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破局的左右手：改国体、变思想。

中共统治极可能因脆断而终结。如果说只一个经济原因，2027年后社情极危险，那么如前所述，随着俄乌战争结束，中南海不但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而且遭国内普遍鄙视，特别台湾独立趁机走向明面上，它再也招架不住应无可避免。

脆断之前，中南海对台湾的独立走向明面上不能不有所表示。但此时的它能作出什么表示呢？它能够说理解、尊重台湾两千多万人的选择吗？它只能谴责，伴以武统恐吓，但这一套此时一点用都不会有了，因为爱国主义者盼求的是马上动武。它既不能真正动武，那将亡党更快，届时还得交出战犯。它顶多做做样子，那么它就连最后一点“民意”也会丢净。最后一点“民意”已丢净，此时宣布改组政府、宣布政治改革并开出时间表，宣布开放网禁……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就出来了。

不过拙文重点不在此。窃以为只要中国政治出现了上述骨牌效应，自由民主力量便应率先在南中国坚决提出改国体，建立联邦制。此声音已不新鲜，但此事应比要求民主改革更重要。联邦制能够得到民意大致认可，因为大中国仍在，又能比较有效地保障相当范围内的民主改革进行。如果有一两个自治省在平反冤假错案上较快作出成绩，联邦制便有望得到巩固。不能不说，自由、民主、宪政当然是中国的大方向，但现有的孱弱民主力量若贪食过多也一定消化不了，若具体方向不对头，功亏一篑完全可能。

台湾独立已是一个选择最佳时间点的问题，即使终结了中共统治，台湾也不会“回归”。历史积怨已久，既有中共不忘武统的因素，也有大陆民粹总伤台湾人心的因素。即使国民党又在选举中得胜执政，光靠这个百年老店的招牌也是决定不了“回归”的，须由公投决定。而公投只会是独派占上风。

台湾独立一定会给予大陆尤其南中国强烈的心理冲击力，既然台湾尚且可以名正言顺独立，中国改行联邦制为什么不可以？当然法理上能成立，不等于技术上可行。不排除这一点：未来五十年这世界仍将乱象纷纷，受制于世界经济的临近“天花板”，联邦制也不能使经济很快好转，原来的行政关系反而因重组带来法律关系不适应，若各地区皆强调优先保护自己，伴以劳资关系更趋紧张，犯罪加剧，无力吸纳外省青年人就业，等等，北中国会不会要求重回全国一盘棋呢？会不会有别有用心者操纵民意，要求“反分裂”呢？是否需要警惕再演一定时空内的南北分治局面。其实，中国人一样信教，有着对教权的坚守。当然教主不是基督、不是真主，是皇国的帝王将相，不妨说叫皇国历史教。不把这个皇国历史教赶下神坛，中国人就休谈丢弃奴性。此情况在今日北中国仍旧极严重，几个北中国人有此自知之明？

因此南北中国“分裂”的概率并不小。预计大变后相当时间内，中国多半是没了共产党旗号的共产党社会，政治权力只能是甚至必须是由共产党内打着改革旗号的旧官僚来掌控，这样才能防止权力失控引发的大混乱。此期间内公民社会和民主力量当然会成长，但要对上层权力形成制衡力量，非相当时间的博弈不可。越南的情况可资旁证：统一五十年了，政治权力仍操北方手里，操在那些革命家及其后裔手里，哪怕他们去了南方投身于了现代经济生活，权力归属上仍是北方派，因为人脉根基在北方。越南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六•四以后，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人脉根基主要集中在北方，大本营当然是北京。

反过来说，要尽快消弭南北中国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仍数联邦制靠谱，至少也要争取南北政治上一统，经济、文化上分治局面。作为特色中国为减轻阵痛的权宜之策，这一步相当重要。当这一步也做不到了，大中国的强行解体就别无选择了。其实，让南中国与东南亚相呼应，让北中国和中亚同呼吸，也是一种选择。固然，分解成若干个国家，互相和平竞争，条件成熟时再组国家联盟，应是这块土地上众生摆脱桎梏的根本出路。但是，你说是根本出路，他非说是“亡国灭种”之路，此事一时间岂能理喻。

需要走出一些误区。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又一波西风东渐至今，中国需要改变社会制度的呼声就一直未断，纵然高压下声音从人的嘴上近乎消失，但任何高压都阻止不了此声音移转到了人的心田。它标志着社会人灵魂的苏醒。

但灵魂的苏醒存在一个范围与程度的问题。迄今为止，这个范围并不很大，程度亦浅。突出表现为很多人认为终结了中共统治，改行了自由、民主、宪政制度，中国就会从此晴空万里。

此愿景无可指摘，但忽视了两个应有的前提：1、专制与滋生专制的土壤，特别与大一统集权国体的内在关系。2、制度与文明、文化及国民性格的因果关系直至变异为共生关系。

先谈第一点。中国的专制统治与大一统国体从来就不是孪生兄弟的关系，而是互相不能离开的连体的关系。没有哪个专制独裁者不追求大一统国体，反过来没有哪个大一统国体可以不靠专制统治而得以维系，这在世界上堪称特例。在漫长的陆权武力时代，这样的组合有其合理性一面，是因国家越大，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的范围就越大。国家的治理成本也并不大，多数情况下战马到达处，便可传檄而定。既无需繁杂的治理机构和大量官吏，那么民间负担也就较轻。此为农耕文明能持续几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认为秦制为世界贡献了一个庞大的超稳定和几度繁荣的农耕文明，比较“近代”前的世界，能成立。之所以中国历史大部份内容皆伤心惨目，出不来新的生产方式和现代，就在于统治者从不肯也不敢藏富于民，使文明提升没有财力支持和创新冲动。以往众多的研究特别依据马列学说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扯蛋。要害在于本可以进一步提升文明质量的财力支持与创新冲动，皆深埋在皇陵侯墓的地宫之中，从此不见天日。一代又一代后人竟若无其事，反倒陶醉于历史辉煌之中，今天仍旧如此。到了海权武力时代，这种沾沾自喜的大一统国体从表面上看可以统筹全国力量，办大事，实则显得身躯臃肿，一旦面对强敌就力不从心，因为它缺乏保障海权武力的配套系统，即工业化、分权制、为自由而战的民族新精神。纵有庞大国土，可以用空间换时间，但这号国家战略用于抵御外敌可以，走出国门不行。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甚至到韩战到越战，都证实了这一点。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未亡国，离不开国土纵深大有回旋余地，韩战与越战，其实战场紧挨国境线，真个远离国境线则后勤保障一定跟不上。迄今中国无海外作战能力，想必权贵们也得承认。进入空权武力时代后，大一统国体就既可悲又可笑了。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国家主导的创新活力敌不过民间自发的创新活力，“三个和尚没水吃”早成中国国粹，这样的实例不消举了。二是专制统治和大一统国体势必推行举国体制，因为只有举国体制才能形成粘合力，形成民族团结精神。然而此种粘合力与民族团结精神却是建立在“捆绑夫妻”的基础之上，是虚幻的力量。它的本质是把所有的鸡蛋放一只篮子里，鸡蛋堆成山高，当然壮观好看，一旦篮子即使没被打翻只要破个大洞，巨量损失就会让人傻眼。

可悲可怕的是，由无知少识的红卫兵和知青转世的中共权贵至今仍在欣赏举国体制，党领导一切，全国一盘棋，思想一统，舆论一律，房地产、大基建、一带一路、国内大循环，等等，无一不是鸡蛋放一只篮子里的陆权时代的思路。即使只谈经济，自胡、温的“四万亿”始，到今天的无论哪个行业只要暴雷就一定是一地鸡毛止，莫不说明了“飞得越高，摔得越惨”的可怕逻辑。认为这情况根在制度，只能说有相当道理。因为就是自由民主派，到底有几个人重视了此种只适合陆权时代的国体与国情必须改变。

因此有两个沉重话题需要正本清源。第一个话题，以“郡县制”为内核的大一统集权国体，乃陆权时代产物，十九世纪中叶后经受了巨大痛苦才在海权时代存活下来。此种国体的动力来自朝廷的家天下利益，以及伟大君王扩张野心可望得逞，为此需要集合更大的强力来压制内外威胁。可是你压制住了外来的威胁，你就演变成了对别人的威胁。另者，威胁的边界在哪里呢？于是，恶性循环的关系配上水涨船高的关系，这个国体当然无宁日。平心而论，无论大陆时的民国和尔后的中共国，面对历史遗产，不强颜欢笑还不行。就今天来讲，非全球性的民主制度确立不能消弭此种国体恐惧，大一统国体特别超级大国实体也就有了理由仍旧存在。第二个话题，大一统国体和超级大国实体从根本上讲有违人性，因为绝大多数人在理性上可以接受纵向扩权，情感上更倾向于横向分权，以及国家主功能转为内政上面。国家主功能转向了内政，超级大国就是横向分权的阻碍了。另有大资本和技术权能皆有追求自主性一面。这一天不会遥远了，也许本世纪内就会成为现实。

再说第二点。六•四后流行的制度决定论存在明显缺陷：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怎么来的？它只能是中国人制定的。制定它并不困难，只要符合制定人的根本利益，纸上的条文尽可抄国外的作业。但要由人来否决它就是另一码事了。因为制度乃是大一统国体框架内传统文化、价值观、性格、利益支持的权力架构下的产物。“五千年文明”、“天朝上邦”、“大中国”所产生的巨大魔力，足以碾压一切对此的冷静剖析。红朝权力架构初期确乎模仿苏联，59年的庐山会议后便回归到了秦制，这样更合毛泽东及红一代的价值观、审美观。不妨说，权力架构上，苏联共产制于沙俄的农奴制多少有点现代元素，红朝回归秦制则是十足反动。事态不止于此，六·四以后，红朝权力架构又多了蒙元皇朝、满清皇朝视汉人为劣等人的外来征服者的极傲慢元素。否则，中上层官场便不会有那么多“外籍”权贵。今日中共名声扫地，岂是诋毁。可是这帮子“外籍”权贵，仍在中国社会张牙舞爪，偏生仍被中国社会接受。官场比赛无耻，知识界和精英层充斥奴性，民间浑浑噩噩，这样的基础上，即使通过社会革命而强行改制，不改变已浸入血液的旧思维、旧思想、旧性格，不改变大一统国体这个保护伞，复辟旧制度很容易。既然复辟旧制度很容易，制度决定论当然苍白无力。

进一步说，制度与人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呢还是变异成了共生关系？若是因果关系，问题不难解决，若是共生关系，换制度也白搭。前者例如川普，他在美国休想做国王，因为他做总统是美国制度的果，他动不了已实行了两百多年制度的因。后者如中国的红二代、太子党，自六•四后，制度和人就是十足的共生关系。若不动人，换了制度又怎样？他们可以很容易对条文进行曲解、阉割，让制度名存实亡。中共的党章、宪法可以随时随意改，人所共知。党章、宪法，可是党国的根本制度，它们尚且如同废纸，制度又能决定什么？可是动人，怎么动，动多少人？中共建政后的做法，是恨不得把旧政权人员全杀掉，认为它把旧政权基干人员和新生反革命分子杀掉了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不会离谱。若依得它的杀人标准，今日中共政权该死的人决不会低于上面这个数，这肯定不行。用现代人道化解这样天大的问题，少说也得三十年时间。况且，旧框架下的新人就会忠于新的制度吗？所以，制度决定论需要先谈南橘北枳这个要害问题。换言之，如果说专制集权制度有基因，那么这个基因与国外的共产制度无必然关系，特色国体以及此框架内的国情就是它的基因，此道理一样适应于苏联解体后的俄国，适用于伊斯兰教世界。区别在于，中俄这样的俗权曾经成功的大国，反“封建”的任务虽已完成，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反而凸现，伊斯兰教世界却是两个历史任务都未完成。归根到底，当然有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问题，另有文明质量优劣与否的问题。

改国体的同时还须变思想。

秦朝以前是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的，那时叫中土，叫“山东”，地理意义相当突出。汉承秦制后才有了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名称上多半叫天下，叫四海之内，或叫中原王朝和国朝。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主权中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不过这些文字游戏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秦制开创的大一统集权国体确实传承至今。其间的几次大裂变和作为新朝权宜之策的短时间分封制，基本不影响整体叙事。

大一统国体能够传承下来，决然离不开独尊儒术后形成的主流文化一统和皇权思想一统，其哲学依据叫作“天不变，道亦不变”，并逐步形成了汉族人自成一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再由价值观、审美观的潜移默化形成了既自傲又自卑、既懦弱又凶狠的国民性格。笔者坚信，此种阿Q性格实际无分贵贱遍布于各个阶层。如今要主动地改大一统国体，当然要审视和修正这个传承了两千年的价值观、审美观、国民性格。此为需要来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理由所在。民国初期有过一场新文化运动，意义很大，因国际环境恶劣需要先救亡而收效不大。文化大革命过后中共搞过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有特定年代不小的现实政治意义，鲜少能经受时间检验的学术意义。六•四后海外民运未忘初衷，惜因生存艰辛，也就做不到全力以赴。

当今时代中国需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若能开展起来，必要更宽广的视野才行，因为时代不同了。明确地说，文明必要发展，发展就要修正历史。实际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已知大部份内容，作为教训总结才有意义，作为经验积累尤其大肆夸耀，不过是为过去的荒谬粉饰罢了。未来时代不会受欢迎，中国人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修正乃至抛弃阻碍文明发展的政体、国体，毫不可惜。

毕竟，我们的地球文明，完成了部落对氏族、小国对部落，统一国家对诸侯国、分权制对集权制的一次次否定后一次次升级。不久后由洲际化或国家联盟化对主权国家再否定、再升级，逻辑上无错误。认为欧盟路子较之美、中的超级大国路子更具生命力，理由就在这里。事实上，二战后形成的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规则，乃时代的权宜之策，为保护大量中小国家的现实利益。此规则无从阻止大国强国利用主权招牌，反而对小国弱国行霸凌直至侵略。既然现实生活中小国、弱国奈何不了大国强国的霸凌，走国家联盟之路就是不二选择。诚然，洲际化或国家联盟化仍只能是通向全球化的阶梯，扯皮直至打架的事儿仍会很多，但终究不属于对发展趋势的反动。事态是如此显然，今天的空权武力时代，地球文明若不想毁灭于自己生产的技术权能手里，“多余的人”要保有基本尊严，就只能让人权文明切实登场。所有的意识形态争执都规范不了灵与肉的博杀，灵与肉的博杀却得服从要么生存、要么死亡的法则。

从这个意义上讲，迄今社会学上的意识形态争执，这主义、那主义，那大量的自以为是的理论家，只要囿于“祖国”和“历史”范畴，基本上于未来无意义，因为都将挣不脱权贵们的政治话术陷阱。从一个方面说，此为时代局限，必须在国家这个平台上说事办事。从另一个方面说，把时代产物说成恒久事理，就是浅薄了。鉴于此，当恶霸式的超级大国不为未来时代所欢迎，当美国也走向大解体，再在此基础上组建北美国家联盟，中国同样走向大解体，另组东亚联盟，为什么不可以？中国人不能再让自己的思维、思想、性格、情感，配上自己的苦难。强调一句，视现存国体为神圣，势必视野受限，不利于华夏文明整体上真正融入世界。改了国体却不变思维思想，成果不易巩固也难谈比较理想效果。预计中共统治终结后，配以世界局势演化，中国人很多观念能得到很快改变，但观念改变不等于思维和性格也同步改变。较之观念陈腐，思维顽固和性格猥琐更不利于人道事业。毕竟，改国体和变思维思想都是手段，让这块土地上的众生获得切实的身心解放才是目的。惟此为大。

结语。

文明愈前行，愈不安全，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冲这一点，这个时代就不值得称赞。世界如此，中国更不例外。

宏大的叙事总不免让普通人闹心，怎奈轻松的风花雪月叙事无助于普通人命运的改善。权贵们倒是巴不得小民的生活不是麻将就是性，一应庄严神圣的宏大叙事皆由他们炮制。

大量普通人将成为“多余的人”，已非耸人听闻，前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牛马的价值尚且不可得，人这个字也就不用再写了。

所以，改思维，变观念，配以行为，我们普通人非如此不能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