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笛（Tara）彻底消失前，给藏人男友发的信息，突然从藏语切换成了英语。这个反常迹象，连同随之而来的杳无音讯，令其朋友确信：她被抓了。
判断几天后被证实。7月31日，“华语青年挺藏会”平台的志愿编辑张雅笛，在云南香格里拉藏区被国安带走。随后，她被转移至老家湖南长沙，被当地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根据《刑法》，一旦定罪，最高可被判5年监禁，若被认定为“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刑期可长达15年。
22岁的张雅笛能说安多藏语，致力于汉藏交流、消弭民族偏见与对立。她刚从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É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Paris）毕业，并已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硕士奖学金，计划九月开启新学业。如今，她被单独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与外界完全失联。
根据《刑事诉讼法》，检察院批准逮捕前，羁押期限不得超过37天。但《新新闻》获悉，近两个月过去，张雅笛的家属至今仍未收到检察院的批准逮捕决定书。
9月16日，“709”人权律师江天勇前往长沙，希望为本案提供法律援助。他与张雅笛的母亲在咖啡店会面时，被当地国安带走。目前，张雅笛的家属已委托其他律师申请会见，但遭到官方拒绝。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于9月23日发布声明称：“中国政府应当立即无条件释放张雅笛，应撤销对她的所有指控，并保障、尊重她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发帖称，中国官方必须立即保障张雅笛会见自己选择的律师的权利，并保障其家属对案件的知情权。
“人权观察”机构的中国研究员亚尔昆・乌卢约尔（Yalkun Uluyol）称：“仅仅因为张雅笛公开反对种族不公、和平行使自己的权利，就被中国政府威胁监禁多年，反映了中国政府害怕民间搭建偏离中共路线的跨民族交流的桥梁。”
张雅笛的朋友、“华语青年挺藏会”平台发起人之一段荆棘（Ginger Duan），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她被抓了只是因为她比别人更勇敢、更坚定，这不是她的错，是我们都应该向她学习的品质。”
搭建汉藏沟通的桥梁
张雅笛所在的“华语青年挺藏会”媒体平台是个微小的社群，成员不到十人，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从未谋面，通过线上匿名协作的方式，编写和传播关于藏区的权益、信仰、文化及政策动态等文章。
2024年，身处美国旧金山的段荆棘最先提出创立这个平台。她曾在藏区的私立学校担任老师，该校被政府强制关停后，她便产生了为藏人发声、联结汉藏的想法。
张雅笛加入后，成了挺藏会平台里最高效的志愿者编辑之一。她能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曾用两天读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传记，并迅速写出一篇8000字长文，引述了大量藏、中、英三语信源，文章后来在海外藏人社群内获得诸多褒奖。
她的朋友、人权行动者夏巢川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从不以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去审视藏地文化，而是谦虚地倾听、学习，而她对待所有知识都异常严谨。
有一次，夏巢川想要确认四川甘孜某县的准确英文翻译，便向她请教，而张雅笛竟然查到了几十年前外国人在藏地旅游写的文献，再去询问藏人朋友，最后交叉印证，方才告诉夏巢川她考证的答案。
夏巢川也去过张雅笛的家，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藏地和藏传佛教相关书籍。她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全是张雅笛勾划的笔记。
虽然怀揣理想主义与虔诚信仰，但张雅笛不寻求一蹴而就的宏大变革。三个月前，她在播客《西郊密林》的访谈中坦言，即使是中国异议人士，也可能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而挺藏会的使命，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漫长地实践。
“我们不追求一瞬间改变所有人，而是一个一个地改变，”她说，“我们的一篇文章，哪怕只能改变一个人对藏区问题的看法，那也可以。”
从孤独中学生到白纸一代
张雅笛在初中时遭受校园霸凌，内向不合群的她，时常被同学欺负。她度过了孤独抑郁的青春岁月，但也在这期间阅读了许多政治、社会、宗教方面的书籍，并开始观察和思考外部世界。此外，她也对各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阅读了不同民族的神话故事书，感到神话故事的多彩和美丽。
高中时，张雅笛接触到了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获得了许多过去难以企及的信息。她关注了藏族女作家唯色（Tsering Woeser），喜欢她用优美的文字向世界传递藏地的实情；她读完了达赖喇嘛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也看到了六四镇压时倒在血泊里的学生的照片。这些碎片拼接成了她独立的精神世界。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三年，她的政治性抑郁变得严重起来。她的朋友在微信吐槽核酸检测，就被警察上门带走，令她感到真切的恐惧。那时候她想，“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同样冲击她的，是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自焚的消息。2022年2月，才旺罗布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马路中间的白塔处，高喊口号后自焚而亡。张雅笛翻墙看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痛心，处于政治抑郁的她意识到，即使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表面光鲜亮丽的藏人，内心也可能带着隐秘的伤痛。
2022年8月，张雅笛来到法国留学，但她发现自己的政治性抑郁并未因此消失。她仍然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倾诉内心世界、一起实践公共生活的朋友。她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友情，仍仅限于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而当她和法国同学们提起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对方只是若有所思地回应“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共情。
张雅笛只能继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托付于网络。她重新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500多条帖子里，有雪饼案、张展、六四等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抗争事件，也有俄罗斯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去世、伊朗女性逃难者等国际人权议题。但她最关注的仍然是藏地：过半帖子皆关于海外藏人活动、国内藏语教育被取缔、藏民就业被歧视、藏区生态被大型工程破坏等。
2022年11月底，白纸运动爆发，张雅笛看见视频里，国内的年轻人一个个被警察抓走，内心愤慨又难过。她偶然在推特看到海报，号召巴黎的年轻人前往广场集会抗议。彼时她并未参与巴黎华人异议者社群，只身一人前往集会。
张雅笛去商店买了蜡烛、A4纸，到了广场，她看见100多人举着白纸，便立即去和大家站在一起，把标语高高举起来、大声喊口号。
“那一刻我感到很骄傲，我觉得自己勇敢了一回，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这辈子没有白活。”张雅笛后来在播客访谈中回忆。
那是张雅笛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也改变了她往后的生活。她进入了巴黎年轻华人行动者社群，此后频繁参加活动，即使在小活动中做志愿帮忙，她也觉得充满成就感。“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就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说，“我只有做了这些事情，才觉得我的生活、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表达自己、充满归属感的社群。“原来世界上还有像我一样的人存在，和我有一样的声音、和我一样抱着理想和热血，去建设一个自由的社会”，她说，“看到这些人，我就觉得没有没有那么孤单了。”
温和与坚定
朋友们说，生活里的张雅笛，有政治的一面，也有非政治的一面，但无论哪种生活，她都真诚温和地与每个人相处。
她的朋友夏巢川回忆，两人在巴黎相见时，会去逛集市、逛美术馆、去法国餐厅吃饭，而注重细节的张雅笛，总会事先查好餐厅的推荐菜单。
张雅笛也热情地把夏巢川拉进了自己的藏人生活圈。她曾带夏巢川去巴黎一家自己相熟的藏人餐厅吃饭，餐厅的阿姨听说是张雅笛的朋友，立刻热情地招揽夏巢川进来，大家一起其乐融融地包Momo。厨房里的奶奶见夏巢川的袖子快蹭到了面粉，就温柔地拉拉她的袖子；看到她的衣服弄脏了，便拿纸帮她擦干净。
“那时我感到，她们就像我家里的长辈一样亲切，Tara带给我的那天特别温馨。”夏巢川回忆。
张雅笛的温和也表现在公共生活里。无论对于广泛的华人异议者社群、还是在挺藏会的小社群里，她总是“调停者”的角色。她的伙伴段荆棘回忆，挺藏会社群内曾发生过争执，一长串信息交锋后，最后便是张雅笛的消息，“你们不要再吵了”。
当“白纸一代”同温层出现割裂和矛盾时，张雅笛的观点总是温和的，希望大家避免激烈的冲突，珍惜彼此一起反抗威权、一起做行动的缘分。
对张雅笛而言，行动与信仰密不可分。她在播客中说道：“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参加的每个活动、写的每篇文章，都是在积功德。种下善因，才有善果。”
张雅笛加入挺藏会后，仍然常常回国、前往藏地，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够成熟。然而，在段荆棘看来，这种“天真”并非是对风险的无知，而是战胜了恐惧感，并带有超越世俗利弊权衡的精神。
“她是有虔诚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有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区问题研究、凭自身行动推动藏人自由进步事业的一个人。“段荆棘说。
段荆棘补充道，藏区问题并非所谓“敏感”、“红线”、“不能碰”的问题，而是基本的民族、宗教、人权问题。“真正把藏区问题敏感化、特殊化的是中共”。她说。
她呼吁华人行动者们，不要重复“一旦碰西藏问题，你就死定了”的叙述。“将藏区议题妖魔化、将藏人非人化，是大汉族中心主义的狭隘，也是耻辱的妥协”，她说，“这种退让（compromise）本身就是共谋（complicit）。”
段荆棘说，现实中不乏流亡藏人不计个人得失而声援汉人民主运动的例子。
1989年初，藏人流亡政府和中共的谈判沟通一度频繁，中共曾主动表示愿意接见藏人流亡代表。六四事件爆发当晚，达赖喇嘛第一时间决定公开谴责。时任流亡政府高级代表洛第嘉日（Lodi Gyari）后来回忆，部分流亡政府官员出于政治考量，试图劝说达赖喇嘛暂缓声明，以维持与中方的谈判机会，但达赖喇嘛坚定表示：“如果我现在不说话，就没有道德权利再说有关自由与民主的议题了。”
“被消失“后，留下来的人
张雅笛被捕，给挺藏会这个小社群带来巨大冲击。
段荆棘受到了很大创伤。过去一个多月，在全职工作之余，她一直在超负荷地处理声援事宜，身体和精神逐渐难以承受。精神崩溃是常见的，她几乎每天都要哭。案件出现新的信息、外界压力陡增，都会引起剧烈的情绪波动，让她在一个人的时候默默流泪。
张雅笛刚刚失踪的那段时间，段荆棘起床后常常发愣，今日和昨日变得不同，是因为张雅笛消失了。“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她说，“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再一次意识到张雅笛不见了。”
她们二人其实从未谋面，也不会每天聊天分享日常生活。但段荆棘失去的，是一个可以共同推进议题的伙伴，也是一位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在个人生活上相互安慰和鼓励的朋友。
除了交流挺藏话题，段荆棘和张雅笛私下也会聊些同温层社群里的八卦。2024年，她们曾开玩笑说起白纸运动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双方所在城市到场参加者都寥寥无几。
她们也会聊一些关于恋爱、升学、搬家、旅行等日常生活话题。张雅笛本科毕业后，对研究生选择哪个专业、走出校园后从事什么工作感到迷茫，于是非常正式地和段荆棘约了电话，详细地聊了很久。
段荆棘回忆，张雅笛曾对她说，自己想一辈子做这个工作，未来把挺藏会当成本职工作也行。“她的献身精神是比我还要更强烈的。”段荆棘说。
段荆棘坦言，自己也正面临多重风险：当局已经掌握了她的所有信息，她的家人也被警察上门骚扰，而她在美国还尚未取得永久居留身份。但她随即强调，自己的处境无论如何都比身陷囹圄的张雅笛好太多。
如今，段荆棘正尽力调整心情，向信任的朋友倾诉、出门散步、吃抗焦虑的药、约心理咨询师。她苦笑道，“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方法，就是硬撑下去”。
张雅笛回国前，和夏巢川等朋友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边喝酒。朋友们担心她的安全，但她坚持，自己还是想回去，还是想站在藏区的那片土地。夏巢川后来在推特写道：“我忍不住劝她，一定要注意安全呀！Tara 只是听着、微笑，说没关系的。时光不能倒流，我们就这样告别了。”
本文由“新新闻”与“低音”联合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