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饥荒时期地下刊物《星火》的创刊人顾雁教授，于2025年8月24日度过了他的九十岁生日。顾雁在青年时代经历了二十年的囚徒和准囚徒生活，他1960年10月因“星火案”在上海被捕，后与林昭、梁炎武同案起诉，1965年5月底，三人同案判决，分别开庭。顾雁被判处17年徒刑，先在上海、后到青海服刑。直至1980年冤案平反，他才回到兰州大学任教。也是在此之后，他与同校教师顾淑贤结为伉俪，开始了他重归物理学的研究生活。
顾雁于2001年从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是理论物理研究专家，著有《量子混沌》一书。直至2025年，顾雁依然有研究论文在国外的物理研究刊物上发表。
顾雁与林昭是北京大学校友，未见面前，顾雁曾亲手刻印林昭的长诗《海鸥》，在朋友们之间散发。也是他决定将林昭的另一首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刊发在《星火》第一期上。1959年底，他顶着“右派”帽子，从天水“劳动考察”的困境中突围，自行回到上海谋生。这时，他与同样因病返回上海的林昭开始交往。两人在上海、苏州，往来信件数十封，彼此心心相印。
本文是《顾雁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分上、下两篇。顾雁在文中详细回顾了自己与林昭的交往，讲述了林昭与《星火》的关系、他与林昭和而不同的思想经历，并表达了他对林昭的终生怀念。
【前记】
到2025年4月29日，林昭遇难已经五十七周年。二十六年前，林昭的闺蜜倪竞雄就曾约我写一篇纪念林昭的文章，一直没有成文。
这些年里，我接受过胡杰、傅国涌、吴明卫、江雪的采访，回复过胡杰、依娃、谭蝉雪、连曦关于林昭的来信，都是围绕着同一个话题，我与《星火》、与林昭的关系。
我与林昭分别于1960年秋天，此后作为同案，同时被起诉、判决。我活下来了，林昭遇难，一起创办《星火》的难友张春元牺牲。我们相识时都才二十多岁。耄耋之年，写下这段记忆，是幸存者的责任，也是我的夙愿。
我认识林昭，缘起于林昭的诗《海鸥——不自由毋宁死》，我们的案情与《星火》相关，后来的命运一度交织在一起。
我大哥顾鸿和妹妹顾麋也因为我与林昭受到牵连，他们在“文革”中，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很多研究林昭和《星火》案的人，都把林昭看作《星火》的创办人之一，这不符合事实。林昭与我和张春元，的确有思想共鸣。我和她的私谊，更是终生难忘。但我未曾加入校友、同龄人对林昭的回忆里，也是因为我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倒是我妹妹顾麋还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是我妹夫李惠康代为执笔的。
还有一件触动我的事，是北大校友张元勋在回忆中写到的经历。1966年5月6日，林昭在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张元勋去提篮桥监狱探视林昭。见面时林昭对他说：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林昭写给我的信，至少有三十封以上。在她短暂的一生中，给我写的信，应该是最多的。如果要编《情书一束》，需要从我们的案卷里，将当年搜走的信件提取出来。我希望将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的档案开放，我能收回我和林昭之间的全部书信。
上篇
林昭（1932-1968）
一 我刻印了林昭的《海鸥》
与林昭见面之前，我先读到了她的诗稿《海鸥——不自由毋宁死》（以下简称《海鸥》），印象中大概是在1959年的4-5月，张春元在狱中交代的是暑假期间，即7-8月，也有可能我记得不准确。
诗稿是通过孙和传来的，孙和是上海人，他妹妹孙复是林昭的同班同学。张春元从孙和手里拿到了这首诗，他传给我看；我那时已经在天水二中教物理了。读到这首诗，受到诗中那种正气的感染，也很喜欢。我说：我们把这首诗刻印下来。为什么要刻印？也是因为想分享给几位好友。我在钢板上刻好蜡纸，在马跑泉的拖拉机站印了若干份。张春元是站长，他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油印工具都是他办公室的。
半个世纪后，谭蝉雪在天水终于找到《星火》案卷，其中就有这首诗。谭蝉雪拿到以后与我核对，她问我：案卷中的《海鸥》是不是林昭的笔迹？
我说：这是我的笔迹。她说这是案卷里的材料，怎么可能是你的笔迹？我说这本身就是油印的，原始的诗稿在张春元那里。看到复印件上的字迹，我马上就认出来了，因为是我排的版，我刻的。
为《海鸥》写《跋》的作者，署名鲁凡。谭蝉雪问我：鲁凡是谁？我告诉她，是张春元用的笔名，他当时跟我讲：鲁迅已走，把走之去掉，就成了凡字。张春元《跋》的文字也是学鲁迅笔法，他交给我《海鸥》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写了《跋》。
张春元肯定了《海鸥》诗中那种“头可断志不可屈”的精神，同时他也认为“不自由毋宁死”的号召是“显得浮夸了”。他觉得，不应该沉浸在伤感的情绪里，而应该依靠集体的力量去行动。为了保护林昭，规避风险，他有意将落款时间写为1949年五四前夜，并说明：“诗的作者系一青年学生，有志于文艺事业，曾于两年前学生运动高潮中，因误会被当局逮捕”，后下落不明。这些说法，都是为了转移视线。
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在这栋红房子的第二个入口，原来没有外墙和铁栏门。2018年2月23日，顾雁（时年83岁）从合肥回上海探亲，特意走到这里，拍下这张照片。
林昭开的门，她知道是我后，便让我去附近的复兴公园等她。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我带去了刚印出来的《星火》第一期，其中刊有她那首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离开天水时，我从胡晓愚那里拿到五份《星火》，一份给了我的北大同学梁炎武——此时他也被打成右派，另一份给了林昭。余下的三份，后来被静安分局搜走了。
几天后，林昭来信，约我到中山公园会面。这次她带来一本吕思勉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她说自己正在读这本书，写得很好，借给我读一下。这天在公园里，她向我讲了些民国年间的名人轶事，也说了她本人的大致情况，却只字未提我带给她的《星火》；我也未敢径直询问。
从这时起，到我当年10月18日被捕，我们有九个月的交往。在林昭家里，我有个外号叫“两只脚”。林昭妈妈应该是见过我的，林昭没有正式地介绍我，我找林昭，她出来后，我们就一起下楼了。我比林昭高，她妈妈在后面，就看见我的两只脚。因为这个印象，我去后，她就问林昭：“是不是两只脚又来找你了？”
在那九个月里，我和林昭见面十多次，书信来往不下数十封；她从未与我谈及对《星火》的评价。她没有问过我是如何成为右派的，我也未问过她有关《红楼》与《广场》之事。在后来的会面中，她甚至从不主动谈及严肃的政治和思想理论问题。我曾多次向她提到我和张春元计划中的活动，我不是在乡下印东西吗？我希望她能出些主意甚至参与进来，我感觉，林昭都有意回避了。
张春元来上海也直接找过她，希望她加入我们的行动。那么她对张春元是怎么表态的，我不清楚。张春元讲过，他也看得出来，林昭不太想加入我们这一伙。我觉得这很自然：你们两个人她倒是认识，你们后面还有一大批人，她完全不认识。我明确地意识到，她想和我们的团体活动保持距离。这无疑使我对她有些失望，但我也完全能理解。
大概是1960年3月，张春元到上海来，把我和林昭叫去，我们俩都去了。张春元说今天我请客，我们去的是上海绿杨村酒家，在南京西路上。它的扬州菜非常有名，有高价售出的小笼包子。张春元请客，为什么呢？他是正式地告诉我们，他和谭蝉雪结婚了。
我感觉林昭对张春元是很倾慕的，张春元请我们吃饭，也是正式地讲明他和谭蝉雪的关系。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到当时的碧柳湖公园划船。那天，林昭也喝了酒，他们喝的是白酒，林昭喝醉了。我不会喝酒，没有陪他们喝。
我还记得，1960年初，张春元在去广西接谭蝉雪回河南之前，他突然来到上海。他说，他要做结扎手术，已经有了两个侄儿，不想要孩子了，不要给谭蝉雪添麻烦。他真的去做了这个手术，在上海的中山医院。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那时候，我也有些灰心，张春元把心思都放在谭蝉雪偷渡那里，林昭对《星火》也保持着距离。我感到，她跟我想象的那个人不一样。张春元曾经说过开一次会，大家来定下组织纲领。因为我在上海，和林昭联系方便，便让我联系林昭。题目都定好了，请林昭写反右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写《论寡头政治》，分析政治体制问题。我跟他们说，不要找林昭了，她不想弄这个事情。在我的印象中，林昭的兴趣都在文学方面。既然她不回应我，我也不跟她谈政治了。
三 别梦苏州
林昭在上海时，一般都是她给我来信，约我到公园去见面，大概一两个礼拜她来一封信。记得有一次见面，她说新蚕豆刚上市，她母亲托我在黑桥乡下买上几斤。我与乡下的邻居从不来往，不知道该去哪里买。她见我无回音，在下一次见面时就说，已经托别人买到了。我知道她对此很不高兴，但我心里想，她迟早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给她的《星火》，她藏在一个抽屉的厢肚里。老式的抽屉，抽出来以后，里面还有一点空间，只有把抽屉全部抽出来，才能看见藏在最里边的东西。那一年的端午节前夕，她们家大扫除，她母亲发现了藏在里面的《星火》。林昭和我一样，划右派后的处分是劳动考察，因身体不好被母亲从北京接回上海。她母亲得知我们这种思想倾向，马上禁止她再和我来往。
在此之前林昭还跟我讲，她母亲对我印象不错。发现《星火》后就改变了态度，母亲不许她继续留在上海，她要林昭去苏州居住。
林昭去苏州前，约我在襄阳公园见面，与我告别。她还转述了母亲对《星火》的评价，大意是说，《星火》“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轻人对当局发泄不满之举”。她给了我她在苏州的地址，我一看，上面写着：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许萍。我不知许萍是谁，她说是她自己。这应该是化名，用了她母亲的姓。但林昭去苏州后，不仅没有与我断绝往来，而且来信更多，写得更长了。她就是那样的性格，你不让交往我偏要交往。她一个礼拜来两三封信，我一封回信还没有寄出，她的下一封信就到了。她约我到苏州去，她也从苏州到上海来看我。
1960年5月底，林昭回苏州，到10月份我被捕，我们密集通信和见面就是在这段时间。在上海的时候，林昭的来信不到两行字，主要是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碰头。到了苏州就完全不一样了，每封信长得不得了，一写五六张纸，这位老兄实在笔头会写。
她也从苏州到上海来，那一次我们真正是像男女朋友date 一样。她一早做了好多点心，带了菜，约我到火车站去接她。接了她以后，我们到虹口公园，吃好饭，我再送她回苏州。
我到苏州去过三四次，林昭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就约我去。我们先在观前街一个庙前见面，然后她说要回家去换衣服，记得是到虎丘还是什么地方去玩，要乘长途车。她领我到了她家，叫我在院子里等，她进去换衣服。这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我没有看到其他人，所以也不知是她们一家人住还是与别人合住。
我随她在苏州那些巷子到处转，苏州那些私家花园很多，她熟得很。路上碰到人，一会儿跟这个打招呼，一会儿跟那个打招呼。吃饭、看戏，到哪里去，反正听她指挥。
在苏州逛街，我看到有人在地摊上卖旧书。我过去看，有不少外文书。其中有一本是法文原版的数学名著，好多数学书里都引用过它。那些书的主人去了哪里呢？也许跟我们的命运一样吧。我喜欢这些书，林昭还帮我与摆书摊的人还价，但那时候我没有钱，也买不了。在兰大读研究生时，每月还有六十块钱，反右以后就取消了。从天水逃回上海，生活上还需要父母接济，口袋里就是哥哥妹妹给的十块钱。苏州虽然离上海很近，车票也要四五块钱，我去后还要住旅馆，都需要花费。
那年我25岁，从没有交过女朋友。林昭是28岁，伶牙俐齿的，道理都在她嘴里。反正，她想对你好的时候，也是很好，很可爱的。后来她的信也写得越来越大胆了，我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但在上海时，我请她去我家，她也不去。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她心里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她在讲话，我只是听。关于政治笑话、小道消息，还有北大的事情，她知道的多得很。
有一次她跟我讲到她的父亲，她父亲，是在劳改还是劳教吧？她说她不久前去看她父亲，坐了船，不知是不是在白茅岭农场。
【网载：林昭的父亲彭国彦1955年9月被捕，初判徒刑7年，他不服上诉。1956年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其历史身份已在反动党团登记时基本交代，偷听‘美国之音’是非法的，但念其在解放后不久，又未大肆传播，此外无其他罪行足以惩罚，撤销原判，教育释放”。1957年反右运动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管制5年。因与许宪民离婚，长期无工作，以典贷、跟人做佛事过日，被安排到一街道小厂做敲工，月发16元。】
1960年6月2日，谭蝉雪在偷渡途中被抓。偷渡之前谭蝉雪来我家时，我介绍她认识了我的北大同学梁炎武，也说好了，她在广州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梁炎武。谭蝉雪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她真的给梁炎武写了信。梁炎武接信后，设法通知了张春元。因为传递了信息，梁炎武被牵连进我们这个案子。
梁炎武和我在北大同学四年，人品正直，我们关系很好。毕业后他留在北大任教，结果也打成右派，送到工厂劳动考察。1960年4月，他辞职回到广州的家中。
梁炎武的父亲是广州中山医学院的著名教授，他的几个姐姐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只有他学了物理。
张春元得到梁炎武的信后，立即去开平，准备营救谭蝉雪。以前他都是先到上海，但这次他没有先来与我商量，直接过去了。他用了假身份，被看出破绽。7月15日，张春元也被捕了。
我是从梁炎武那里知道张春元被抓的，那时梁炎武的一个姐姐刚好要从广州回上海，梁知道事情严重，立即托她带信给我告知此事。信由他姐姐带到上海，他写信给我，让我到她姐姐家里去。我去后，他姐姐把梁炎武的那封信给我，里面就讲，谭蝉雪已经出事，张春元也被抓起来了。
张春元被捕，他是怎么通知了梁炎武呢？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和张春元在广州见过面，他们之前是否有约定，后来我没有细问。
总之，得知张春元被捕了，我感到情况不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林昭。我没有苗庆久的地址，跟苗庆久从来不联系的，所以我没法告诉苗庆久。
我直接去了苏州，到苏州时我觉得，背后可能已有人在监视。
在苏州一见到林昭，我就跟她讲：今后我们不要来往了。你把我的信全部烧掉，因为我要一出事情，我们之间写了那么多信，肯定要受连累。
她一听就火得很，好像我无缘无故要跟她分手。她也不跟我说怎么办，她似乎不相信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远在广东开平的偷渡案，怎么会影响到她和我。她心里可能想的是：你说不来往就不来往啊！
临走时，我要她不要送我。她在我的背包里，塞了一份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上火车了，打开一看，是她最近写的一篇文学评论，关于白居易的《琵琶行》。我知道她的意思呀，什么分手啊，不要轻易放弃。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别，我都没有机会和她说清楚，并不是我真的要和她分手。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烧掉我的信没有。
四 信义
我在乡下住的老房子很大，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高多了。每一间房都有隔板（天花板），隔板中有一块是可以打开的，把这个板抬起来，上面就像阁楼一样，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很暗。我在阁楼里藏了很多东西，有油印机、印好了的张春元文稿、林昭的全部来信……所有要紧的东西，我都藏在里面了。
这些事情，还有我对被抓捕的预感，我一点也没有告诉过家里。
从苏州回来以后，我还在翻译法文小说。那段时间，译完了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一个短篇《马铁奥·法尔哥尼》，其中讲的是科西嘉岛上一家人的故事。这家人中的父亲在当地声誉很好，还是一个神枪手。他有一个独生子，大概十来岁。一个逃犯为躲避追捕，拿出5个法郎给这个小孩，自己藏到了他家的干草堆里。而官兵随即赶来，要求小孩指认逃犯的去处。小孩开始时拒绝了，可是，当官长拿出一只银质挂表时，他终于忍不住了。为了得到挂表，他指出了逃犯的藏身之处。这时，他的父亲回来，被捕者对着马铁奥的家门唾骂道：“奸贼的家！”
他的父亲背上枪，叫小孩跟他走，走到山里，只听见砰的一枪，他把自己的儿子处决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父亲很没人性，但这里突出了一个信义的主题，有人就是把信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
顾雁保存至今的法文版梅里美小说《嘉尔曼》（另一译名是《卡门》）法文版。傅雷翻译过这部小说，玻璃镇纸下是傅雷亲笔书写的译文字条，原来是夹在书中的。
1960年10月，我刚好翻完这篇，准备拿给傅雷看的。我推测现在这篇译稿应该还在我的案卷中。
苏州别过，林昭不再来信了。她的信没法寄到我在乡下黑桥的住处，这里邮差可以来，但是地址很复杂，老房子没有门牌号码，很难找。所以我和林昭约定，若是来信，寄到我在西康路的家里。
所有来信，我都是到西康路家中去取的。妈妈知道，我妹妹也知道；她们看到苏州一封信寄来，不久又一封信寄来，信都放在底楼厨房的灶台上，信封写着我的名字，字迹很秀丽，她们就问我是谁。
我说是林昭，北大的一个同学，中文系的，人在苏州。所以她们都知道林昭，知道我们在通信。
我从黑桥可以寄信，但要回去收信。那时也没有电话，只有回到上海，才知道她是不是来信了。我经常回去，从黑桥到西康路。至少每周一次，甚至更多。如果想看看林昭来信没有，我就回去了。那时只有信件交流这一个方式。
所以家里人知道得很清楚，经常来信的人就是林昭。张春元来信也是寄到上海家里的。那天来黑桥抓我的同时，警方也派人去了西康路的家中搜查。公安人员还问了三楼住在阁楼的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单身老头，我不清楚他的情况，平时见面也是很客气的。但警方搜查时问邻居，顾雁平时有什么异常表现？他跟警方汇报，说我在三楼的晒台上烧过一次信。
确实，我接到梁炎武的信就烧掉了。张春元的信、其他人的信、我在上海收到的所有同学的信，全部烧掉了。只有林昭的信，我下不了手。她写信很用脑筋，信封信纸，都很讲究。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把写信当作工作来做的，非常认真。所以我就觉得她有那个意思，我原来给她写信称兄的，后来就改称姐。结果她又发火了，好像我在瞎想。我也火得很，她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有一次在苏州，我们走到一处院子，她跟我说，这个院子清静，很好。如果能在这里买一处房子过晚年，也是挺好的。
那个老头所住的三楼阁楼，对面是个晒台，在亭子间上面。我烧东西就在那个晒台上，他讲我烧东西，所以静安分局知道了。
审讯的时候他们就问：你烧的是什么东西？
你问有什么用处啊？我烧也烧掉了！我讲什么就是什么，这硬碰硬的事情。我是烧掉了，但是烧了哪些？你要问我怎么问得出来？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我在瞎讲，只能问问就算了。
我把所有其他的信都烧了，不要连累别人呀！就是林昭的信我不舍得烧，我跟她讲我烧掉了，其实全部留下了。张春元、梁炎武、徐诚的信……全都没有留，我给张春元的信，他也一封都不留。就是林昭的信，我全部都藏在阁楼上。至于她烧了我的信没有，我也不知道，很可能也没有烧；因为她是不相信会发生意外的。
所以，审讯的人清清楚楚，她和我的交往，我们之间上海至苏州的来去时间，哪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到什么地方会面。你跟顾雁在干什么，信里都写了。所以，审讯的人从来不问，我跟林昭到底有什么交往。
如果不抄我的家，也不会跟她扯上关系。结果，把我的家一抄，她的信就全部被抄走了。何况，《星火》里又有她的诗；这就把她卷到案子里来了。
单从这些信来讲，我想，林昭的信应该是帮了她的。办案人肯定要问她，什么时候跟顾雁来往？这些情况通信里都有，我去了几次，她来了几次……信中完全没有写政治上的事情。我们策划的那些行动，跟她根本不搭界的。她跟武山的人和事也不搭界，谭蝉雪和她碰过一次面，其他的人她都不认识。
五 “抓坏人”
他们不是马上抓我的，至少已经跟踪了我半个月。估计我到苏州去，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我有时要从黑桥去周浦镇，买点肉或者生活用品，回头一看，后边好像有个人跟着。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远房亲戚，他还跟我打招呼，后来这个亲戚也被调查了，问他到底跟我讲了些什么。
对，我跟林昭打好招呼了，我的东西都藏好了，我也做好了被抓的思想准备。我知道他们要来抓了。不可能逃啊，往哪儿逃？
顾雁，1960年10月被捕前的照片，从老照片中截图。
我还是一个人住在乡下，我家在一座院子的西边，东边是我叔叔他们家，但他们人都不在，房子是空的。突然一个亲戚来跟我说，队里要租一间房子，公社大队里下来的人。我说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叔父的。
后来那边就搬进来一个租客，是个北方人，因为农村人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来。我心里就有点怀疑了，我也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人家早就在我对面租了房子，就在一个院子里，每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1960年10月18日早晨，大概8点左右，我已经吃过早饭。大队书记先来，他一看我在家，跟着就又进来四五个人。来人马上把我反绑起来，铐子也铐上了。我对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学生，你们这样，算什么呢！而我心里明白，这个结局终于来了。
有个人算不错的，他从墙上拿下我的一件皮的大衣说：披上！
10月下旬，天气已经有点冷了。我的手是反铐的，无法穿衣，他把那件皮外套披在我身上。我离开了位于瓦屑镇黑桥我的家，还要走一段路到名为六灶港的河边，那里有机器船开往周浦镇。每天只有一班，9点钟上船，上船后就只有两个人留下来押送我了，其他几个人没上船，他们回去搜查我的住处。
我在黑桥家里还养着鸭子、鸡什么的，都在门外。我还种了好多菜，种了南瓜。
船到周浦镇要上岸，上岸后还要走一段路才到长途公共汽车站。时间接近中午，经过镇里小街时，我披着衣服，手反铐着，后边跟了一大群小孩，他们都在喊：“抓坏人！”“抓坏人！”
长途车发车也不定时，上车前，押送我的可能先跟司机讲好了，让我第一个上车。上去以后，我到最后一排的位置上坐好，这两个人坐在我边上，车上至少还有二三十个乘客。
从周浦到上海要过江，那时候没有隧道，也没有桥。长途车先开到黄浦江边的周家渡，其他乘客统统下去了，这两个人也不急着下车。我看到有一部吉普车停在那边，他们打个招呼，吉普车开过来。我下了公交，上了吉普车，那两个人也上来了。我还听见他们在车上说说笑笑，因为那时全国的饥荒已波及上海，所以交谈的主题是今天晚饭吃什么。他们问司机，司机也有两个人。
吉普车再渡江，至少要一刻钟。车到了江对面，就直接开到静安分局门口。到达时天色已晚，他们把我押进了审讯室，那里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让我坐在小凳子上。
印象中进去以后，可能把我的手铐打开了。一个审讯员坐在我对面，两个大汉站在两旁，审讯大概都是这样。审讯员看上去很年轻，大概从学校刚刚毕业不久，文质彬彬的。
他们怎么问我，那么我就怎么回答，我知道会是这么回事。
从早晨抓了我，一路押送过来，我中饭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吃。在审讯室里了审了一个晚上，他们有夜宵的，我说我肚子饿了，后来给了我一个馒头。我说我要水喝，有人倒水给我喝了。
审我的人换班，我就一直坐在里边，连续地受审。他们脸板起来的，我早就准备好了吧，肯定是这副样子。我想好了，你们怎么审，我就怎么答。
问了哪些问题，现在也记不得了。反正我一点都不慌的，开了饭店还怕大肚子来吃饭啊，对不对？早就预料到了，你们要判几年就判几年。
1962年8月14日，天水的办案人员到上海市静安分局，从顾雁案卷第114-115页中摘抄张春元《论人民公社》一文的第一页。
我基本上都是照实讲的，既然我来了，我干了嘛，我承认。但我没有讲发起《星火》的过程，没有讲要寄发《论人民公社》给几省市党政领导人，这些事情当然不讲了。他们问我别的，我就回答吧。
大概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突然一个人进来，他跟审讯的人一说，他们马上高兴得不得了。我明白了，肯定是我藏的东西都被搜出来了。我家里有个很长很大的梯子靠在墙边，估计他们一看起疑了：怎么这里还有个梯子的？
六 我听见林昭进来的
林昭跟我一样，先被关到静安分局的看守所，在我被抓的六天之后。我知道她也进来了，女犯进出都要走过我们被关押的监房，因为女监在走道的最里边。
静安分局的原址是解放前有钱人家的一栋花园别墅，一般只有两到三层，但别墅都有地下室，看守所的监房就设在地下室里。
【网载：由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使用的南京西路1550号住宅，原为已故旧上海房地产巨商程谨轩的遗产。该花园住宅占地8500平方米，门前有两只石狮子，分列左右两旁。园中建造了一幢八角型式的庭院，高三层楼，中间有大理石的阔型楼梯，庭院后面又建有四层十六间楼房，其中二、三层与庭院相通。】
我们进来时是从地面往下走，楼梯下来先进一道大铁门，眼前是一个走道。走道一边是一排监房，有铁栅门关着。房间一大半在地下，里面没有窗。在与铁栅门相对的那堵墙上边和天花板之间有一条透气窗，里面钉着铁条。从铁条的空档里望出去就是外边的路面。我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在地下室里了，就那么一条很窄的透气窗，室内一天到晚都开着灯。
这个看守所到底有多少间监房，我不清楚，他们也不会让你看。我被押进一个房间，铁门啪的关上。我脚伸进去，里面都是人。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我就在马桶边上坐下了。
此时已经是10月19日的早晨，监房里的人都端端正正地坐着。
晚上睡觉，监舍里有地板，睡觉都是地铺。别的犯人有被子，我没有。不过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间里，倒也不觉得冷。隔了两三天后，他们通知了我父母，家人把被子送进来了。
那些犯人，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一下子这个人放掉了，然后又进来新的人，监房里乱得很。
几天以后，林昭来了。他们提审时要叫名字的，我听见外面有人喊：林昭！接着听见有脚步声从我们监房的门口走过。
在静安分局的看守所关了两个月，那确实苦，白天基本上动也不能动。很小的房间，最多的时候关了四五十个人。隔几个小时可以放风一次，其实也就是排好队，在监房里哗啦哗啦走一圈。
以后我就知道了，上海市的看守所，有市所与区所之分。后者属区公安分局管辖，规模小，只收容临时在押人员，而流动性大。我和林昭第一次被关进去的静安分局看守所，就属于区所。后来“文革”期间，我妹妹被关进虹口分局看守所，它也是区所。
我在静安分局看守所，被关了大概两个多月，1960年底，我被转到思南路的第二看守所。后来我知道，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轨迹与我相同。而林昭再次入狱则与我不同，她很长时间都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这两个所都属于市公安局管辖。市所的规模大，可收容长期在押人员。其中，第一看守所在南市，三十年代就有了，是租界外中国地带的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在思南路，是法租界的看守所（俗称法国监狱）。
现在来看，这意味着我们的案件被认为案情重大，短时间里不可能释放。事实上，从起诉到判决就拖了五年。虽然我、林昭和梁炎武，我们三个北大校友的名字在同一张起诉书上，但无论是转运期间，还是开庭判决，我和林昭都没有再见过面。在静安分局看守所时，我还不知道梁炎武也被抓了。转到二所后，一次在放风时我见到梁炎武，那时才知道，他也被抓来上海了。
七 在二所
转到思南路的法国监牢，即第二看守所，那里的条件就好多了，比后来在提篮桥的条件都好。二所的楼层都是通风透气的，有很大的玻璃窗。
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顾雁摄于2018年2月23日。
每个房间里住的人也不多，挤的时候四个人，稍微空点的时候三个人，一般是两个人，但不会让一个人一间。
四个人一睡下就肩碰肩了，房间很小，其长度在四人躺下后刚好放一个马桶。早上起来，每个人都要按标准叠好被子（即做内务），白天被子不能打开。管理严格的时候也不让你用被子垫着坐，我们一天天长时间地坐在地上，非常辛苦。地上太硬，我拿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当垫子坐。看守走过来看到就吼：喂！垫子拿掉！
四个犯人，就一直坐在地铺边上。一看有人过来了，也互相告知是谁来了。我们给他们几个主管起了外号，一个叫巡洋舰，一个叫主力舰，还有一个叫“活动政府”，因为那时他们训话，口口声声都是“人民政府”如何如何。
有时候，看守沿着铁栅门偷偷地过来，窥视我们在干什么。一般情形下，他们走对面的那条走廊。这整栋楼的结构跟船舱差不多，中间是房子，外边有个套子，沿套墙一圈也有走廊，它与监房外的走廊之间是铁丝网，两个走廊间用木板的通道相连接，所以从四楼走廊上可以直接看到底楼。晚上看守大多都是从对面通道走，因为安全一点。你想，万一沿着我们这边走，里边的人手伸出来扒一下……大概是这个考虑。
从我们囚室对面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广慈医院。它是上海最早的传染病医院，那边有很大的青草地，可以看到里边也有人接见，在一个小亭子里，病人的家属送东西进来。
我想到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他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抓进来，我也无法告诉他们。父母肯定忧心如焚，哥哥妹妹，必然也会受到我的连累。每念及此，内心隐痛，但也无可奈何。
1960年大概是9月，大哥顾鸿离开上海赴大连军工单位，全家人合影留念，这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张照片。（前排：母亲孙缦真、父亲顾仑布；后排：妹妹顾麋、大哥顾鸿和我）
不知什么原因，二所的犯人经常被调换房间。从三楼换到四楼，四楼换到五楼，我就这样待了四年多。进去不久后得到一个好消息，可以写送物单了，也就是说，可以让家人送东西进来，每个月一次。这个做法叫“接济”，但不能和家人见面；就像广慈医院的传染病人一样，家里人把东西交给管理员，管理员再交给我。
林昭在二所的环境，与我可能是差不多的。
八 林昭写了《思想历程》
隔了半个世纪，我才从谭蝉雪找到的案卷资料中，了解到林昭第一次被捕后的思想经历。林昭是1960年10月24日被捕，转到二所后，关到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
1961年10月14日，她写了一篇《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以下简称《思想历程》）。谭蝉雪在复印件的第一页上注明了，这份资料来自《甘肃省天水市公安局执行股预审卷宗》张春元卷。
这种思想总结之类的东西，当然都要写的，我也写过。在静安分局的看守所里没怎么写，它那边就是要你坦白交代，给你一张纸，交代了以后按手印，走个简单的程序，不会叫你写长篇大论。监房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床铺，白天坐在地上，晚上睡在地上，各人用自己的被子，一半垫一半盖。
转到二所后，这里是地板，但也没有桌子。长篇交代都是在二所写的，因为关押的时间太长，交代来交代去也就是那么多事。交代完了，就叫你写认识，他给你笔和纸。有可能还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去，到外边的桌子上写。
从林昭这份《思想历程》的内容来看，我相信它的真实性，确实是林昭写的。但在复印件上再度复印的纸件相当模糊，我只能根据谭蝉雪后来编辑到《林昭文集》里的文本来看林昭的观点。在复印件和整理稿中，我看到大量使用了省略号，这让我想到，会不会是办案人员从上海抄来，自己加的省略号？犯人写交代是不可能用省略号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原件，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研究。此外，我还认为，办案人员来上海，主要是要了解我的交代；林昭的这份《思想历程》，他们只是附带抄一下而已。
林昭的这份检查，可以证明前面我的观点：林昭与《星火》案，与我们这群人，在思想上有很多共鸣。我和张春元，都是她很重要的朋友；但是，她对于我们想要采取的行动，一方面是了解有限，另一方面也的确不想介入。如我上面所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简言之，根本就不应该抓她，她跟这个《星火》案没有太多关系。如果我要反省的话，甚至可以说，是我害了她。如果我没有刻印《海鸥》，如果我没有和她走得那么近，如果我没有保留她给我的三十多封信，很可能，她不至于因为《星火》案被抓。
在这篇检查中，有几处提到我的名字：
第一次提到我，她说，她通过我，了解了北大和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顾雁他们本来早已邀我上西北玩儿一回去，我苦于没法脱身，也怕引起注意。以后他也身体不佳回南了，这便很巧。通过接触，很快沟通了、交流了北大与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
从第一句话来看，应该是以我的名字做了代名词。邀请她去西北看看，或许是张春元与她第一次见面时说过。我是离开天水回到上海后才认识她的，不可能再邀请她去西北。但她不想多扯张春元，就用了“顾雁他们”这个措辞。在这段话之后，她谈到自己对我们这些人以及行动的看法，她认为，应该“独立存在、独立作战”，不斤斤计较什么组织不组织，她说我其实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林昭与我们没有组织联系，这份文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时她第二次提到我的名字：
对着顾雁我没很强调这一点，一来因为暂时尚无强调的实际需要，二来，他也是北大出身的，总还有相当强烈的“北大观念”、不烦十分强调。
在写到《海鸥》一诗的情况时，林昭第三次提到我的名字；可见当时在查抄到我刻印的《海鸥》后，静安分局最初提审林昭，一个重点就是这首诗。但林昭对此也不在乎，她并不介意朋友传阅，但她很明确地表示，没有必要刻印散发。我从这里感觉到，她对我是很有点火的。由于我的刻印，她的诗从地下写作变成了公开写作，她认为这不是相得益彰而是相反，作者和读者都受其害。她是这么写的：
在京时我曾手抄以传阅和赠送过，那个，另一回事，那还勉强可以算在合法的范围里，至多你来批判我这诗便是了。一到印刷，虽是油印，亦总有点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态，其实又没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个样，月亮里点灯空挂名”，我不为也。否则，当年还曾参与地下党的散发、翻印宣传品等活动。我又不是没有半套，就说印东西，除了一听油墨少不得外，其他什么不用，使图钉把刻好的蜡纸往桌面上一钉，不照样印出来？有何难哉！不过没有着手进行耳。
我看她这段话里有几层意思，主要就是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第一，她不知情。第二，若是知道，她也不会同意。她用了很不以为然的语气来贬低我们刻印《海鸥》的意义，把我们的行为说得好像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一副“哗众取宠”“煞有介事之态”。总之就是：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这种事情我以前早就搞过的，比你们还要高明得多呢，不过是我不做罢了。
她为什么不做呢？她接下来就说，因为印秘密宣传品，印的人是冒险，读的人同样是冒险。还有就是，你到底有什么新东西给别人看呢？如果是些尽人皆知的道理，也并不值得去印。
我看到这些地方，我就想到，当年我们准备将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刻印出来，传递到高层干部手里；这在林昭看来，似乎就是老生常谈，根本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我们还误解她了，以为她是怕，但她并不是怕——我不参与，是因为不值得，“不值得便不干”。她就是这么写的：“可我这种主张曾受到误解，使得我相当生气——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难不成我还惜此一身么？”
那么，林昭的这些话，到底是她的心里话，还是为了减罪而避重就轻呢？
我觉得，这两种成分都存在。既然是根据办案方的要求来写，而且是写检查，在认识上写些符合大形势的套话，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林昭对我们行为的否定，我看了以后是不认同的。
此外，从这份检查里，还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那就是林昭保外就医离开二所后，为什么又会再次入狱。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我觉得是林昭对形势判断错了。不仅是她，我当时也有误判。还有就是，我有一个现实的考虑，我要活着出来。而林昭为了理想，她是不顾一切的。这和她的思想、经历和个性有关系。在这些方面，我和她是有差异的。
如今来回想我的青年时代，对照林昭的思想历程，对这种差异能看得更明显。当我们俩在一起时，处在那种朦胧的情感状态，我前面说过，彼此很少谈那些政治话题。你想想，我将《星火》送给她时，里面那么多抨击时弊的文章，她当然了解我们的思想倾向。我写的《发刊词》，她还不明白我对现实的态度吗？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不用重复。我们在一起，讲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的话题。
现在来看，我们卷入政治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从家庭来说，我的父母都属无党派；虽然我的姨父姨母也是共产党的资深干部，但我们受父亲影响是主要的，对执政党、政党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跟你讲过嘛，斯大林死的时候，要我们戴黑袖套致哀，我们几个人就不肯戴。而林昭那时写了《斯大林鼓舞我们永远前进》一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哪怕是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也不会比今天更使我们痛心！”
林昭的家庭政治色彩比较浓，她自己在中学时代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的老同学证明她在中学里加入了共产党。在《思想历程》里，她也表明，她是“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之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的人”。后来据说是因为她没有服从命令撤离苏州，失去了党籍。她在《思想历程》里表白说：
但我既然曾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追随了党，以青少年的纯真热情呈献给党，则从个人本位出发来说，对于党的一切作为：美政或暴政，在政治上都应义不容辞地担负全部责任。
而我从中学时代就希望投身物理研究，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更不想搞政治。1980年2月，我和梁炎武都在上海，等待案件复查，9日，我们一起去苏州，参加为林昭母亲召开的追悼会。在车上，我第一次遇到倪竞雄，她知道我是林昭的同案，就问我：你搞物理学的，怎么也来搞政治？我说不是我要搞政治，而是政治来搞我啊。
还有，林昭也有一定的城府，不是我在初读《海鸥》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诗人。她比我的社会经验丰富，有更多的阅历。她参加过土改，在报社工作将近两年。我则是从学校到学校，从本科到研究生。如果不是到天水劳动考察，社会经验就更有限。她对政治的很多思考，我还没有机会深入了解。
为什么被捕前，我们曾经走得那么近，一度感觉像男女朋友一样呢？应该是我们共有北大情怀，又都因为反右遭到重创，心意彼此相通。我们同样被断送了专业前程，都是在混乱中回到上海。我们命运未卜，思想上离经叛道，欣赏彼此的才智。只不过，这种倾慕的情愫正在萌生，就被这场政治围捕阻断了。
到我们被抓进去后，我完全没有想到，林昭后来会遭到那么惨烈的虐待，以至于牺牲生命。我是一进去就准备好了，我不抱什么希望，随便你们判几年；反正已经在你们手里了，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就守住我的一套。我的想法是承受一切考验，我要活着出去。
但是林昭后来的变化，和她在《思想历程》里写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她没有预料到，我那时也不可能知道，狱方会把她放出去。而且，放她还另有目的，那就是要找到“大哥”。林昭觉得自己是清醒和自觉的，她哪能知道背后的罗织和拿她做钓饵的预谋呢？她是真诚地相信党的路线已经改变，已经在革新了，这是她在《思想历程》里写到的。
我无法确认，她写这个思想检查时，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保外就医的承诺，就是说很快会放她出去。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她以为写了检查，这个案子就过去了，不仅会放她，也会放我们这些人。她明确表了态，拥护党的路线；她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我读了《思想历程》，一个强烈感受是，她不应该把我们做的事情看得毫无价值。你本应该倒过来强调：他们的批判是有意义的，虽然我没有参加，但他们是正义的——你应该这样做的。
而她在文中把我们讲得那样幼稚，做的事情毫无意义。不管怎样，我们是认认真真，冒了风险去做的。林昭却居高临下，把我们讲成那个样子。
你可能会说，林昭贬低我们，也是想为我们开脱，让警方认为，这些人也并没有干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林昭并不是这样玩世不恭，她的检查里，很多内容、包括她的思想转变，只有她写得出来，不是一般的套话，而是有相当的真实性。我能感觉到，她对我也是很火的：你们搞这些根本不像样的东西，把我拖了进来。
下篇
顾雁（时年90岁），2025年4月于合肥家中，艾晓明摄
一 林昭被保外就医
从1961年初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下来，我在二所被羁押了四年五个月。我、林昭、梁炎武，我们三个人被列为同一个案子，同时被起诉。我保留了1962年8月1日的起诉书和1965年5月31日的判决书，在这两份文书里，我们三个北大校友同案，我名列第一，是为首犯。在起诉书中，我和梁炎武的状态都是“现在押”，林昭是保外就医，“暂住茂名南路159弄11号”。
【艾晓明：这份由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拟定的起诉书，下面有三个编号：“沪静检诉字第416、423、431号”。后来收入《林昭文集》里林昭对起诉书的批注，不是这一份，而是单独对林昭的起诉，上面只有林昭的名字。在1964年11月4日对林昭的起诉书上，署名与1962年8月1日对顾雁、林昭、梁炎武的起诉书相同，乃“检查员吴泽皋”。林昭以血书加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这份起诉书编号为“（64）沪静检诉字第423号”，由此可见，423编号属于林昭。由此推测，顾雁编号为416，梁炎武编号为431。由于三人被列为同案，故在1962年最早的起诉书上，包括了这三个编号；而1965年对三人的判决另有一个编号，即“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
1962年8月，我在起诉书上看到，林昭已经被保外就医了。那时我是很为林昭高兴的。我内心的负疚感终于减轻了，她本来就没干什么事，是我把她牵连进来的。我想，只要她在外面平平安安，就算从我们这个案子中解脱出来了。
我觉得，林昭之所以能保外，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也有关，并非对林昭特别照顾。主要是七千人大会以后，风向就有点转变。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七千人大会，我们在监房读报时得知了这些消息，否则是不可能放她出去的。另外她母亲在上海，可能也有一些活动，她是苏州市的政协委员，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
我们在里面一年多，这个案子审来审去，应该也弄清楚了。刚开始审讯时，那些人很凶的，后来我看到有点变化，他们显得比较客气了。
还有，林昭给我的那些信，也确实证明她没有参与我们的活动，她也不知详情，所以就先把她放出去了。
倪竞雄保存了林昭的这张照片并加注：摄于62年保外就医期间，也是她最后一张在人间的照片。艾晓明2012年10月在倪竞雄家拍。
1962年形势的变化，让我也得到一些特殊优待。就是在林昭放出去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一位干部医生突然来到我监房门前，她叫我站起来，对我说：看你脸色不好嘛。我心说，把我关了那么久，饭也吃不饱，好久都不能晒太阳，脸色怎么可能好嘛。没有镜子，自己也知道的。
其实，要不要把你当病号，都是上边一句话。不久，没有做任何身体检查，我就被调到二楼病号监去了。本来监房都是三个人、四个人一间，乱七八糟挤在一起，而二楼的病号监是一人住一间。
这样我在病号监里住了一个多月，吃病号饭，条件稍微好一点。
说到吃饭，我刚进二所的时候，早晚都是吃稀饭。送过来时是放在一个铝制的格子里，一个人只给一格子稀饭。我们叫它四眼粥，看上去稀饭里面也有两个眼睛，就稀薄到这个样子，稍微有点酱菜给你。
中午吃山芋，蒸红薯，那就给得比较多了，有一二斤，满满的，管饱。后来中午改成米饭，很小的铝格子，也有点菜，一点点，不够吃。
在二所可以得到家里接济了，每个月能送进来十个鸡蛋。我叫家里送鹅蛋，比鸭蛋大一点。后来家里买不到鸡蛋，就在亭子间里养鸡。关在二所的那几年，妹妹每个月给我送进来十个蛋。
1962年10月1日，国庆节，那时我刚好在病号监，可以开大账。大账就是你进去的时候，身上的钱可以存在那边，家属也可以为你存一点钱，那就可以买一点生活用品。那次过节，劳役犯,就是送饭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买一斤猪头肉、半斤糖果，其他犯人没有的。他说，对你是特殊待遇，跟干部一样。他们干部过节，也只有这两样东西。我很久都没有吃过肉了，一斤猪头肉，没几天我就吃光了，半斤糖果吃的时间久一点。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分案审理。把《星火》案中我们三个人从甘肃天水那边分离出来，交给上海审理，在上海判；而不是交给甘肃判。检察院的院长亲自来提审时跟我讲，他们打官司打赢了。我那时还不理解，他说：你放心，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你的案件我们管。甘肃那边要求并案，把两个案件并为一个案子，我们不同意。他知道，我在1959年底就离开了天水，林昭在上海，梁炎武先后在北京和广州，与张春元在天水那边搞的事情并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坚持不让并案。我想，这样重要的事情，他居然告诉我。
如果交给天水那边审判，估计我们的遭遇会差很多，后来平反的阻力也更大。而留在上海，分别立案，那么审理、判刑，送到市监狱，还有档案怎么写，权力都在上海的机关手里。检察院的院长还说：你好好表现，会对你从宽处理。
我对二所的管理人员，印象要好一点。他们对犯人，在人格上还是尊重的。原因在哪里呢？据说那个监狱长是地下党的工作人员，解放前就在监狱里管犯人。他对国民党的管理是看不惯的，解放后他当了头头，很神气的一个人。犯人们传说，他是前国民党监狱的留用人员，其实不是。那时共产党渗透到很多关键地方，监狱里也有他们的人在。那么一解放，就反过来由他来负责主管了。二所也有一部分是留用人员，可能原来也是帮过共产党的。监狱长就是那位老资格的地下党员，他对这里最熟悉。1961年上海的粮食供应还是很紧张，而他对犯人的口粮还是保证了的。林昭第二次被捕后，被关押在第一看守所，那边就和二所完全不一样了。从林昭写下的文字来看，她在一所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二 林昭去了我家
在二所等到1965年5月31日，判决书出来了。我被判十七年，林昭刑期更长，判了二十年，梁炎武被判七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林昭又被关进来了。
我们三人应该是同时转到上海市监狱的，就在提篮桥这个地方，判决结束后，一辆车送我们过去。开庭时我没有见到林昭，转监狱时在车上我遇到梁炎武。时隔五年，我们俩第一次近距离见面了。
他和我都拿了行李，我的行李中，有家人给我带进来的外文书。我想，他家在外地，估计没有人给他送书，我就拿了两本外文的物理书给他。
进监狱时要拍照，拍好照以后，分到各个监房。梁炎武被分到六号监，我被分到一号监。他后来被发配到白茅岭服刑，刑期虽然比我少十年，刑满后也不能离场。一直到“文革”结束，冤案平反，他才回到北京与妻女团聚。他没能在北大物理系恢复教职，而是去了一所纺织学院任教。
判决后，家人就可以到提篮桥探监了。第一次探监是我母亲跟我妹妹两个人来的。那天来了很多人，至少有十多个窗口，全部是装好了铁栅栏的。
母亲和妹妹把一些接济我的东西交给看守人员，由他们转交给我。我们可以交谈，但每一个犯人都被盯住的。顾麋比较灵活，她胆子大。她居然说：林昭到我们家来找过的！
我想旁边有一个人看着的，你敢说……她跟我讲了，我不敢回应。旁边监视我们的人，可能不知道林昭是谁。但我心里有点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接见，那人就在旁边，你讲什么东西他都听见的。
这样我才知道，林昭到家里去过了。我被关了五年，没有和亲人见过面，这是第一次，回来监室后我哭了。
我母亲心里也是很难过的，我妹妹年纪轻，还不满二十八岁，她无所谓。她说林昭来过好几次，这样我才知道林昭对我的态度。她并没有因为我牵连了她而回避我和她的关系，更没有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自由，而约束自己那任性的独特性格。
结果，问题就来了。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时的林昭，和之前与我们的政治活动保持距离的林昭完全不一样了，和《思想历程》里的林昭相比，简直可以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保外后她不仅没有安稳下来，而且行动更激进了。她后来的情况我在狱中不可能得知，都是我在刑满后探亲以及1980年平反以后逐步了解到的，所以我现在有以下的分析：
首先，她在得知保外时，没料想到，所有同案犯中，我们都还被关押在里面，单独把她释放了。她将此举看作对她人格的巨大侮辱，因而坚决拒绝出狱，她妹妹讲过当时的情形。
【彭令范接受张敏采访——她就是讲：“他们放了我，就又要把我抓起来，用不着这样麻烦。”所以她拉住桌子的角，我跟我母亲接她出来，她不肯出来，里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僵在那里。后来，分局的人就对我母亲讲：“你想办法把她带走就算了。”后来我母亲就打电话给她朋友，他们家有一个花匠，来把她带上三轮车，送回去。】
林昭出来后，经常到我家去，还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要他站出来为学生说话。她母亲知道了，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头，还是要她回苏州去，避开上海这个案发地。结果，她在那里认识了朱红、黄政，搞了一个组织，还有纲领。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你越是禁止，她越要搞，另起炉灶，她就走这条路了。
我看《思想历程》时认为，第一次被捕，她心里是怨我的，是我把她拖进来了。但把她放出去后，她倒过来认为她有亏欠了：你们会认为我写了那个思想检查，跟你们划清界限，就把我放出来了。肯定是我交代了什么东西，才得到了宽大。她要证明，不是的！所以她第一步要到我家里去解释清楚：我没有出卖顾雁。她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跟我家里讲清楚，我推测她是这样一个心情。
所以她也跟我妹妹讲，她拿了个包裹，到静安分局去静坐，要求把她抓回去。那意思就是，你们当初抓是不应该抓我，但是你们放也不应该放我——要放就全部放。不是我无罪，大家都无罪。既然你们不放他们，也不应该放我。
我认为这时她意识到，在《思想历程》里写得有点过分了，不应该把我们做的事情说得毫无意义。现在好了，她因此就被保外了，这对她的道德良知是一个侮辱。
你说人不会因为个人意气押上自己的性命，这不是个人意气呀，她这样做有她自己独立的政治信仰。而人的信仰是有道德支撑的，我不是跟你讲过，战国时代有“齐大饥”的故事：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而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礼记·檀弓 下》
这个人，人家讲了他一句，嗟！来食！他就火得不得了呀。我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林昭就是这样，道德上的清白比什么都重要，这在她人生中是第一位的，不能有一点污点。所以她出来第一步到我家，就是要表明这个态度：把我放出来，顾雁没有放出来，不是因为我写检讨，跟他们划清了界限。我是想在里边的，我不愿意一个人被放出来。
倪竞雄也跟我讲过，她说林昭释放后去找她，看上去有很大的变化，完全变掉了。林昭从她母亲那里，肯定知道张春元在1961年越狱后，也是从甘肃到苏州，一路找过来。他到上海我家里去找我，又到苏州去找她。林昭出来以后，她也是同样如此，她要找到我们其他人的下落。结果得知，只把她放出去了，我还关在里边，其他人也都关在里边；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三 顾麋的回忆：林昭经常来
顾麋，生于1937年，1960年顾雁被捕时，她刚满23岁，从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在上海业余中学任教。
那是1962年早春，林昭放出来后，一天下午，她一个人来到我家。那时我们住在552弄23号，那个地方底层已经被改造成公共食堂。很多人在食堂吃饭，出出进进，她来就比较方便，并不引人注意。
到了夏天，我父母到乡下去住。那一段时间，就我和大哥在家。林昭经常来，来了就滔滔不绝地和我大哥讲话。所以我大哥受了林昭的影响，1965年5月底他们这个案子宣判后，我大哥匿名给静安区法院的法官寄去了这本书——菲·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7月第一版封面
林昭把她写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信，还有她写的诗歌给我。我又给我爸看，她喜欢写现代诗。在我们家，她无话不谈，有时就一个人，自管自讲话，她也不要你回答。她讲安徽吃不饱，饿死人，她好像都知道的。我就写在日记本上，结果，“文革”抄家被抄去日记，这是我很重要的一条罪行。
她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家，倒是没有人来问过。后来是小哥说的，当然没有人来问，因为警方有意让她出来，还要看她和什么人联系，看有什么人逍遥法外，没有落网。他们要找到那个幕后不出来的人，特别是那个叫“大哥”的人。
四 伏脱冷·鲁凡·大哥
【艾晓明：“大哥”是谁呢？37年以后，1999年3月16日，林昭的同学和闺蜜倪竞雄给顾雁写信，询问这位“大哥”的下落——
倪竞雄：“还有一件事，我们还想找到一个人，即林昭很崇拜的一位大哥，据说也是流放在甘肃（即你们被发配的地方）的一位大学生，曾越狱逃走，外号“江洋大盗”。据苏州与林昭同案的黄政说林昭一直在盼望见到‘大哥’，不知你可知道这位大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有否他的消息？能否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他。”】
林昭的闺蜜倪竞雄，退休后全力收集林昭遗稿，推动纪念林昭活动。（艾晓明2012年10月拜访倪竞雄，吴娟摄）
顾雁：审讯我的时候，他们问：“大哥”是谁？我说“大哥”就是张春元啊。林昭和我在通信中，不提张春元的名字，而是用“大哥”来替代，例如问“大哥情况怎么样”。除了林昭以外，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称呼张春元为“大哥”的。
【艾晓明：1961年8月10日，张春元逃出监狱，此后一路流浪跋涉，从兰州至上海，上海至苏州。他在苏州见到林昭的母亲，得知林昭被捕的情况，又返回上海，并给林昭寄出一张明信片。林昭肯定没有收到这张明信片，二所截留了它，后来转到天水张春元的案卷里了。四十六年后，谭蝉雪在天水寻找张春元案卷时，找到了这张明信片，并作为《星火》一书的插图——
根据右上方的邮戳可以看出，明信片是1961年9月1日从上海寄出，收件人地址为“本市思南路第九十九号”，即第二看守所的地址，因为明信片装订在案卷中，右边图文不完整。信文写在左边，谭蝉雪引用了这样几段：
“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围绕着红色的高墙转上两圈，聊表寸心，请接受我这不成体统的慰藉。”
她引用的另一段文字，应该是写在这张明信片的反面：
“我们的生活，其材料之丰富、多趣是能写⼀本书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愿你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自己⼀点也不着急的态度，很好地读完这本有用的、难得的书，将来为人民更好地服务。……我们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于⽃争，只有敢于⽃争的⼈才能敢于胜利。”
明信片插图左边中间还有六行字，谭蝉雪没有引用，但十分重要，我这里补充录入：
“你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会到了上海，很简单，伏脱冷先生是被人称为鬼上当的，有人愿意让他的大哥自由自在的走路的。
关于你在那儿的生活和学习，我个人有390天的亲身体会，其材”（图左文字完）
谭蝉雪在《星火》中写道，张春元以林昭母亲的名义给林昭写了⼀封信。但如果考虑到“伏脱冷”“鬼上当”的提示，就能明白，这与母亲的口吻不符。伏脱冷是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一个人物形象，身为逃犯，诡计多端。张春元相信，林昭看到这里，当明白“大哥”他已越狱成功。此外，这张明信片正面右边，在通讯人地址姓名那一栏，第一个字是个连笔字，看上去像简体字母亲的“亲”，实际是更近于草体的“章”。张春元在《电影文学》1959年6月号上发表的剧本《中朝儿女》，笔名正是“司马章”。如果林昭真能收到此明信片，定能意会寄信者谁。】
顾雁：张春元到西康路我们家来过的，第一次是他和谭蝉雪两个人从河南过来，我从黑桥过去把他们接到乡下去住，所以他和谭蝉雪都知道我在上海西康路的住址。
顾麋的回忆：张春元，我是看着他从弄堂里走进来的。那时我正好在窗口搞卫生还是干吗，时间应该是中午，下面在食堂吃饭的人很多。他上来时，没有人注意。
那时我和妈妈住在大房间，这是正房，向南的；北边是小房间，亭子间，我爸一个人睡在那里。张春元直接走到亭子间，他好像知道一样，这个我印象很深。
我爸在亭子间里，隔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左右，我爸进来找我，他说：张春元来了，给他全国粮票。
我们没有请他吃饭，我爸肯定告诉他了，小哥被抓，家里被抄过。我看着他走的，他也不到大房间来跟我打招呼。应该是他有意回避了，不要跟我有直接的接触。
他走的时候，我就在房间的窗口看他，他一直往前走，头也不回。快到弄堂口了，他头回过来，看一看。然后再转过去，走得也不快。
后来爸爸就过来，他跟我说：张春元监狱里逃出来。
他走了以后，事情多了。有两个人来，拿了张春元的照片，问我妈：你认识这个人吗
张春元照片，谭蝉雪2007年4月6日从天水案卷中翻拍，艾晓明据胡杰再翻拍照片重修。
这两个人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在上班，没碰到。我妈那天并没有见到张春元，她肯定说不知道是谁。
弄堂里的邻居跟我妈说：你们家里来了个什么人？警察要我们看照片。但是看也看不清楚，没法辨认。因为弄堂里那么多人，食堂里人来人往，他走出去，人家当他是来吃饭的，谁会注意？没人注意。
他穿了一件深色的中山装，走的时候好像是秋天。
顾雁：静安分局一直认为，为林昭的诗《海鸥》写《跋》的鲁凡，是一个老手。《跋》那里注明的时间不是1949年以前吗，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非要找出来。
我说这个鲁凡没有的，是化名。是谁的化名？我说是我的，我写的《跋》。我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我给他们摆的一道。第一我要跟张春元通信息，告诉他，我也进来了。因为我的口供，公安肯定要去找他对质的嘛，一对他就知道我的处境了。还有就是讲义气吧，不要认为我顾雁会叛变他，我顾雁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也清楚的。他可能是想不到的，我一口咬定，那个《跋》是我写的。张春元可能会这样想，顾雁还是有一手的。谭蝉雪在《星火》那本书里写道：“张春元和顾雁分头执笔写跋，最后采⽤了顾雁所写的，但顾雁本⼈已记不清了，至今他还认为是张春元写的‘跋’，他只记得为什么用了‘鲁凡’笔名，寓意是鲁迅⾛了。”我怎么会不记得呢？我就是有意这么做的。张春元肯定承认《跋》是他写的，而承办员找他对质时，他就会明白我在有意说谎，于是他又随口编了一个故事，说是我们两个人分头执笔写《跋》。天水当局被糊弄过去了，但静安分局感到此事有蹊跷。他们觉得有一个可能——我和张两人都在说谎，意在包庇这个叫“鲁凡”的人。而谭蝉雪在《星火》那本书里写我和张春元“分头执笔”，我认为是在案卷里看到了我的口供，但她没有把这些案卷资料给我。
张春元那次逃跑，如果是为了逃生，那就跑错路了。他不应该往南跑，如果往西北跑，逃到少数民族地区，他谋生的能力强得很。在那些地方，户口管理也不像上海这么严密。但他逃到这边来，他是想找到我们，而我们全部都被抓了啊！
胡杰纪录片里讲，把林昭放出来，是要找到张春元；其实不是的。1962年3月林昭被放出来时，张春元已经在1961年9月6日归案了。放林昭，一个方面是我前面说的，形势有所松动。另一方面，也是要看她出来后与哪些人联系。他们不是要抓什么小人物，而是要找大人物，例如，那个“鲁凡”究竟是谁。那么第二次抓了林昭以后，到1963年夏天还放了一个张茹一出来，让她以林昭同监室狱友的名义，联系我妹妹，又去了苏州，继续找“大哥”。这些都说明，他们不相信我讲的话，以为“大哥”是另外的人，此人不是张春元，他还在外边活动。
五 张茹一来找“大哥”
顾麋，时年85岁，顾雁摄。
顾麋的回忆：张春元走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张茹一来了。她一来就问我：大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张茹一长得什么样子？六十多年前的事情，记不得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为什么被抓的。她家在上海边远郊区，自己讲上海话的。她的家我知道，那边全是农村。她的妈妈还在，她爸已经不在了，估计是有什么问题。她本人那时还很年轻，好像二十岁不到，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梳了两根辫子，一看就像个中学生。她跟我说，是林昭叫她来的，而且还带了林昭的亲笔信。
林昭写的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总之张茹一说，她跟林昭关在一个监狱里。她谈了林昭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不像是编造出来的。也可能静安分局有意把她们安排在一起，都在提篮桥市监狱。
【艾晓明：林昭第二次被捕是1962年11月8日，到12月23日，她被关进提篮桥市监狱，在那里羁押八个半月。市监狱原本是关押已决犯的，但把未决犯林昭关进去，可能是一个别有用意的处理。与林昭同监室的一个犯人，名叫张茹一，在对林昭的起诉书上，张茹一被称为“诈骗犯”，但林昭在对起诉书的批注里说张茹一是政治犯。1963年7月，张茹一被释放的同时，接受了公安布置的特殊任务，她先到了顾雁在上海的家，然后又去了苏州，找到了林昭的朋友朱红和黄政。】
顾麋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日张茹一来访：
上图左页倒数第二行开始，到右页第七行，文字如下：
1963年7月19日
昨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经过三年考验的，虽比我年轻却比我经历得多。
由于受林的影响，虽目前家庭落难，但她对前途充满信心。
是的，我们没有理由讲现在的青年是无前途的，但时间是不留情的，年龄逐增，人生最好的青春是不等人的。我们这一代算是倒霉透了。
我准备去看她。
今晨寄了一封信给小阿哥，要他耐心等待。
顾麋：张茹一约我到复兴公园，每一次，她一定要问大哥。我说，我哥现在在上班，蛮好啊。
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她是监狱里派来的，我相信她是和林昭一起的，先放出来了。因为林昭的关系，我还是蛮关照她的，她要借钱，借书，我都同意了。
【顾麋1963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提到：“她上星期借去8元，拿了几件衬衫，使得我们的经济，窘得连票子的钱也无法对付。”】
张茹一住的地方好像是在宝山，有一次她跟我说，到她老家去玩，说她那边还有一些同伴。听她讲的情况，不像是骗人。
不久，我大哥顾鸿跟我说，不要再睬她了，离她远一点。而且，顾鸿从来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来就盯上我，叫我到哪里碰面。每次翻来覆去就是问大哥，后来我光火了，我讲：你说大哥，我们只有一个大哥，我们不叫大哥，叫阿哥。你老是大哥大哥，到底是啥人啊？没有这个人啊！
她从此就不来了。
大哥到底是谁？这个谜底后来揭晓了。
我妈有一次收拾东西，从五斗橱里翻出来一个空盒子。我妈跟我说，这个盒子是林昭留下的，你看一看，不要扔掉。这个时候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是1967还是1968年，林昭已经抓进去了。反正，我妈给我看，一个放苏州豆腐干的盒子。我讲，你放个空盒子干啥，拆开来看看。结果我妈把盒子盖掀开，什么也看不见。底板上有一张纸，掀开拿起来那底上的一张纸，下面有几个字，抬头写的就是“大哥”。这句话写的是什么，那我倒不记得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下面是不是林昭的名字，我也不记得了。为什么记得这个“大哥”，因为张茹一一天到晚就在问“大哥”。我恍然大悟，她要找的，就是这个大哥。张春元。你们是叫大哥的对吧？这个盒子，可能是林昭让我们家保存的，她在里面给张春元留了这个短信。
在张茹一之后，接下来，又来了一个男的。他说是跟顾雁在监狱里一个监房的，对顾雁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人三十出头，不像青年人。正好我们的亭子间空着，他一来就说要住到我们家里来，说我给你们五十元一个月。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也不过五十左右，这笔数很大的。我爸有点犹豫，我说不行。我说：你住到哪里去？我们只有两个房间，我就没有同意。
他看样子，就好像要跟我谈朋友一样。我睬也不睬他，跟他没话讲。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跟我父亲说，他在江湾的医院里面，要我去看他，一定要去一次。这桩事让我很反感，我父母倒没有勉强我。也许他给了我父母什么好处？好像也没有。总之这个人坚决地说，要我到江湾去一次，最终我没有去。
那时我们在亭子间里面原来放床的地方，养了几只鸡。那时买不到鸡蛋，我们养鸡，为了吃鸡蛋，还要给顾雁送鸡蛋。我在窗台这里切菜皮，准备给鸡吃，这个人就坐在我台子对面，我不管他，乒乒乓乓切菜。他也不走，那边就是五六只鸡，还有一只鸭子。他好像来过两趟，他说是跟顾雁一起的，他这样跟我们讲。
顾雁：我对这个人有印象。刚抓进去的时候，每人一个角落坐好。到了一定的时候可以起来，排好队在监房里转一圈，他就跟在我后面。
记得他突然跟我讲，他说他是部队里的，是彭德怀的部下……我一听就很警觉。这么大年纪了，专门来找我，肯定是公安局派来的嘛。我就不睬他，两次以后，他不来了。
顾麋：你怎么晓得啊？
顾雁：监房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当然晓得啊，估计还就是这个人。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青年，十五六岁的，他说想逃香港被抓了，这样的人讲话我还是相信的。那个人说是部队里面彭德怀的部下，我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来路不明。年纪这么大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小青年呢。
每次可以站起来走一圈的时候，他就跟在我后面。后来就不见了，因为进进出出人很多的。
六 分别起诉，同案宣判
【彭令范：因为主要的犯人只有判七年，林昭判得最重，所以我母亲呢，总是觉得，她的那些右派朋友不像她这么跟共产党斗争，或者呢，有的地方什么事都推在她身上。因为有一阵子，我母亲有好多写给监狱长的信，不晓得是几百，千封也有了。】
在我、林昭、梁炎武三人的判决书上，林昭确实是判得最重的。我是第一被告，被判十七年。林昭是第二被告，被判二十年。梁炎武是第三被告，被判七年。请注意，这张判决书的编号是“1962年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它与我手里的起诉书同年（1962年8月1日），但当年没有判决，而是拖了近三年，到1965年5月31日才发出。这是为什么呢？
这中间，我和梁炎武一直是被羁押状态，只有林昭在1960年3月5日—11月8日保外就医。那么，判决拖了这么久，就是静安分局要扩大战果，继续布网。他们认为破案计划未完成，即使张春元归案了，那个“鲁凡”究竟是谁，他是不是“大哥”，他们要继续找。所以派了张茹一来找顾麋，又有那个人自称是“彭德怀的部下”，去我家租房。张茹一又到苏州去找朱红、黄政，结果导致黄政被判了十五年。
林昭保外期间在苏州的活动，我当时不可能了解。而在我自己的口供里，不存在把事情推在林昭身上的情况。我这篇文章一直坚持的就是：林昭没有直接参与《星火》的活动，她最多可以说是我们思想上的同道。至于梁炎武，他所干的具体事很少，只是为谭蝉雪、张春元传了信。他与林昭没有见过面，也不可能把事情推给林昭。
对我们三人的判决，林昭的刑期最重，主要是她在保外就医这段时间，还有一段经历。她另外有一张起诉书，我和梁炎武不在其中，是1964年11月4日单独针对林昭的起诉。
林昭抄写了这份起诉书，林昭平反后，这份手稿和林昭的其他手稿一起退还给彭令范了，现在网上可以查到。林昭在抄写时，字里行间以括号加注，写了很多反驳。
这份起诉书，编号依然是423号，林昭被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到1965年5月底的判决书中，林昭又被归入到我和梁炎武三人案里。其中，1960年的《星火》案、1962年林昭保外期间的活动，特别是林昭第二次被捕已经八个月后，由张茹一联络参与在苏州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归到了这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中。我、林昭、梁炎武都羁押在上海，我们三人作为同案，同时宣判。
为查寻林昭的经历，倪竞雄找过张茹一，没有找到。我和顾麋的“反革命”案平反以后，张茹一主动打电话给顾麋，她向我妹妹道歉，承认自己在公安那里领了任务。公安承诺给她安排工作，但并没有兑现。张茹一后来去了新疆，也苦得很。文革后她也回到了上海，就住在浦东。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平反了还是没有平反。
她不敢到家里来，她跟顾麋说：现在他们都来找我，我也是受骗的。
七 “纪念夏瑜”
提篮桥监狱正门，艾晓明摄于2012年10月
和林昭同在市监狱，我被调进翻译组，算是一种特殊待遇吧。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抱着逆来顺受的想法。不同的是，从二所到提篮桥，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数学、物理问题，这是我的精神寄托，也让我与现实的痛苦相对隔绝。可以说，我的处境比很多人幸运。
我见不到林昭，只是知道她被当作“反改造”的典型。吴明卫问过我：有没有想到过劝她？那怎么可能呢？完全不可能接触，狱方也不会让你接触。
1967年7月，我和一批大刑犯人被遣送青海西宁，安排在青沪机械厂服刑。
大概是1969年1-2月，我得知林昭遇难的消息。当时是上海派人来提审我，那个提审员告诉我：林昭已经被枪毙了，你知道吗？
我此后写信告诉了父亲，但我不能直说，所以暗示道：“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记得那封信原来是在上海的家里，我专门拿出来带到合肥的家里，但现在我找不到了。那时我想，审查信件的管理员知道秋瑾，不见得知道鲁迅笔下的夏瑜。我父亲一看就清楚了。
我母亲保留了我的青海来信，她装订得整整齐齐。后来我在上海家中看到母亲装订的家信，其中有我在当年3月份写的信：
爸爸、妈妈：
这个月没有收到你们的来信，不知何故？上月我给你们的信中曾向你们要五元钱，不知有否寄出？根据政府最近的规定，你们今后来信的书面地址应改写如下：“青海省、西宁市、青沪机床厂，8523 顾雁”。我最近身体很好，前日去大炉间帮助拉煤，顺便在磅秤上秤了一下，体重为119斤。记得我逮捕前，体重最高记录为121斤，逮捕后的最高记录是131斤。那时在二所病号间，肺病渐愈，思想上又无负担，体重自然要增加了。一个人的身体好坏，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主要还是思想的好坏；有的人虽然死了，但其精神则千古传诵，比之于或者而感到无聊的人，胜过何至千倍。鲁迅曾在《药》这篇文章里纪念夏瑜，并在文末添上一个花圈，以示希望。回忆自己的一生，做了许多错事，悲痛惭愧之余，唯有认真踏实地改造自己，也许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祖国添一朵最平凡最微贱的小花。这就是我的希望。
祝好
儿雁上
69.3.27
我不能直叙胸臆，只能这样曲笔暗示。终是意难平，忍不住在“惭愧”二字前面，又添加了“悲痛”二字。
我父亲一看就清楚了，他已有一年五个月没有给我写信。接到我的信后，连续两个月都是他给我写信。
父亲能说什么呢？“文革”期间，大哥顾鸿因为给法官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那本书的事，被当作“漏网反革命”轮番批斗，还追查他跟张茹一说了什么。在巨大压力下他非常绝望，自杀未遂。妹妹顾麋的日记被查抄后，她被送进虹口分局看守所，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顾麋的“日记罪”，后面专文再写）。家里发生的事情，父亲不能告诉我，他只能用最流行的政治口号来勉励我，要我“纠正自己空虚和错误的思想”。
回复父亲的这封信时，我直接写出了林昭的死：“林昭的死并不能影响我的改造决心”。信要通过狱方审查，我不能不用这种违心之语。我引用了秋瑾的诗，告诉父母，自己不会沉湎于悲痛中，以免除他们的担心：“记得前人曾留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这是历史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精神状态。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也碰到天雨的话，我相信所想到的一定是雨后万物竞生的新春景象，因而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1969年5月8日，父亲回复我，套话之外，他鼓励我：“凡是进步的人，都是青春常在。我希望你坚持着改造的信心和勇气，千万不要灰心。”
父亲此后再未来信，这是我保留的他最后一封信，也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八 她提出的：我们去祭奠林昭
1974年，我因技术革新成绩被减刑三年，但刑满释放后仍然是强制留厂就业，只不过是从犯人圈子调换到就业人员的圈子。离开厂区还是要经过批准，与家人通信还是要被检查。这时我终于明白，不管你刑期多长，满刑与否，判半年也好，判二十年也好，总之是没有自由，也不能离开劳改单位。
一直到“文革”结束，形势才有了新的变化。到1978年底，关于彭德怀1959年的案子有了定论，我知道我们的案情多少与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相关，由此，我看到了平反的希望。妹妹在这年得到平反，我给母亲去信说，相信自己也会有这一天。
1979年2月12日，我向上海市静安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案件复查；同时也就1958年被划右派问题，给兰州大学党委写了申诉。
当年3月2日，兰州大学发出了关于我的右派改正通知。我继续敦促法院复查，但几乎没有进展。我从其他渠道得知，主要是因为林昭的案子平反困难，其原因和经过，容后详述。
1979年6月22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心境：
报上大力宣传的张志新的事迹刺痛了我的心，因为它使我想到了林昭，想到了我与她在选择人生之路上的分歧。每当在想象中出现林昭英勇就义的一幕时，我总隐隐地感到，如果我不能在今后的岁月里为人类作出一些贡献的话，那末我的活着将是可耻的。我能用什么方法来摆脱“偷生者”这一不名誉的称呼呢？像《复活》里那位主人公一样，抛弃一切为挽救自己而努力吧！
我不止一次地对来访的朋友说过，是我害了林昭。而我们之间选择的不同在于，我的抗争行动，进监狱后就结束了。但她却从迈出监狱开始，一直到拼死抗争，献出生命。
1980年5月17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决定，对我和梁炎武的案子撤销原判。这一编号为（80）静刑复字012号的判决书中写明：
至于他们二人当时由于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方面某些错误有意见，用议论和写文章向上反映情况的行为，是正确的。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显属不当，属于错案，应予纠正。
法院宣告我和梁炎武无罪，予以平反。只不过，当初一起被起诉和判重刑的还有林昭，而留在这张判决书上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林昭案子经过复查，在三个月以后，即1980年8月22日，由上海市高院宣判无罪，但原因是说因林昭反右后就受到刺激，患有精神病，被错判后精神病复发，而不应将发病期间行为当作反革命而处以极刑。
在1980年10月30日给母亲的信里，我写到对这个判决的看法：
梁炎武来信说北大纪律检查委员会找他去谈话，说北大要给林昭开追悼会，问他的意见，另外也问他对林昭平反判词的意见。梁的答复是说林60年就有精神病不合事实。我觉得这次林昭平反，阻力是在上海市高级法院。目前这个判决只是一个暂时的折中方案，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林并无精神病。现在不知北大的追悼会究竟怎么开法。
1981年3月，陈伟斯在《民主与法制》刊物上发表《林昭之死》一文，推动了对林昭的彻底平反。顾雁一直保存着这份刊物。
由于彭令范的申诉及各界努力，林昭案在1981年12月30日得到再审判决，这个判决纠正了前一个判决的错误说法，宣告林昭无罪，彻底平反。
我自己平反后，找过林昭的弟弟和妹妹，她弟弟还住在茂名南路的房子里，妹妹在医院的宿舍住。我和彭恩华的来往多一些，他当时在学法文，我送给他了两大本法文字典。到苏州，办林昭和她母亲的葬礼，送花圈，都是彭恩华来和我联系的。我、同时也代梁炎武，一起表达了我们的哀思。
1980年7月，离开兰州大学二十二年之后，我回到兰大物理系任教，从助教做起。因为师母的介绍，1981年7月，我与力学系的讲师顾淑贤结为伉俪。结婚之前，我给她看了我的平反判决书，还有陈伟斯在1981年3月发表在《民主与法治》上的那篇纪念林昭的文章。
顾淑贤与顾雁，顾雁母亲孙缦真根据儿媳与儿子的结婚照绘看，1985年5月于兰州
1982年5月25日，《新民晚报》上刊载了冯英子的短文《悼许宪民林昭》，母亲将剪报寄给了我。
我从文中得知，林昭在苏南新专和北大的部分校友，在苏州灵岩山韩蕲王冢侧，为林昭与她母亲营墓建碑了。
倪竞雄寄来林昭墓地照片，1982年。
是淑贤提出来的：我们到苏州去纪念林昭。她说，你应该要去一次。当年8月，暑假期间，我们去了苏州，淑贤买了好多香烛带去灵岩。那时林昭的墓地还很小，就是一块碑而已。
结婚前，我向母亲要一个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境况比较好的时候，父亲到南京路的首饰店买了一个翡翠的珠宝给母亲。母亲一直为我留着，哥哥和妹妹结婚，她都没有给他们。
那些年我在西宁，林昭罹难，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最好的、最贵重的纪念品，母亲说留给林昭。
2025年4月7日初稿，8月11-19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