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自成兵发北京，在武宁关遭遇顽抗，损失近万精锐，想到后面还有宣大、居庸等雄关据守，几乎让他丧失继续进军的勇气。然而，就在李自成准备打道回府之时，宣大两府总兵却送来了投降书。
从宁武到宣大的历史节点，充满了勇武与算计。但除了史书纸面上告诉我们的故事，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这条问鼎之路，很可能发生了一些掩藏在历史故纸堆之下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宁武是二月二十五日失陷的，大同在三月初一陷落，从时间线看，闯军几乎是马不卸鞍，人不解甲，长驱直入，如果没有降表铺就，李自成绝不敢如此奔放。
“迎降”的关键在一个”迎”字，这种投降不是被迫的力屈而降，而是主动的出迎。
但仅仅是姜瓖、王承胤迎降，就能决定宣大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明朝封疆战守的关键人物通常有三人，文官是总督、巡抚，武将是总兵，还有一个是监军太监。此时大同的”三驾马车”，只有巡抚卫景瑗和总兵二人，监军太监一直空缺。
……
大同之后就是宣府。宣大两镇在大明唇齿相依，但宣府当时的情况又和大同不一样，宣府坐镇的三驾马车很齐全，文有巡抚朱之冯，武有总兵王承胤，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监军太监杜勋。
宣府巡抚朱之冯忠正有名，早有跟李闯拼个鱼死网破，大不了自杀殉国的决心。闯军兵临城下，朱巡抚先是在城楼上摆了香案，祭拜朱元璋的牌位，率满城文武士绅在城头痛哭一场。接着告诫官民万勿投降，不然性命难保，妻女受辱，莫谓言之不预也。然后，朱之冯还非常尽职尽责地巡视城防，犒赏军民。
但是，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后面的事没有一件是他能左右的。
在此过程中，有一件小事非常特别。朱之冯看到城头的红衣大炮，就命手下：打两炮，好歹抵抗一下，就算闯贼把我杀了，也算是尽力了。可是周围军民无动于衷。
朱之冯无奈，只好自己拿火把去点引信，随从亲兵连忙把他拉住。拉扯之间，朱之冯瞥见大炮引信罩门已经被人用铁钉塞住，这才长叹一声——大事去矣！朱之冯想拿刀自尽，周围的随从亲兵还不许他死，要将他擒了送给李自成。朱之冯心如死灰，好容易找了个空隙，悬梁自尽。
为什么堵炮眼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如此重要，以至于朱之冯有见及此，顿时失去了抵抗的意志？这是因为，它充分反映了宣府迎降的全盘计划是多么周密细致。
在宣府，能主持迎降大局的唯有监军太监杜勋。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介武夫王承胤只能控制军事，能插手宣府文、武、钱粮等全面工作的，唯有朱之冯、杜勋。
东厂、锦衣卫有监视文武百官的职责，如此危急时刻，可以合理推测，在王承胤身边极有可能埋伏着厂卫的暗桩。如果没有杜勋点头，王承胤未必敢大马金刀地送上降表，城头上的大炮也未必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杜勋是陕西榆林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三月初八，杜勋身穿大红太监官袍，八驺开道，出城三十里迎接闯王。这个场面很有仪式感，明朝文人记录这一条，主要目的是揭露杜勋卖主求荣的丑态。
但这一幕却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投降是一门学问，是真降还是诈降，是主动还是被迫，敌对双方要取得互信是非常不容易的。历史上诈降者不胜枚举，三国时，曹操在濮阳不就被诈降赚了吗？就连闯军也吃过诈降的大亏，闯军名将贺锦在西进征讨西宁时，就被当地土司诈降赚入包围圈，兵败身亡。
贺锦被坑死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不取得十足的信任，李自成如何能允许杜勋出城三十里迎接，谁知道对方是不是借着迎接之名，布置埋伏？又如何能肯定是不是想把闯王赚到城中关门打狗？
那如何证明投降是真的呢？再看城头上被堵死的红衣大炮的引信罩门，就是非常精妙的一环。
投降就投降，堵死引信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故作姿态？千万不要小看古人的智慧，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没有一个细节是没用的。在迎降的接洽阶段，按照正常程序，李自成肯定会派出密使到宣府接洽和平接收事宜，这是双方取得互信的必要环节。
由宣府迎降前后的蛛丝马迹，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这是一个由监军太监杜勋主谋，姜瓖、王承胤接洽，联手将巡抚卫景瑗、朱之冯卖了的局。
宣大本为一体，为什么大同的监军太监换了三个人选，都无人上任？假若，马思理、杨茂林、谢文举三人都贪生怕死，不敢顶到最前线，那为何杜勋有胆量跑到宣府监军，直面闯王的屠刀？事实上，杜勋投降的姿态比所有人做得都好，他根本就不是忠肝义胆之人。
时人杨士聪认为，如果不派杜勋去监军，那即使朱之冯守不住，也不至于有人敢开门迎降。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已经感到此事蹊跷。
杜勋到底是勇于任事，还是勇于投降？答案不言自明，在大同监军太监缺席的情况下，杜勋成了实际上总领宣大两镇的监军太监。他提着脑袋来到宣府，所有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就是”打开城门迎闯王”。
这也解释了为何姜瓖、王承胤的降表几乎同时抵达，姜、王二人的投降也得到杜勋的允许，甚至可能就是杜公公安排的。
二月二十五日晚降表纷至宁武，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故事：白广恩作为信使提前到达宣大，杜勋以宣大总监的身份，伙同姜瓖、王承胤二人，接洽了这次关键的投降。姜瓖被派往宁武支援周遇吉，正好充当前线观察员的角色，迎降的时机全在宁武关战事，一旦宁武陷落，早已准备好的大同、宣府两镇的降表便次第发出，送往闯王帐下。
那么，为何杜勋、姜瓖之流没有裹挟宣大的巡抚迎降呢？有人会说，那是因为文官通常都比较忠诚，君不见从太原开始，一路巡抚都以身殉国吗？这话有理但未必全对。大同城东百里有座阳和堡，迎降的是兵备道于重华，人家同样是两榜进士出身，可见于重华是参与到宣大迎降计划之中的，这个计划并未排斥文官。
从山西巡抚蔡懋德算起，继之大同巡抚卫景瑗、宣府巡抚朱之冯都坚持抵抗，最终以身殉国，说明挡在李自成进京路上的这三位封疆大吏，有着某种共通的内在联系，从而导致他们对战与降的态度高度一致。
……
三位封疆大吏都是东林一脉，最终都被手下文武抛弃，城破殉国，但世间岂能有这么巧的事？这里面难道就没有特殊的背景？
当然有，对于杜勋的首鼠两端，并非无人怀疑，兵部主事金铉就上奏：大同已破，只有宣府可以为京师的屏障，朱之冯忠心耿耿，是可以倚重固守的人，就怕监军太监不能同心协力，坏了大事。结果，奏疏被崇祯压了下来。
金铉与朱之冯都是东林同党，在守卫宣府问题上，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什么，无奈又没有确凿证据，奏疏之中仍是请撤监军太监的传统话术。
在崇祯看来，这很像党争。不信自家奴婢，难不成信百无一用的书生？在此危急关头，这样的奏疏并不能撼动明朝皇帝的路径依赖。
宣大重镇的迎降疑云重重，李自成可能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总兵、太监们，怎么就将自己不那么坚定的决心给坚定了，怎么就将自己不算多的大军迎过了千难万险，直到另一座雄关——居庸关的面前。
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的大军走过一条乡村通往城市的路，前面是一片光明和飞扬的土。离京城越近，事情就越匪夷所思。
江苏
历史著作常沉迷于 宏大叙事 ，将明朝灭亡归因于“历史周期律”。土地兼并、小冰河期气候、边境战争、财政危机——这些因素构成了历史学家笔下的死亡螺旋。
然而，唐元鹏老师的《崇祯七十二小时》独辟蹊径，以崇祯生命最后三天为切入点， 用悬疑小说般的文字，再现了崇祯人生最后72小时的悲壮与癫狂！不仅呈现了历史真相，更刻画了参与其中的各色人物的行为动机、心路历程与复杂情绪。
崇祯的任性、无助、癫狂与悲哀，官员们的各怀鬼胎——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人性的真实面貌展露无遗。
这本书因此被誉为 “明史写作中以小见大的佳作” 。
历史学者张向荣评价道：“此书不做空泛之论，专挖历史褶皱里的‘技术性崩坏’，让读者看清：大明之亡，实乃‘自己人’织就的罗网，一步步将崇祯拖入煤山的绝境。”
李自成军队围攻北京的头两天 ，京城守军其实进行了顽强有效的抵抗。闯军无论欺骗还是硬攻都无法得逞，北京城头两昼夜炮声不停。
然而 第三天，北京却一朝被破 。
这座天下最坚固的都城，最终从内部被攻破 ——先是外城，再是内城，开城门者有太监、有勋贵、有文臣也有武将。一场系统性的出卖，将 崇祯推向煤山的绝境。
最令人唏嘘的是，崇祯不是没有逃生机会。明朝实行两京制，南京作为政权备份已等待两百多年。但南迁之议屡遭阻挠，成为甲申之变的不解之谜。
甚至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崇祯也试图突围出城，却未能成功。
最后只能带着太监王承恩溜出紫禁城，登上了万岁山（今景山）。
在自缢前，崇祯做了一系列残酷的安排。他命令后妃自杀，亲手砍杀自己的女儿。那位十六岁的长平公主，在哀求中被他断去一臂，倒在血泊中。
“以发覆面，无面目见祖宗” ——崇祯最后的遗言，既有对自身德行的反思，也有对臣子的愤懑：“然皆诸臣误朕”。
皇帝死后景象凄凉。据记载，崇祯的尸体乱发覆面，一只脚光着，与王承恩相对缢死。太监购买了两幅柳木棺材，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体收敛，停放在东华门外的临时草棚中。
在历史现场的感受，或许正如郭建龙所言：“读罢此书，让人三日无法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