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炎黄春秋 作者: 程郁
1968年我曾做过“派仗”的俘虏，那年我只有11岁。一直期待着比我大的人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仍无人提起，忽然意识到，连我自己都到知天命之年，文革的亲历者肯定越来越少了，再不谈，这些沉重的往事必成为轻飘飘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先批判“三家村”，代表我们班的小女孩怎么也爬不上那个高高的讲台。其后，校园里出现许多大字报，抓住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攻击老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曾为报社上街卖号外。
大串联时，在中学当老师的舅舅带一批学生步行上北京，大我两岁的哥哥也跟着去了，但走到湖南就坐火车回来了。哥哥没从毛主席故乡带来红色的种子，却默默地给家里带来一大把虱子，把母亲折腾了两个月。那时运动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好玩的。
母亲王慕冰在《广西日报》任编辑，父亲程兴业在南宁一中任教，我家就住在报社。食堂前的大字报先提打倒报社社长，后又针对广西的第一把手韦国清，最后刘少奇的名字也被打大叉了。我回去问母亲，这样一个个打倒，最后会不会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失色，叫我不要胡说。
街上越来越闹腾，报社涌来一批批红卫兵，围成一堆堆大声辩论。某天打起来了，石头飞来飞去，有人捂着脑袋退出人群。大人们分为两派，一派叫“联指”，一派叫“四二二”（“联指”全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四二二”全称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父母最初不参加任何派别就叫逍遥派，也不怎么上班，母亲甚至学起绣花来。
武斗很快升级，报社成为焦点。最初大人们拿着钢叉和棒子，戴着工地上的安全帽，后来真枪也开始流入民间，流血事件越来越多。父母就把我们送到河池的阿姨家。1967年暑假，我在河池迎来了自己十岁的生日。暑假后，母亲曾想把我们送到桂林避难。可是桂林也不太平，夜半醒来，我看到母亲守在窗前忧心忡忡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
回到南宁，局势仍然乱腾，一伙伙人闯进报社大院，甚至闯进宿舍抢劫，逍遥派也不安全了。
母亲较为接近的同事属于“四二二”一边的，为了安全，我们家就和许多人一起搬到“四二二”的据点里住了。所谓据点便是报社最高的编辑部大楼，为红卫兵占据，当时两派都办起自己的报纸。？
我们家和另一家合住一间办公室，睡在办公桌上，中间拉一块布帘子。没看见里面有人拿枪，外面也没有武装人员包围，据点里的人可以自由走出去，也没听说附近打死人。对面的展览馆也是著名的“四二二”据点，后来被打得稀烂，但那时我和小伙伴还在馆前的大广场学骑自行车。我们常跑到印刷车间去玩，印报纸的红卫兵举起沾满油墨的手吓唬我们。印象中，这段日子就像偶尔的野营一样有趣。
蜗居大楼的日子并不长，我们便回到自己家。后来听说两派开始谈判大联合，父母还说你们快要上学了。然而，1968年春，形势却越来越紧张。同情“四二二”的解放军六九八四部队将调走，“四二二”一派极力挽留。
5月某日我跟小伙伴到教育学院去看热闹。教育学院的高坡上有几棵大榕树，其下聚集大批红卫兵，他们和一些解放军战士在交谈，流着眼泪劝他们留下。听说红卫兵晚上也守在那里，可是部队哪里是眼泪流得下来的？部队还是开走了。现在想来，由于广西军区是支持“联指”的，六九八四部队的调走使“四二二”意识到危险的逼近。
某天父亲外出，发现把守报社前后门的红卫兵换防，新来者皆来自南宁一中。父亲原任一中的教导主任，就在不久前，该校的校长被学生打死了。当时母亲出差去了，没办法联系，父亲决定立刻离开南宁。他空手溜出去，哥哥骑车送去一个菜篮，内装几件换洗衣服，两人还像地下党一样先后出门，在火车站碰头。从火车站回来，哥哥才说出父亲逃走的事，然后伸出两手模仿老虎爪子伸在我眼前，怪声怪气地说：“哈哈，今天起你就归我管了！”第二天，通往外省的火车就全部停开了。
“派仗”迅速升级，许多武装人员冲进报社。报社的家属到党校躲避，不分两派都在一个大礼堂里打地铺。一天早上，在大门口发现一具尸体，旁边倒着一辆自行车，应该是被流弹打死的无辜路人，一些人只为恶作剧便把枪口对准平民。一次母亲带我上街买东西，我穿着红色短裙。回来时忽听到像放爆竹一样的“啪啪”声，清脆而零零星星，我们仍不紧不慢地走着。一个女人骑车从身边冲过，大叫：“小女孩还穿红裙子，说不定打你呢！”母亲拉着我的手赶紧跑到岔路上。
党校也不太平，时有武装人员闯入。一天，一群“联指”成员荷枪实弹地闯了进来，指名要抓黄真，扑了个空，他们悻悻离去后，母亲将这一消息告知黄真。第二天，“联指”的人又气势汹汹地来了，这回向母亲追问黄真的下落。黄真是母亲的同事，瘦瘦长长的，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是典型的文弱书生。他与我母亲都不过是普通编辑，也不是“四二二”的骨干，按常理不会抓他们，但大乱之时是不循常理的。
母亲感到极其危险，便托一个当地出生的同事为我们找一个较安全的避难场所，他答应到“街上”找个房子。南宁当地人都讲粤语，但自治区直属的各单位聚集着大批外省人，大院里都讲普通话，和当地人的生活相当隔绝，因而大多数外地人根本不会说本地话，称本地人聚居的老城区为“街上”。
第二天，母亲要带着我们兄妹去避难，而哥哥怎么也不肯去，母亲只能把他托给舅舅，牵着我就跟人走了。那人把我们带到解放路的一处老房子，然后他就回去了。以后，母亲才知道那里根本不是什么安全地带，而是“四二二”控制的中心区，他们自称为“解放区”。但两派交火的据点离这儿较远，周围是当地市民的聚居地，从表面上看，百姓仍悠闲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因而我们还是住了下来。
在我们之前，黄真已到了那儿，我们还碰到好几个报社人。一个上海人叫陈广旭，二十多岁的样子，架着一副现在最流行的大黑框眼镜，不苟言笑，用现代流行语说挺酷的。他刚分到报社时，曾奉命和另一个青年来管我们的暑期少年之家，因为他显得特别严肃，孩子们都敬而远之。这期间陈叔叔偶尔来，我就溜到一边去，不敢和他说话，他曾叫母亲等为广播站写稿，他们不肯，也就不提了。还有两位本地籍贯的叔叔，一位叫彭志球，另一位不记得了，他们对我们都挺亲切的。
楼上住着几个中学生，一个女生常和母亲说话。一个男生常来逗我玩，他非常聪明帅气，又喜欢开玩笑，我们常玩的游戏是大变活人，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问他叫什么，他说：“叫我校长好了。”
几天后，这个区域就被“联指”的武装人员包围了。再过几天，两位本地的报社人留下行李都先后失踪了，那时本地人还是能混出去的。多年后彭志球说，那天他拎着一个酱油瓶，走到封锁线时被“联指”的武装人员拦住了，他用粤语说去那边打酱油，就混过去了。可见，“我是打酱油的”在哪个时代都是通用语。母亲越来越担忧，但她一看就是外地来的知识分子，还带着我，根本无法混过去，而被那些凶残的武装人员逮住凶多吉少。
在解放路住了一个多星期，某个晚上大炮响起了，楼上的学生连滚带爬地躲到我们房间，女生说：“吓死了！吓死了！”枪声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近。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总攻，攻击者不仅有“联指”的民兵，还有众多广西军区的正规军，炮弹都是真正的炮兵打出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06页）。我在战争小说中读到的炮声，这回亲耳听到了，果然先听到“呼呼”的呼啸声，接着传来“嘭嘭”的巨大爆炸声。炮弹并不只打据点，常常会落到居民区来，炸到之处很快腾起一片火光。
那时南宁老城区多是解放前留下的老房子，大部为木结构，两到三层，所带骑楼使街道更为狭窄，炮火下极易着火，夜空中这里那里腾起大火。我吓得发抖，钻到母亲怀里，她能做的也只是拍拍我的背。
伤亡也出现了，楼上的女生还去献血了。母亲想给她做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却根本没有办法，就在几天前菜都没有了，只能吃一点白饭。不知谁做了一些炸油饼，大人还让给我吃，谁知炸饼的油居然是桐油，结果吃过的人都上吐下泻，我更是不断地水样腹泻。院子里的厕所只是一个坑，久已无人处理，已快要满溢，上面爬满蛆虫，人要站在两块砖上，才不至于踩到粪水里。
那天刚进厕所，忽听头上“呼”的一声似乎有炮弹飞过，我吓得一哆嗦，就把砖头踩翻了，粪水灌满了鞋子。我没有换洗的鞋子，母亲只能把我抱到屋子里，然后一个人跑到院子里冲洗鞋子，炮火似乎就从她身边呼啸而过，此景终身难忘。
母亲将湿漉漉的鞋子穿在我脚上，收拾起行李，因为听说“联指”叫“解放区”里的人快出来投降，她决心今天就带我出去。院子里她和陈广旭在商量什么，炮火又响起来了，我奔过去抱着母亲叫：“我怕！我怕！”陈广旭瞪起眼睛吼道：“小孩子吵什么！”然后听到他说：“你有孩子，先走吧。我只能上山打游击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她劝陈广旭也快点离开这儿。
下午，我们和黄真一起出去，先在街道两旁的民房中穿行，原来相互分隔的各家墙壁都被打通了，我跟大人爬过一个个洞口，穿过一幢幢残破的房子，根本不必问路，只要跟随居民一起走，越走人越多。
不知走了多久，我们才走出房子，走到街道中央，当地居民背着行李，扶老携幼，汇成人流，街道两边密布着拿枪的人，有的人身着便衣，有的人穿着解放军制服，一些枪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忽听一声怒喝：“放下东西！举起手来！”人们纷纷丢下手中所有的行李，将双手高举过头，母亲也迅速扔掉大包。
前面一个男人还背着一个小包，立刻身中一枪，他旁边的人扔掉包袱扶起他一声不吭往前走。母亲赶紧将我身上的小语录包也扔掉了。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说：“小孩不用举手。”但我仍然不敢放下手，小小年纪，我就明白：政策都是拿枪的人随心所欲制定的，我不知道前边的士兵是否还有心情仁慈。
人们如驯服的羊群般茫然地走着，虽然数百上千，但连咳嗽声都听不到，只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一路上都能听到高音喇叭传来的一个刺耳女声，她反复念着同一篇文章：“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后来读《毛泽东选集》，才知道当时反复播放的正是淮海战役中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多年以后，当我看到电影中犹太人被驱赶的画面时总是非常难受，因为太像我所经历的投降经历，一样的妇孺无助，一样的充满绝望，甚至一样的对自己的同类麻木无情。时而，守在街边的拿枪人凶神恶煞般冲进人流，抓住某人捆起来，而人流仍静静地淌过，无人停留，甚至没人看他一眼，身后传来残忍的殴打声，人们的脚步却更快了，似乎这样才能避开厄运。
穿便衣的是来自各地的“联指”骨干，他们站在路边睁大眼睛寻找认识的人，一旦认出本单位的人，就把他们揪出来。被挑出的人往往凶多吉少，“战区”中的虐杀根本不会有人干预。
万幸的是一路上没有人认出母亲，最后，人群被钢枪逼进第九中学。中学的操场上放着几张桌子，我们被逐一带去讯问。一个报社印刷厂的青工冲过来，一脚把母亲踹倒，然后脚踩在她背上捆人，一边捆一边恶狠狠地问：“陈广旭在哪里？”母亲说不知道，他又踢了一脚就走了。过一会母亲就被一个士兵押走了，说她是所谓重犯。
等了很久才轮到问我，问了姓名身份之后，一个女人在我身上细细地搜身。因为我拉肚子太厉害，又没法上厕所，这天母亲把一块毛巾塞在我屁股上权当尿布。那女人摸到毛巾，以为藏着什么值钱东西，厉声喝问，我觉得很丢脸，从裤子里拽出那块臭烘烘的毛巾，狠狠地丢在桌上，那女人也尴尬了。我被送到一个大教室，和当地居民关在一起，晚上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一些居民对解放军士兵抱怨说，所有的行李都被抢走了，衣服也没有，士兵说明天就放你们出去了，行李搜过后会送来的。当然，最终没人领到行李。我找个角落躺下，将那条脏毛巾当做唯一的御寒物，枪炮声还清晰地传来，想着不知明天往哪儿走。
第二天一早，我把脏毛巾随便洗了洗，又用来洗脸。只见母亲跟着一个解放军来了，她指着我说：“她是我女儿。”于是我又随母亲被关到二楼的一个教室里。里面关着十几个人，不分男女，都睡在课桌上。似乎没人来讯问，大家都呆坐着，看着太阳一点点从这个窗口移到那个窗口。
晚上相当凉，我们仍然没有任何被褥，母亲只能抱着我。同室一个受伤的小伙子有一条毛毯，母亲恳求他匀一角让我盖，他与他同伴却像没听见一样，头也没转过来，我拉住母亲说，“别求了，我不冷的。”
几天后，突然发大水了，然而这之前并未下大雨，当局命令转移。洪水来得极快，我们只能从二楼的一个窗户爬竹梯而下，再爬过一条捆缚课桌而成的临时浮桥，经另一幢楼才逃出。一个解放军士兵泡在水里拉着浮桥，另有人在窗子边帮助囚犯一个个爬出。士兵比“联指”的人和蔼多了，起码我没看到他们打人，也许来自外地的士兵对“派仗”的牺牲者没什么偏见。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场水灾超过1958年特大洪水的水位，而且是人为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15页）。母亲也一直以为那是场天灾，前日我告诉她真相时，她半晌无语。
我们被押解到交通学校，被关押者多为知识分子，男女分开，也是在一间间教室里席地而卧，教室外边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对面是一个大操场。
饭还能吃饱，当然还是没有菜，并开始提供草纸之类。被俘者久未沐浴，都臭极了，还让我们洗了一次澡。我身上长了癣，解放军士兵带我到卫生室上些碘酒，刚上时舒服一些，但以后越来越严重。有天早上，突然把我们全体赶到操场，一会儿，开进几辆敞篷卡车，车中站满荷枪实弹的“联指”武装人员，一些被五花大绑的人面朝外排在车厢两边，每人颈上挂着一块巨大的木板，上书其名字和罪名，名字上打着红叉，还故意滴上红墨水，给人以血淋淋的感觉。几个人拿着扁担或木棍，开始在我们面前打人，高音喇叭里一男一女数落着那些人的罪名，其间也放毛主席语录歌，被害者的惨叫就在音乐的背景下凄厉地传来。我吓得发抖，把脸捂在母亲的怀里，根本不敢看，而大人却不能不看，有人大叫：“抬起头来！”
我感到母亲的手也在发抖。不知打了多久，终于终于，卡车开走，这场惨剧才得以结束。大概这就是所谓示众。听说外边还搞过“禽兽展览”，即将一些人关进铁笼，然后组织群众参观（《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18页。），当然我没看见。
几天后，要放我出去，一个士兵骑着自行车驮着我，找到舅舅在建政路上租住的弄堂，但舅舅已回到邕江南岸的中学去了，士兵说洪水太大现在不能过邕江，我只能沮丧地跟着士兵回集中营。回来途中看到卖菜的摊贩，摸到口袋里还有几角钱，取得士兵同意后，买了一小把腌过的大头菜。我们已经近一个多月吃不到任何咸味的东西了。
当我掏出那把生大头菜时，母亲直夸我能干，她又想起难友黄真，要我给他送点去，看守居然同意了。看守士兵捏着一根军用皮带，带我穿过长长的走廊，所到之处，犯人眼中都露出恐惧，以为小孩也来“点水”了。当时“联指”的人来看守所指要某人，其后便是折磨或殴打，这就是所谓“点水”。我们走到另一头的教室，正值中午，天太热，门也没关，只用一张课桌拦在门口。带我去的看守用皮带猛敲一下桌子，大吼一声：“谁是黄真？”所有的犯人都像装了弹簧一样跳起来，脸上带着难以言状的惊恐，黄真脸色蜡黄，朝门口走来。我从看守的背后闪出，一言不发，将大头菜递给他，他的脸一下子绽开一丝微笑。
不久，大水基本退去，我被允许出狱。文革前常去舅舅所在的亭子农业中学玩，先坐公交，再步行穿过一片田野，凭记忆准确地找到。舅舅正在屋里，看到我大吃一惊，劈头就问：“妈妈呢？”
我没头没脑地回答：“妈妈在交通学校。”待问清我们的经历，舅舅说，前几天邕江江面上漂出许多尸体，以为我们母女完了呢。
舅舅叫我住到外婆那儿。外公在解放前是位律师，解放初还被认定为民主人士，但因母亲参加革命时自报家庭成分是地主，家里所有的人都受连累了。文革前报社就要求外婆搬走，舅舅的中学也不让住，只好在附近的村子边给她搭了一个小棚子栖身。那是一个用木头、竹片及油毛毡搭成的棚子，只能放一张床，地面是又粘又湿的黄土，外婆戏称为古代考科举用的“考棚”。
小村里有几户农家，他们知道外婆成分不好，常欺负她，有个男人还总来说哪里哪里又杀地主全家了，语声切切，挺吓人的。外婆总显得战战兢兢的，家里做点肉汤好菜，总要一家一碗地端给他们，剩下一点才能自己吃。后来才知道，就在我暂住外婆家的那段日子，乡下各县正在大开杀戒，甚至有的被灭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17－136页），可见，那男人的威胁并非虚言。
一星期以后，火车一通，父亲就回来了。他先去了报社，说看到母亲已被押回，也许他想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一些，说着说着，还不时夹着几声干涩的哈哈笑声，但在我听来，那笑声实在刺耳。然后他要求我到报社去陪母亲。
第二天，舅舅骑着自行车送我到报社。报社的后门朝向建政路，门前也站着一个威武的士兵，身上背着步枪！舅舅不敢进去，下了车，要我一个人进去。我刚从钢枪守卫的集中营出来，又走向钢枪守卫的大院，心里又惶恐又不情愿，走到后门口没进去，又往反方向走了。舅舅骑车追上我，压低声音斥责：“怎么不进去！太不听话了！”我从没见过舅舅那么严厉，知道自己别无退路，心一横转身走了进去，哨兵并没盘问。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清晰地看见那时的情景：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路，熟悉的宿舍楼，但一切又都是陌生的，只是因为人。走过住了十年的宿舍，我家原在三楼，正对着楼梯，但我知道这儿没家了。楼下有一个公用水管，一个女孩正在打水，一个多月前我还常和她玩，然而，她把头转开了，我也默默地走过，仿佛从不认识。
绕过一个大草坪，路过公厕、浴室和水房，走到一排平房，那原是厨房，现在是“牛棚”，即落难者的栖身之处。我推开顶头一间的门，母亲正在吃饭。一个星期不见，她更瘦了，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脸上有些黑色的印记。一进门，我眼泪就掉了下来。母亲忙安慰我，说没怎么被打，脸上的黑印是被人倒了印刷油墨。又说：“剪头发时还有人阻止呢，只是那个女的说外面都剪，就被剪了。好人还是有的。”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也十分佩服母亲，我永远也不可能像她那样只记住人们的善，而过滤掉那些恶。
很快，我便领略到人们的恶。一个从“解放区”抓住的人被押回报社，在食堂门口示众，他站在一张长凳上，五花大绑。有两天我去食堂打饭，都看到这样一幕。我并不认识他，以后我也从不敢问母亲，她自己遭过什么罪。
我认识的陈广旭没有走出“解放区”。听说他后来也出来投降，在路上就被报社的人认出，然后背部中弹而死。战乱始停，陈的老父曾来报社找，才知道这一噩耗。陈广旭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文革前分来广西日报，父亲是工程师。
母亲说，陈根本不可能拿枪战斗，即使在“解放区”写过什么文章，也绝无死罪。我问母亲，文革后对此案是否有结论，她回答没听说。实际上，即使在“四二二”被当成反革命被镇压的年代，这种事也是不被公开认可的，否则那名指认者应该出来领赏。谁害死了陈广旭，也许将永远是个谜。
多年来我一直不能忘却此人，改革开放以后生活越好，我越为他惋惜。假如大乱初起他便逃回上海，假如留在南宁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假如那天他和我们一起从“解放区”出来，也许就能挨过那段日子，他还那么年轻，也许能赶上文革后第一批招研究生，也许又回到繁华的上海。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尽管母亲出身不好，可历次运动都安然无事，本来文革也绝对搞不到她头上，然而既从“解放区”出来，就被指为“四二二”的骨干，文革前所有的经历也都变成罪状了。母亲白天在大院里劳动，晚上在屋里写检查，一出去就得背一个黑牌子。既然住在“牛棚”，我也成了贱民，必须忍受辱骂和虐待，如同一些教育学家所言，孩子之间的施虐往往甚于成人，此处不必赘言。
我终日与书为伴，但家里的书大多被抄，只能乱翻仅剩的《鲁迅全集》，以至反复读了七遍，鲁迅对人性恶的剖析与现实如此贴切，那种阴暗的笔调也给我带来终身的影响。我们这一辈就是这样，少年读鲁迅，青年才读到安徒生。
开学以后，政治活动不少，时而拉我们去参加公判大会，每次都有人被判死刑，被毙者最常听到的罪名是参加“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文革后证明那是彻头彻尾的冤案（《广西文革大事年表》，89页）。
那时语文课的作业多是造句，一次，要求用“斩钉截铁”来造句。第二天，老师讲评念出这样的句子：“昨天，我们去参加公判大会，回来的路上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枪毙了7个’，有的说‘枪毙了8个’，我斩钉截铁地说：‘是8个！’”同学们顿时哄堂大笑，老师讲评说：“语句很通顺，但典型的用词不当。”不知为什么，我没笑，这个造句令我终身难忘。
战后，南宁的中心区即解放路一带变为一片焦土，百货大楼也大半坍塌。小学奉命组织学生去参观，老师指着炸毁烧焦的废墟说：“看！那都是‘四二二’烧毁的！”讲解员甚至对小学生说“四二二”的人如何淫乱之类。我在心里说：大楼是被“联指”与解放军的大炮炸毁的，民房就是那些炮火点燃的；我也见过那些男生与女生，他们和你们一样，也曾是那么阳光与天真。当然，当时我绝不敢吭一声，更不敢说我曾从那儿走过。
龙应台说，她23岁时读近代史原始资料，才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龙应台《不相信》，《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2日）。然而，1968年我就知道了。那年，我11岁。
转自：禁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