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我们往往只关注几个重大事件和几次重大运动，忽略了驱使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外诱因正是像鲁迅在《杂忆》中所说的文化竞争的失败，这种失败是绝望的，绝望到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柏在自己百岁寿辰上，对胡愈之哀叹的那样：“我是一条老狗，叫唤了近百年，也没唤醒中国人。”

     马相伯原本有天主教的圣职，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守望者，当信仰与文化发生冲突时，他往往会在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寻求妥协；当文化母体与文明形成困惑与隔膜时，他又会回到信仰中去寻找出路。

这种尴尬的面对，使马相伯对中国文化痼疾体会很深，他曾尝试用信仰洗净国民铅华，用知识改变国家命运，但费尽心机，到头来也只能一声嗟叹。究竟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铜墙铁壁”，让有“国家之光，人类之瑞”的马相柏都困惑如此？

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人文形态主要由官、绅、民三部分组成，“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乡绅是官吏与乡民联系的中介。李京涛在《清代乡绅与乡绅自治》一书中说，中国没有法制基础，民间更谈不上法制意识和法制启蒙，因此，乡绅文化下“宗族皆自治、自治造伦理”。熊十力眼里“摄于道释”的儒学，差不多就成为宗族治理中通用的“民法通则”。

这种自上而下形成的“裙带共同体”，在农耕文明时代组合的伦理结构，可谓刚柔并济，比“江山社稷”更加稳固。以至2000多年来循环往复的杀伐征战和改朝换代，都没能将这种文化伦理打破。

直至清朝末年，经过西方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中国才开始在“以夷之长以制夷”的幻觉中，寻求社会改良之路——本质上讲，中国文化痼疾依旧，只是器物主义崇拜带给社会许多浮华的荣耀。

社会转型是一场关乎身心灵的运动，正如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中说：在新时代的黎明曙光中，人类终将在全人类的精神团结中寻得灵魂的归宿。

只是谁也未料到，正是宣教士们的圣工，使中国与过去时代一刀两断。

     这也称得上是一场始于马礼逊的圣工史诗。

马礼逊代表基督教新教入华宣教前，始于盛唐之初止于“康乾盛世”之尾，基督教已有三次入华宣教的历史，几乎都是先热后冷，先礼后兵， 最终都因环境诱因而功亏一篑。

     所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到马礼逊（1807年）来华时，欧洲已是世界文明火车头，而自我禁锢的大清帝国，在新一轮华夏特色的朝政兴亡中渐渐沉沦。当“化外蛮夷”的坚船利炮一响，夜郎自大的天朝便门户洞开。

随着沿海商埠陆续开放，一群手持《圣经》、心怀异象的西方宣教士，甚至赶在外商入埠前，就已踏上这片被儒家纲常浸润数千年的土地。他们并非征服者，而是用福音参与一个古国的自我撕裂与重生，一种基于上帝信仰的，对个体生命价值、社会公平正义的全新诠释。

清末民初，西方宣教士涌入中国人数之多，学识之渊博，现在想来令人不可思议。据教会内部统计：截至1910年，新教入华宣教人数就高达5144名，遍及中国所有城乡。像柏格理服事的贵州石门坎，竟然从蛮荒之地，一跃成为中国“苗族文化复兴圣地”。

宣教士柏格理

作家宋石男也在《入蜀记——教会大学在近代四川》一文中考证，美国教会差往世界的8000多名宣教士中，就有2500多名来到中国，他们许多人都有双重身份：上帝的仆人和那个时代的学者。

宣教士们带来的不只是全新的信仰，还有最前沿的思想与知识——随着圣工的拓展，不再被视为“外来异端”的基督教，得以成为中国现代性最为生动的一部分，从语言、教育、女性、医疗到时间观念、个人意识、公民身份等，都与世界文明做了一次身心灵的嫁接。

     晚清以先，中国教育都是围绕科举考试在进行，几乎所有教学都是在熟记古文，遣词造句上狠下功夫，也即是今天所言的“八股调”。“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最大的理想，这在一个文盲率高达95%的国家里，学以致用无从谈起，教育日益贵族化和仕途化……

当晚清的读书人仍埋头于八股文，梦想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时，宣教士们已在通商口岸、穷乡僻壤，筚路蓝缕之地创办起星罗棋布的新式学堂。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到澳门的马礼逊学堂，从登州的文会馆到上海的圣约翰，这些最初只为圣工而设的机构，却意外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摇篮。

西方宣教士普遍认为，哲学和数学才是训练学生推理能力所不能缺少的，除了道学（圣经学），有条件的教会学校还引入声光化电、格致之学，倡导“实学”，培育技艺，相继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音乐和体育等课程。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伊始，容闳、詹天佑等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精英，正是从这些教会学校的门槛迈出，走向更广阔天地的。

知识垄断被打破，传统教育的藩篱渐被破除。一些教会学校得以由小至大，逐渐升级为专业院校，如由英国圣公会在杭州创办的广济医学院，就开设了生物学、动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临床学等20多门课程，并引进了X光机、发电机和显微镜等前沿教学仪器。

这些闻所未闻的学科和各样形形色色的器械，让民智未开的中国人，第一次大开眼界，原来“世界真奇妙，只是不知道”。

科举教育在新学面前相形见绌，渐成颓势，差不多已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宣教士来华，最不忍直视的就是中国女性的缠足陋习。

据《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记述：来华宣教士目睹中国妇女被缠足摧残下的痛苦情状，认为这有违上帝创造之工的美德。在他们看来，上帝创造人类，本来就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据此，各地教会不分教派和各自领受的使命和异象，遥相呼应，纷纷劝阻入会女性特别是未成年女孩，废弃旧俗，废除缠足。

     那时，许多教会学校对中国孩子都是免费供学的，但唯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入学女生不能缠足。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很文明的善举，但相对于晚清，这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冲突。

最早发起“天足运动”的立德夫人在她撰写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回忆：为了让社会各阶层都能理解“天足运动”之于妇女身心健康的意义，立德夫人与丈夫发起了一场公开演讲。没想到的是，演讲当日，地方官员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也过来听，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官员严肃的表情让中方翻译以为大祸临头，吓得怯阵而逃，幸好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外国宣教士冒死赶来救场……

在士大夫的惊诧与守旧者的咒骂中，这样的危险时刻，在整个“天足运动”中，几乎各地的宣教士都碰到过。但通过他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仍然唤起了部分本土女性和达官贵人的共鸣，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触动了帝国权力巅峰那位复杂而矛盾的老妇人——慈禧太后。当外国公使夫人将缠足斥为“国际笑柄”时，深谙权术却不乏民族自尊心的“老佛爷”，僵直的神经被深深刺痛了。

     慈禧太后效法教会，自掏腰包兴办女学并强制放足入学。她还择机而为，当众展示过自己那双丰腴的“满族天足”（满族妇女没有緾足习俗），并藉此 规劝身边宫女和侍女，女子纳福，益于康体，始于足下，因循守旧，有讳倡明……

最高权力的示范效应，为这场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1905年，垂暮之年的慈禧太后竟然连颁两道谕旨：一道是废除科举，推广学堂，咸趋实学；另一道则是劝禁缠足，朝廷召告天下曰：“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表面上看这是日益衰落的大清帝国回光返照的强国自救，实则是宣教士近百年圣工溢出教堂彩窗，对中国传统伦理秩序发起的一场静默而深刻的价值革命——也即是通过天赋人权、男女平等、教育平权等普遍恩典，瓦解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大夫优越感和对女性千百年来身心灵的禁锢。

这场由信仰点燃、最终汇入民族觉醒洪流的社会转型，恰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这标志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划时代的意义，确乎可与沙俄废除农奴制、日本明治废藩置县相提并论。

穿越百年沧桑，回望那段激荡岁月，宣教士的圣工早已超越了信仰的单一维度，深深嵌入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宏大叙事之中。那些在教堂钟声与私塾诵读声中交织的岁月，那些在放足女子的步履与现代学堂的课桌间萌生的希望，共同书写了一部古老文明在痛苦裂变中寻求新生的圣工史诗。

     其遗产至今仍在回响，因为无论是被迫也好，主动也罢，客观上讲，宣教士的圣工与中国维新者、革命者一道，把古老帝国推上了无法回头的现代化单行道，开始了一场至今仍在继续的、对自身文明价值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构的伟大征程。

微末的圣工，终成照亮中国未来之路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