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理性与自由的两面大旗下，人类告别了古代，走向了现代，迎来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的迎来了空前的精神病症。

不夸张地说，每一现代人都或多或少染上了现代世界的四种病。

第一种病：虚无主义

尼采说，现代世界“上帝死了”。

所谓上帝死了，就是人类用理性“杀死”了上帝，一切来自宗教与传统的道德命令，在“理性”的审视下，都显得非常不理性，因而也就不再值得相信。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方向，亦复如是。

从此，人类走出了价值一元，进入了价值多元的时代。道德不再有坚固的来源，人生不再有稳定的终点，生命也不再有终极的意义。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所相信的。

然而，多元的另一面其实就是虚无。什么都对，就是什么都不对；什么都可以，就是什么都不可以；什么都相信，就是什么都不信。

这就是所谓的虚无主义，思想家尼采认为它是现代世界的最大病症。

终其一生，尼采的哲学都在与虚无抗争。也正因此，尼采是对抗虚无主义最好的导师，甚至没有之一。

他区分了主人与奴隶的道德，认为主人的道德是来自于对生命的颂扬，而奴隶的道德却是来自于对前者的愤恨；他提出“永恒轮回说”，认为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但也是超克虚无主义的方法。

总之，经历道德、基督教信仰幻灭后，尼采提出了一种积极、正面的虚无主义，即让自己成为超人，为自己创建昂扬向上的价值意义。

当然，这种昂扬向上的积极，也很容易诞生妄人。

第二种病：犬儒主义

如果说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第一病症，如影随形的第二病症，就是犬儒主义，特别是当代的犬儒主义。

▲第欧根尼 

不同于古希腊第欧根尼对强者不屑一顾的古代犬儒，当代犬儒主义“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他们不相信别人的热情，不相信别人的义正辞严，不相信有所谓正义的呼喊，他们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他们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

面对他们不满意的现代世界，他们只是“不拒绝的冷漠”、“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独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伤害即可。

然而，如果说怀疑论者只是“怀疑”，但并不否定对错，现代犬儒主义者的不相信之后，则根本“无所谓”对错。

既然世界如此荒谬、如此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嘲笑、解构、无所谓、佛系、面无表情，面对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很多人都选择了犬儒。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先生这段振聋发聩的“狮子吼”，或许是对抗现代犬儒的不错选择。

第三种病：极端主义

如果说上述两种“主义”，都源自理性和自由的不相信。还有两种主义，则滑向了相反的一面，即理性和自由的无条件相信。

人不可能无目的的前行。既然理性与自由杀死了上帝，那我就成为我自己的上帝，我为我自己构造支撑，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构造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真理。

这种真理在手天下我有的气魄，就是现代世界的第三种病症——极端主义。而极端，必然引出韦伯所谓“信念的诸神之争”。

在生活中，我的地盘听我的、Just Do It、我为我代言；在信仰上，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在政治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左派右派互相攻击；在伦理上，女权、DEI、保守派相互骂战。

极端主义，就这样把自己信奉的，推向善的最高端；把别人信奉的，推向恶的最终端。它的初级形态是相互攻击，中间形态是割席断交，终极形态则是恐怖主义。9.11、大屠杀、无差别杀人、以国家的名义发动战争……。

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为自由的大前提必然包含容忍；康德说，我必须悬置知识（理性），以为信仰（道德）留下地盘；《圣经》上说，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面对极端主义的病，谦卑是唯一的药。

第四种病：乌托邦主义

另外一个无条件的相信，就是乌托邦主义。

理性怀疑一切，让世界失去必然；自由的权利必然引出自由的义务，往往很痛苦。

所以，那就幻象出一个美丽新世界吧。在这个想象出的美好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疾病，没有贫富差距，物质极大满足、人人相亲相爱、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宗教对天堂的幻象，哲学家对理想国的描摹，文学家对桃花源的现象，无不如此。

到了现代世界，这些想象终于化身“乌托邦主义”，成为了现代世界的第四种病症。

特别是多灾多难的20世纪，德国、俄国以及某些地区，乌托邦开始落地生根。然而不幸的是，正如徐志摩所言——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真得诞生了。

这些试图构建的乌托邦，下面无不是计划经济、大屠杀、警察国家…..等极权主义的地基。其建成过程与建成后的维系，血流成河。

所以堪称当代中国思想家的秦晖老师说，乌托邦其实是人类对美好世界最朴素的向往，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

乌托邦当然可欲，但要防止理性的过度规划，要给个体自由留下基本空间。

其实以上四大现代病，除了是现代世界的必然，其背后还有着传统形而上学的阴影。那就是，总以为这个世界，存在着唯一正确、永恒不变的本质，经验的背后有个超验的存在。不同的主义持有者，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形而上学超验存在罢了。

其实，正如胡适和他信奉的“实用主义”所言——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没有唯一真理，只有永恒的问题，要在行动中探寻真理。面对现代世界的病症，选择一种动态真理观的“实用主义”，未尝不是一种更理性、更自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