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民初真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1、诗人：有点李白古风，仙魔而赣大，
2、才媛：冰雪聪明，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3、建筑师：天才而自卑，
4、哲学家：透彻而圆滑，
5、维新大蠹，却仍然“包办婚姻”，
6、新文化旗手，二重人格，
7、杂文鬼手，自卑而阴暗，

其他如林语堂、郁达夫、冰心、丁玲、沉从文、陈衡哲……我有时候会纳闷，这样的时代，为什么只会星光一闪就寂灭了？ 』（《海恸·跋》温美如昨，蛮荒如今》）此帖只说林徽因、王赓、赛珍珠三人。 】

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游访中国﹐时文有记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瘦岛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民初的这一幕﹐至今尚有盛名的﹐似乎只一个徐志摩。 “人艳如花”者谁﹖

一炷香的林徽因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里八十高龄的张幼仪﹐也还记得七十年前的那幅“三友图”﹕「所有中国报纸都刊登他们的照片。一个记者比喻他们是“岁寒三友”﹕林徽因是绽开的梅花﹐徐志摩是竹﹐白髯长袍的泰戈尔是苍松。」当时她在德国﹐与徐志摩离婚后﹐独自艰难抚养刚两岁的儿子彼得﹐后又夭折。真的在“岁寒”中艰熬的﹐其实是张幼仪。当她向侄孙女张邦梅提到「林徽因」这个名字﹐却讲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细节﹕二二年春她生下彼得﹐四顾茫然﹐婴儿还留在柏林一家产院里﹐就去见来找她签离婚书的徐志摩﹐在场的还有约翰吴﹙经熊﹚﹑金岳霖等人﹐她说要征求自己父母的同意﹐徐志摩立刻摇头。 “不﹐不﹐你瞧﹐来不及做这了。你必须现在就签字。林徽因……”他顿了一下。 “林徽因回国去了。我非得现在就离。”

林徽因﹐时人称“一代才女”——「新月派」女诗人﹐不过很少人知道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她的好友威尔玛一九九四年出版一本传记《梁与林﹕探索中国古典建筑的伴侣》。威尔玛即费慰梅﹐费正清的夫人。书中写道﹕

『林徽因是天生的艺术家，造就而成的建筑师和名副其实的诗人。一如梁思成，她在严父林长民的影响之下长大。林长民是个艺术家和浪漫者﹐这两种气质也支配了林徽因的性格。林长民学问好又有官位，诗文书法在周遭颇孚声誉。他1876年生于杭州，二十一岁得生员，并在杭州外语学堂学习英语和日语。成婚后元配无出，为子嗣而纳妾，得一子二女，一子一女夭亡，独存林徽因，生于1904年。 』

民初徐志摩﹑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这段婚姻﹑情感纠葛﹐已寂灭了七十年﹐到二十世纪末稍又炒热起来﹐大概徐志摩百年的缘故。

一九二○年﹐十六岁的林徽因在伦敦所结识的徐志摩﹐正“深深陷入沮丧﹐寻找新的方向”。威尔玛书中如此描写﹕

『他那曾令梁启超喜爱的性格——敏锐﹑魅力﹑率真﹑幽默﹑创造冲动和戏剧性风度﹐显然都被沮丧压住了。最要紧的﹐徐志摩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魅力﹐他善于寻找志同道合的人﹐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对于围绕在身边的人﹐他常能以新思想﹑新向往和新友情激发他们。自然林长民同他一见如故﹐徐志摩成了常客。长民与他无话不谈﹐吐露他留日期间同一个日本姑娘的初恋﹐这可能钩起徐志摩的浪漫遐想。两个男人都精通于将这些情窦写进“情书”里交换﹐其中徐志摩扮演已婚的女人﹐林长民则是已婚男人角色。 ﹙威尔玛注明这个资料引自李欧梵的一本书﹚徐志摩长徽因十岁﹐他以成年男子本是与林家父亲联系而不是女儿，父女俩心里都明白。甚至可以说他一开始曾是徽因的“徐叔叔”。她有令人倾倒的皎好优雅之美﹐她一如其父的艺术气质，她的活泼﹐她闪电般的灵光，她的文学天赋﹐全都使徐志摩着迷。结果他自己跌入爱河。 』

一个庶出的绝代佳人终生伤感﹑多病﹐尤其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交替之初﹐身世的阴影对她尤为剧烈。一九○九年林长民留日回国后﹐带姨太太和林徽因挪到上海，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威尔玛写道﹕

『那时徽因才五岁。她一直与父亲分离﹐也没有姊妹﹐只与母亲住在杭州﹐被一群成人包围着。她是个早熟的孩子；她的早熟或让家里的亲戚们视她为一个成人﹐如此误了她的童年生活。父亲回来必定使女儿欣喜﹐而这个女儿伶俐﹑欢快和敏感的性格必定也令父亲着迷。想来上海的岁月使这父女俩亲密起来的。 1912年这家人又搬到北京。父亲仕途顺畅﹐任职于须臾变迁的各种政府。然而此间他却面临一个苦恼﹕始终没有儿子﹐即这个家族的后嗣。他从福建娶来第二房姨太太，极迅速的为他生了一女四男。于是阴影开始笼罩徽因。二姨太和她那一窝孩子占了宽敞的前院天井﹐洋溢着孩子们的欢跃嘻笑。徽因却陪母亲住在后头的小院。徽因母成天因嫉妒二姨太而生气﹐二姨太生了四个儿子﹐因此取代她的地位是无话可说，可是父亲宠爱二姨太﹐且毫不掩饰他的情感﹐这对徽因母是受不了的羞辱。敏感的女儿被夹在这中间﹐她分担母亲被羞辱的心﹐却同时又要珍惜父亲对她的爱。 』

林徽因一生仿佛都处在这微妙却残酷的caught in the middle﹙夹在中间﹚。

林徽因一生对徐志摩难以忘怀﹐却绝不肯嫁他﹐以至连张幼仪都会问﹕「为什么她让他离婚后又悬着﹖这是爱吗﹖」张邦梅也同威尔玛谈过这个问题﹐威尔玛说﹕“林徽因自己是大姨太太的独女﹐父亲喜欢二姨太太﹐她给他生了儿子。林徽因不能想象自己走进的一种人生的关系﹐其中竟使她会自然联想到母亲一样的羞辱。”

母亲的阴影一辈子笼罩着林徽因。她对威尔玛谈过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她的异母兄弟林恒来北京﹐钩起她母亲深深的怨恨﹐她被夹在中间﹐她说：

『最后三天我妈把我逼到人间地狱。我不是危言耸听。头一天我发现母亲昏厥﹐家里全慌乱了。我只好跟这异母兄弟叙叙旧﹐让他明白这种尴尬﹐理解为什么……我筋疲力竭，真不想活﹐或者压根儿没生在这样的家庭。我真的知道我是幸运的﹐但年幼时的那些伤害﹐对我是永久性的﹐一旦钩起往事﹐就会让我跌进过去的不幸之中。 』

令人惊异的是﹐林徽因竟在一九四七年见了张幼仪一面。张回忆说：

『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连她丈夫梁思成也从他正教书的耶鲁大学被叫了回来。作啥林徽因要见我﹖我要带着阿欢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我们﹐头摆来摆去﹐好象打量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绷着脸……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使嫁了给梁思成﹐也一直爱徐志摩。 』

林徽因一直让自己“夹在中间”——先是父母之间﹐又是徐志摩和张幼仪之间﹐后来又令徐志摩夹在她和陆小曼之间﹐最后﹐是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这或许是一种转型期的无奈﹖

然而﹐徐志摩最后死于「夹在中间」——为了在陆小曼与林徽因﹑上海与北京之间穿梭﹐他不得已乘坐免费的邮件运输机﹐不幸遇难。他真是只干不说。他只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是「访」到了的。孰为“唯一灵魂之伴侣”﹖林徽因还是陆小曼﹖抑或陆只是林的替身﹖后人谁敢断言﹖不过﹐有一个巧合不妨指出﹕徐志摩热恋陆小曼时有一诗句形容酒涡﹕

『可爱的梨涡﹐
解释了处女的梦境的欢乐﹐
象一颗露珠﹐
颤动的﹐在荷盘中闪耀着晨曦』

酒涡之于林徽因是很出名的﹐未知陆小曼有没有﹖写到这里﹐不免有些替陆小曼难过。

威尔玛这部传记﹐由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作序。序言先以颇磅礡的笔触勾勒了林徽因﹑梁思成的身世。其中一段写道

『在由威尔玛所提供的那些动人而亲切的生活细节里﹐我们更加感到他俩情笃而紧张的婚姻生活中迸发出来的片片光闪。我们仿佛听到在他们高朋满座的客厅里那灿烂的笑声和杯盏交错﹐看见他们通过细心研究恢复古建筑文献的本来面目﹐他们技巧的手指指挥那笔穿梭于技术细节之间，中文英文都一样典雅，让已消失的古建筑终于在民族意识中重占其应有的地位﹐我们也感觉到他们在漫长疾病折磨中从未放弃的幽​​默和刚毅。 』

林徽因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蒂﹐英文也好得令威尔玛惊羡﹔又由徐志摩领进文学天地﹐写了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在「新月派」占一席之地﹔再随梁思成作古建筑勘察研究﹐参与远溯宋元的许多惊人的发现。她多种天分都得以施展﹐至少在民初是无出其右的杰出女性﹐以至张邦梅在七十年后还很羡慕她。三十年代﹐林徽因北京家中客厅里﹐聚集了中国许多第一流文人﹐而她是这个“沙龙”的女主人。威尔玛就是在那时结识林徽因的﹐她的书中频繁提到“老金”金岳霖﹐是进入梁林家庭﹑始终维持理性﹑亲密﹑稳定关系的一位哲学家﹐似乎并未「夹在中间」的一个角色﹐殊为难得。但这般光景到抗战爆发就烟消云散了。威尔玛书中写尽了梁林夫妇所经受的战乱之苦﹐Spence之序说

『从威尔玛回忆录的许多珍贵资料中﹐我们谛听到徽因的呻吟﹑操劳﹑新的痛苦﹐以及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导致的颠沛流离，梁氏夫妇先飞到长沙﹐辗转又到西南昆明﹑重庆。对徽因而言﹐这不但是一个世界的崩溃与惊骇﹐更是那种“空寂的小庙旁﹐娇枝嫩叶在凋零﹐靠着浪漫的自信依稀去跨越那朦笼的桥身……”。 徽因在肺病的剧烈咳嗽，和寒夜陋室里的颤悸中﹐竟依旧写下“太阳从那奇诡的方位带来静穆而优美的痛感。”』

威尔玛和Spence都极惋惜中国拥有这么优秀的知识分子却无以施展。 Spence写道：

『如果我们从高远处俯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总是很难不把它看成为惊人虚掷的一个世纪：虚掷了机会，虚掷了资源﹐虚掷了生命。外敌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国内政治的恶化﹐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可能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在一个时期是有些实业家贪婪而玩法﹐在另一个时期则是极端的国家集权﹐两者一先一后﹐把大多数人推入贫穷的深渊﹐试问平衡经济又将如何发展？经常流离失所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文字检查官最无想像力但又横行的世界﹐创造性的特立独行﹑知性的探索﹐又如何可能广泛的流行？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好像自始便支持了上面这些悲观的醒思。千重万叠的社会浪费﹐打乱并摧毁了他们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这个世界就是不留给他们任何呼吸的空间。 』

读了这本书﹐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左倾的知识分子﹐如费正清和威尔玛﹐会厌恶当时的国民党而同情共产主义。然而﹐费﹑梁两对夫妇的联系战后就中断了﹐对梁林二人在中共极权下遭遇的更彻底幻灭﹐他们很久都不清楚。威尔玛的书﹐对此也只是借梁思成第二个妻子林姝的口吻﹐作间接交代。

八十年代初﹐我偶然接触到梁思成保护北京古都的壮丽构想被无情粉碎的零星史料﹐震撼之下开始采访﹐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最后的古都》。一九四八年中共围攻北平时﹐还曾“请教”梁思成炮轰要避开哪些古建筑﹐但定都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拆除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千步廊﹐扩出一个巨型广场来﹐梁思成大惊﹐说这就破坏了北京全长八公里大殿雄峙﹑盖世无双的中轴线﹐但没用﹐梁只好忍痛设计那个广场﹐并把「纪念碑」建在他万分怜惜的中轴线上﹔接下来就是拆牌搂﹐拆城墙﹐梁四方求告﹐说城墙内心都是三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岩石﹐有1200万吨﹐相当于十二个景山﹐用二十节车皮要八十五年才能运完……对这城墙﹐林徽因曾有一个绝妙的构想﹐她汲取西方大都市无限蔓延的教训﹐设计北京以城墙和护城河为隔离带分区建设﹐护城河的林带是屏障﹐城墙上则全部改建为立体公园﹐供市民游乐﹐这样﹐古城墙一变而为她称作的“中国的颈环”﹐这是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幻想﹐她也画出了草图。但城墙还是拆了﹐古都终于沉沦。林徽因没有看到最惨烈的一幕就走了。她一九五四年死于肺结核﹐享年仅五十岁。她为「新中国」留下的那个国徽上的鲜红﹐仿佛就是她滴的血。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砸碎。

两本英文传记﹐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是一种个人精神文化史的重写﹐可惜中文里面很难见到这样的写法和体例。我们看不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林徽因的故事﹐只有在这种视角下﹐才放射出惊艳凄厉的光彩﹐即使你看出她那理想主义的不可救药﹐也不忍心苛责她﹐如同不忍心责备徐志摩的浪漫一样。每当我翻开她那篇散文﹐总是不忍卒读﹐一九三四年她路过硖石——

『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筋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

“信仰只一细炷香﹐
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
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

普林斯顿大学档案中的王赓

「给你讲我的故事之前﹐我要你记住一点﹕在中国﹐﹙我这样﹚一个女人is nothing。」这是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借着她姨祖母张幼仪的口吻的开场白。这位民初女子所遭遇的所谓「中国第一桩离婚案」﹐其实还连带着另一桩离婚﹙是不是「第二桩」﹐我不知道﹚﹐在那边却显露出有「一个男人」在当时几乎也「is nothing」﹐尽管这个男人的身分﹑学识和人品都是顶尖的。世代交替﹐白云苍狗﹐而人物辈出﹐此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皆然。但史册留名﹐后代景仰者﹐多悲歌慷慨﹑风流倜傥之辈﹐期间隐没﹑避讳了不少人﹐而所谓「大浪淘沙」﹐经常是「淘」去金子。

这个男人是一个军人﹐如今还寂寞的躺在埃及开罗的英军战士公墓里﹐远离乡梓而同三四千年前的埃及长老的木乃伊作伴﹐真正实践了古中国的那个「殇」字。在中文语境中﹐他是彻底被淹没的﹐很难找到一点为他而流传下来的纪念性文字。徐志摩诞辰百年﹐纪念这位民初「诗哲」的文字又多起来﹐期间更有他的原配张幼仪借张邦梅之书发出声音﹐令轰动民初的那桩时人称作「五百年风流孽冤」相遇的徐志摩﹑陆小曼传奇﹐稍嫌逊色。但是﹐还是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对并非久远的一个人的遗忘﹐有时会触动今人﹐比如——陈淑平打电话给我﹕

「你知道王赓吗﹖陆小曼的前夫﹐他是普林斯顿毕业的耶。」

于是我们想去找一找﹐美国人的档案里﹐会不会有这个人的一点痕迹﹖

菲薄的一个卷宗﹐由管理员从普大图书馆所属善本书籍及特殊收藏分馆内取出来﹐标明「1915级 王」。我推着轮椅上的妻子傅莉﹐随陈淑平到一间静谧的阅览室﹐翻开那卷宗。一份传略﹑几页发黄的剪报﹑校友周刊剪辑以及信函﹐留存着被淹没于中国动荡年代的并不传奇却充满悲剧的一个人的雪泥鸿爪……传略开头几行﹕

『王赓﹐（莎士比亚，Shake）
中国陆军中将
1942 年四月死于埃及开罗
女儿：盛宏﹐游夫人转﹐住﹕台湾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97巷28号……』

这个绰号「莎士比亚」的学生﹐当时刚二十岁﹐从传略上的照片看去﹐斯文而清秀。传略中叙述他1895年五月生于中国无锡﹐「在北京安定中学和清华大学受到早期中国教育﹐因学业成绩非常杰出﹐且性格极具中国传统气质，以致被选中以全部公费派到美国进一步接受教育」﹐他先在密西根大学待了一年﹐二年级进入哥伦比亚﹐三﹑四年级进入普林斯顿﹐读历史和政治系﹐1915年以名列第十四位﹙116名文科生﹚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他受到美国西点军校的约谈﹐到那里接受美国陆军高等教育﹐毕业于1918年，是这一年一百四十个毕业生中的第12名。

如此优秀并出身于普林斯顿和西点两座学府重镇的中国人﹐在本世纪初大概只此一人。关于这个人﹐中国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一时还没有机会去西点查一下他的档案。据刘心皇着《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尾处一条极短的「又注」称﹐有人致函作者告之以「西点军校毕业生登记录」中有关资料﹐说王赓入读的那个班只有五个人﹐其中有一位艾森豪威尔﹐日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盟军统帅﹐美国第34届总统。如果中国人王赓果真有一位同窗是美国陆军元帅艾克﹐那么他从西点毕业回到他的祖国后﹐命运竟是霄壤之别。若问经由最优秀教育系统训练出来的一个人﹐能为他那枯朽而衰微的祖国作点什么﹐抑或是倒过来被故土的另一套系统毁灭﹑吞噬得无影无踪﹖王赓的一生是凄厉的见证。

接下来能说的﹐几乎都是悲剧。 1918年前后在东方等着这位儒雅的西点军校生的﹐是一个乱世。一向中国是“乱世出英雄”﹐而普林斯顿和西点却不可能为乱世训练「英雄」的﹐毋宁说它们对王赓的训练只会使他被乱世糟蹋。一个西点培养出来的军人﹐在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能作什么？

那个时代﹐用梁启超的一句话最为传神﹕「神奸既伏﹐人欲横流﹐而进于演水帘洞﹐演恶虎村」。袁世凯死于1916年﹐然而据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梁启超本人当时也深信﹐帝制倾覆后﹐唯有北洋系的武力﹐才是维持国家的一种中坚力量﹐所以想改良他们﹐先是改良袁世凯不成﹐后又改良冯国璋﹑段祺瑞﹐直到他们内斗起来﹐自己崩溃﹐梁的政治生涯也就此结束。冯段之争又使北洋系的一批军督坐大﹐其中又以直系﹙直隶督军曹琨﹚﹑奉系﹙奉天督军张作霖﹚崛起最快﹐统治了北中国。

王赓回国若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11月中旬结束﹐以他眩目的留学背景﹐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青睐」﹐那份传略说他「毕业不久即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凡尔赛和会」﹐又说「他的下一个服务是在东北张作霖麾下」﹐可见各种势力都在「抢」他﹐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然而糟蹋也由此开始。

最厉害的一种「抢」﹐竟来自北京社交圈里一位「数一数二的名姝」——外交部舞会上令中外宾客「目眩神迷」的陆小曼﹐正守「闺」待嫁﹐求婚者趋之若鹜﹐她的父母皆「婉言拒却」﹐待到王赓一出现﹐有本闲书中如此描绘﹕「小曼之母﹐看到有这种少年英俊……说这穷小子将来一定有办法﹐毫不迟疑的﹐便把小曼许配了他」﹐时人称此为「闪电结婚」﹐前后不到一个月﹐可见之「抢」﹐当时「轰动京师﹐传为美谈」。

据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王赓字受庆﹐江苏无锡人﹐世代显贵﹐至王赓时﹐家道才中落。王赓少年有为﹐「弃绝一切嗜好﹐立志苦读」』……。刘着还引用一些闲书逸闻﹐说因为王赓是个「书呆子」﹐才误了他那桩民初著名的「名姝」加「才俊」的婚姻﹐说他「手不释卷」﹐除了周末﹐绝不陪太太玩乐﹐「生活习惯完全美国化」﹐终于使「喜爱游乐」的陆小曼生出「外遇」。今天看来﹐这种解释有些勉强﹐似乎王赓不知「温存」妻子﹐是一个不懂感情的人。尽管这方面的资料极罕见﹐陈淑平还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偶然发现王赓写来的一封信﹐很短﹐不妨引几句在下面﹕

『适之﹑歆海﹕正要写回信给歆海﹐恰好适之的信亦到。谢谢你们二位种种地方招呼小曼﹐使我放心得多。这几个月来﹐小曼得着像你们二位的朋友﹐受益进步不在少处﹐又岂但病中招呼而已。她有她的天才﹐好好培养可以有所造就的。将来她病体复原之后﹐还得希望你们两位引导她到Sweetness and Light的路上去呢。 ……王赓四月二十六日』﹙全信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三册 「胡适书信.他人致胡适信﹙一﹚」536-37页 耿云志主编 黄山书社﹚。

寥寥数语﹐却透露出许多信息。王赓不仅体贴妻子﹐也认可她的天分﹐更在乎她的格调。尤其﹐他刻意使用Sweetness and Light这两个英文字﹐意蕴深长。这两个英文字涵义很丰富﹐我们权且解释为「妩媚」﹑「轻柔」——可以推测﹐王赓初识的陆小曼大概具有那样的风韵﹐令他倾心﹐然而同徐志摩暗恋后﹐情绪躁动﹐无端伤感﹐哭哭啼啼﹐王赓知或不知﹐都只希望她平静下来﹐也希望胡适﹑张歆海帮助她走出困境﹐说明王赓对「感情危机」是很重视的﹐也设法尽力弥补。这两个字便也可见出王赓的格调﹐同市井里视他为一个粗鲁的军人﹐真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自然﹐王赓已非中国式的「才俊」﹐因而不会同那中国式的「名姝」﹙尽管「英语法语都流利到极点」﹚白头到老﹐也是不奇怪的。

从世纪末去理解世纪初的人﹐真是不易——就以徐志摩和陆小曼那桩轰动民初的「艳情」而言﹐弄懂其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是容易的。两位主角自不待言﹐虽留下许多文字﹐著名的如《爱眉小札》﹑《小曼日记》等﹐以及当时名流为他们辩护的许多文字﹐以至在中文语境里﹐这桩「婚外恋」是历久不衰的「佳话」﹐有点直逼民间传说里美妙的「天仙配」。但是后人解读这些文字﹐还是无法接近徐陆二人的真实心态﹑想法﹐比如徐志摩真的是那么迷恋陆小曼吗﹖这当可另文分析。

相比之下﹐因这一「配」而默默撤出的两个人﹐一为张幼仪﹐一为王赓﹐则是无声的﹐一个世纪来都是只有当人们脍炙人口徐陆「佳话」时才会被提及的角儿。张幼仪还算幸运﹐幸亏有一个生在美国的侄孙女﹐忿于文化认同的困境而涉足姨祖母的往事﹐使「徐志摩原配」在八十高龄终于开口﹐讲出世纪初中国鲜为人知的另一侧面。

王赓则仿佛只是这桩「诗哲」配名媛中的祭品﹐非但被遗忘﹐还因此而恶名在外﹐不仅《小曼日记》里诉说的那些压力都来自「丈夫」﹐而且民间逸传「王赓拔枪威胁小曼」﹐自然把他想象为一个粗野﹑暴戾的「北洋军人」。直到三﹑四十年后年刘心皇写《徐志摩与陆小曼》一书﹐才有所澄清﹐称赞「王赓是徐志摩和陆小曼恋爱事件中的伟人」。这难得的公允﹐诚如粱实秋之序所言出于作者的「温柔敦厚」。

以民初的风气﹐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恋」﹐自然是惊世骇俗的事﹐以至胡适都要出来替徐志摩辩解几句。时至世纪末﹐我们已无须再去讨论这桩「婚外恋」的「道德问题」了﹐那是「五四」时代的话题﹐徐陆二人当初的「反叛」行为在今天看来不仅丝毫没有「道德问题」﹐也很平常。然而﹐王赓处理这次婚变的态度﹐却颇耐人寻味﹐毋宁说﹐他不以权势制止甚而报复这种「夺妻之恨」﹐在军阀横行﹑生杀予夺的「北洋时代」﹐倒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了﹐自然今天看来也很平常。刘心皇曾引王赓好友王天鸣之言﹐说王赓的观念已美国化﹐「夫妇的事﹐合得来﹐是夫妇﹔合不来﹐就算了」﹐大概是可信的。然而﹐我们还是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桩失败的婚姻对王赓一生有何影响﹖可惜至今未见到王赓留下的笔墨﹐可供后人一窥他的心迹。

普大档案中﹐存有王赓的一封亲笔英文信﹐令我们有些猜想。此信写于1933年10月16日﹐当时王赓正旅次德国慕尼黑﹐据说是去治病的。王赓写信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说他和几个朋友合计做些研究工作﹐慕尼黑大学要求他提供过去的学者资历﹐他希望母校给他一封学历证明信﹐以便向某个欧洲大学提出申请。时至1933年﹐王赓已接连遭受婚变和政治冤屈﹐推测他心灰意冷﹐动了再度游学海外的念头﹐大概是合情合理的。

普大那份传略记载﹕「1922 年10月10日王赓娶陆小曼﹐四年后离婚」﹐当在1926年。此间大势﹐乃北洋末路而南方国民党改组后挥师北伐﹐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从﹙民国﹚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相继发生苏浙战争﹑第二次奉直战争﹑冯玉祥倒戈﹑北方军阀大混战直至曹琨吴佩孚覆灭。王赓的踪迹便时隐时显于这乱世之间﹐他与「名姝」分手后﹐好象单纯只做一个军人了﹐曾在不同派系的军旅中南北征战﹐但基本走向是弃北趋南。传略说他离开奉系后﹐「在上海地区孙传芳手下指挥一个火炮旅，直到孙战败﹐此后他将这个旅以一个独立单位维持了几个月」。到1926年北伐开始﹐他已是北伐军前线部队的一位少将。这个混沌的轮廓至少显示﹐王赓作为职业军人﹐虽不免曾裹入北洋系﹐但随着事迁时移﹐南方进步势力逐渐崛起﹐他的政治态度是毅然投向进步的。

北伐后蒋中正大致结束军阀混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赢得大约十年﹙1927╴37年﹚中国的局部建设时期。王赓的学识在此期间也稍得施展﹐各种资料显示﹐他曾接掌陇海铁路行政主任﹑税警总团团长等需有现代行政﹑军事知识方能胜任的职务。然而﹐国民党在极短时间内事实上不可能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秩序﹐而且内部派系倾轧严重﹐王赓这样一位西方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还是难逃成为牺牲品。传略说他1931年任警税总团指挥官﹐中将军衔﹐细节不详。据刘心皇的资料﹐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欲建一支军队﹐由财政部直接拨款进口最新式的武器﹐「恐外人反对」﹐假借税警总团的名义﹐邀「文武兼备」的王赓出任。于今我们不难推测﹐宋子文是看中了王赓的西点背景﹐而此举必遭各派系的嫉恨﹐陷王赓于「火上烤」的境地﹐这在后来不幸被应验。

王赓一生最悲惨的事﹐是1932年春偶然在上海误入日本人之手﹐竟酿出轩然大波﹐被自己的国家诬为「间谍」。

此事发生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保卫战期间。当是王赓正率税警总团与十九路军协同作战﹐二月底他只身进上海租界去找他的朋友﹑驻上海的美国总领事坎宁安将军﹐据刘心皇的书说﹐是宋子文要他去的。王赓一进租界才发现美国总领事馆已迁址﹐急忙走进一家英国酒店﹐却在那里被巡逻的日本陆战队扣留。经租界的国际调停当局交涉三天后放回。然而﹐十九路军却硬说王赓向日本人出卖了军事情报﹐将他押往南京交军事法庭审判。

普大王赓传略对此事有一些描述﹕

「他被日本人扣押并恐吓将他作为一个间谍枪毙。后来他也受到﹙中国﹚军事法庭审讯并判决枪毙。大家都了解王赓是诚实的﹐错只错在他不该去﹐大家也都知道王赓成了替罪羊﹐他不应被处死。监牢一年后他被释放﹐继续任织税警总团。王赓早有廉正和诚实的名誉并广为人知﹐以致于他的政敌拿他当做一个替罪羊﹐然而王赓的声望和名誉在他被监禁时反而提高而不是减少。」

从措辞中可以看到﹐来自母校的辩护是何等理解王赓的处境﹐坚信他的人格。我们在王赓母校那份薄薄的档案里也发现﹐这一不幸事件当时曾在美国引起的反响﹐不仅纽约时报当即就有来自上海的报导﹐并引述西点军校校方的即时评论﹐依然盛赞王赓是一个「完美的学生与极亲和的人」（excellent student and extremely popular）﹔而且﹐那几年的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发表了许多有关该事件的史料﹑评论﹑回忆等﹐是中文语境里绝对看不到的。因篇幅关系﹐此文无法展开这一话题﹐拟另文细说。

这次劫难可能严重戕害了王赓的身心﹐1942年宋子文再次急招王赓去美国﹐并在外交事务上协助他时﹐传略说「王赓已病弱不堪﹐医生也竭力劝阻﹐但他那强烈的责任感还是驱使他上路了。在赴美途中他死于开罗。」终年仅四十七岁。

普林斯顿大学王赓传略以此结尾﹕

『1943年纪念西点毕业生，王赓的讣闻结于这样一些话：「王的一生是诚实，正直和爱国的。他给西点带来荣誉。」1915年的同窗就知道这是确实的﹐而且关于他还应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他确实是1915级可以引为骄傲的一员。王赓葬于开罗英国军人公墓。 』

可是﹐他的祖国对他什么也没有说。这无声意味着的﹐难道就是应了张幼仪对她侄孙女张邦梅说的那句话﹕（He）is nothing？

说不尽的赛珍珠

徐志摩留下一个风流的名声﹐除陆小曼﹑林徽音之外﹐还有一个凌叔华也在被人猜想之中，「五四」是被赛珍珠称之为「异想天开的时代」﹙a fantastic era﹚。

赛珍珠自传『我的数重世界』﹙My Several Worlds﹚﹐纵论一通民初中国的政局之后﹐从117页开始笔锋一转﹐写道﹕

『我自己的兴趣从来不在政治上﹐而在男子妇女们的想法﹐所以一直深深忧虑文学革命。 1920年白话文已经成为公认的新的书面语言。问题是文学真的能够用方言写吗？

他们把自己同传统的根基猛然斩断开来﹐极欲迅速而浅薄地按照西方文化来训练自己。于是不可避免的﹐当他们写作时便喜欢模仿﹐然而当他们拒绝模仿中国精美的古典文学象征，去仿效西方作家，他们就会被异质化﹐被限定为一模一样的现代人或西方人﹐其结果是不会有什么现代中国人﹐而只有西化的中国人。没有比这更令人厌倦的事﹕打开一本颇受赞扬的中国小说﹐却发现它几乎是从西方抄来的﹗也别提有多失望了﹐急切的到一家现代戏院去看很出名的一个年轻中国剧作家的戏﹐却发现是尤金•奥尼尔 的戏，甚至都懒得用中国人名字包装一下！

草创之初﹐难免有层出不穷的新作家迅速彼此成为文学批评家﹐并批评西方的作品，也是肤浅不堪。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似乎很投合大部份中国青年的心情﹐我尽力去理解他们﹐读了数以百计中国的「烦恼」。它变得荒谬起来，以至于严重到没人敢于嘲笑这些少男少女。甚至私人性的模仿西方诗人也成了时髦﹐一个英俊也相当卓越﹐无疑非常可爱的年轻诗人﹐便自诩为「中国的雪莱」。他常坐在我的客厅里聊上一个钟头﹐他的手漂亮优雅﹐描述性的手势现在还在我眼前。我首先看见他的手。他是北方人，看上去挺高﹐也很典雅﹐他的手很大﹐形状完美﹐柔滑得象女人的手，我确信是不作任何手工劳动的﹐对我们的年轻中国学者来说﹐这至少是对古老传统的一种尊重﹐他们是不作任何体力工作的。我们的中国雪莱很年轻就死了，哀而言之﹐他有某种属于他的天赋，若越过「雪莱期」他可能找到自己。他渴望有一对翅膀能飞﹐可是他却首先去坐飞机。他死于飞机失事。 』

这是赛珍珠笔下的徐志摩。

毋宁说﹐这是对中国「五四新文学」包括徐志摩在内的一种西方式的怀疑。我所感兴趣者还在﹐赛珍珠很早就不经意的说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病根﹕叛离传统的「西化」是没有办法「走向世界」的﹐因为最世界性的正好是最本土化的。她至少指出一点﹐语言﹑文学上模仿西方是没有前途的。

有一本『赛珍珠﹕一个文化传记』﹐作者彼得‧孔恩﹙Peter Con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注重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诠释赛珍珠﹕

“赛珍珠写『一个中国女人的倾诉』时﹐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冲突正席卷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这个人物素描和文学情节安全的停泊在历史的真实中﹐和赛珍珠那些亲密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里。同样重要的是，在赛珍珠的桂兰肖像中﹐没有救世主的痕迹或拙劣模仿﹐这个年轻中国女人努力求新潮﹐证明自己是有尊严﹑原则和判断力的一个人。这个故事充满了衣饰﹑家具和家庭仪式等细节的精微观察。它没有被无数西方关于亚洲的著述里那种「东方化」所污染﹐去迎合异国情调﹑东方神秘的胃口。原因很简单，赛珍珠每一天都于寻常日用之间﹐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她认识成百个像桂兰一样的女人，她们健壮但却对一个革命的世界不适应，竭力去穿越那万花筒般的迷宫。此外﹐赛珍珠所表现的亚洲无疑受到她性别的影响。 「东方主义」的象征已经被典型化为女性：疏懒﹑颓丧的东方常常是用女性来显示的。赛珍珠愤怒的蔑视这种侮辱性的公式。对她而言，无论亚洲还是女性﹐都不是一个「它者」。 ”

孔恩认为﹐赛珍珠小说是美国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她为两代美国人创造了一个「中国」﹐在她之前和之后﹐这都是不可能的。此书的序言﹐也轮廓性地描述了赛珍珠的身世﹕

“她的中国故事基于她自己的经验和一个传教士女儿的观察。她的父母阿布索伦和卡丽由南方长老派教会配成不幸的一对。赛珍珠生于西维吉尼亚，当时父母正要上路﹐她三个月大就被带到中国﹐在那里生活了几乎四十年。她成长在双语之中，说话阅读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用她自己喜爱的一个隐喻﹐她形容自己是「文化的双焦点」。同时，她在童年就感觉自己在两个国家都无家可归，觉得自己对两边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局外人。不像她那一代的美国人，赛珍珠成长在每天都是真实的中国，反而美国对她而言是一个猜测而抽象的地方。此外﹐她几乎是唯一的白人美国作家﹐在前半生以其终生的激情消耗于理解另一个民族﹐这是极罕见的人生和经验。

她在美国维吉尼亚的伦道夫‧麦康﹙Randolph – Macon﹚女子学院读书，毕业后立刻回到中国。回中国不久﹐她同第一个丈夫，农业经济学家鲁森‧巴克﹙Lossing Buck﹚结婚成家。几年里这对夫妇居住在安徽一个叫Nanxuzhou 的小镇的乡下。赛珍珠出版她的第一个故事，包括小说『大地』的时候，她都生活在中国。三十年代早期的中国﹐沉沦在兵荒马乱、内战、日本侵略，以及仇外的暴力之间﹐她回到美国，在费城北部买了一栋快要倒塌的十八世纪农舍。这地方叫做绿色小丘农庄，几十年来是她的住所和活动的总部。在这里她继续写作，养育她领养的七个孩子，以及管理她资助的各种机构﹐解决种族仇恨问题，并帮助出走和贫困的儿童。 ”

孔恩的描述﹐凸显出赛珍珠无出其右的传奇背景﹐和她在中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际独特的文明边缘人处境﹐但我却更多的看到这种文明冲撞大背景下一个女性孤独而璀璨的身影。赛珍珠虽然非常同情当时社会制度下的中国女性﹐但是作为女人﹐她的人生也跌宕不已﹐终身影响她的几桩不幸都发生在一九二○年到三○年之间﹕二○年她生下一个女儿﹐因患有遗传性新陈代谢疾病﹐长到三岁还不会说话﹔分娩时她自己也发现患有子宫肿瘤。她的丈夫对此并无焦虑﹐他们之间的婚姻也由于女儿残疾而濒于崩溃﹔二一年﹐她的母亲病逝于镇江﹐使她觉得失去了一生最重要的支持﹔后来她父亲也疾病缠身﹐要靠她来照顾。那些年赛珍珠作为母亲﹑妻子﹑女儿的社会角色﹐通通遭到严重挑战。她从文学创作到社会关怀﹐终身都高度关注的几个命题﹕女性﹙首先是传统夫权下的中国女性﹚﹑儿童﹙主要是残疾儿童﹚﹑文化和种族冲突﹐都同那些年她的个人痛苦有关﹐甚至可以说﹐是那些年的人生际遇促使她开始写中国的故事﹐她的文学生命萌发于此。同时﹐赛珍珠的传记文学﹐成就什至高过她的小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一半是因为她写的母亲传记『放逐』﹑父亲传记『战斗的天使』和自传『我的数重世界』等。

赛珍珠精力极为旺盛﹐四十年里出版了八十本书﹐高产到惊人的程度。她的社会关怀﹐在中国似乎只能渲泄于文学创作﹐三十年代回到美国以后﹐在另一种社会制度里﹐她发挥出更大光彩﹐孔恩历数其祥﹐令我非常震惊﹕

——由于美国当时的领养机构不考虑亚洲儿童﹐1949年她建立一个叫做Welcome House的领养机构﹐四十五年来安置了超过五千个亚洲儿童到美国家庭﹔
——1950年﹐她出版一本书﹕『长不大的孩子』，是关于她的弱智女儿卡洛尔的故事。罗斯‧甘迺迪﹙美国总统甘迺迪的母亲﹚读了这本书﹐竟终于公开说出自己也有一个弱智女儿，罗斯玛丽﹔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也改变了美国人以往对于心智疾病的看法。1964年赛珍珠以自己的名字设立一个基金会，为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的超过两万五千个儿童﹐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
——四十年代早期，赛珍珠和她第二个丈夫理查‧沃尔什﹙Richard Walsh﹚领导一个全国运动﹐废止了声名狼藉的美国排华法律。在致力于提升亚洲和美国之间的跨文化理解方面﹐他们夫妇1941年创办「东西协会」﹐作为教育交换的交通工具﹐这个协会后来成了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他们还出版「亚洲」杂志十多年，对有关东亚的美国政策具有实质性影响力﹔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赛珍珠同中国抗日的联系更进一些﹐但她也是强烈地反对美国拘押美籍日裔的少数美国人之一﹔
——1930至40年代﹐在大多数白人知识分子尚未关注种族不平等之前大约十年﹐赛珍珠已经把主要捐赠放在民权斗争方面。据说在1942年只有两个美国白人真正了解黑人生活的真相，而且是两个女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赛珍珠。赛珍珠的努力也包括不倦的对女权的支援。她是现代生育控制的提倡者，当她已经多次发出呼吁改善妇女平等权利的时候﹐美国多数妇女团体还都持反对态度。由于在国际谅解﹑妇女和黑人的平等权利等方面是一个极为显眼的提倡者，赛珍珠不可避免引起FBI主任胡佛的敌意﹐她的 FBI 档案从1937年早期开始建档﹐几乎有三百页之多……。

说不尽的一个赛珍珠，还有她与五四文人的一面。

赛珍珠以描写中国，摘走了1938年的诺贝尔桂冠。瑞典学院的授奖评语是﹕“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她的文学创作﹐恰好又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几乎同步﹐而她同五四文人之间﹐似乎又有某种紧张。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文学现象。

赛珍珠可能是近距离观察「五四」这个现代中国起点的唯一西方作家。一本标明为「文化传记」的赛珍珠新传的作者彼得‧孔恩写道﹕

『「五四」成为中国人定义民族文化和现代世界角色的一个概括时期。其结局是杂乱而不确定的；一位学者描述这个运动﹐是「马克思﹑易卜生﹑佛洛伊德﹑杜威﹑罗素甚至儒家的折衷和混杂」﹐但重要的是转变已经发生。赛珍珠恰好在这浮躁的片刻开始写中国。在那躁动中她处于特殊而优越的位置审视周围：她懂中文和中国最好的文学﹐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很久﹐而且接近那些创造新文化的人。她的情形在美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个类似重要的美国作家﹐文学上的成熟是赖以如此彻底的吸收其外国的智性生活的。无疑﹐文化激变是赛珍珠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的主题﹐这篇文字题为『中国也如此』﹙In China, Too﹚写于1923年，刊于『大西洋』月刊1924年一月号。同当时时髦的华丽风格不同，这篇文章比较了1920年代横扫西方和中国的社会变迁。赛珍珠的主要观点﹐认为现代化压力也重塑着中国人的公众和私人生活，虽然中国是一个比西方更古老保守的社会。 』

孔恩指出﹐这是一场席卷全世界的文化风暴﹐他也略微比较了风暴中的东西方﹕“二十世纪头十年展现了文学和艺术的一系列剧烈嬗变，从中国一直横扫到西方世界。在欧洲和美国，美术﹑诗歌﹑小说﹑建筑和音乐﹐均由文艺复兴带来的基本变局而汇成不协调的高涨，毕卡索﹑ Matisse﹙法国画家﹚ ﹑ Yeats﹙爱尔兰诗人﹚﹑Pound﹙美国先锋派诗人﹚﹑James﹙美国流亡作家﹚﹑Frank Lloyd Wright﹙美国现代建筑风格先驱﹚﹑ Stravinsky﹙俄裔美国作曲家﹚以及许多人合作创造了现代主义的多样化﹐将支配二十世纪大西洋两岸的文化。中国在这些年也经历了一个文学革命。”他说﹐“那是以北京大学为总部的一场全国性暴动﹐陈独秀﹑胡适和蔡元培领导。持异议者称之为中国文学﹑哲学和政治传统的彻底重建”﹐『新青年』反对儒家思想﹐“为科学和民主政治的价值背书”，主张白话取代文言﹐“以政治方式介入语言学的争议是明显的”﹐“惊人成功的迫使公共政策和习俗的改变﹐教育阶层中也认同文学标准以粗俗代替典雅”。 “赛珍珠目击了这场「文化暴动」。只有很少几个象她这样的西方人注意『新青年』上面陈独秀与胡适的辩论……赛珍珠并不夸张的称那个时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时代」。 ”

赛珍珠并不是一个学者﹐她有她的观察角度。她在刊登于美国『国家』杂志1924年十月号的一篇随笔『中国学生的心灵』﹙The Chinese Student Mind﹚里，描述她班级里那些中国学生的慌乱﹐是“两种完全不同之文明的冲突下无助的受害人”。她说﹐这些学生的父母在“家庭生活的家长制”当中训练他们“保守，服从和依赖”﹐可是中国传统的性别等级制度﹐“那种与生俱来的深刻烙印使他们因为是中国人而且是男人﹐就天下无敌般的傲慢。他们永远被赋予作为男人的特权，因此可以获得家庭财政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衣服和额外补贴，此外，他们也可以要求别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欲望。”这些年轻男人到学校学英语和其他西方的科目，他们惊讶的发现“现代文明完全不欣赏古典，而且是神经过敏﹑紧张﹑精力充沛和反偶像的。”由于失败﹐许多中国青年转向以西方为师，却发现西方意识与西方个人﹑国家的行为之间的距离极大﹐西方的教师包括许多传教士，宣传美国和欧洲国家“是纯粹的伊甸园”﹐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却瓜分中国﹐中国学生也被事实所教育，他们学来“什么是势力范围，和赔偿﹑惩罚措施等等。”这些学生最后懂得“美国﹐甚至美国，都通过日本向中国倾销吗啡；英国也不甘落后，加速鸦片的额外供给；毕竟﹐香烟是比福音更成功……”从赛珍珠的笔下﹐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那种「反西方的西化」﹐正是中国延续至今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源头。

然而﹐赛珍珠却是欣赏鲁迅的。在自传『我的数重世界』里﹐她毫不掩饰地质疑「中国的雪莱」那段文字之后﹐紧接着便提到鲁迅﹕“终于﹐病态的罗曼蒂克主义逐步得到纯化﹐最强烈的意念又回到自己人民中来了。周树人﹐或像他称自己那样叫「鲁迅」﹐也许是第一个意识到自己虽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只要把自己找到的新情感使用于人民﹐就能摆脱简单的模仿。于是﹐他开始写随笔﹑短篇故事﹐直至小说﹐写的都是简朴的普通人。 ”她还提到郭沫若﹐称之为「my own favorite」。

老实说﹐我很吃惊赛珍珠对鲁迅的看法竟如此简单﹐未知她是否了解﹕首先是鲁迅反传统之激烈﹔其次﹐鲁迅「吸收」的主要是从日本转手的非纯西方文化﹐设若他像徐志摩那样学一点浪漫主义﹐也许不会那么偏激﹔再则﹐鲁迅对中国「普通人」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绝非民粹主义的普罗文学。

鲁迅的刻薄﹐恰好也反映在他对赛珍珠的看法上。 1939年「与姚克书」中他写道﹕“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为祖国﹐然而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我们似乎也不必去理会他们两人之间的隔膜﹐但赛珍珠推崇鲁迅是明显的﹐以至她后来获诺贝尔奖﹐在授奖仪式上的一篇演讲﹐题为「中国小说」﹐其中不少资料和观点都引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然而更有趣的地方还在于﹐赛珍珠在中国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幼年的镇江﹐还是后来的皖北宿迁乡村﹐使她能接触到的﹐都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这种生活经历演化出来的文学观﹐也使她从推崇鲁迅﹐进而到欣赏中国的左翼文学﹐虽然她的政治理念其实是很反共的。 1934年赛珍珠回美国前﹐到北平拜访斯诺夫妇﹐约请他们采访左翼作家。她自己迟至1972年﹐在最后一部作品『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中还提到﹕“后来有许多中国的作家写了有关农民的作品﹐鲁迅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丁玲和我那位极好的朋友老舍也都是很有名气的。”

可是﹐七十年代老舍早已跳了太平湖﹐丁玲恐怕也还在哪个干校里劳改呢。虽然远在美国的赛珍珠还在夸赞他们是写「人民」的作家﹐但荒诞之处正如一些文学史专家﹐如哈佛的李欧梵﹑北大的黄​​子平后来指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五四」和「延安」两个语境﹐终于从「文学革命」彻底变成「革命文学」﹐左翼作家们笔下的「老百姓」﹐也终于以「高﹑大﹑全」的姿态统治文坛﹐中国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还在舞台上……这种结局﹐都是同当年梁启超主张文学可以改造政治﹑鲁迅又进而认为可以改造灵魂分不开的。

至今未见有人将赛珍珠的小说﹐也纳入中国现代文学里来作这一类研究﹐那恐怕因为她是用英文写的﹐仿佛同中国式的「文学」和「革命」无关。然而有趣的是﹐1992年中国大陆云南出版社有一本『赛珍珠研究』出版﹐开宗明义声称“本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专著”﹐竟到九零年代还在用“封建末世”﹑“阶级斗争”﹑“中国出路”一类思路解读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而这还算是中国对她的唯一纪念。

美国对她的研究也很寥寂﹐以至彼得‧孔恩那本「文化传记」的序言﹐就叫做「赛珍珠的再发现」。孔恩感慨道﹕赛珍珠为两代美国人创造了「中国」﹐可她却从美国文化视野中消失了﹐“赛珍珠再好不过的证明﹐一个作家曾笼罩在我们文化的景观上，而她的消失则损害了我们的历史理解力。”他也引用一位批评家的话：“我们应公平地承认﹐凡是广泛被阅读的﹐或在我们感知的文学历史里保持活跃影响的文本﹐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至少眼下应判断它们是高质量的。”

然而我却觉得﹐被遗忘也比被曲解来得好些。

虽然我们无奈已成了「异想天开」的子孙﹐假若撇开对「五四」的论定﹐和白话文的功罪﹐我还是想说﹐徐志摩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的散文和诗﹐至少是「五四」的一个峰颠﹐他把中国诗文的雅致和神韵领进了现代。可惜他身后无人。赛珍珠无法欣赏徐志摩﹐可能同徐无法欣赏她一样﹐假如他们真的认识。我也想说﹐虽然赛珍珠欣赏鲁迅﹐鲁迅却并不欣赏她。赛珍珠最能沟通的一个中国人﹐可能是林语堂。林语堂是欣赏徐志摩的﹐他说﹕“吾于白语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句法﹐了无痕迹。”

徐志摩是否也从“中国文化视野中”消失了呢﹖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附：民国回忆录脸书

1937年，山西佛光寺，林徽因触摸着“宁公遇”久久不言，神情肃穆，丈夫梁思成记录下了妻子这一刻，只有他明白这一刻是有那么的不容易。

1937年的冬天，寒风凛冽，两个身影却在山西的山间村落间穿梭。他们是建筑学者梁思成与他的妻子林徽因。多年来，他们都怀揣着一个梦想，就是找到唐代木构建筑的遗存。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古老的中华文明那些精美的古建筑，早已所剩无几。更令人心痛的是，连研究古建筑的中国学者，也寥寥无几。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伊东忠太就曾言：＂要想看唐代木构，必须去日本。＂
可对梁思成与林徽因来说，这番话，无疑是个挑战。身为建筑学者，他们坚信，唐代建筑，定然还有流落在民间的遗存。于是，夫妻二人决定亲赴山西展开探寻。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五台县的一座古寺——佛光寺。

当梁思成与林徽因在佛光寺推开那扇斑驳的门扉时，一座古老的寺庙呈现在眼前。在寺庙幽深处，他们看到一座古老的藏经阁，在一角的地面上，他们发现了一块倒卧着的石碑。石碑上的文字已经因为岁月侵蚀而变得模糊不清，但依稀还能辨认出＂宁公遇＂三个字。

于是，他们开始在佛光寺的各个角落寻找宁公遇的踪迹。他们翻遍了每一处殿堂，检查了每一尊佛像，希望能找到哪怕是一丝一毫与宁公遇相关的信息。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依然一无所获。正当他们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重新点燃了希望。

在大殿深处，在一尊古旧的佛像背后，他们发现了一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砖块。砖块上赫然刻着＂宁公遇＂三个字，字迹娟秀清晰，与倒卧在藏经阁的石碑如出一辙。

顺着这条线索，他们来到了石碑所指的方向。果不其然，在蛛网和灰尘之中，一尊面目慈祥的女性塑像静静伫立。

虽然塑像已经饱经风霜，但依稀可辨当年的威仪。塑像双手合十，宝相庄严，与梁思成在藏经阁中发现的石碑上的描述完全吻合。毫无疑问，这尊塑像，就是尘封千年的宁公遇。

梁思成与林徽因激动地围着塑像转圈，仔细端详着这尊沉睡千年的唐代遗存。林徽因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塑像斑驳的面容，指尖似乎穿越了时空，与千年前的宁公遇在这一刻相遇。

梁思成从镜头后抬起头，正好捕捉到妻子抚摸塑像时专注的神情。他明白，对于妻子而言，这一刻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学术的层面。在这尊塑像前，林徽因看到的，是一位女性跨越时空的执着与坚守。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为塑像镀上了一层金边。远处，群山巍峨，如同一幅泼墨山水画，静静地见证着这对学者夫妻与历史的对话。

佛光寺，这座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千年古寺，承载着唐代建筑的极致艺术与文化辉煌，是中国古建筑的无价瑰宝。它的发现，不仅改写了世界对唐代木结构建筑的认知，更为中国古代建筑史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这座历经千年的建筑以其保存完好的木构结构震惊了建筑学界。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无唐代木结构建筑遗存，而佛光寺的横空出世狠狠回击了这一论断。梁思成等人在发现后，盛赞其为“中国第一国宝”。这座大殿不仅完整地呈现了唐代建筑的恢弘气势，还汇集了四种珍贵艺术瑰宝：唐代木结构、三十多尊唐代彩塑、梁下唐代题名墨迹以及稀有的唐代壁画。

东大殿坐东朝西，与周围山势融为一体，犹如自然画卷般静谧悠远。其建筑设计充分体现了唐代建筑追求的气势恢宏与布局均衡。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梁架结构繁复且稳固，飞檐翘角之间尽显大唐的磅礴气魄。置身殿内，千年前的唐代风貌扑面而来。梁下的唐代题名墨迹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可见，书写者的笔力与意境仿佛穿越时空。而大殿内保存的三十多尊唐塑菩萨像，或庄严肃穆，或慈眉善目，栩栩如生；墙面上的唐代壁画虽有剥落，但依然隐约显露出盛唐画工的细腻与高超技艺。

佛光寺的整体布局层次分明，从西侧山门进入，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院落呈阶梯状层层递升，直至东大殿。由远及近，由低到高，游客的视野随着建筑的节奏逐步展开。当站在大殿前仰望，那股唐代建筑的恢弘气势扑面而来，仿佛瞬间将人带回千年前的大唐盛世。无论是飞檐的曲线，还是殿内的彩塑和壁画，每一处都凝结着唐代匠人的智慧与心血。

佛光寺的发现和研究，为中国古建筑史增添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也让世界看到了唐代建筑技术的巅峰成就。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无论是建筑之美，还是艺术之精，佛光寺都以它跨越千年的姿态，成为后人追寻历史与文化的精神殿堂。站在这座古寺前，仿佛李杜诗篇般的大唐气韵扑面而来，虽历经千年，却依旧与现代人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