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力平坐看云起  老孙荐读  2025年09月21日
让我们站到地面上来讨论问题

现在,进步与保守,左与右,如一团乱麻。如果就在纯粹理念的层面来争论,可能只能越争越乱。为了澄清思考这个问题的脉络,我们不妨用一个相对简单而又适合平心静气进行讨论的案例作为基础来进行讨论。

这个实例就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

我们也别先从宏观上来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基于个人的感受和立场来进行讨论。

我想首先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把你现在享受的种种社会福利取消,你同意不同意?如果你是一个老年人,把你的退休金取消,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得了病,你的医保不起作用,医疗费用全部自负,你高兴不高兴?

 

如果你说,所有这些东西我都不想要,那好,我们不用讨论了,因为没有讨论问题的共同人性基础。

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好的,都是自己想拥有的,那我们再来讨论:这些都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些东西?我们应当如何在人类的演进中把握其中的趋势和处理其中的问题?

社会保障不是从来就有的

为了使问题的讨论能够简明扼要,我们干脆把社会福利也先放到一边,只讨论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

自古以来,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个人至多是家庭的事情,与更大的社会无关。国家与社会的主要责任是保卫边疆、维护秩序。在那样的时候,社会中会有一些自发的救助与支持,如邻里的互助,民间与宗教的慈善等,但正式制度层面的安排几乎是没有的。

有史料可查的最早制度化社会救助体系,是由英国发端的。1601 年,为了救济因圈地运动而失地无业的贫民,英国颁布了《济贫法》,这被视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早期雏形。1834 年,英国又出台了《济贫法修正案》,主要解决英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对穷人的救济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是诞生于19 世纪末的德国。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其工业化进程推进速度非常之快,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德国相继于1883 年推出《疾病保险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律),1884年推出《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 年推出《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

这大体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成型。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步要晚于欧洲国家。就此而言,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大萧条中,罗斯福总统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作为拯救危机的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律。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奠定了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

现在世界上哪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最好的?

由于使用的指标不同,结果当然会有一定的出入。但人们一般公认,下面这些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排在世界前列的。

丹麦:以高质量的生活和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闻名。拥有全民免费的医疗保健系统、慷慨的育儿假政策以及对老年人的周全照顾,政府还提供广泛的就业培训项目。
 
瑞典:为公民提供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心理健康支持。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产假政策之一,父母双方可享受长达480天的带薪假期,同时注重家庭和谐与社区建设。
 
芬兰:在教育领域享有盛誉,政府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此外,芬兰拥有全面的儿童福利计划,包括免费托儿服务和高额的家庭补贴。
 
挪威: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为所有居民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广泛福利,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
 
法国:医疗保障制度完善,公民和合法居民享有免费医疗待遇。国家提供免费教育机会,还有众多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实行全民社会保障体系。
 
德国:社会福利体系以全面性和高效性著称,包括全民医保、优质教育等广泛福利,特别重视职业培训,提供全面的职业发展支持。
 
奥地利:以高质量的生活和完善的公共服务闻名,提供全面的医疗保健、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及广泛的就业支持,重视家庭福利,提供高额的家庭补贴和优质的托儿服务。
 
 
保障与福利的利弊及左右之争
现代福利国家虽在保障民生、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运行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第一,经济效率受损:高福利依赖高税收,企业税负过重导致投资意愿下降,劳动者因“福利兜底”降低就业积极性(即“福利陷阱”),有的国家甚至存在远非个别的“主动失业”现象,这势必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影响。第二,财政可持续性危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退休人口增加、劳动人口减少,养老金、医疗开支持续膨胀,导致政府财政赤字高企。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成为财政最大负担。第三,社会活力弱化:过度依赖国家福利,削弱了家庭、社区的互助功能,部分群体形成“福利依赖”心理,丧失奋斗动力;同时,高福利引发的“福利公平”争议,也加剧了社会分化与矛盾。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左右之争。概括地说,其分歧主要是:
 
在政府角色的定位上,左派主张政府应承担核心责任,认为社会保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来建立和维护。右派则主张限制政府角色,更强调市场和个人责任,认为过度的政府福利会抑制个人奋斗和市场活力,倾向于将部分社会保障职能交由市场或社会组织。
 
在福利政策规模与覆盖的范围上,左派支持建立全面、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医疗、教育、养老、失业等多个领域,从而确保全民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右派则倾向于小规模、针对性的福利政策,福利应主要面向无法自救的弱势群体,反对“全民福利”,以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水平。
 
在资金来源与税收政策上,左派支持通过提高税收(尤其是对高收入群体和大企业增税)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认为高收入者应承担更多社会义务,通过税收再分配实现公平。右派则反对高税收,主张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以刺激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是改善民生的根本,社会保障资金应更多依赖个人缴费和市场融资。
 
在公平与效率的优先级上,左派将“社会公平”置于优先地位,认为社会保障的核心目标是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右派则将“经济效率”置于优先地位,认为过高的福利会导致财政赤字、降低劳动者积极性,最终损害整体经济发展。
 
最后说一点我关于进步与保守问题的思考
进步与保守,实际上是左右之争的底层逻辑。如果我们贴着进步与保守的问题来讨论左右之争,问题的脉络就会更清晰一些。
如前所述,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来解决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顶多是邻里间的守望相助。但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同时也由于人们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带有越来越强的公共性,这些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由公共机构来解决。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在30年代大萧条中,罗斯福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
 
这就是社会进步的理念。
 
真的有人不愿意或不在意这样的进步吗?亿万富翁可能不在意,但基于社会道义与良知,他们大多不会反对,甚至不少人慷慨解囊,捐出自己的财富以帮助他人。即使是那些整天在理念上与进步主义不共戴天的人,可能少给他一分退休金,他也会不依不饶。
 
这说的是共识的一面。
 
但在现实的层面,这些保障和福利有谁来做?能做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福利和税收如何平衡?人们的看法和主张,确实不尽相同。这就是上面说的在这个问题上左与右的分野。这种分野是正常的,社会要做的是如何对不同的诉求进行平衡,以及在不同的情境中进行选择。
 
那什么是这个问题上的极左与极右呢?
 
一般地说,极左主张建立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覆盖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民福利国家”,甚至主张通过公有制消除贫富差距,让社会保障成为实现财富平均分配的工具。为此,他们甚至主张可采取极高的累进税,甚至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
而极右则主张大幅削减甚至废除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认为社会保障是“养懒汉”的制度,违背了自由竞争和个人责任原则,而应由个人、家庭或私人机构完全承担。还有部分的极右势力,将社会保障与“族群”“国籍”绑定,主张仅向特定族群或本国公民提供有限福利,排斥移民和少数群体享有社会保障。这就带有明显的排外和对特定人群的歧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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