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天涯离别苦”
——父亲顾仑布去世五十五周年祭
顾雁
今年9月22日，是物理学家顾雁教授的父亲顾仑布（1900～1970）去世五十五周年。顾仑布，上海南汇县顾氏家族中最早登陆欧洲大陆的世家子弟，他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到工厂就业。十多年里，他自学纺织技术，也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他还带动了表弟傅雷留学法国，使傅雷在人生历程中迈出重要一步。20世纪30年代初顾仑布回国，1932年，与大同大学毕业的孙缦真结婚。
孙缦真（1902～1998）是奉贤县金汇镇首富之家孙炽昌（1878～1944年)之女，也是那个时代较早接受现代教育洗礼的女大学生。顾仑布和孙缦真育有两子一女，其次子即顾雁。
顾雁后来的同事和学生很少有人知道，顾雁在大饥荒年代发起创办地下刊物《星火》，抨击思想专制，呼吁民Z，因此被捕入狱。他与林昭、梁炎武被列为同案起诉，获刑十七年。父母与年仅二十五岁的爱子长别离，心灵上承受了深重的创痛。
这里刊出的是顾雁、顾麋兄妹对父亲的回忆，其中也穿插了母亲的故事。《“阅尽天涯离别苦”》，标题来自王国维的词，顾雁的父亲顾仑布晚年时常吟诵。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顾雁：《父亲期待的那一天》，下篇为顾雁、顾麋《“寂寞梧桐寂寞风”——怀念我们的父亲母亲》，标题来自顾雁的妹夫、戏剧评论家李惠康（1936～2022）1973年为顾麋所写的一首祭父词。妹妹顾麋的回忆，补充了父母家人视角中的场景和经历。她讲述了顾雁被捕当天在上海家中的搜查、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带给父母的安慰、父亲临终前的悲怆，还有她在兄长缺席、政治高压下独自办理父亲后事的情形。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顾仑布知识渊博，思想开明，头脑清醒，他深知顾雁与他的朋友们、林昭、张春元……因肩负大义而身陷囹圄；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他忍辱负重，以种种形式给儿子传递着爱与理解，支持顾雁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两篇回忆为研究南汇顾氏家族后嗣顾仑布的生平填补了史料空白，也让我们看到《星火》案对当事人多方面的影响。对顾仑布先生去世五十五周年的祭奠，其意义超越了个人情感。我们从文中读到一个家庭所经历的世纪变迁、两代知识人的忧患和担当，还有夫妻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情感连接。极权政治通常以瓦解亲情和剥夺人性为代价，而亲情的纽带亦有着潜在的抵抗力量；在研究当代中国受难者的个人史时，这是值得重视却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一个侧面。
在顾雁和顾麋兄妹的回忆后，这辑纪念文章还包括艾晓明《狱中家书——读顾仑布致顾雁的两封信》，该文从研究者的角度解读了顾仑布两封信的潜在含义和文采特点。如此，读者可以从顾仑布本人的文字里，认识他的内心世界。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顾仑布在顾雁两岁时带着他逃难，对这个早慧的孩子寄予了深厚的希望。顾雁21岁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57年成为兰州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家徐躬耦的第一位研究生。顾雁1960年10月18日因《星火》案被捕，直至五年后被宣判，才见了父亲一面。1970年，顾仑布怀着深深的思念和哀痛，怅然离世；此时距离顾雁冤案平反，还要再等十年时间。
父亲期待的那一天
顾雁 口述/修订
艾晓明撰稿/编辑
“1919年3月17日上午11时，日本邮船“因幡丸”号驶出上海汇山码头，船上乘客中有89名赴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航行，到达目的地——法国巴黎，开启了大批青年学子赴法勤工俭学的航程。”
我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我的父亲应该就在这条船上，他是第一批由上海到巴黎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之一。他的名字顾仑布，与哥伦布谐音，很可能是他自己改的。我的姑母顾飞和小叔叔顾玄，他们的名字都是单名，我估计大伯父和父亲的原名可能也是单名，成年后，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改了名字。
父亲留下的老照片：（左）父亲在越洋轮船上，（右）法国民居
我们老家在上海南汇县周浦镇的黑桥，我的曾祖父顾墨痴曾任京官，祖父顾鱼冰，在家乡行医，年纪很轻就去世了。据地方志研究者所写文章，他曾与黄炎培同任南汇县视学，并在周浦镇上创办了杨洁女校。
祖父祖母有子女多人，其中大伯顾佛影（1898.9～1955.7）是报馆编辑，诗人，大学教授。父亲顾仑布生于1900年8月16 日，父亲有一个弟弟过继给姚家，是医生。父亲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妹顾飞（1907～2008），我们称五姑母，她是黄宾虹的弟子，也是知名画家。小叔叔顾玄曾留学日本学农，抗战期间，他在住宅旁边办了个桃园，大概有十来亩地，专种水蜜桃，远销东南亚各地。
乡间人们称我曾祖父顾墨痴为六爷，是他的上一辈发的财。小时候我听父亲讲起，说六爷的父亲好像是叫“祝虚公”。太平天国（那时人们都称之为长毛）的时候靠做外贸发起来的，后来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他在黑桥建了我们的祖宅“松鹤堂”。就其规模来说，这样的房子当时在南汇也是数一数二的。宅子有五进七行，你想象一下，五个大门，横里有七层，间隔天井和甬道，大约有上百间房间了。宅子最后边是一条河，河对岸便是空旷的田野。文革之前那个大宅子还在，现在一片瓦都没有了，全部给拆得精精光光。
松鹤堂是深宅大院，到我父亲那一代，大部分房主都去了上海，只有少数几个远房的老太太和其他亲戚住在那里，绝大部分房间都是空的。松鹤堂我们称东宅，我们的老宅在它的西边。小时候去东宅玩都害怕，房子太多，不敢独自进到后院去。我的一个姑婆曾带我们去到后边，要一层一层进门，最后打开门就见到一条河。跨出门，前面是“水桥”，我们乡下说的“水桥”不是真正的桥，而是在河岸的一边下水的石头阶梯。通常的水桥顶部是人行道，松鹤堂北边沿河而建，水桥顶部就是松鹤堂后门，从后门出去，左右两边都有阶梯下河。我姑婆告诉我们，平时她们也不大来这里，除了要洗大量的衣服和被单才过来，因为这里的水比宅前的河水干净。
记得小时候在黑桥，那里还有我们家族的一个祠堂，到南汇县的县志里去查，应该可以查到。
到我们曾祖父这一代就分家了，我们这一族出宅，松鹤堂里边的房子，大概分给了比我们曾祖父年长的两个儿子。出宅就是另立门户，分给你多少田，然后你自己建房子。我们曾祖父建的老宅名“德星堂”，建在祖宅西面约一公里处，其规模和式样与傅雷家的老宅基本相同。现在“德星堂”房子虽然破旧不堪，但其中一半还在。另一半文革时卖给了一个塑料厂，后来被拆除了。
我爷爷去世后，家道中落，田都卖掉了。我父亲兄弟姐妹有六人（顾佛影、顾仑布、顾子杰——后过继给姚氏，名姚霭园、顾飞、顾玄、顾慕洁），这时是我父亲的姑母来当家，她带了她们家里的钱来维持局面。
姑母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她嫁的也是比较有钱的地主，可能这个地主死掉了还是怎么的，姑母掌权了，她就来照应娘家的人了。
我父亲讲起他小时候，说是念完初中后就让他去长沙当学徒。后来去南京一个专科学校念书。有一个亲戚为他争取到了去法勤工俭学的名额，这是江苏省的两个名额之一。去法勤工俭学是政府出的钱，具体经办的机构是李石曾他们创办的华法教育会。1919年，父亲赴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父亲的印象中，那时的法国乱得不得了，到处都是伤兵。
到了法国后，他们先在里昂的一个中学学法语。当时还拍了一张集体照，第一批共六十人，年纪最大的是徐特立，年纪最小的是我父亲。他那年十九岁，我在家中见过这张照片。
勤工俭学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政府不再给钱，学生们也就全部散掉了，他们各自找工作。后续到来的人父亲大都不认识，他只认识其中少部分人。
父亲在法国时，起初还没有共产党，最初只是一个团组织。党是1921年在国内成立的。学生散掉以后，这个组织还在搞政治活动，民国政府不认可，法国把他们驱逐出境。我父亲跟我讲，他们这批人开始时想去比利时，比利时不让进，只能在边界待着。后来苏联同意接纳，这批人就去了莫斯科的东方大学。
我父亲没有参加团组织，他有些朋友参加进去了。后来他们来到上海时，有人也会来我家里，讲他们熟悉的人，讲一些江西根据地的事情。对于共产党初期的那些事情，父亲知道一点。
父亲选择留在法国，那时生活很苦，他自己出去找工作。在法国最苦的时候，什么活都干。收获的季节到乡下去干农活，没有工作时，也在桥上帮人推车。后来他进到工厂里，正式当工人，还加入了他们的工会组织。在法国，他第一步要生活。后来境况好了一点，有了固定工资、职位，他从工人到技工，一步一步升了上去。父亲有初中文化程度，在法国留下来后进了函授学校。他还自学了微积分、高等数学等，搞技术工作，这些专业知识都是基本的。工艺制造，看图纸，要进行计算的。他告诉我，这些机械零件与曲线运动相关，要具体设计，你都要弄懂，至少要知道几何、微积分，这些他都学。
如果一直留在法国当然也可以，他讲过，法国一个房东的女儿大概对他蛮有意思的，但他不想。在法国十多年，中间他回国两次。第一次回来时还把傅雷劝过去了。
第二次回国大约在1926年，那时父亲在一个纺织机械厂当总装配的技师。世界各地的人来那个厂买机器，有一个美国人要买一套机器，到上海去建厂。法国人说，这里有一个中国人。那个美国人就邀请我父亲一起去，给他月薪两百多大洋。回国后就到这个厂里工作，等于是总工程师了。因为整个机器怎么安装，都得由他负责。
父亲在法国多年，理念完全不一样。他觉得要有工会、组织这一套东西。那个美国老板恼了，你怎么能站到工人那边？那时刚好1927年，有工人上街游行，我父亲也参加了。父亲认为，按照常规，他们有这权利。做了几年后，与老板不合，父亲丢掉饭碗，又回到法国。
父亲在法国工作，有了一些积蓄，他再次回到上海，打算结婚了。结婚那年应该是1931年。那时他自己办了一个厂，做围巾什么的。自己买机器，在闸北租了一栋楼，楼下专门做围巾；产品都是高档的羊毛围巾。
1932年1·28战事，闸北的房子被炸。我父亲买的大字典，像法国的拉卢斯大字典，他说有两大本，还有他的许多书全部被烧掉了，损失惨重。战后父亲在虹口租了房，继续办厂，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日本人来后，围巾厂停办，这时已经有了我的哥哥顾鸿和妹妹顾麋。母亲和父亲分别逃难，因为不可能一大家人都去一处投亲靠友。母亲带着哥哥和妹妹，住到了法租界我外祖母的家里；父亲带着我先是住在黑桥老家，继而与叔叔和婶婶等人一起逃离上海。我们顾家大概有七八个人，一起雇了一条船。当时水路直接通到杭州，顾家人到了杭州上岸，前往金华方向。我父亲信上写道，走到兰溪附近一个叫游埠的小镇，在这里停留下来，向当地人租了几间房子，住了至少三四个月。后来得知上海的情况，我们浦东黑桥的老家没有被日本人烧掉，但母亲老家在奉贤的房子全给烧掉了。日本人来后，那里的游击队杀掉了几个日本人，侵略者就烧房子。我母亲的老家在奉贤县的金汇桥镇，她们家的房子又大又多，还有私家花园，比顾家在黑桥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外祖父是当地的大地主，在民国时期做过国会议员。几个姨妈里面，我母亲嫁的人家算是最穷的。
父亲带着我在游埠住了几个月后，得知乡下的房子没有被烧掉，秩序也还可以，那么就想，在外边住在别人家，要花钱，要吃饭，到底不方便，大家就都回到上海了。
回来以后，父亲在上海的租界租了房子，那时我才三四岁，这个记忆我有的。我们在中山公园边上的亨昌里住了几年，哥哥顾鸿在那里上了小学。1937年上海沦陷，很多上海人都有我们家这样的经历。在租界里是安全的，法租界，英租界，日本人不敢进来，都有当地的警察管。那一段时间很多上海人都跑了，有钱人往租界跑，没有钱的就跑到内地。父亲的几封信中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历史跟国家大事有关系。
回到上海，父亲又得找工作。有个老板要办纺织厂，做丝袜，这当时在上海是高档商品。他知道我父亲，就请他去。因父亲工作的关系，我们搬到西康路（那时叫小沙渡路）的福荫邨。以后父亲就跟着这个老板，他姓陈，是个医生，但我父亲说这些人都是大坏蛋。
陈医生这个人医术不错，我母亲说，我们小时候生病请他来，一副药就能解决问题。
刚开始，老板对我父亲很好，把厂办起来以后，就一点一点排挤他了。1941年后，日本人进租界，袜子的销路也不好了。
在上海待不下去，我父亲离开了那个厂。我那时五六岁，记得有一天，有好多人把一包一包的东西搬到家里来，往床底下放。什么东西呢？原来，用机器制造袜子需要钩针，所有的袜子厂都用这种钩针，我父亲就买了一大批放在家里。他对母亲讲，他与这个行当里的人较熟，没钱用了，就找熟人，卖掉几包。然后我父亲就一个人去了内地。
那时去内地跟人做生意，就像跑单帮一样；也是家族里一个亲戚介绍的，做的是染料生意。父亲不懂，他做总务，主要搞管理。抗日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家里，我们的经济情况立即好转。这家染料店有三个老板，都是浦东本地人，抗战期间在内地开了几个分店，主要业务是上海总店从国外进货，加工分装后运往内地。父亲去内地后跟了一个姓刘的老板，老板对他蛮好。胜利后那一段时间，这个店发起来了。店其实很小，怎么会发财呢？主要是走私。当时从美国进口的染料，阴丹士林最吃香。商人们通过行贿海关人员，大批大批地进货。蒋介石当局不得不公开抓几个，当时的报纸上还登出了一些走私公司的名单。父亲回来说，我们这个小公司的名字居然也在里面。
我记得，那时刘老板在上海徐汇区的住处是个很大的花园，里面有十几栋高档别墅，现在应该是高级领导的住处了。父亲跟的就是这个刘老板，他能在店里管账和人事，显然是刘老板安排来对付另外两个老板的。那一段时间，父亲上下班都有汽车接送。解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位刘老板解放前经常跟国民党的官员混在一起，“镇反”期间在重庆给抓起来，后来被枪毙了。
1949年后，父亲感到在这家染料店干不下去，他就想回到本行。他觉得自己有点技术，辞职不干了。他本来在公司有股份，辞职时他把股份都给了刘老板的遗孀，自己不要了。
1950年代初，父亲辞职后失业在家，大约有几年时间。他在家里也闲不住，自己琢磨着设计做袜子的机器。他跟我讲他一个新的思路，以前是用一个圆筒子，他设想用新的方法绕线，他自己制图。完成以后，他把图纸寄到北京。那时解放不久，北京还有个专利局，专利局接受后给了回信。我父亲的发明编号是第五号专利。但没多久专利局被撤销，政策也改变了。
这条自谋职业的道路走不通，坐吃山空。1952年我已经上北大了，我哥哥在上海交大，妹妹在上中学，家里原有的那点积蓄要用完了。
傅雷是父亲的表弟，傅雷认识的人多，他的名气响。有人要找家庭教师，傅雷就推荐我父亲，说我父亲国文功底很好。经傅雷的介绍，父亲有段时间也做过家庭教师。
大概是1956年，那时候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闲居在家的人才出来参加工作。傅雷要我父亲写一份简历，由他直接交给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柯庆施。
柯庆施是留苏的，和勤工俭学的一帮人也有点交往。傅雷呈交的简历，经他一批一转，转到上海市纺织机械工业局。这样我父亲得到了工作机会，被安排进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给了他工程师的职位。他毕竟是留法的，履历和经验都够格，工资大概有一百多。父亲熟悉机械设计，虽然纺织机械门类很多，基本结构也差不多。
傅敏写过一本回忆录，讲他父亲怎么会留法的，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勤工俭学回国两次，第一次回来时，他已经在那边当了工程师，工资什么都不错。他到傅家去，讲了在法国的经历见闻，鼓励傅雷也去法国。傅雷的母亲不同意，他父亲死得早，母亲很严厉。我父亲就去找傅雷的姑妈，傅雷父亲这边最亲的长辈就只有这个姑妈。我父亲跟他姑妈说好后，两个人再一起去跟他母亲谈。最后傅雷的母亲同意了，但提了一个条件：要先跟梅馥结婚。他们早已订婚了，傅雷同意结婚。他母亲卖了田产，同意傅雷出去。这件事情梅馥一直记得。现在一些研究文章里提到，1927年，傅雷受到留法勤工俭学归来的表兄的启发，年底自费留学法国；这位表兄就是我父亲。
我跟傅聪、傅敏是同辈，小时候也去过他们在重庆南路169弄4号巴黎新村的家。1959年回到上海后，我翻译了五六篇法文的短篇小说。一篇是《柏林之围》，另一篇是都德的小说《磨坊来信》中的一节，很短；我父亲拿了这篇给傅雷看。
当时我考虑，物理搞不成了，翻译也是条路，总要吃饭嘛。只要傅雷在，他说可以，为我推荐，应该有发表机会。
我的译稿只有四五张纸，稿纸最多五百字一页。傅雷给我的回复，比我的翻译的稿子还厚！他用毛笔字，竖写的，写了十几张纸，指出我一百多条错误。你说他认真不认真？他跟我父亲讲，要我去面谈。我想，我们俩都是右派，我一去，真的讲不清楚。傅雷完全是一个实心肠的人，他这么认认真真对我；我那时正在做有风险的事情，不能把他也连累进去。所以我没有去。
傅雷夹在法文小说中的亲笔字条，右图应该是写给出版社编辑的注意事项，左图可能是有关译文的草稿。
后来提审我的时候，公安果然就说：你跟傅雷密谋，要把傅雷弄到香港去。
我心里坦坦荡荡，知道这在吓唬我。我说连去都没有去过，怎么跟他密谋？一共一封信！我把翻译的文章给他，他给我回了信，对不对？面也没有见，怎么密谋法！
后来大概他们也搞清楚了，确实没去过，没有再问这个。
我被抓进去后，父亲提前退休了。他本来就身体不好，一直在生病。1961年9月底，傅雷摘帽了，陈丕显他们还亲自去傅雷家看望，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从来不来我们家的，听说我父亲卧病在床，拿了黄油、蛋糕来看我父亲。这些东西当时一般老百姓买不到，他可能是有傅聪寄来的外汇才买到这些。
结果，我母亲见到的：这两个人在亭子间里讲了一会儿，忽然见傅雷气冲冲地下楼去了。母亲后来跟我讲，他们主要是谈到对老毛的评价。傅雷这个人，他还在为老毛讲话，他说：不是老毛出来，谁能压得住！他意思应该是，只有毛主席能够压得住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反右。总之，父亲与他话不投机，傅雷这个性格，马上翻脸走了。
文革中傅雷自杀，听到这消息，我父亲很难过，他哭过。我想，傅雷对老毛的认知与我父亲不一样，与他们的经历不同有一定关系。傅雷出国是自费，接触的人都是画家文人，他完全不清楚搞政治的人的心理状态。而我父亲早就知道他们的底细，知道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争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认识清楚了，这些搞政治的人，为了自己的权力，可以做任何事情。
傅雷给我的信、傅雷送给我父亲的书，抄家都抄走了。傅雷每出一本书都给我父亲一本，在上面题字盖章，整套都齐的；文G时全部给红卫兵抄走了。
你问父亲有没有写过自己的经历，可能也写过，现在都找不到了。但是我保留了在监狱中收到的家书，父亲、母亲和妹妹都给我写过信。
后来在上海家中一个抽屉里，还发现了父亲在八十七年前写给母亲的三封信，应该是我母亲保留下来的。妹妹现在眼睛严重病变，看不清文字记录，我就拿回到合肥家中保存了。
我母亲孙缦真，在教会学校启明女中毕业，后来在大同大学上了两年。大同大学在上海算有名的，母亲跟柳亚子的两个女儿同班同学，她们还曾在一起合影。那个年代女性进大学不多的，母亲有五个妹妹，几位小的姨妈都没有进过大学。
母亲讲，毕业后她到无锡，在一个女子中学教书。父亲从法国回来去看她，还给她表演拉小提琴。父亲那时也蛮帅的，他回来提亲。
父亲抗战胜利后回来与我们团聚，1947年摄于无锡。
母亲结婚后就没法继续工作了，1933年生了我哥哥顾鸿，两年以后我出生，再过两年是我妹妹。三个孩子，父亲以《孟子》里的一句给我们取名：“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大哥顾鸿（下图右一），我顾雁（左一），妹妹顾麋（左二）。
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应该是1942年父亲去内地前摄。
今日分别，实为我极烦闷之事。昨晚雁雁颈中珠串拉散，遗珠床上，我就恐是分离之兆，不意果然。今日收拾房间毕，一人独坐，颇觉凄凉。雁雁颇有志气，脚上皮疮已涂药膏，用纱布包扎着鞋自走。惟望汝等种种且自宽解，勿生忧郁。我身为丈夫，无力保妻子，托庇他人，种种愁闷非言可喻。顷间阅报，见闸北已退出，我等房屋想已付一炬；不过以后倘我再至上海做事，当然孤身暂住，家具等物一时亦不再办，故亦无大损失也。今日汝等去后甚不放心，时时牵挂不同往日，不知何故。我与蝙官等决议意至浦东受攻击时再走，雁雁一人总可想法，不必虑及。惟汝一人招呼二小孩未免劳苦，麋麋至沪后安静否？我心中最觉无趣者，厥为汝等目下无钱用度。总之我命运乖蹇，带累汝等受苦，夫复何言。麋麋小鞋子两双，打包裹时漏出在家中，汝等途中劳苦自不必言。惟今日南市搬出之人定必人山人海，租界通过有否问题，总望即回信来。
房中雁孩已睡，晚照窗前，树影零乱依然如故，不胜伤感也。
父亲在黑桥老宅写下的这封信，日军在头一天（10月27日）占领闸北，家人被迫分别逃难。母亲当日带着哥哥、妹妹离开父亲与我，那时顾鸿四岁，顾麋还是婴儿。他们走后，父亲坐立难安，物是人非，他内心非常牵挂、焦虑和自责，当晚即给母亲写信倾诉。信中提到的“蝙官”是我的小叔叔顾玄。
母亲前面是哥哥顾鸿，父亲前面是我，我随父亲逃难时，可能比照片上的年纪还要小。
我们自三号动身以来，路上与风雨饥寒奋斗。到杭州后，曾有信发出，不知曾否收到？二十二号至严州略住三日又来此处，以后不拟再迁。此处离兰溪四十里，地方富庶，菜蔬及鱼肉均甚贱，肉每元五斤半，白菜每斤十余文，米每担四元，真理想之避难处也。唯房租略贵，我们所租为客堂两边之次间，两间每月四元，房间黑暗又无地板，惟在此地已算最响亮之房屋矣。过几日后想法做做小生意，以备糊口。雁雁身体尚好，皮疮仍时常发作，颇为讨厌。房东为两代寡妇及十六七岁起之小孩四个，最小者七八岁，均系男孩。屋前后有小园地，离游埠市镇（如周浦大）有二三里，故买小菜略远。买豆腐有挑担走过水池，亦不甚远，尚算便利。遥计自三号以来，未有一夜安稳睡过。昨夜方将什物全数打开取用，唯我一夜睡不着，想大哥在宜兴，不知逃向何处，浦东家中更在天涯地角，你们安好否？江南浙北锦绣山河，到处的鸡犬桑麻，如今不知怎样了。读老杜之忆昔开元全盛日，真堪痛哭。小妹妹本可同来，不料至今音信乖隔，尚未聚首。一路所见无家可归之人、无法迁走之人何止数万。我们因蝙官人地熟识，处处便宜。故自浦东至今，路上只用去四五十元，不可谓非幸运也。路上闲人谗言上海租界如何如何，想必不确，望得信后将生活情形详细告知我们。在此照目前生活程度，可支持一年有余；小妹妹如来同住，尚可多支持三四月。如做小生意顺手，更可安定也。你们倘有便得知浦东情形，亦望略告一二。即问
如大哥处有信息，千定通知五官及我们。又：我们现住地址亦望通知五官。信寄浙江兰溪游埠蒋恒生转下俞项宅顾收。
从父亲的信中可见，母亲带兄妹去外婆家避难一周以后，父亲率家人一行在11月3日离开黑桥。水路转旱路，走走停停三个多星期，直到11月27日才算安顿下来。当时大伯伯还在宜兴，音信全无；小姑姑还未赶来与我们相聚。父亲要顾及弟妹，又牵挂着留在浦东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幸亏有小叔叔打理各种事务，分担了父亲的责任。杜甫诗里写“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父亲饱尝颠沛之苦，对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尤其有共鸣。所以他信里写：“江南浙北锦绣山河，到处的鸡犬桑麻，如今不知怎样了。读老杜之忆昔开元全盛日，真堪痛哭。”
战时邮路不畅，寄信收信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父亲仍未见母亲来信，在12月13日又写了第三封信：
前上数书迄不得复，我等避居此处，尚属安堵，生活程度亦尚便宜，一时敷衍究属容易，惟如时局变更，须再迁移一次，此后情形便难预测。雁孩正在桌上将铅笔乱画，身体甚好，皮疮因天气忽然和暖，重复大发。昨去本地卫生所诊治，谓须每日用来沙尔洗浴，身上衣服当每日更换，且当用开水泡过，以免传染。目前洗濯不便，颇难办到。小妹妹场址迁在兰溪，离此只有四十里，不日场事完毕，即将前来同住，雁儿即多一个人照应矣。淑英皮（*原文如此）气尚好，但做事一无头绪，使人气闷。我因手指肿烂未痊，不能落水，诸事不便，且雁孩缠住无时，做事均蝙官一人操作。但关系雁孩之事，淑英极为切心，新近已将前裁之衣料做成棉衣一件，即洗尿布衣服等亦颇勤力，彼等自己之衣服什物反弄得一团糟。大哥消息不知，沉闷已极。闻南浦有游击队举事，未知有否确实消息？鸿孩等安好否？此处天气较上海和暖，诸凡幸运，惟气闷耳。此处有一乡绅俞姓，家族颇众，亦有数人时常来往闲谈，但书籍甚少，程度亦浅。我等即使再迁他地，此处信札仍可托彼及代转也。即问
父亲信中提到的淑英，是小叔叔顾玄的夫人姚淑英，那几个月里，我每日的吃喝拉撒，全靠婶婶照料。父亲内心的忧患，后来我看信才了解，当时我两三岁，只知道吃和玩。父亲后来经常讲我的笑话，说租住人家的房子，我还会跑到隔壁家，问老婆婆：有没有山芋？要吃山芋。父亲信中写道，我当时正在桌上用铅笔乱画。父亲写完信，我大概是握住了父亲的毛笔，或者是父亲捉住了我的手，如此在信笺上留下了稚拙的笔迹，大概想写的是“姆妈来！”还写了“阿哥”和妹妹的名字“麋”。
1959年底，我从甘肃逃回上海。父亲说，你现在就躲过这个劫难，不是你一个人，大家都这样。能够回到上海，总比留在西北好。
回来以后，上海家中也住不下，我主要是住在乡下的黑桥老宅。那时我跟父亲也有通信，他信里用了一个成语：“韬光养晦”。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父母都不知道我与《星火》的那些事，张春元和谭蝉雪来到上海我家，我马上就把他们带到乡下去了。所以当年10月18日我被抓捕时，他们完全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父亲对我有很高的期待，结果，我被划右派，又被抓进去。抓进去也不判，过了一年五个月，到1962年3月，林昭被保外就医放出来。她去了我家，父亲才知道我们在乡下印“反动传单”，被搜走油印机等，到底是怎么回事。
1965年6月初，判决下来，家里也都知道了。我母亲对法院送判决书的人说：我的儿子，是很好的儿子！送给你们培养，上了北大，是你们培养出来的，你们判这么重！
判决入监，可以会见家属了，都是母亲和妹妹来。父亲身体很差了，但他也来了一次。
林昭跟我父亲很谈得来，她第一次被捕后失去了父亲，而我的父亲失去了我。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她和我的父母、兄妹一见如故。妹妹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她特意将自己平时用的一支原子笔夹在物品中送进狱中，说我小哥顾雁见了会明白的……她见我父亲患有严重哮喘病，也很关心体贴，把自己省下的定量供应的糕饼券、糖票等送来。我父亲发病时也忙着敲背、倒茶、递药等。”
从她的讲述中，父母得知我出事的原因，也因此而坚守着等我出狱的信念。父亲对妹妹说，林昭有思想才华和独立人格，但他也为她忧虑，说她生不逢时，空有一片报国心，“鸡蛋碰石头”，很危险。父亲担心的是她和我的处境，而不是我们的思想追求。父亲病重的时候，还这样对我母亲说，雁儿以后是有希望的。他说我认识的这些人，包括林昭、张春元都不错，这个案子将来肯定要翻过来。他坚信我一定会出来，他会等到我回家的那一天。
1971年1月4日，西宁滴水成冰的日子，上海家中，父亲的百日祭刚过不几天。母亲在那样巨大的悲伤中给我写信，却一点也没有透露父亲去世的真相。她写到父亲的病况和想念，写到父亲实际上再也看不到的那一天：
你爸爸的病是很痛苦的，长期以来一直在和病魔作斗争，近来每着了一些感冒就发高烧，经过打针、接氧气服药后，也要好几天才渐渐地平下来。可是他的病根是一年深一年，家里人都为了他的病而感到苦难，但有什么办法呢。他时常想起你这个犯罪的儿子，不知何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他希望能有一天能见到你一面就满足了。
有一件旧棉毛衫寄给你，需要什么东西写信来告知，哥哥妹妹都好，小朵仍在托儿所，早去夜回。我们也时常告诉他你有一个叔叔在西宁，他说叔叔要坐火车回来了，爸爸听了笑起来了。
那些年里，父亲不再来信，我心里是有点怀疑的，但每次寄信，我还是写“顾仑布收”，信也都收到了，家里的地址还是那样。
“寂寞梧桐寂寞风”
——怀念我们的父亲母亲
顾雁 顾麋
顾雁前记：在上海家中整理旧物，发现一页母亲手书的父亲简历，夹在顾麋平反后被发还的日记本里。那张纸是从八十年前的旧年历上撕下来的一页，正面印有时间“1944年3月31日”，反面是母亲抄写简历的手稿，这简历可能是父亲战后求职用的：
曾任上海华纯制造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六年（主要出品宝塔牌平机舞袜）德丰针织厂厂长兼总工程师五年（主要出品：Parker 牌平机舞袜） 又宏达制造厂厂长兼总工程师一年
顾麋：我父亲对小哥寄予的希望是最大的。我们三人，他念书应该说是最有出息。所以说，小哥一出事，父亲受到沉重的打击。先变成右派，还可以承受。1960年10月，把他一抓进去，我爸就倒下了，瘫倒了，他觉得没希望了。
本来，在1950年代，小哥北大毕业后去兰大读研究生，学的是原子核物理，是吧？我大哥交大造船系毕业后到大连，搞潜水艇。我说你们两个人，打起仗来，一个搞原子弹，一个造潜水艇。
你觉得我父亲会高兴啊，高兴什么！不高兴。我爸爸的心愿是把小哥送到法国留学，把我大哥送到英国留学，一个学物理，一个学造船，这才是他的愿望，没想到这样的结果。
小哥抓进去，一直到1970年父亲去世，这十年里，父亲一直在坚持，他的心愿就是等他回来。我爸是哮喘病，他抽烟，有肺气肿。爸爸一发脾气，妈妈就问他：你还要不要看到他？我爸就不响了。
晚上我去上课，大概是八点半回家。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学生了，1959年我从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当时是统一分配，我被分配到业余中学担任数学教师。
我们的房子在西康路一条弄堂里，晚上我一个人走进来，远远看过去，觉得我们家二楼窗口有一个人头晃动。我记得，家里除了我父母以外，没有别的人了。我大哥当时已经在大连工作，不在上海。我想，不可能是我爸，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头。
我还没有走到，因为我穿的皮鞋有点声音的，楼下面食堂的门开了，有人走出来，他在等我。我更觉得奇怪，心里跟往常不一样了。当我走到我家门口，进去以后，这个人问我，第一句话就是：顾雁睡在哪里？
我一听就想，这样没头没脑的问题，我真想问他：你们是什么人？因为我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这些人正在抄家，静安分局来了好几个人，亭子间里、大房间里都有人。爸爸平时睡在床上，基本上他是睡在床上不起来的。我进去房间里看到，爸爸坐在沙发上，好像人有点发抖一样的，瑟瑟发抖。他身体不好，所以他经不住。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走过去，对伊讲，我跟我爸说：侬不要怕，没有什么事。不要紧，我回来了。
妈妈在亭子间里，看他们翻东西……把我们的箱子一个一个都倒过来，兜底翻身。
顾雁：他们肯定是要查我的东西，看放在哪里。但是我在家没有地方放东西的，我所有的东西都在乡下，不可能放在上海。
顾麋：没有查出一点来。那天晚上也没有批斗我，他们蛮客气的，也没凶我，只是说，你签个字，看一看，取走的东西对不对？写了个账单给我核对。不像后来造反派，门一撞，书橱里面，我们好多书呢，古文书、小说书，一袋一袋，拎了就走。
静安分局的人最后拿走了些啥，我不记得了，让我签名，这个我记得。
那年我二十三岁，对，二十三岁也很年轻，但我心里一点不怕。我担心的是我父亲，我叫他不要怕。
顾雁：主要来问我的事情嘛。我那时候住在黑桥乡下，上午来抓我，把我送进静安分局的看守所，晚上就来抄家了。
顾鸿当时不在，他在大连那个造潜水艇的单位。当时他已经入军籍了，穿上了军装，军衔是上尉。
顾麋：侬一出事体，伊就被取消军籍，调回上海，在708所。
1960年10月18号之前，我没看到任何迹象，一点迹象也没有。
顾雁：进了看守所，至少两三天以后，才让人送东西来，已经天冷了呀。10月18日抓我时，一位公安人员看到壁上挂了一件大衣，就让我穿上，当时我就只有一件大衣嘛。在看守所，晚上睡地板。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妈妈送棉被来了。可能是他们抄家以后，叫家里送的。
1965年判决下来以后，我被转到提篮桥，到上海市监狱服刑。爸爸到提篮桥来过一次。
顾麋：那个时候，爸爸已经身体不太好了。没有汽车，我们叫了三轮车，他跟妈一起去的。因为三轮车上只能坐两个人，我是坐公共汽车去，下来再走路。
小哥到提篮桥以后，一个月可以接见一次。有时候宽松一点，让我们隔着铁窗见面；有的时候，只能把东西放着，不能见面。大概是1965年下半年，有那么一次，特别宽松。说可以直接见面了。所以，这一次我和我的父母一起去的。
顾雁：刑事判决书的编号是“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一七一号”，判决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转到市监狱那次见面，感觉气氛真的有点宽松。本来见面是隔了铁丝网的，那一次有点特殊，在一个大厅里面，人们围在一起，四五把椅子一组。来人很多，在大厅里面，一圈一圈的，一家一个小圈。这一次，我父亲来了。
就只有这么一次，后来再没有了。从1960年进去，隔了五六年，父亲第一次跟母亲两个人来， 这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林昭到家里来过这件事，是在第一次接见时我知道的。我妈和妹妹一起来到市监狱，顾麋趁看守不注意，偷偷告诉了我。
顾麋：林昭第一次来，我心里真的一怕。我妈也不在，就我爸一人睡在亭子间里的床上。当时我也在亭子间那个小房间里。天色已晚，我看见外面，很暗的地方，出现一个陌生女子，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棉袄罩衫。那个时候，天还有点冷，声音也没有。前面大房间的房门关着，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开灯。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就一点点走近来，走到我的房门口。我看着她，我不认识她。
那个时候，她梳了两条小辫子，脸色苍白，但一双眼睛很有神。我不认识她，她朝我一看，就主动自我介绍说，她叫林昭，是我小哥顾雁的朋友。她一说我就知道了，因为小哥讲过，这个名字我听到过。
这时我爸坐起来了，她就坐到爸的床上，亭子间里，也没有别的地方好坐。我父亲咳得厉害，她就拍他的背，就像关心一个老人一样。这是第一次，我爸也是第一次见到她。
晚上我去上班了，他们两个人在家里聊。当夜回来后，我从父亲口中知道林昭来访所谈的情况。原来她是被捕入狱后保外就医的。所谓“反动传单”，是写给中共各省(市)委书记的一封油印的公开信，内容是为彭德怀鸣不平，呼吁中国共产党人正视“三面红旗”下的贫困和灾难，认为大跃进是反科学的。我和父亲总算明白小哥顾雁出事之由来，而回味她的话又都很惊奇。
后来她熟了，经常来。她写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信、万言书，也给我，我拿给我爸看。因为她经常来的，后来这些文稿她拿回去了。反正在我们家里，她是无话不说。那年夏天，我爸和我妈到乡下去了，她来就是我大哥接待的。我们都喜欢听她议论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还有她讲到同检察官辩论“到底谁是反革命”，我们觉得很有说服力。她给陆平的信，写到陆平作为北大校长的神圣职责，并对北大压制民主，不讲科学的种种问题提出质问……我们都很敬佩她，但也很为她担心。林昭来家里总要问起顾雁在狱中的情况，但我们只是收到二所寄来的送物单，对小哥在狱中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爸那时身体已经很虚弱了，给顾雁送东西，都是我送的。我大哥不敢，他胆子小。爸爸睡在床上，妈妈年纪也大了。
顾麋：我妈真的是大小姐出身，她说家里的佣人吃饭可以围成一桌，真的是大小姐。
妈妈出生于民国初年1902年，在奉贤的金汇桥。金汇桥是一个镇，一般来说，一个镇就一条主街，整个主街上的房子，全是我妈的祖父造的。
那时候，女孩不能出门的，我妈说她从小要买东西，外祖父就叫店里面送上门来。要买布，就由一个船送来，很多匹布，给家人挑选。女孩要出门都要坐轿子的，在家里吃饭，佣人也围成一桌。
我妈的祖父是盐商，这个盐商怎么会发财，那我也讲不清了。因为听我妈零零碎碎地跟我讲，我妈的祖父是盐商，他后来又到农民家里去收集土布，农民自己织的布，将这种家织土布运到东南亚去销售。也就是说，本来仅仅是地主，后来变成了工商地主。
听我妈说，她的祖父有田地三千多亩，不过，奉贤的地没有我们爸爸这边南汇的地好。估计是靠海边吧，所以不如南汇。
我妈的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我的外公是大儿子，下面还有两个小孩，我们的曾外祖父，估计没有文化，他发了财以后，就要求三个小孩都要念书，所以我们的外祖父，他的名字是孙炽昌，他是念书的。
妈妈根据外祖父的照片绘制过一幅肖像，外祖父在照片外框空白处还题有一首诗：
江东人物问谁俦，感我浮生近白头。
珠海偶逢开口笑，玉关难遣满腔愁。
凭将绛绶夸他日，留得青山第几楼。
汉维文章都入选，维摩风调自千秋。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
遂园孙炽昌自题
时年六十有三
根据照片上的题字来看，外祖父出生于1877年。小时候我们去看他，就是这个形象。1941年，大哥八岁，小哥六岁，我是四岁。
顾雁：我们经常去的，什么道理呢？父亲不是到内地去了吗，那么家里当然穷得很了，每个星期要到那边去吃一顿饭。外祖父那时候还健在，抗战胜利后去世的。
顾麋：我妈妈在孙家这个大家庭，是长房的女儿。曾外祖父的三个儿子后来分家，外祖父也分到很大一笔财产。
外公外婆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大儿子，也就是我妈的大哥，我们喊大舅，在大轰炸中遇难。那时候据说是在租界里边，有一个炸弹掉在大世界，闹市区死了好多人，是中国人自己的飞机，淞沪战争中。
（网载：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的第二天，中国空军大举出动，不但轰炸了黄浦江上的日军军舰，还击落多架日机，因此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民政府的空军节。但也就是在这一天，上海最繁华的外滩和大世界，却意外地落下了炸弹，造成了数千无辜平民的死伤，这天也成为上海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天。）
大舅在上海四川北路邮政局里工作，他在什么学校念书，我妈没提过。大舅那天中午到百货公司（那个地方现在是上海食品厂）买东西，从此就没有回来过。因为一个炸弹下来，正好击中那里，尸首也没有。
那年我妈是三十五岁，他比我妈大几岁，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外祖父的第二个孩子是我妈的姐姐，我妈是老三，这里有照片，都保存下来了。
先说我妈的姐姐，她家在农村，生第二个小孩时因难产去世。后来我妈的四妹，生到第四个小孩也是难产去世。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如果不是在上海，很可能会出危险。
我是1937年6月19日出生的，我妈生我的时候发烧，我出生后她每天发烧，降不下来。当时已经很危险了，所以那个时候女人生小孩，真是一个关口。我外公和外婆，因为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因难产身亡，所以急得不得了，叫我爸赶快去请最好的医生。
当时上海有一位妇科专家，姓孙，孙大夫来看了以后，他说妇科绝对没问题，这个我可以负责；但是否患了其他病，我不知道。
那么全家人都束手无策了，当时我爸在针织厂的老板是医生出身，我爸跟这个老板关系不好，他跟老板的关系从来不会好的，因为老板可能有偷税漏税之类的事，总归是合不来，他看不惯。
但在母亲高烧不退的情况下，他无可奈何，只能把这位陈医生请过来。陈医生一看，立即叫爸去药房去买奎宁quinine。他诊断下来说我妈是疟疾，爸去买了这个药，回来给妈一吃，第二天马上好转了。还是医生救了我妈的命，如果在农村，没有人想到她是患上了疟疾。所以我妈这条命是保下来了。
我外公有了钱以后，在当地建造了一所小学，他自己当校长。那么当然，他的小孩都在这个小学里读书成长。
外祖父和外祖母虽然生养了十一个孩子，但妈妈的大哥、大姐、四妹先后去世，第五第六个是男孩，后来又有两个孩子夭折。最后第九、第十和第十一个都是女孩。和我们关系最长久的小姨就是第十个，我们叫她寄爸。在妈妈那一辈的兄弟姐妹中，就她一个人参加革命了。她去解放区的决定，跟我妈也有点关系。因为我这个姨父刘平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
我妈的小名叫葑，外公外婆也叫她葑，下面的弟妹都叫她葑姐。小辈叫她葑姨、葑姑妈……缦真是后来的学名。所有的女孩，下面都是一个同音字。我妈名字的“真”是真假的真，小姨叫铭罇，她那个“罇”字写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我妈在老家小学毕业以后，首先是我妈的姐姐被送到上海的教会学校启明女中，这个学校在上海非常有名，老师都是嬷嬷（修女），除了教课文以外，还教音乐。我妈的姐姐弹钢琴，我妈拉violin。她们姐妹在音乐、绘画方面都懂一点。
我妈启明中学毕业后，当时女性一般的前景也都是结婚嫁人。外公已经给妈妈定亲了，这人的父亲跟我外公是比较好的朋友，我外公仅仅是秀才，但对方即妈妈未来的公公是举人。门当户对，外公认为他的儿子应该也是不错的。
但我妈在启明女中读书六年，毕业回老家以后，他们之间肯定是距离比较远了。那边的人过来，讲起那举人家的儿子，不是规规矩矩念书的人，而是纨绔子弟，反正家里有钱，也不在乎挥霍。
我妈一听就拒绝了，所以外公退了亲。这时我妈十八九岁，那个年代，照理是要结婚的，但她就在家里画画。那时，你交给妈一张照片，她用炭精笔就能画出来，所以外公的朋友都要我妈画肖像。
在家待了大概有一两年，妈妈要去念大学，你看妈妈保存的《大同大学第三十五期同学录》（民国十八年五月/1929年5月，这个时间应该是妈妈毕业的时间）；在第15页第9行，有孙缦真的名字，留的家庭地址是奉贤金汇桥明理堂。这个时候外公家境还可以，没有完全破落。妈妈上学，一年要六十块银洋。那时候，一块银洋是很值钱的。
我妈在大同大学外语系，她念法文和英文。她们同宿舍有四个女生，其中柳亚子的两个女儿也跟她同住，她们之间像姐妹一样，关系很好。
1929年，妈妈大学毕业，到无锡的一个女中教英语。
她跟我爸认识大概是在1930年，我妈的大嫂是南汇瓦屑镇人，她知道我爸从法国回来，还没有结婚，她就做媒，那时我妈二十七八岁，我爸三十左右；两人互相见面后就都同意了。
1932年6月5日，他们在上海的大华饭店举行婚礼，留下了结婚照。以后每到这个日子，家里总要稍微庆祝一下的。从小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家里，这一天是一个节日。
结婚以后，我妈说我爸的生活起起伏伏。好的时候工资很高，一个月两百块银洋，那时一个帮佣的工钱只要一块钱。但他有时跟老板闹翻了就失业，家境立即就垮下来。
但是我妈吃得苦，她虽然出身富贵，而爸爸的家庭远不如娘家富裕，但她还是满意这个婚姻，因为我爸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以前他法国留学时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家来吃饭，那大概还是在1950年代，因为60年顾雁他一出事，他们也不来了。爸爸的一个同学姓朱，与他一起回国的，来我家时还没进门，他一到门口就叫：小怪！小怪！在法国，他的同学叫他小怪。在我的心目中，我爸的小名应该叫“百晓”，他似乎无所不晓。
顾雁：父亲在家里，也常常给我们讲故事。《西游记》《水浒》，他都会讲，只是没讲过《红楼梦》；后来他在给我的信里提到的梅特林克《蚂蚁的生活》，以前也讲过。他讲得最生动是《儒林外史》，讲那些文人的变化，最初面目如何，发达了以后又怎样自吹自诩，翻脸不认人。
顾麋：你说到天文，他很熟；说到历史，都在他脑子里。他的记忆好到什么程度？1964年，我爸和我妈到南汇乡下去住两个月。我妈说，到了晚上，老房子窗边有一个台子，我妈做针线，我爸就坐在她对面讲《水浒传》。他每天晚上讲一回，没有书，凭记忆讲的。《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每一回标题都有两句话，像对联一样，他全部背得出。你说他脑子怎么这么好？
我爸自己跟我讲的，小时候大人把他抱到客厅，客厅墙上挂了一副对联，念给他听。我爸说他根本也不懂是什么意思，隔了一天，大人再抱他过去，他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要我根本记不住，我小哥顾雁有点像我爸。在家里，有的时候两个哥哥坐好，听我爸爸吹，天文地理历史，你讲到哪里他懂到哪里。
他有点法国人的脾气，法国人吃饭的时候要谈话的，而且他的思想是左倾的，他喜欢议论国事。法国人大概是这样的，什么总统啊，吃饭的时候可以随便议论的。所以我爸说，他刚去法国时，中国人一桌吃饭，其他国家的人一桌吃饭。结果监管人走到中国人一桌说，你们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人家都很热闹，就你们这一桌没有人讲话，不行，一定要讲话。
结婚以后，我妈就停止了工作，她从一个大小姐成为家庭主妇……大哥出生时还有保姆，而我出生才两个来月，淞沪战争爆发。10月28日，日军占领闸北的第二天，母亲被迫与父亲分离，她带着我和大哥投奔外祖母，我爸带着小哥随爸爸那边的家人逃难。
离开家时，我还不满五个多月，妈妈抱着我，领着四岁的大哥到了外婆家。外婆和舅舅住在一起，他们的房子很大，有三层楼，每一层都有一个大间、三个小间；很多亲戚都逃到他们家。
抗战胜利以后，我爸回到上海，那段时间家里很宽裕，好像钱都用不完。因为抗战期间，我爸去了内地，我们苦得吃饭都成问题，谁来帮忙呢？一个是我小姨孙铭罇，她当时还没有去解放区；还有就是我爸的一个远房姑母，她们俩都是小学教师，她也接济我们。
1960年，是父亲的花甲之年。父亲的生日在1900年闰八月的阴历十六，闰八月不大容易碰得到。所以一般就是在中秋节的第二天，我们给爸爸庆贺生日。1960年10月6日是父亲的六十大寿，十二天以后，小哥就出事了。
从1960年10月18日小哥被捕，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出来，中间经历了五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顾雁他到底要被判多久的刑。记得那时写日记，我日记中提到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想不到在 “文革”期间还为这个挨了批斗，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那时家里有一个收音机，父亲常年卧病在家，他每天都听收音机的一个节目。大概是在1963—1964年，广播里天天播送“九评”，反驳赫鲁晓夫；但是，每到12～1点，波段990，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古典音乐，放一个小时。我父亲最喜欢听这个节目，我也很熟。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真好听，我听得熟得不得了。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悲怆》，实际上它开头悲怆，后来是反抗的，他们是反抗奴隶制度，就像中国反抗封建制度。柴可夫斯基自己是一个贵族，他同情奴隶。
我在日记里写：听了第六，真好。批斗时就问我什么是第六。幸亏学校里有一个老师拉小提琴，他知道第六就是《第六交响曲》（悲怆）。那时听西洋音乐的人真的不多，柴可夫斯基是啥人不知道。我心里又气又好笑。
父亲喜欢听，小孩当然也喜欢听。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听的，听得很熟。所以现在我们也听，顾雁听，我大哥也听，我们三个人都是。我现在的音乐CD都是顾雁送给我的，从小听的主要是俄罗斯、法国、德国的音乐家作品。贝多芬、巴赫、亨德尔……是我们的偶像，贝多芬真的是偶像，一个人总要坚强一点。
爸爸还喜欢古典诗词，他在家里读诗都是吟唱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两首，我自己也会背了，一首是王国维的词《蝶恋花》，我唱给你听：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我唱这首诗时，就想到爸爸抗战回来后，见到妈妈，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心情。
爸爸吟诵过的另一首诗我也会，那时小哥在西宁服刑，父亲对他的想念也是寄托在这首诗里：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970年，我还在长兴岛的五七干校劳动。每个月有四天休假，可以回家。巧也很巧，正好我回来，到家一看，房间里没人。我大哥跟我说父亲在医院，我马上赶到医院。这个时候我爸还认识我，他看到我，用手一指：咦，妹妹来了。他们都叫我妹妹的。这天晚上，妈妈一直陪着他。第一天是在医院的观测室，第二天就送到住院部。
我记得，救护车里应该只有一个病人的，结果两个担架抬进来，两个病人在一个车里。路很远，车子起码开了一刻钟。
到了住院部，担架抬下来，搁在地上，病房进不了。进病房的地方有个走廊，担架就放在走廊的地上，爸爸一直睡在担架上。
我就跟爸爸讲：你不要着急，因为病床上的病人还没有收拾好，病床没有空下来。我说，很快就会有病床的。
这时，旁边的人走来走去。一米多宽的走廊，爸爸躺在担架上。爸给我讲了四个字，他手指指胸前说：“心如刀割”。
我安慰他，我说您眼睛闭着，不要看。那时候，我还带了钞票，我想给爸爸。
“心如刀割”，他就说了这四个字，后来没有再说话了。我就坐在他身边，他始终没有闭眼睛。但是这个输液的点滴在动的，我说爸爸，您闭上眼睛。他不闭眼，就一直睁着眼睛。这个时候我跟他讲话他没有反应，一点反应也没有。但是输液瓶还在滴，我看到的。我想总归还是有生命的，我真的没有想到爸爸会走。
到早上8点钟，妈妈来了，跟我交班。我跟妈妈说，爸不肯闭眼，落也落不下来。我已经守了一个夜晚，妈妈来了，我马上回去洗个澡，那是9月份，洗个澡在床上就睡着了。
也没做梦，什么都不晓得，反正妈妈在下面敲门，先是叫我，我没听到。妈妈上了楼，冲进门来把我摇醒，她跟我说：爸走了。我马上跳起来，我们那时候也坐不起车子。
到医院，奔到床边一看，没有人。我跟妈再到医院太平间，到太平间抽出来看，在。
那时大哥也陪过一夜，爸爸入院一共两夜，第一夜是大哥陪的。他问我要被头，在两张病床中间的地上，一半垫一半盖，第二夜是我陪的。
父亲最后也没有闭眼，没有。真的，怎么抚也抚不下来的？我就想，我走了也没有多长时间，我走的时候还在呼吸啊！
1970年9月22日，爸爸去世，我们通知了我爸的单位第二纺织机械厂，大概隔了一天就开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他在技术科里有一个同事小申，工作时我爸教他的，他对我爸真的像对师傅一样，很尊重他。厂里给了我妈四百块钱，作为我爸去世的抚恤金。我妈一直是家庭妇女，她也没有其他收入。
当时就是我一个人来办爸爸的后事，这是“文G”期间，小哥回不来，我们也不想告诉他。我通知大哥了，我说，爸爸的骨灰，我想葬在老家竹园里。大哥那时已经成家了，有很多顾虑。他也挨了整，不过没有戴“反革命”帽子，比我处境还好一点；他不敢来。我也原谅他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不敢就不敢吧，就我来吧。
我带着爸爸的骨灰盒，跟我妈两个人回老家南汇乡下，真是很难的。那时从上海市区回老家交通不便，先要坐车到江边，在江边再坐渡轮到浦东。在浦东，还要坐长途车到周浦。到了周浦，再坐一个机器动力的小船，那个船上大概可以坐一二十个人，一天只有两班，早上一班下午一班，过了时间就没有船了。我们算好时间，我和妈妈带了爸爸的骨灰盒，一路辗转，赶上这班小船到乡下。上岸后，还要再走一段路，才到我们的老家。
在老屋后面的竹园里，我向邻居借了一个锹，掘了大概一米多深的穴。我想一米深总可以了，问题是，那时没有塑料袋，照理，应该把这个骨灰盒放在塑料袋里的，也应该写一张板作记号，那时不晓得。
我当然不敢竖墓碑的，我还戴着“反G命”的帽子呢。做这种事，还要留心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看到我。我怕人家来问：怎么回事？你在后面干什么？当时真是偷偷摸摸，还有点提心吊胆，怕给外人抓住了。
葬了我爸以后，还办了外婆的后事。外婆是1967年去世的，先在殡仪馆存放了大概三年。六舅，反正他是儿子，他出面跟我母亲商量：外婆骨灰存放到期了，怎么办呢？如果把骨灰盒放家里，舅妈肯定不同意的。其实我外婆那么多小孩，家里都是子孙满堂，这时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也不是我要邀功，这种事我不要邀功的。
我舅舅知道我把父亲埋在了老家竹园，他就说：能不能把我外婆也埋在那里？我妈同意了，但她年纪大了，差不多七十的人了，她就叫我也去。
那是另外一天了，因为我还要回到长兴岛，我在五七干校劳动，一个月只有四天休假。记不得是1971年还是1972年，我妈、我舅舅和我，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把外祖母也葬在了顾家老宅的竹园里。
时隔几十年，2005年，村里通知我要动迁。干部说你竹园里面所有的坟墓全部要迁掉，迁一个墓，村里给迁葬费，大约是两百块一个。我说我在那里有三个墓：我爸、外祖母；1998年母亲去世，骨灰也葬在那里。母亲去世时，建墓已经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埋在园子里，土堆起来，插点花，都是可以的。
在迁坟时，只找到了母亲的骨灰盒。父亲和外祖母的骨灰盒都找不到了，三十多年前我哪里晓得，没有防水，水会渗入，木盒会朽？结果，我们只能在原址掘了一些泥土，一起迁到浦东老家附近的绿园山庄。但是墓碑上写的是三位长辈的名字，外祖母、父亲、母亲。现在每年清明，我们都去那里扫墓的。
当年父亲去世的情形，我给李惠康讲过。那是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年，我和他在长兴岛的“五七干校”患难相遇，我因为写日记被打成“反G命”，他本是越剧团的专职编剧，因为写诗而被戴上“反G命”帽子。1973年清明，我要回去给父亲扫墓，请李惠康代我填一首祭父词，或是写一首诗。我跟他讲了老宅的环境，那里三面临水，南有大门、围墙和庭院，北有后院，院中有竹林，林中有三棵梧桐树，父亲的骨灰盒就埋在了梧桐树下。他依据我所讲的父亲往事，填了两首《捣练子》给我：
狱中家书：“我们时刻在念着你”
——读顾仑布致顾雁的两封信
艾晓明
编者按：这里选登的顾仑布致儿子顾雁的两封信，来自顾雁保存的狱中家书，分别写于1962年的11月1日和1964年的8月18日。这是两个特别的日子，第一个日子是顾雁被关押在二所期间收到第一封父亲来信的时间；第二个日子是他的三十岁生日前夕，全文标题来自顾雁母亲孙缦真同日写给顾雁的生日祝福信（这封信附在顾仑布的第二封信后面）。
顾雁的父亲顾仑布在顾雁入狱同年退休，此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卧病多年，直到1970年9月22日去世。十年间，他断断续续给顾雁写了二十多封信。
在六十年代中期一段时间里，顾仑布的表弟傅雷也在给他的儿子傅聪写信；后者结集为《傅雷家书》，如今已成为当代家书的经典。顾仑布与傅雷都有一个身为时代叛逆者的儿子，而比起傅聪，顾雁的处境要险恶得多，顾仑布写信所受的限制也要严苛得多。他写往看守所、监狱的二十多封家书能留存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
在读到顾仑布书信时，我也写下两篇笔记，旨在研究那个时代的狱中书信如何能够通过严格审查，在这样的家信中，写信的人怎样用曲笔来表达亲情。我将顾仑布的信和我的阅读笔记编辑在一起，供读者了解这另类家书的特点，并纪念这位不为人知的家书作者，一位睿智、慈爱而蒙难早逝的父亲。
顾雁的母亲（右）孙缦真、父亲顾仑布（中）与妹妹顾麋 1960年代中期摄于上海
我自八月初旬返乡养病，迭获良效。虽喘根深重未能骤拔，但过去认为不治之症之肺气肿，则大见减轻，肌力体重亦有增加。如此好转情形为历年所未见。盖我自弱冠之年远离乡井，风尘奔走，挣扎生存垂数十载，纵有暇晷，亦鲜闲情。犹在近数年间，常时病处斗室，日受灰烟笼罩，油秽熏蒸，加以上下四邻厂肆密集，人语机声昼夜不绝，耳喧脑晕，欲避无从。一旦蒙恩休退，并得重返儿时故舍，顿觉躯体萧闲，胸襟散朗。虽只老屋三间，仅蔽风雨，且自经征改，业已堂庑空清，藩垣平撤。但因处境得宜，环溪抱野，倚窗纵眺，依然竹树扶疏，田畴清旷，耳目所接，无非天容水色，鸟语虫声；且自草树竹木以至溪头荇藻，陇畔禾蔬，均有一种天然清气。古人所谓西山爽气，南阁凉飔，均能入境得真，不复是幼时塾师所诲之行文词藻。平日除翻理故籍外，间亦薙草摘蔬，爨薪涤盎，此外则延风待月，听雨看云，都作日常要课。因此天趣环生，处处欣赏到最美丽的自然界艺术，不但霞纹虹彩都是灿烂文章，即水面白苹，溪头红蓼，亦复摇风笼雨，变幻多姿。我于此更认识到无真情者即无真境，故知天下之所谓艺术，只知因袭杜撰，而不知创作者比比皆是也。我将于本月中旬返沪度冬，故乡经济发展极端迅速，农民积极性有极大提高，我们在乡生活的向上美好情形，只看我健康的一天天好转即是铁证。你可安心学习，切勿懒惰苟安，须知一切学问均无止境，而一分努力即有一分成就。母亲和哥哥妹妹等身体都好，思想学业也都有进步，勿念。
阅读笔记：这封信写于1962年11月1日，农历壬寅(虎)年庚戌月 ，1日为初五，再过一周立冬，天气应已转凉。
四时更替，总是令人惆怅，何况骨肉分离。1962年3月5日以后，林昭保外就医期间，多次到顾雁家中探视，父亲在顾雁被捕一年半之后，由林昭讲述得知案情真相。之前顾雁的家人没有见过林昭，因为林昭自述与顾雁同案，又是好友；父亲、母亲、顾雁兄妹顾鸿和顾麋，都对林昭怀有信任和好感。（*许觉民编：《林昭不再被遗忘》，第225页）从顾麋回忆中可见，林昭对顾仑布先生倾心相告，并以诗、信和文稿相托；顾先生见到林昭，也能直抒胸臆，从林昭的殷勤探问中得到精神安慰。这年8月，顾雁和林昭分别开庭应诉。顾雁父亲于8月初回到乡下，从夏至秋，即将再返回上海市区家中。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顾雁珍藏了每一封家信，连信封都保存着，只是剪掉了上面的邮票另做收藏。这封信的信封上印有芍药图案，取自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恽寿平（1633-1690）所绘《山水花卉册》中第五幅。《山水花卉册》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共十开，五开山水，五开花卉。粉色芍药为其中花卉图之一，图上也同时印有画家的题诗：
虽是一枚小小信封，从图案可见，1962年在文化生活上，传统艺术的元素依然可以采用来做设计。邮电部于1958年6月20日还发行了《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年》纪念邮票，1962年5月25日发行了《杜甫诞生一二五〇周年》的纪念邮票，从这几个例子来看，此时的形势比后来要宽松一些。
信纸选用了有竹叶暗纹的信笺，风格古朴，纸质可能属于熟宣，较厚，共两页，信文计六百多字。
这一年，开庭不久的8月24日，顾雁将满二十七周岁。父亲在开头依然写下“雁孩”二字，称呼之后另起一行，咫尺天涯的距离和难以言表的舐犊之情，留在了整行的空白里。
正文是端正的毛笔小楷，无标点，不分段，一气呵成。今为便利读者理解，我在录入时增加了标点。从信中内容来看，主要是报平安。开头说到自己病状减轻，又蒙恩退休，回到老家；继而描述了返乡后的欣然和自然景物带来的感动。
推想顾仑布写信时的心情，一定是万般忧虑而无法诉诸笔端——爱子被捕，年仅25岁，从拘押到开庭，一拖近两年；何时判刑，判多少年……一概不知，难以料想。可他不能评说，更不能留下把柄，祸及双方。所以，看上去，他的措辞是安详从容，就事论事的。但仔细品味，却不乏弦外之音。他追溯患病的根源，述及当年的困苦，那时“远离乡井，风尘奔走，挣扎生存垂数十载”。换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在以自己青年时代的历练，为孩子提供一种参照？
信中所写的乡居环境，是那么清新可感，联想到中国文学中写景状物的惯用手法，蕴藏了言外之意。在古典诗歌中浸润过的人都知道，四时山水，草木虫鱼，往往是文人心境的外在化身，寄寓着品格和情感。在顾仑布的这封信里，故园家居和市区斗室形成对比，它也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照。他已经知道，他所居住的老屋，曾是《星火》斗士的避难所、思想起义的策源地；在警方眼中，更是被查抄的“犯罪”窝点。如今一切都似乎隐去，在他笔下，老屋乡居的生活近于桃花源一般，值得宁静自安。
在长达数月“延风待月，听雨看云”的日子里，他真的只看见了“霞纹虹彩”的“天趣”吗？不，他写眼前的各种景物，重点是要强调他的感悟：“我于此更认识到无真情者即无真境”。有情者才会感受自然之美，而风光中融入了观看者的情感，它不再是“幼时塾师所诲之”的空洞辞藻，而是物我合一的心灵境界。
这种涌动于内心的情感，我觉得就是纸面下的潜台词、弦外之音。想当年，老人大病初愈，由简陋的老屋踱步至田边溪头，他凝视“水面白蘋，溪头红蓼，”看见这寻常花草“亦复摇风笼雨，变幻多姿”，这姿势何以耐看呢？因为触景生情吧。白蘋、红蓼，本是夏秋之间乡村常见的花草。白蘋根茎在泥中，叶子浮于水面，开着小巧的白花。古人送别，在水路起处留步；水中白蘋正是离愁的象征，如唐代诗人刘长卿所写（《饯别王十一南游》）：
红蓼也是水边常见之物，在宋人张耒《风流子·木叶亭皋下》一诗中，白蘋、红蓼、大雁……这些具有秋日特征的景物，全都饱含对亲人的思念：
木叶亭皋下，重阳近，又是捣衣秋。奈愁入庾肠，老侵潘鬓，谩簪黄菊，花也应羞。楚天晚，白苹烟尽处，红蓼水边头。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
玉容知安否？香笺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向风前懊恼，芳心一点，寸眉两叶，禁甚闲愁？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
设身处地，试想，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位高墙背后的家人，怎样措辞能使书信畅达？这是一个难题。寄往监狱的家书，第一读者不是囚徒是狱警。顾雁保存的每一封信，都是他们先拆看过的。只有通过严格审查的文字，家书才能送达犯人。犯人被看作国家的敌人，那高墙外的家人，在立场上必须与狱方保持一致，与家人/敌人划清界限。而是否允许通讯，也是狱方控制囚犯的方式：家人如果配合，可以减轻管理工作的负担；犯人如不服管控，随时可以剥夺其通信权，以示严惩。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这类家书的特点，在原则上，它必须符合政治要求，必须要有形势大好之类的表态。我们前述的内容深度和审查框架所要求的扁平刻板必然是矛盾的。这种框架桎梏就表现在信中的套话里，看信的结尾就可以明白，它必须有诸如“经济发展极端迅速，农民积极性有极大提高”这类套话，尽管是些空洞的概念集合，但在这种特殊语境里，它却是必不可少的。
这类套话显而易见，容易辨识，狱警找不出毛病。而属于作者自己的话，还有那种只可意会的表述，顾仑布用了不同于套话的行文方式。它是文白夹杂而以文言为主的风格，写信人要讲究遣词造句，句式简短，读来有韵味。顾仑布所用的一些字词，如南阁凉飔的“飔”、薙草的“薙”（tì） 字、爨（cuàn）薪涤盎的“爨”字，还有信中的对仗和典故等，一方面体现了今人所难以企及的文字素养，另一方面也有避过审查的效果，让信中内容看上去像是一个迂夫子无伤大雅的自语。其实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普遍被一整套简单化的政治思维挤占，文字的丰富性派不上用场，检察官也就懒得查字典寻找微言大义。那么，字都不认识，还怎么审查拦截呢？而在书写者这里，套话套不住的生僻词语和文言风格，却传递了内心的真情。
此信封中有父母的信各一封，信封为母亲孙缦真的笔迹。
雁雁：我在上月廿五日来院已住了三个礼拜了，现在病愈十之八九，大约在本星期内可以出院了。在我的病房外面是走道和洋（*阳）台，下临南京路畔一块小的绿化地，睡在病床上可以看见霓虹灯变红变绿，靠在洋台的栏杆上可和下面的人应答。路上车辆往来，行人如织，十分热闹。我常掇一只凳子坐在阳台上近观远眺，颇不寂寞。所有的缺点是半夜清晨，常常要被汽车喇叭声惊醒，我的一间只有二张床，里面一间有六只床位，在初来时住着三四个老人，计有81、80、79和69岁；而我只有65，相形之下爽然自失。其中79、81两个都是须发如银，据知从前都是干的斯文职业，颐养多年。而80的一个头发和我一样花白，看来还比我年轻。他十六岁来上海拉东洋车，后来改拉黄包车，后来自己买了一辆拉野鸡包车，最后改踏三轮车，在解放初年还在工作。他生了五个女儿方得一子，他对我说，五个女儿女婿都过着优裕的生活，小女婿两口子要挣到一百二十九元，没有儿子有她们设法，我是靠着女儿养活，医病也是女儿的半劳保，儿子读书读到大学，前年分派到江西，还不能寄钱来，再过几年就能寄来了。他和我讲起五十年前在上海的情形，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苦境和目前的变化，讲得津津有味。还有一个69的菜场摊贩也是身强力壮，只可惜是高血压，不会开口，连手势都不大能做。至于两位斯文老翁，经济条件都很优越，一班所谓孝顺的儿女在旁轮流侍奉，防风避日，问暖嘘寒，十分重视。但扶持大小便和身体清洁工作，都仍委之护士。这二位“翁”很少和别的病人攀话，显然保留着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要“独善其身”，这就说明了阶级友爱的规律。我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新时代的幸福已认识得极其透彻，只是我病患缠身，不能为新社会尽心服务，颇为抱憾。我之所以常常关心到你的思想学业和身体健康，也是希望你能尽速为新中国作出巨大的（*三个字加圈）供（*贡）献，我听说家中目前只养一只会做小丑的鸭子。哥哥妹妹身心都好，不必挂念。父字
此信用钢笔竖行书写，全文不分段，称呼下不另起一段；基本无标点，仅在收信人称呼下用了冒号，涉及同病室其他病人年龄时用了逗号，提及两位“斯文老翁”时，在“这两位‘翁’”的“翁”字和“独善其身”四个字上用了引号。录入时为读者方便，按现行阅读习惯增加了标点。
顾仑布在信中写到病室里的生活场景，室内几位病人，年龄从69到81岁，均年长于顾仑布。69的菜场摊贩口不能言，病势沉重；车夫出身的80老者十分健谈，五女一子，女儿可靠，儿子养家有望，对生活甚是满意。那两位79、81的病人是“斯文老翁”，其中颐养多年的那位长者，更有儿女侍奉，问暖嘘寒……信中对每个病人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但言及到那老者的优越感和在儿女们的孝顺前加了“所谓”二字，亦可见作者语带微讽。
这封信的开头，如同一幅自画像——白日里，“我常掇一只凳子坐在阳台上近观远眺”。遥想当年，那写信人所近观的世相，是表里不一的画面；放眼远眺，可能是望不见的红墙电网和一别四年儿子的颜容。顾仑布写道，白日的风景“颇不寂寞”，“所有的缺点是在半夜清晨，常常要被汽车喇叭声惊醒”，“睡在病床上可以看见霓虹灯变红变绿”。不知道在这样的声音里，他要惊醒几回，他所凝视的灯光，隔多少分钟变换一次颜色。无论如何，午夜梦回而辗转难眠，是“所有缺点”的言下之意。
细读此信，就会看出，顾仑布信中所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他们在年龄、经历和态度上的分别，深藏在一句感叹里：“而我只有65,相形之下爽然自失”。它是全信的文眼，烛照全篇又隐而不显。“爽然自失”这个成语，今人不常用，源自《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传》：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太史公说他读屈原作品《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屈原志不能伸而悲伤。到长沙，看到屈原自沉的江水，未尝不流下眼泪而追怀其为人。看到贾谊凭吊他的文章，文中责怪屈原，若凭其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会容纳？他却选择了那样的道路。读了贾谊的《鵩鸟赋》，其中将生死等同看待，不在乎被贬和任用，则又感到茫然怅惘，无所适从。
若说这段话是“爽然自失”的潜台词，那贾谊的《鵩鸟赋》则是隐藏得更深的文本了。贾谊通过《鵩鸟赋》，思考生命忧患，参悟福祸无常的哲理，也对大智大德者与凡夫俗子的人生境界做出对比，“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德人无累，知命不忧。”
举世混浊，依然有不随其流而扬其波者；从心忧家国的屈原到少年壮志的贾谊，再到一九五七年后林昭这青春鼎盛之年折翼的一代青年，顾仑布心中，何尝不会有千年前渔父的那一问：“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作为父亲，他理解儿子的道义担当，而内心哀伤和感情牵挂，却非“同生死，轻去就”的慰辞所能排解。这种理智和情感的冲突，正是他“爽然自失”的深意。
在信的末尾，顾仑布写道：“我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新时代的幸福已认识得极其透彻”，一语双关，他用“极其”这样强烈的措辞，传达了与儿子的共鸣。与此同时，他的真实愿望，当时的收信人和今天的读者都能意会：“尽速”为祖国服务的含义是早日恢复自由；而在做贡献三个字前，特意把“巨大的”三个字圈出来，还有那丑小鸭的曲笔（“家中目前只养一只会做小丑的鸭子”），也承载着深爱与勉励。
母亲孙缦真同日给顾雁的信，装在同一信封里，这封信与朱梅馥给傅聪的信一样，补充了家中的生活状况，表达了全家人的思念和期待。
从信里可见，顾仑布当时已病得很重。而且，大饥荒过去了三年多，两个成年儿女一个患上肝病，一个贫血，显示出那几年里城市供应紧张、营养不良的后果。相比之下，她更放不下的是已经被关了快满四年的顾雁。
月初给你一信，想已收到，你近来身体好吗？学习想多进步，我们时刻在念着你。入秋以来，气候虽较凉些，但中午仍不减其热。爸爸在医院里疗养得很好，精神也好，初看他不像有何病状，可是他现在全靠药物之力。他每天要服药多至六种以上，据医师说，他的病是不可能完全脱离药物的，照他目前情形，已算很好了。所以他在医院里再住五六天就可以出院了。好在大热天已过，秋天总比较凉爽，回来后如精神好的话，每天可以到公园去坐坐。今年的暑天，为了爸爸的病大家都感到不安，哥哥妹妹身体也不很好，哥哥的肝有些大但不严重，妹妹是贫血，又是扁桃腺发炎，幸而妈妈虽瘦了些，但是没有什么病痛，一家中算我最健康，这是外祖母传下的，可是我还不及外祖母呢。
本月24日是你的30岁生日，爸爸或许就在你生日前回家，我们将愉快地，同时抱着无限希望的心情来祝贺你的生日！
这是特别在顾雁生日前写出的信，再过一周，1964年8月24日，顾雁将要步入而立之年。然而，还要再过十年两个月，母亲才会得到顾雁因减刑三年而刑满释放的消息。
母亲和妹妹给顾雁的书信内容及特点，笔者将另撰文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