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李登辉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98岁。

在台湾，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上承蒋介石、蒋经国的威权体制，下启台湾的民主改革。他任内完成了国会改选、临时条款废除、总统直选，台湾也因此走上了”民主台湾”的轨迹。

在大陆，他的标签则完全不同：人们更习惯称他为”台独教父”，尤其是1999年提出”两国论”，让两岸关系急转直下。

无论赞誉还是批评，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李登辉是台湾现代史绕不开的名字。他的一生，几乎与战后台湾的政治转型重叠。

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我试着从几个阶段来回顾：

李登辉接手前的台湾

要理解李登辉，就必须先看他上台前的台湾是什么样子。

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靠着金门古宁头战役的胜利和美国的介入，才没有被解放军攻下。从那之后，台湾就一直处在”随时可能遭到登陆”的紧张氛围之中。蒋介石建立了铁桶般的体制：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长期不改选的国会、全面的戒严和言论控制。

经济上，台湾很快走上另一条路。50年代土地改革，让农民”耕者有其田”，也让地主把钱转投工业。到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被称作”亚洲四小龙”。然而经济现代化，并没有立刻带来政治自由。

外交上，台湾越来越孤立。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中华民国的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1979年中美建交，台湾与美国断交，虽然《台湾关系法》提供了安全承诺，但”失去正统”的挫败感深深压在台湾上空。

到了80年代末，社会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经国看清了潮流，1987年宣布解严、解除党禁报禁。台湾社会开始出现公开的反对力量，民进党由此成立。可以说，李登辉登场的舞台，已经布置好了。

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再到李登辉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来台，蒋介石把台湾当成”反攻大陆”的前哨。金门古宁头战役挡住了解放军，台湾才没有被攻下。为了维持这种”随时要打仗”的氛围，蒋介石政权长期实施戒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让总统拥有超越宪法的权力，国会几十年不改选。社会气氛是紧绷而压抑的：言论受限，党外运动一旦出现就会遭镇压，政治案件层出不穷。对大多数台湾人来说，政治几乎是不能触碰的禁区。

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经国继任。此时台湾经济已进入腾飞期：土地改革的红利释放，工业化加速，出口导向让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越来越多，本省人的政治诉求也在累积。蒋经国并非不懂，他开始有限度地”松绑”：推动干部本土化，提拔像李登辉这样的本省籍技术官僚；同时逐步放宽对社会的控制。到80年代中期，台湾的社会氛围已与三十年前大不相同，虽然戒严还在，但铁板已经出现裂缝。

李登辉的崛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923年他出生在淡水，少年时受的是完整的日本教育，日语比中文还顺畅。战后，他在台大农学院任教，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还曾在世界银行和粮农组织工作。原本是典型的学者型人才，却因60年代台湾推动农业现代化，被延揽进入农复会，再升任台北市副市长。1978年，蒋经国破格任命他为台北市长，两年后又升任台湾省主席——这是岛内最高的地方职务，相当于半只脚踏入权力核心。

在蒋经国眼里，李登辉的价值不在于政绩惊人，而在于他”安稳”：既有专业背景，又是本省人，可以安抚被长期排挤的本地社会，同时不会威胁外省派元老的权威。1984年，蒋经国更是直接提名他为副总统，这在当时震动党内：一个本省籍的技术官僚，居然能坐上副总统的位置？但这正是蒋的战略布局。

1987年，蒋经国顺应潮流，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许多后来影响台湾局势的力量，如民进党，都是在那一刻获得合法身份的。可以说，蒋经国看到了大势：经济结构和社会诉求，已经让”威权体制”难以为继。解严，是他生命最后阶段作出的重大选择。

然而，解严只是开了门。蒋经国很快病逝，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后续的配套问题。政治制度依然是旧的：临时条款没废，万年国会还在，直选更无从谈起。台湾社会进入了”半开放”的状态，风险极高。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于1988年依宪顺位继任总统，但局面极为不稳。党内外省派元老们对他充满戒心，觉得他不过是个”过渡人选”，根本撑不起大局。当时国民党高层形成一个以李焕、郝柏村、俞国华、连战等人为核心的势力，被媒体戏称为”十三太保”。这些人背后有军方、情治系统和党务机器的支持，试图把李登辉架空，甚至有人打算另立”代理人”来把总统大位实质掌控在外省派手里。

李登辉起初几乎是四面楚歌。但他展现了超出外界想象的政治手腕。他先从人事入手，逐步调整高层职位，把元老们的地盘一点点拆掉；同时拉拢地方势力和本省籍干部，壮大自己的根基。到1990年国民党十三全会时，他完成了关键的党内改组，把人马安插到党务核心位置。自此，他不再是”临时看管大位”的过渡总统，而是真正坐稳了权力。

第一任总统时期：改革起步

1987年的解严，像是打开了一道阀门，台湾社会压抑多年的声音一下子涌了出来：党外杂志遍地开花，反对党公开成立，学生、劳工、农民都开始组织示威游行。解严之后的台湾，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种力量同时冲撞旧体制。

这种氛围在1990年春天爆发成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3月16日，几千名大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后来称”自由广场”），他们席地而坐，手举象征纯洁与理想的野百合花，要求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解散”万年国会”、召开国是会议。所谓”万年国会”，是1947年在大陆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因为国府迁台后长期不改选，许多人任职超过40年，甚至有人去世后由遗孀继任，成了民主政治的笑话。

学生的诉求直接戳穿了国民党威权体制的荒谬。对李登辉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强硬镇压，他也许能暂时稳住政权，但很可能陷入和党外运动的长期对抗，甚至失去民心；如果妥协，则意味着要得罪党内保守派，撕开制度大动手术。

李登辉选择了后者。他在学运爆发的第六天，公开接见学生代表，并承诺会推动改革。这一举动让学运和平落幕，没有出现流血冲突，成为台湾政治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让李登辉赢得社会声望，也使他在外界眼中，真正从一个”被动继任者”变成了”掌舵人”。

承诺必须兑现。1991年，台湾正式废除了延续四十多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部法律曾是蒋介石、蒋经国维持”长期战备”的法律武器，赋予总统超越宪法的权力，台湾因此被锁死在”战争动员”状态。废除它，意味着台湾终于告别”非常时期”，走向正常的宪政秩序。

紧接着在1992年，台湾举行了立法院全面改选。”万年国会”从此走入历史，几十年来从未真正面对民意的立法机构第一次被选票取代。这个过程相当于把国民党体制的”老骨架”彻底拆掉，让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了真正的运行空间。

这一连串改革，奠定了李登辉在台湾现代史上的地位。如果说蒋经国的功劳是”解严”，打开了门，那么李登辉做的就是把门彻底推开，把旧墙一块块拆掉。他不仅延续了蒋经国的方向，而且真正完成了制度转型的关键环节。

当然，这些改革也让他在党内更加孤立。许多国民党元老觉得他是在”掏空老国民党”，逐渐把党带往不可预知的方向。但对台湾社会来说，李登辉已经和”民主化”紧密捆绑在一起。在这一任期，他从一个”临时总统”真正变成了”民主先生”。

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

1996年，是台湾历史上的大关口。这一年，台湾人第一次能用选票，亲手选出自己的总统。对于经历过长期威权统治的社会来说，这不仅是一场选举，更像是一种”成年礼”。

选举过程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国民党提名了现任总统李登辉，民进党则派出彭明敏，另有新党和无党籍候选人参选。多方角逐下，台湾社会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多元竞争。但这场选举并不仅仅是岛内的民主实验，而是被两岸关系推上了国际舞台。

1995年，李登辉赴美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强调”台湾经验”，引起北京强烈不满。大陆视之为”台独信号”，随即在1995年底到1996年初，对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企图用武力威吓台湾选民。台海一度山雨欲来，民众心中也弥漫着紧张气氛。

然而，效果却和预期完全相反。解放军的导弹没有吓倒台湾人，反而激起了”票投李登辉”的团结心理。那一刻，很多台湾人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我们必须靠自己守护手中的选票。更重要的是，美国直接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驶入台湾附近海域，对大陆形成震慑。台海危机在紧张之余，也让台湾民众看到，美国在关键时刻会出手，这种安全感在政治心理上极其重要。

最终，李登辉高票当选，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他在胜选演说中强调：”今天，台湾人民用选票告诉世界，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这句话，既是对岛内的宣告，也是对大陆的回应。

1996年的选举意义，不仅仅在于一张张选票，更在于整个社会心态的转变。几十年来，台湾人第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最高领导人不再是”指定”，而是”选出”；未来的权力更替，不必靠政变或接班人，而是靠公民投票。这在华人世界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对于李登辉个人而言，1996年选举让他彻底摆脱了”继任者”的影子。他不再只是蒋经国扶上来的接班人，而是拥有民意授权的领导人。从此，他的执政风格更加自信，甚至带有一点强硬。他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是”民主化的完成者”，而要成为”台湾主体性的代言人”。这也为他第二任期的”去中国化”以及”两国论”埋下了伏笔。

第二任期：争议与两国论

如果说第一任期的李登辉，是”改革者””民主化推手”，那么1996年高票连任之后，他已经不满足于做”制度的守护人”。有了民意授权，他开始塑造属于自己的政治遗产：强调台湾的主体性，推动去中国化，乃至在两岸关系上抛出震撼弹。

最著名的就是1999年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即后来常被称为的”两国论”。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公开表示，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而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句话在岛内引发极大震动，支持者认为这是顺应现实：毕竟自1949年以来，两岸早已各自发展为不同的政治体制；反对者则批评他是在挑衅大陆，甚至为台海埋下更大的危机。北京方面则愤怒回应，指控他是”台独教父”，中断两岸对话，并加紧对台军事部署。

在岛内，李登辉也没有闲着。他推动教育和文化的本土化改革，强化台湾主体意识：课本改写，不再以”中国史”为主干，而是强调”台湾史”；官方用语逐渐减少”中华民国”的存在感，而更多出现”台湾”的字眼。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我们是台湾人”，而不只是”我们是中国人”。这种认同的转换，成为他最深远的政治遗产之一。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在恶化。李登辉为了掌握权力，不断提拔本省籍干部，边缘化外省派元老，引发党内分裂。部分不满他的元老与年轻人组成”新党”，公开和他唱反调。虽然他在党内斗争中一度占上风，但国民党的团结早已被他亲手拆散。也因此，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分裂成李登辉支持的连战、宋楚瑜的亲民党两股力量，最后让民进党的陈水扁渔翁得利。

第二任期的李登辉，是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推动台湾完成民主转型，强化了台湾社会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他的两国论让两岸关系陷入长期紧绷，他在党内的斗争手段也让国民党元气大伤。支持者称他是”台湾民主之父”，反对者骂他是”国民党的掘墓人”。

回头看，他在第二任期做的事情，几乎决定了此后20年的台湾政治走向：岛内政治认同往”台湾化”倾斜；两岸关系因”两国论”再难回到”一中各表”的轨道；国民党从此失去执政的垄断地位。

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

2000年的总统大选，是台湾政治史上的关键时刻。候选人有三组：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及脱党参选的宋楚瑜。三强鼎立的格局，最后竟然让陈水扁以不到40%的得票率当选。这意味着国民党丧失了自1949年迁台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权。

这场大选的背景，是国民党内部的撕裂。宋楚瑜原本是省长，民望极高，按许多分析，他如果代表国民党参选，几乎稳胜。但由于与党内元老不合，宋被拒之门外，愤而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结果，宋和连战瓜分了大多数”泛蓝选民”的票源，反而让陈水扁得以渔翁得利。表面上，这是一次选举格局的偶然；但深层次看，这是李登辉执政后遗症的集中爆发。

李登辉在国民党内部扶植本省籍干部、边缘化外省派元老的路线，早就让党内矛盾激化。宋楚瑜的出走，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敏感的是，坊间普遍流传李登辉暗中对连战”放冷风”，甚至有人指控他默许宋楚瑜分裂国民党，以便让陈水扁上台。理由也不难理解：李登辉早已不满足于国民党传统的”中国党”定位，而希望推动台湾本土化。在这个意义上，民进党的胜利与他的政治理念并不矛盾。

无论传言真假，结果就是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党内一片哗然，许多人认为这是李登辉”自毁长城”。事后，李登辉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最终彻底脱离国民党。对蓝营支持者来说，他成了”国民党的掘墓人”；但对许多台湾社会大众而言，他是那个让台湾第一次完成政党轮替的人。

这是台湾政治史上的第一次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政党轮替，史称”宁静革命”。

这场”宁静革命”的意义，不只是政权更替，而是一种制度信心的建立。对台湾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切身体会到：换党执政不会天下大乱，不会外敌入侵，也不会经济崩盘。民主不再是纸上的承诺，而是现实的经验。从那一刻起，台湾社会真正相信了选票的力量。

对李登辉而言，2000年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节点。他是奠定台湾民主制度的推手，却也是亲手把国民党送下台的人。他让台湾成为民主的典范，却让自己在昔日的政党里遗臭万年。

卸任后的李登辉：从总统到”导师”

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李登辉卸任总统，但他的人生并没有就此退场。相反，他在政坛之外的存在感，依然如影随形，甚至更具争议。

首先是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2000年失去政权后，党内普遍指责李登辉是”罪魁祸首”，有人称他是”国民党的掘墓人”。同年7月，他被迫辞去党主席职务，之后索性与国民党一刀两断。2001年，他公开支持由亲信组建的”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成为民进党在国会的盟友。自此，李登辉与国民党阵营的关系彻底翻脸，也奠定了他”台独教父”的形象。

卸任后，李登辉不再受宪政角色的束缚，讲话愈发直白。他提出过”两国论”，主张台湾与中国大陆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也不断强调台湾应走出中国的阴影，建立自我认同。这些话语，在岛内引发热烈支持，但在北京却被视为赤裸裸的挑衅。大陆媒体几乎一致给他扣上”台独教父”的帽子，把他当作”祸根”。

与此同时，李登辉也积极培养新一代政治人才。2001年，他成立”李登辉学校”，希望通过讲座、课程来灌输”台湾主体性”的思想。许多后来在台湾政坛崭露头角的政治人物，都曾受过这所”学校”的影响。他从幕后，继续以”导师”的姿态塑造台湾政治。

在国际舞台上，他也毫不避讳地发声。2001年，他访问日本，强调自己”作为台湾人”的身份；2010年，他再次赴日，获得日本舆论的高度关注。他和日本的渊源既有个人背景（日本教育成长），也有战略考量：在中美夹缝中，他认为日本是台湾的重要伙伴。这种亲日立场，在岛内也曾引发争议，但他本人毫不掩饰。

晚年的李登辉，身体逐渐衰弱，却依然坚持对时局发表评论。无论是对两岸关系的悲观看法，还是对台湾内部政治的批评，他从不缺席。他甚至公开批评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不争气”，认为他们把台湾带回到”旧的中国认同”，背离了他所推动的本土化。

2020年7月30日，李登辉在台北荣总去世，享年98岁。消息传出后，台湾社会普遍用”民主先生”来纪念他；而大陆媒体依然称他为”台独教父”。他的一生，几乎就是台湾政治矛盾与认同转型的缩影：有人视他为民主奠基人，有人视他为叛徒。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李登辉并非一个”完美”的政治人物，他在权术上的精算和党内斗争中的冷酷，常为人诟病；但正是他，让台湾从一个威权体制真正走向了民主化的道路。他的卸任与身后评价，注定将长期撕裂。但在台湾历史的年表上，他已经是无法绕过的名字。

台独的来龙去脉

严格来说，台湾独立的声音并非李登辉任内才冒出来。早在1945年台湾光复之际，就有部分本省知识分子提出过”台湾共和国”的设想。1949年国府迁台后，虽然官方口径是”反攻大陆”，但在社会底层，其实始终存在一种”我们是不是该走自己的路”的隐秘声音。只是，在蒋介石与蒋经国长期的威权体制下，这些声音都被严厉压制。几十年的戒严体制，不仅使”台独”成为禁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冠上”叛乱罪”处理。

国际环境也为”台独”提供了土壤。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1514号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明确殖民地人民有权自决和独立，推动了大规模的去殖民化浪潮。理论上，台湾作为日本的前殖民地，本来也可能被纳入这种潮流。但现实是，战后台湾已经由”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并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因此并未被列入”非自治领土”名单。换句话说，台湾并没有像非洲或亚洲其他殖民地那样，被国际社会认可为”等待独立”的对象。

真正让”台独”逐渐成为显性政治议题的，是1971年联合国第 2758号决议，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随后的断交潮，使台湾陷入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正是在这种孤立感中，岛内”我们是谁”的问题被推上台面，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认同差异被放大，主张台湾主体性的力量开始凝聚。

从更深的角度说，”台独”并不是台湾社会凭空长出来的，而是国际局势和中共政策共同催生的产物。毛泽东在1970年代推动中美建交，周恩来与邓小平在国际上力推”一中原则”，逼迫各国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二选一。这种持续的外交打压，反而在岛内制造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意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北京当局的步步紧逼，就不会有后来大规模的”台独运动”。

李登辉正是顺应这种大势的人。他并非凭空发明了台独，而是顺水推舟，把原本潜伏的社会思潮政治化、制度化。他提出”两国论”，实际上只是把现实说穿：自1949年以来，两岸就是两个分治的政治实体。也正因如此，他在大陆媒体的叙事中被钉上”台独教父”的标签。但从历史逻辑来看，他不过是那个把潜在矛盾揭开、并赋予政治形式的人。

如何评价李登辉的一生

李登辉的一生，绕不开两个关键词：民主化与台湾认

在台湾，他是威权体制的终结者，是推动直选和政党轮替的人。蒋经国打开了门，他把门真正推开，把制度的框架搭了起来。没有李登辉，台湾的民主化可能会走得更慢，也可能更混乱。就这一点，他确实称得上”民主先生”。

但另一方面，他也在不断强调台湾主体性，提出”两国论”，推动本土化，最终让自己成为大陆舆论里的”台独教父”。他与国民党的决裂，使得蓝营始终对他怀有复杂甚至愤怒的情绪。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掘墓人，也有人说，他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站出来、公开承认两岸现实差距的政治人物。

所以，李登辉的评价注定是分裂的：在北京，他是”祸根”；在台北，他是”奠基人”。但无论你爱他还是恨他，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他改变了台湾的政治轨迹。

他不是神，也不是恶魔。他是一个在冷战余波、两岸角力与台湾社会转型中，被历史推上台的政治人物。他的选择，塑造了今天的台湾。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