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铭   当代中国研究 Volume 28 Issue 2 2021  |转自 新世纪

（2016-6-14）

2016年6月1日，李洪林告别了这个世界，仲兵兄来函嘱我写一点话。

提起李洪林，不能忘却1976年10月后那个思想解放天空中群星闪耀的年代，李洪林是其中一颗明亮的星。当那段历史被胡乔木、邓力群代表的「伪史学派」抹去时，胡耀邦说：

粉碎四人帮这两年，我已向历史学家提出，现在开始写这两年历史，叫做「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多少好同志，多少英雄，夜以继日，用全部精力为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作出贡献。用文学语言，我们是在奔腾前进的时代列车上，这个时代列车是开足马力前进的。面对这个奔腾前进的时代，是冷眼旁观，还是当促进派？每个人都要经得住历史检验，谁在这个时代列车上真正为人民，为我们子孙后代搞点有出息的东西，留下一点痕迹，就是好样的。

1977年胡耀邦调我到中央党校时，有一次谈话中提到，要把李洪林调到身边帮他读书。我听了有点讶异，那时他身边只有一个年轻秘书梁金泉，我叫他小梁，胡耀邦工作愈来愈重，小梁也忙得不可开交，我想李洪林该是当他的大秘书吧？胡耀邦却说帮他读书。

胡耀邦谈他自己：「文革虽挨整，但有较多时间读书，列宁全集，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都读完一遍，马恩全集没有来得及读完。现在工作忙了起来，要读的书又多，想找个人帮我选择，和我一起读，李洪林在历史博物馆，读书多，文章也写得好，我得请他来。」

听小梁说，李洪林来耀邦身边工作的房间都准备好了，最后没有来。我问何因？原来是邓力群反对，胡耀邦就作罢了。

类似的事我也不时遇到，我为「理论动态」组稿，周扬复出后的一些讲话很精彩，比如讲鲁迅的，我编好给胡耀邦，他定稿发表前，要小梁送胡乔木看看，之后未见登出。问小梁，是胡乔木不同意发，说「周扬名誉不好」。明明是恶意攻击，胡耀邦为什么要听？我不懂。然而胡乔木、邓力群是胡耀邦「奔腾前进」的绊脚石，显而易见。

李洪林虽未到胡耀邦身边，这颗星依然闪亮。 「科学与迷信」、「领袖与人民」、「读书无禁区」，一道道锋利的思想光芒，射向思想文化专制主义黑暗的角落，让禁锢在精神与物质牢狱中的囚徒心中燃起希望之火。其中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领袖与人民」影响最大，导致全国因涉及批评领袖而获罪者纷纷寄信给李洪林申诉，李洪林把申诉信转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使他们冤狱获得平反。

1979年胡耀邦出任中央宣传部长，终于把他心目中的理论闯将李洪林调进中宣部理论局。他在见到李洪林时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哪！」

一年后胡耀邦在五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中宣部长由书记处书记王任重接任。王任重虽在农委工作时反对过包产到户被认为有「左」的偏向，但在思想理论战缐坚持双百方针，李洪林也继续邀请理论界朋友到中宣部参加座谈，探讨理论问题，或组织写一些文章。一次为配合「周恩来选集」出版，他约我写了一篇「为人民世纪而奋斗」，在发表出版消息那天登了「工人日报」。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应景」文章，竟会触动胡乔木、邓力群的神经。

胡乔木首先发难，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新华社、电台，此文不准转载和播发；跟着邓力群整成「阮铭同志的几个政治观点」，登上他主编的「情况简报」。其中引了文中的话：

一个人原来是接触群众的，到身居高位之后，身边总有一群包围者，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是使别人看见的并非在位者的本相，而是经过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影。这包围者的力量，在对下代表权力，对上代表民意，想打击谁，抬高谁，吃掉谁，可以胡乱地矫诏，任意地造谣，都无往而不胜。一旦在位者倒下，便离开这株已倒的大树，去包围别个新的在位者。

在引文之后邓力群质问：「作者显然是提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话是影射什么人呢？是要给人们暗示什么呢？」

冯文彬对我说，胡乔木找他问：「阮铭讲的包围，不会是无所指的，不知指谁？」

我说，文章是中宣部理论局配合「周恩来选集」出版，李洪林约我写的，他审稿后分配给「工人日报」发表。文中引了鲁迅关于「包围」的话，为表达周恩来能突破「包围」直接面对人民，倒不是为「影射」或「暗示」胡乔木和邓力群，想不到他们自己来对号入座了。

那是1981年1月初的事，那一年胡乔木、邓力群开始发动第一波反自由化运动。那段历史的转折点，是1980年国际上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

1976年10月到1980年10月那四年，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变革年代。那是粉碎四人帮后大群改革闯将冲破重重阻力，在各条战掀起改革开放大潮的奔腾岁月。早在11届3中全会之前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开放西单民主墙、开放报刋对官僚特权的批评揭露、开放学术文化领域的自由讨论，这一切难道不是改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后来所谓「先经济、后政治」的「中国特色」，是胡乔木、邓力群们颠倒历史的伪造。

邓小平是1977年7月复出的，开始分管教育与科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基本上是顺应潮流前进的。例如1978年12月，邓小平临时废弃胡乔木、朱佳木为他起草的「衔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三中全会讲稿，委托胡耀邦重新组织班子起草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讲话。又如1980年5月和8月，邓小平接受李维汉建议，放弃「兴无灭资」口号，认同肃清封建专制主义遗毒，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7月 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邓小平和胡耀邦当时一致认为波兰人民有反抗俄罗斯侵略压迫的传统，波兰工人抗争是正义的，教训是必须坚持改革，波兰每次改革都因 不敢得罪苏联退回老路才导致危机不断。他们肯定中国不会发生那种危机，一是中国向来独立自主，不屈从任何霸权；二是人民支持改革开放路线，接受波兰事件教 训应当更加坚定彻底改革的决心。

然而正当举国上下讨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之际，胡乔木在9月24日写了一封「关于波兰危机的信」，提出「中国也可能爆发波兰那样的局势，必须像毛泽东在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那样制定对策」；接着传达陈云指示，「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危机。」他们利用「波兰危机」发难，目的是颠覆改革开放路线和五中全会建立的新领导体制。

1980年2月的11届5中全会，是中央领导体制改革的开端。叶剑英在会上作主题发言，对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和「集体接班」制度，纠正「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的历史错误作了说明。他说：

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考虑是准备接集体的班，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解决，他看上一个马林科夫，很快被赫鲁晓夫篡权。毛主席对集体接班问题考虑少，侧重于个人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象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一定要犯错误，带来严重危害，这方面是有惨痛教训的。

叶剑英用马林科夫被赫鲁晓夫篡权的典故，表明他忧心所在。他指出设立中央书记处，不是八大书记处的简单恢复，是从制度上改变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一个人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旧传统，建立「集体领导」和「集体接班」的新传统。五中全㑹增补了两名年纪较轻的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和赵紫阳，加上华国锋，三个较年轻的对四个老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比过去「四老」对一个华国锋，是相对平衡的集体领导体制。

三个较年轻的常委中，胡耀邦任总书记，赵紫阳准备接国务院总理，就是分散华国锋的权力，解决「个人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建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集体接班」体制。华、胡、赵是第二代，加上今后从书记处选拔上来的人，集体接第一代叶、邓、李、陈的班。叶剑英的出发点是通过接班制度改革避免重演历史上更换接班人的权力斗争丿。

胡乔木、邓力群和专政派老人看出了这一㸃，他们利用「波兰危机」和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难，目的正是颠覆五中全会建立的新领导体制，实现权力再分配。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九次会议，书记处书记列席会议，邓力群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也「列席」了。邓力群自己说，「我们列席会议的，没有发言权，听会」。然而「听会」者的作用超越了「与会」者，邓力群把政治局会上「听」来的，与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串联起来，达到「拱倒」华国锋的目的。

邓力群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会宣讲华国锋的错误，讲了半天。接着又去中央办公厅党委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讲了三个多小时，罗列华国锋「七大罪状」。他在「十二个春秋」中坦承：「我当时对华国锋的评价，若干意见有欠公允，为了拱倒一个人，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把他的差错统统列上，有些不是政治原则问题，讲得过于上纲了。」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指1949年10月至1976年9月的毛泽东主政时期，起草中胡乔木加了一段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讨论中制发生分歧。华国锋说，「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只写到抗日战争之前，毛主席的理由是抗日战争还在进行，还不是历史嘛！」邓小平和胡耀邦也说，这一段先不写，可以在四千人讨论决议时征求一下意见。

然而邓力群「拱倒」华国锋的宣讲，从政治局会议之外透过四千人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反射到政治局会议之内，会上批判华国锋的声浪不断升级，使原来不赞成变动五中全会建立的新领导体制的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备受压力。

华国锋自然有错误，如「两个凡是」、「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导致新的冤假错案等。他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检讨，三中全会后改正了错误并拒绝了胡乔木游说反右。

政治局会议批华国锋也波及叶剑英，如称「英明领袖」和所谓「徘徊的两年」。叶剑英未予正面回应，他从回顾毛泽东临终对他欲言未语的情景，谈了自己的思路历程。最后他说：

～～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有责任，如果他不愿承担，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辞职，今天这个会上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华国锋在最后一天会上的提出六中全会批准他的辞呈之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华国锋后来说：「我是不愿党内再斗争，老百姓遭殃。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事先和叶帅说了。有说我傻瓜，有说我太老实，我没有后悔。」

政治局会议「拱倒」华国锋，表面看是胡耀邦和邓小平分别代理党和军委主席；实质是全盘颠覆五中全会的「集体领导」和「集体接班」体制，为后来少数人推翻全国党代表大会选出的最高领导人开了恶例。

1982年3月，王任重鍳于一年多来「反自由化」使原本活跃的理论工作陷入倒退，在与胡耀邦交换意见后召开「理论座谈会」。王任重在第一天会议上说：「现在理论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同改革开放实践不适应，不适应这三个字是耀邦同志讲的。我们这次会议实行三不主义，绝不秋后算账。」

王任重没有料到，会议开到第五天，3月20日，邓力群就来算王任重的账了。那一天邓力群突然出现在座谈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要会议传达胡乔木「关于全国面临严重阶级斗争」的讲话。胡乔木在讲话中说：

我们面临第四次重大思想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陈独秀犯右倾错误。第二次国共合作，又有王明右倾错误。笫三次全国解放，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现在是第四次， 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阶级斗争没有引起足够注意，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倡狂进攻。过去说赫鲁晓夫利令智昏，现在我们党内确实有利令智昏。

大家不清楚邓力群要干什么？其实他已抓住座谈会上马沛文的发言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猖狂进攻」的例证，准备向王任重夺权了。

马沛文为郭罗基的文章「谁之罪」（谈张志新文革中被杀害事）辩护，对郭被勒令离开北京表示异议。邓力群以此挑拨邓小平，称「王任重召开会议鼓动理论界向中央猖狅进攻，郭罗基文章影射攻击小平同志会议不予批驳；王任重还肯定会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下去将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邓小平听了邓力群䜛言当即拍板决定由邓力群接管中宣部，让他去「通知」党主席兼总书记胡耀邦「立即执行」。胡耀邦被迫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请「列席」会议的邓力群「传达」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决定」，通过任命这位连候补中央委员也从未当过的党员邓力群当中央宣传部长，去夺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央宣传部长王任重的权。这是中共历史上破天荒的大笑话。

1982年3月23日，邓力群上午赶到理论座谈会现场发表长篇演说「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下午又赶到中央宣传部发表「就职演说」。邓力群宣布，他到中宣部最重要一条是「同中央保持一致，谁做不到，随时欢送，概不挽留」。这样，他打击谁，陷害谁，就给扣上「同中央不一致」的罪名，李洪林就是这样被「欢送」走的。

我到美国时，李洪林已被「欢送」出中宣部，在项南主政的福建省任社会科学院长，后来项南被陈云整了下来，李洪林的院长也免掉了。再后来，得悉六四后李洪林身陷囹圄，深为他担忧。

李洪林出狱后，曾偕夫人张茂英来美国，我们都在新泽西州，时常来往，相聚甚欢。那时才知道洪林兄多才多艺，诗词、书法、绘画、篆刻无所不能。他给我刻过一枚印章，又赠我一条幅，上书一绝云：

一枝独秀领群芳，

有笔如椽谱新章，

无奈庙堂尊瓦缶，

遂使黄钟落异鄕。

一九九五年春时在新泽西书赠阮铭兄

我们一起回忆往昔，也探讨过胡耀邦悲剧的根源在哪里？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路，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关系到国际关系、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有长远的全盘考量。他改变中国的理想抱负，远远没有实现。最后想把他多年的思考写下留给后人，也未能如愿就匆匆走了。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开辟中国历史新时期的十年，胡耀邦走过的路可略分为三段：

1977到1980四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在中央组织部、在中央宣传部，在书记处，工作大体上还顺利，虽遭汪东兴、胡乔木、邓力群、郭玉峰们阻挠，他总能排除干扰「开足马力奔腾前进」。

1981到1984四年，从「反自由化」到「清除精神污染」，前进的阻力愈来愈大。 1983年胡耀邦提出各条战线要全面、系统地改革。陈云、胡乔木、邓力群们即发动第一次「倒胡」。胡乔木那时以为自己要取代胡耀邦当总书记了，到胡耀邦家里激动地说，「你下来我们友谊不变」。后来叶剑英在广东与邓小平通话坚决反对，邓小平才让胡乔木、邓力群「封存」全部「倒胡」黒材料。

胡耀邦当时的处境，可以说是在逆风中艰难行进。他走遍全国，是寄希望于人民发挥主动性，根从地方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经济文化社会条件，走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再也不能不顾自身条件，走「全国学大寨」、「全国学大庆」、「全国一盘棋」的老路。陈云因此批胡耀邦「讲地方话」，表扬赵紫阳讲「北京话」。事实上胡耀邦被推上党主席兼总书记位置那一刻（1980年12月），「拱倒」胡耀邦的党内斗争就开始准备了。

1984年12届3中全会胡耀邦主持起草「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是撤销胡乔木、邓力群控制的袁木起草小组，责成林涧青重组起草小组，拒绝胡乔木、邓力群插手才取得的成就，被邓小平称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创造」。那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最后一次肯定。

那时邓力群因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在国内外臭名远扬，邓小平也一度表示胡乔木、邓力群替他写的那篇12届2中全会讲话不要收进「邓小平文集」。可是胡耀邦一方面设法阻止邓力群的「清污」在全国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却在会见外宾时请邓力群陪同并为之洗刷恶名，让他得以再度反扑过来。

最后一段是1985和1986两年，胡乔木、邓力群已与专政派老人结成庞大的「倒胡联盟」，到1986年12届6中全会讨论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决议」时发难，终将胡耀邦淹没于反自由化大潮之中。

历史给了胡耀邦改变中国的机会，胡耀邦也夜以继日全力以赴，为什么最终会失败？

李洪林指出他未能集合和保护与他理念一致、帮他冲锋陷阵的改革派群星，以至一个个被反改革的专政派「拱倒」，使自己陷于孤掌难鸣的绝境，以至「生活会」遭围攻时只剩习仲勋一人为他鸣不平。

我想起初到中央党校时听胡耀邦说的两句话：一句是「换思想不换人」；叧一句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结果怎样呢？那时我在党校听到不少人言必称「康老」，一段时间后，他们确实改了口，言必称「耀邦」了。后来王震来当校长清算胡耀邦「包庇、縦容自由化」时，他们又言必称「王老」了，事实是「换人就换思想」。

胡耀邦从不害人，也不防人。有人说他天真，「是好人不是政治家」。吴江劝他读「尧俞传」，学尧俞。还有人说，「胡耀邦是良心，赵紫阳是大脑」。我感到奇怪，难道大脑可以与良心分离，可以有不要真诚、不要良心的政治家吗？

胡耀邦是与​​人民的心、与人民的实践紧紧相连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最厌恶虚伪政治。他的实践是开创中国历史新时期真诚为人民谋幸福的新政治。他的「换思想不换人」、「防人之心也不可有」，是出于珍视人性的光明面，或不忍看到人性的黑暗面，因而自缷盔甲，期待团结一切人共同跨进一个新时代。

记得黎澍说过，毛泽东在延安称赞胡乔木是「思想改造最好、灵魂最美的知识分子」。黎澍称这种知识分子改造是「制造伪君子」。伪君子们自然善于操弄虚伪政治，必与真诚为敌。自缷盔甲的胡耀邦被他们的暗箭射中，是不可避免的了。

几年前我读了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944年的著作「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似乎可以解答胡耀邦的悲剧。尼布尔说：

光明之子渴望实现爱与同情的理想、弘扬正义，然而他们经常天真、善良、笨拙，相信正义可以通过劝诫实现，政治可以符合爱的理想，他们对自己的对手、对人性的黑暗面，都不太清楚。

黑暗之子是恶的源泉，然而他们是明智的，懂得在众多的利益中去争夺权力。耶稣的话：黑暗之子比光明之子在世务中更明智和历练。

胡耀邦是「光明之子」，对他的改革事业乐观和自信，以为凭正义和勇气、凭人民的支持就可以实现理想，对「黑暗之子」的环伺不以为意，失去警觉和防备，以致出乎意料的被袭击和伤害。

尼布尔还说：「霍布士只看到人性的黑暗，所以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行，而洛克看不到人性的黑暗，所以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完全符合发挥人的创造天性。然而人性既有创造力，也有破坏力。所以历史有前进，也有倒退。」

今年是胡耀邦去世二十七周年。这二十七年来，历史有前进，也有倒退。回顾那个思想解放年代的灿烂群星，跟着胡耀邦的陨落，周扬、陆定一、胡绩伟、王若水、王元化、黎澍、戈扬、朱厚泽·⋯⋯，到今天的李洪林，一颗颗在漫漫长夜里逝去了。而胡乔木、邓力群们孕育出来的「黑暗之子」，如同这二十七年来在中国大地升起的黑色雾霾，遮蔽了，思想文化界的天空。

纪念李洪林，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胡耀邦的「换思想不换人」、「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可以是新时代新政治的一种道德理想。但也必须看到，「黑暗之子」和人性黑暗面的普遍存在，不㑹因「光明之子」的「善」而自动退隐。

今天中国需要大群建设光明中国的「光明之子」，他们需要有理想、有智慧和勇气驱逐阻挡历史史前进的黑色雾霾；同时也不忘在前进的征途上戴上「头盔」和「护心镜」，警觉与防备「黑暗之子」从雾霾中射来的暗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