参与的两位访问者都已作古！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这本真实客观的口述回忆录不可能在大陆出版，没有一家出版社的领导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前途来给李慎之先生下赌注。这本300多页的著作，从李慎之的出生到最后的停职反省，十分细致、生动地记录了这位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的思想风貌。因为是李慎之先生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作段落分明，语言通俗。用编者的话来定论：在全球化大潮迅速到来，推动国内思想潮流风云涌动的大局面下，能够兼通中西古今文化、20世纪中外革命史、世界现代政治格局这些知识领域，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视野的人物凤毛麟角，而在这少之又少中，李慎之先生无疑是最具洞见与强大思维活力者。

李慎之的一生命运多舛。他出生江南无锡的书香门第，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尚优，又有一位头脑灵活笔杆厉害的父亲，所以他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是非常完整的。1940年他考上燕京大学，这以后的十年，正是中国时局发生激烈动荡的年代。与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李慎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色潮流中，倾向左翼，笃信救亡压倒一切，怀抱理想，奔赴延安。因为他的年轻，还算清白的历史，以及简单的人脉关系，虽然在入党问题上被组织审核了一番，但并无大碍，很自然被视作中共准备进城建国理政的新生力量。

李慎之以饱满的理想与充沛的才华，投身于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作为革命意识形态宣传的先锋队，李慎之的笔下功夫生化出胜似大炮刀剑的雄文，为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营造了席卷天下的思想洗礼。幸运的是，李慎之一路进击，深得高层欣赏，最终被安排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先遣部队。他代表中共接收了国民政府的中央社；为新华社选址、扩建；迎接新华社延安大部队的到来，最后落脚新华社国际部。既有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与倚马可待的文笔，又能精通中西文化尤其熟谙英语，李慎之的才能很快被外交部发现，周恩来点名将他纳入外交部智囊班子，成为周的外交秘书之一。除了跟随周恩来出访，他还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期中国政府关于俘虏安置谈判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随后，他跟着出访东欧、参加日内瓦、万隆会议，这个阶段是李慎之一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1955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暴政的清算，惊醒了中共领导人。深受毛主义极权之害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反思中共内部的肃杀历史后，毛泽东会接受教训，中国从此走上开明之路。李慎之认为“不有秋瑟惊天下，哪得春温上笔端”（鲁迅）。但是，不曾想，在毛泽东提倡的大鸣大放引蛇出洞中，李慎之写的《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文，终究触到了毛的痛处，李被点名批评（见毛选第五卷），由此被打成新华社最大的右派，一下子从天上跌落地下。

中国反右运动的莫须有与言论之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甄别之后，右派分子惨遭的生活折磨与思想迫害，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历史文案与形象记忆。李慎之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在他自己的叙述中，除了无休止的检讨、无穷尽的批斗、无尊严的迁徙以及无望的挣扎，这所有右派共同经历的痛苦之外，可以让人看见一个人道主义思想者、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印象最深的大致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触及中共党魁的反思。李慎之的身份与中共党内一般右派
或非中共右派不同。他身处体制内，参与重要决策，洞悉机密信息。这样的特殊站位，决定了他的思考不由一般概念口号出发，他的行动也不是普通的命令执行。所有的活动事件，均有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尤其是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建国初期中共执政的影响。李慎之对执政党从解放者到征服者的转变，有着极端近距离的观察以及身在其中的感触。比如，1957年，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他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杀气腾腾的语气，一下子让党内高干及李慎之们脸色煞白。毛泽东亲自动员工人农民阶级来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毛的权威，毛的手段是不断发展的，如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敢讲这个话吗？不见得。如果他在战争期间就搞反右派，天下就不是他的了。”一针见血。

再比如，李慎之很长一段时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他被打成右派后，有人建议他去找周求情。李慎之太了解周的为人，“周是在充分掌握毛的随意性以后，然后再斟酌损益。我曾经在受不了的时候，脑袋里动过向周恩来求助的念头，但是，我最终还是咬紧牙关忍住了，告诫自己不要去，去了也没用”。果然，外交部长乔冠华为李慎之找过周恩来，周知道李成了新华社大右派，面无表情地说，叫他好好检查。这就证实了李慎之的评介：周恩来之所以能在中共党内站住，就是一辈子谁也不保。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他的死党，所以周免于几次被毛打倒。

第二，     意识形态官僚的相互关系。李慎之的工作关系，无论是豪情万丈的外交部智囊，还是沦落底层的一介贱民，始终都没有脱离新华社。即便很长时间是被当做边角料东塞西塞、被“挂起来”了。以他从“座上宾”到“阶下囚”的过程，接触
了形形色色的上级官僚与同事，在政治运动面前，逐步看清了每一个人的正反两面。李慎之从个人的角度，以人性化的标准，对这个高层群体有一番真实的议论与描述，比如陈毅、乔冠华、胡乔木、胡绳、吴冷西、朱穆之、陈适五等。在李慎之看来，吴冷西这人水平不高，比较驯服，讨毛泽东喜欢。朱穆之业务能力一般，与李缺少共同语言，吴与朱两人都只会写官样文章（也可看出李慎之的骄傲）。但朱穆之为人平和不端架子，在得知李慎之要调往《人民日报》时，他却出面阻拦，理由是，“新华社是了解你李慎之的，运动还没有完，有啥事，我们还可以挡一挡。”朱穆之这番颇有人情味的话，让李慎之一直感念许久。而他与乔冠华的关系则属于秀才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喝酒赋诗纵论天下。虽然在李慎之打成右派后两人一度失联，但当李摘帽回到北京，乔冠华夫人龚澎第一时间邀请李慎之登门拜访，全然不顾乔已是外交部长副部长的身份禁忌，畅谈6小时，让李慎之感慨万千。“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对谈的，就是他了”。文革清算，有人质疑过乔李关系，李慎之坦然地说，那是他做官做坏了，不否认两人之间曾经有过的交往。口述往事中，随处可见相关人与事的背景细节，叙述生动，读来颇觉
新鲜。

第三，     始终没有放弃的思想训练。李慎之认为，思想的进步需要有思想资源的推动，并非只有苦难能自然提升。我们不难看到，二十世纪对极权主义展开深度批判的重要思想家和有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大都从极权体制的藩篱冲决出来，他们的切身经历成为重要的思想动力。例如，俄裔美国知名作家安.兰德；犹太裔
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她们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因为有切肤之痛而更加尖锐深刻鞭辟入里。右派帽子让李慎之从骨髓里感受到这个不讲理的非人性的制度的“恶”，承受来自心灵的“惩罚”，不断反复自问：我如此无限忠诚地追随这个理想，完全彻底地奉献自己的灵魂？居然怀疑我的动机，重置我的人生，我究竟错在哪儿了？他不厌其烦地写着“认罪书”，在无数的隔离谈话批斗体罚中去拆解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如果说，是不再给亲人带来伤害的念头在维系他求生的愿望，那被贬到外语培训班、参考消息资料室的机会是让他有了知识信息的填充。虽然，他把帮助中央编译室匿名编撰的、供高级干部内部阅读的“灰皮书”看成是养家糊口的赚钱机会，但毕竟是没有彻底丢弃吃饭的金刚钻。其间最著名的成果，是以不署名的主要翻译者身份，为荒芜的文革书林惊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资深新闻人的天性，让他持续保持较高的外语水平和编译能力，保持着信息的吸纳与头脑的灵敏，关注他在行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动态，在这个过程中，李慎之通过知识咀嚼与逻辑思考，进一步提升了尔后的思想跃进。因此，当文革结束，万物待兴，改革开放，李慎之成为中美关系当仁不让的专家，他毅然离开新华社，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这是中共建政几十年来建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官方机构。新的建制、新的人马，一切在李慎之的规划之中。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腾空而出。这是他人生下半场的再次辉煌时刻。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李慎之的思想是开放和前卫的，但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1989年他在被免于社科院副院长职务后，扔下一句“不在刺刀下做官”，鲜明地表达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士大夫精神。他没有为右派之事向周恩来求救，除了他对周恩来的深刻认识之外，也感激周恩来对他的知遇之恩，并不愿为此事而牵连周恩来，以免周恩来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在他处理和胡乔木的关系上尤为明显。他到美国所和后来出任社科院副院长是胡乔木的安排。由于这层关系，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李慎之的思想和胡乔木的想法渐行渐远，甚至南辕北辙，但李慎之从无有任何对胡乔木不敬的言论。

李慎之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能从复杂多变的格局中，理清基本的历史走向。人们常常引用邓小平1979年访美归来时，在飞机上答李慎之的名言“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但却忽视了引出邓小平名言的李慎之之问。邓小平决定访美后，在搭班子时就向外交部提出：当年周恩来出访用哪些人，我就用哪些人。由此，李慎之被选中，成为当年12名陪同人员中，7位燕京大学毕业生中一员。彼时，李慎之的右派帽子还没摘掉,乃一介平民。右派帽子被摘是在他随邓小平访美归来，下飞机时才接到通知。也正是这种戴罪之身的杰傲不驯，使李慎之敏锐地看出邓小平访美的实质诉求与中国原有发展道路的截然对立。由此，“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之问，不单是对中国即将转向的昭示，更是对两种制度对决隐约已定胜负的预感。李慎之应该是从当时的提问中，就看到了这种走向的结果，由于多年的右派身份，他虽然为邓小平所用，但还罩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阴影，这也是他8964前很少在社会上发声的主因。但这丝毫未能湮没他的眼力，稍有机会便略显峥嵘。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李慎之朋友中，在思想上对中共和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最有洞见的是黎澍。持才自傲的李慎之常常对那些半瓶醋晃蕩的人不屑一顾，唯独对黎澍，他是真心佩服。以至他在赴任社科院副院长前对朋友感叹，“我去社科院，教我怎么面对黎澍？”文革前，田家英经常和黎澍在一起聊天，他们的讨论涉及政治.文化.历史等领域，至于黎澍所谈到对历史和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是否影响了田家英以致影响到田家英向毛泽东的建言或自然流露，不得而知。但黎澍成为胡乔木所看重为数不多的人，却是事实。黎澍的思想深度比李慎之更上一层。仅举一例，有一次，黎澍和李锐聊天时谈到党内异议人士的处境时，黎澍说了一句颇为形象且十分深刻的话：“我们这些人就像被老鸨买进了妓院的妓女一样，不愿做又不愿出去”。可惜黎澍1988年过世，现在又有多少人还记得他？假如黎澍能活到九十年代，以他的深刻理论交融李慎之的博学视野，绝对会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李慎之是“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他的所有思想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共补天，而从无想过要“换天”。但他同时也感到“补天”的无能为力。所以，他想到了另一条路，希望能从公民教育着手。从公民的基本思想培养开始，以完成道路转型的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实际上，李慎之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能够真正放开他和众多仁人志士的“补天”之卡，一旦道路开通，开弓就无回头箭。装上车轮的转型之路如遇险阻，必会逢山劈路，过河架桥，条条大路奔罗马，条件具备，东风借力，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从转型走向根本政治制度改变的结局。也许到那时，人们才能从历史的回放中，体会到李慎之及他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大军当年思想启蒙的历史意义。在今天50后的一代人看来，李慎之的思想与理念并非石破惊天。确实如此，他毕竟从体制里走出，与执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的思考与理论认进程竟然中断了。过去十年来虽然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其多数缺乏理论深度，既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不过是些遗文轶事之述。反省之难，难在领导者禁止人们真正地了解历史真相、禁止人们思考。”“虽然眼前中国号称是一切都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可这样的‘历史’有多少不是谎言呢？历史的真相果真能遮得住吗？‘莫为无人欺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