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很尴尬，诺贝尔委员会这次不愿意授奖给川普，才挑了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连后者获奖后都宣称将此荣誉献给「受苦的委内瑞拉人民与特朗普总统」。这让我想起中国人两次获奖的尴尬，趁此机会来回顾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幸好那两次我都留下文字和记录。 】

一、2000年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争议

我的日记中有《诺奖争议 》一则（10/22/2000）亦可择要，比如有个『国内反映』，是对瑞典茉莉《高行健离诺贝尔理想标准差多远？ 》（省略）一文的回应，我就不避讳人名照登。

1、我已在别处见过茉莉此文，不知是何人贴的。我基本赞同此文的观点。国内人士迷信诺贝尔奖，又不明就里，加上民族虚荣心作怪，又有对官方之愚行的反感，故生出诸多奇谈怪论。又是抗议书，又是贺信，甚为可​​笑。我读过高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在海外写的），窃以为高的作品确实常有过人之处，但获奖词上对他的评价则未免夸张了。我不怎么欣赏高的为人，也不认同他的写作方式，也不怎么信任马悦然的判断力。只是现在官方在打压他，我就不愿意说什么了。高获奖并不为过（对此我亦早有所耳闻，故消息传来，我并不吃惊），但决非众望所归。那些胡乱欢呼的人，对高基本上缺乏了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私下交流，毋须公开！ ！ ！
——张闳（华东师大文学博士）

2、茉莉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问题在我看来有二，一是作者更多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议论她因为不太熟悉从而不能足够估量的文学艺术，对高行健的成绩估量过低；二是不自主地拘于海外民运，如她说“正是……海外异议运动，是中国人反抗暴政的不屈象征”–这样的话是让人不舒服的。只举最近的例子：全球海外民运组织聚会华盛顿，活动美国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比照她的文章的最后一段，说得刻薄一点，北岛没有被选中，能说与十年来海外民运的劣迹方面没有关系么？或者换句话说，正由于这劣迹，高行健的保持距离，给了评委们好感。
——戴晴

3、我完全赞同茉莉对高的否定，她的理由是毋庸争辩的！茉莉提出问题非常重大而且必要。我支持她的讨伐–因为我同样认为，半个世纪以来，对生活在这半个世界的人来说，《古拉格群岛》是最重要的文学作品！
——赵启强

4、读完此文，我的感觉有点复杂，一方面是对高本人的，另一方面是对体制的。如果只看前者，高的份量似乎是不够，尽管我们目前尚未读到《灵山》或《一个人圣经》这些书，但八十年代高的实验性作品，也只是模仿而已，一如顾小虎曾戏谑的：有些人最先到了窗子前，看到一片云，回头告诉我们，那云是绿色的，于是我们就以为那云是绿色的–这是八十年代初新思潮涌进国门时的真实写照，高行健就曾经是最先到达窗子的那些人之一。

现在的情形不同了，更多的人能真实地看见那云的颜色，他们发现只有自己头顶上的云才是属于我们的，与我们的心跳有关，现代主义在中国最大的失败就是形式上的继承，真正的来处自灵魂深处的现代感，以及悲天悯人的那种情怀几乎就不存在。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这在当时已是够先锋的了，结果是诗歌的异变，诗歌变得脆弱了，其内涵与情感不了了之，也不知他们在那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将语言这个外衣与我们的肢体、魂灵混为一谈，我是不能同意的。而这十几年，高行健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了，蜕变成一个大师？好像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

若换个角度看，此次高获奖对极权专制也是一次攻击，至少高对他们的态度是不认同的。但高绝不是索尔仁尼琴，这是不争的真实。一部《古拉格群岛》至今可以与我们的境况种种相对照，更何况更具象征意义的《癌病房》呢？所以，诺奖是否就是有一些政治色彩，这恐怕要从诺奖的历史看。茉莉之文点到了这一层，但未展开去说，在她看来，高应当直接挑战极权才对。而照她的认识，北岛、李锐其人其作是否也够格，这很难说。因为这次诺将若是给了北岛，这十几年国人对他同样也是不甚了解。

依他以前的文学态度及作品，也不过仅仅是遭到当局的冷淡而已，他去国遥矣，是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流亡亦未可知也。而小顾城不是照样被体制所接纳，出书获奖，马悦然先生对小顾城不也同样赞叹不已？所以，对一个作家的终极评估确实会受到当前各种环境的驱使或影响，文学离政治从来就不那么远，也不可能太远，毕竟它们都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事物。如果说，这次诺奖就是有点政治色彩，我们无话可说，也欢迎瑞典人这么做一次。但说高的作品为中文小说开辟了新的途径，是文本上的，还是题材上的，抑或其它，我确实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茉莉之文等于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诺奖的评判标准往往是因时代而设的，委员会也会受时态之左右，看来外国人也并不我们高明多少，他们的局限性也是这个世界的局限性，同样也是人的局限性。不过，诺奖已发，高也有九十多万美金入帐，从此可以大谈特谈世界文学了，中国政府也奈何不得。这是我最高兴的一点，像一个孩子。

茉莉之文确有自己的见识，但要求今天的中国作家做得更好–这是良好的愿望，但凡留下来的，首先要生存，才能有文学上的影响；而出去的，虽有了自由身，却又要能以其作品感召全体国人，这恐怕就有点难为他们了。严格地讲，当下中国作家没有一个人够得上我们所理解的诺奖，你们为我从浙江带回的台湾所出的诺奖作品全套，比照一下，就可看出我们的文学的畸型，这五十年控制得太紧了，高不是在中央党校呆了好多年吗，你说他能有多西方？或者多中国？
——范泓

5、讲诺贝尔文学奖。当年是看过高的话剧，印象里也读过一二高的文字，可是脑子里一点没有完整的东西。这不是高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就象我不懂怎么造原子弹，怎么拉小提琴，不是原子弹的问题，不是小提琴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毕竟，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会造原子弹，会拉小提琴，尽管原子弹事关大众之安全，小提琴优美的声音有益众人的身心。现在的问题是，有了机会对原子弹和小提琴发表一点“怎样怎样”的评论，我辈该不该出来评论？你说，以后的原子弹该怎么造，小提琴该怎么拉？我看，造原子弹的人，拉小提琴的人，最好还是别听这些议论的好。

茉莉女士是我一向尊重的人。不少朋友说我偏激。茉莉女士也是我心目中偏激型的人。我是喜欢偏激一点的。我不能说，茉莉象我一样不懂原子弹怎么造，小提琴怎么拉，她很可能是造原子弹或拉小提琴这个行当里的人，但是，这次她的议论的问题，还不是行外的人轻率议论了行内的事，而是在于是否允许对文学艺术秉持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世事的价值。我尊重茉莉的正义感，如果茉莉持此正义感写小说、写话剧、画画、或如我般种地、做工，无疑我会致以深深的敬意。但是，因此而要求别人，要求诺奖，要求古人来者，我认为是不够谨慎的。这是另一种泛政治化，和我国作协外交部的低级错误性质相仿。

永刚兄，这个世界太大了。我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别说原子弹小提琴，即使是民间音乐，流行歌曲，我听不懂的也太多太多。实在不懂，无福享受，那就悄悄地走开，怀着敬意。轻易发议论，特别是负面的议论，等到以后自己上进了，能懂一点了，岂不要脸红？

当然，如果诺奖是用我的钱的话，涉及一个权利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是另一个话题。
好了，我也是你问起，才发这样的议论。这是我唯一涉及诺奖的话，确确实实是只对你说的私人话语，别弄到网上去。
也是在瑞典的陈迈平，每年对诺奖发表评论。我还没有读到他今年的评论。他的评论通常是在诺奖公布以前就写好的。不知今年他是如何评的。
——包谷

6、我认为此文不仅是“值得一读”，而是不可不读。如果从“境界”里的两千多篇论文里往出选十篇，或是文学领域的论文往出选一篇，我想我会推荐茉莉女士这篇文章，尽管茉莉跟高行健一样不为很多人所知。
——莫非

7、茉莉女士：我是您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这样说毫无夸张之嫌。昨天在课堂上，我给学生们说，目前用汉语写散文的人，有三位出色的女作家，第一是茉莉，第二是筱敏，第三是徐晓。其中真正给汉语世界提供了新素质的，只有茉莉。真的，您的和平主义精神，是汉语世界几乎没有过的东西。 （墨子似乎有一点，但哪些跟现代世界的和平主义理念相距太远） 我因为从中国作家笔下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而不敢将这个可怜的民族一句咒死。一个可耻的民族，因为您的存在而跟托尔斯泰主义、甘地主义，跟无国界医生、德兰修女，跟上帝的爱、无数圣徒的和平理想，产生了这么一点微弱的联系，您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希望。既然这一个黄种人的大脑里可以产生爱与和平，那别的黄种人的大脑为什么就永远不可以产生爱与和平呢？这不是我们可以寄予希望的地方吗。

我一直想向您表示我的敬意，还曾经托一个跟您通过电话的朋友转达这种敬意，也不知转到了没有。今天，李永刚先生发来您的文章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就趁机写下这封信，请李兄转达。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积存的心中无法表达的尊敬，终于能够让您听见了。顺便告诉一声，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正在以爱的信念、人道主义精神、和平主义理想为指导，从事学术研究、写作、编辑、出版等等各种工作，甚至还想从事具体的救助工作（请参见附件文章《培育爱与救助的能力》）。我一直想跟您取得联系，一直想得到您的支持和指导。我相信这封信是把我们共同的理想和事业联结起来的第一根纽带?

说到您就高行健先生所写的这篇文章，在李兄转给我之前，我已经在网上匆匆读过。其中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的议论，很有道理。涉及高先生本人的，我有不同看法。首先，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不幸流亡在外的中国人，都从事民运活动，高作为一个作家，他一心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是为了展现中国人的苦难、耻辱而写作，这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无论怎么说，他不是专制主义者、不是屠夫的帮凶，他有权做他喜欢做的文学。

多年以来，他仅仅因为从事他所喜欢的文学创作，就受到一个罪恶国家如此多的伤害，当他得到世界文坛认可时，这个罪恶的国家还继续无耻的加害于他。我们应该把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看作是一个饱受伤害的灵魂所得到的一点点抚慰。当自由世界的抚慰照临他的心灵时，我们不应该想这个罪恶的国家一样残忍的加害于他。我们如果加害于他，就可能在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成为罪恶力量的帮凶。在一个罪恶过于猖獗的世界，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就伤害了他人，常常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罪恶力量的帮凶。在高先生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分外小心才是。其次，就算他对从事反专制、反独裁的民运人士有过误解，有过错误的批评，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不要去就他的缺点和错误评价他，而应该就他的优点、就他为中国的苦难和血泪所作的文字描述和情感担当而肯定他，称赞他。

在感受中国的苦难上，在痛恨专制与独裁上，在希望中国早一天进入民主、和平与自由上，在以自己的写作为一个罪恶时代作见证上，在时时刻刻为这个不幸的种族和这片流血的土地祈祷上，我们跟高先生绝对是有共同语言的。而且，高先生既是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认可的中国作家，我们完全可以把他立为一种感召的力量，用以指导和鞭策中国作家群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创作。茉莉女士，您大概也知道，中国作家的整体素质是多么底下，中国作家在人格上是多么渺小，在理念和思想上是多么糊涂多么浅薄。出现了一个高行健，这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庆幸的。所以，我们目前不要过分挑剔高先生的不足，而应该把他的力量凝聚到爱的旗帜下、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一起去从事民主、和平、自由的事业。茉莉女士，不知您能不能同意我的意见。最后，为一切有家不能归的苦难的中国人深深祝福，请你们一定多多保重。
——摩罗
20001024日中午，北京黄村

8、沉重下的敏感

任不寐

在诺奖也成为事件的奇特季节中，尊敬的茉莉女士发出了第三种声音。这种声音实际上近来也一直来自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能仅仅是因为“获奖者毕竟同样是异端”这个理由，“从大局出发”，我压抑这这种“不同声音”，但它仍然从很远的西边的丛林中喊出来了。

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事情如此敏感呢？为什么我不能轻松地对待这样一件虽然不平常但也不是反常的评奖事件呢？我为什么要对此事赋予了可能超越它自己边界的价值观念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象其他诺奖得主的祖国的人们一样对此拥有一棵平常心，在向获奖表示祝贺的同时去忙自己的事情去呢？毕竟，一件事情只能是它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啊？

也许，因为我们的内心太沉重了，因为我们受到的伤害太沉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弱者的哀鸣和自我的耻辱感，因此，我们期望一切事件都应该具有同质的“沉重”的意义，那样，我们的灵魂可能因此而得到一种安慰。当这种安慰被“无物之阵”消解的时刻，我们的沉重变得更加沉重，更加敏感。在这沉重和敏感反向地螺旋式的互相加强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强加于某单一事件以更超其负荷的意义。

我想起前不久刚刚落幕的那个“获奖”事件，这两件事是否繁殖于相同的沉重之根呢？

在沉重结构性地占用我的灵魂的时代，在这独特的时代，我只能得出这样独特的结论：
我向高行健先生表示祝贺，
我向茉莉女士表示敬意，
我对自己这种不正常的敏感感到某种不安，特别是当我意识到我无法拒绝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的时候。

9、茉莉：对你这样直言的朋友，直言肯定是最好的回报。

一、我也主张这样的观点，一个作家情况如何，和他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读者、批评家）最有发言权。你的文章中关于红楼梦不为西方人欣赏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可悲的是，至少在大陆，不说一般读者，就连专业的批评家也难以读到他的比如””灵山””和””一个人的朝圣””（当然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宁愿表述成：一个中国人的获奖（出席），揭示了其他绝大多数中文的读者的缺席。当高行健被人们赞美时，大多数中国人陷入了更加可悲的””孤独””状态。 （马尔克斯意义上的””百年孤独””），只能说明我们的处境更不为人所了解。我个人作为一个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对于无法读到高行健的作品感到遗憾，同时我也得限制自己：在我没读到他的《灵山》和《一个人的朝圣》之前，我不能恰如其分地谈论他。这是我的处境使然。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暴露的当代中国人（读者）在世界文化范围和其他范围的的缺席，甚至比你的关于””诺奖””的中国人””百年缺席””可能还要严重。一个被其政府遗弃的人们肯定也得不到其他民族的真正的尊重、理解和关注。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但比较起来，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所以我认为，高的获奖和引起争议，更应着眼于这个极权制度造成高度的破坏（不止在中国）。一个政府没有起码的合法性，其所有的公民其身份（包括文化身份）都变得暧昧不清，令他人和自己难以辨认和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顺便地说，据说现在欧洲有””中国文化热””现象，我担心””中国文化””越热，中国人的实际状况越被遮蔽，老外们也许对一些中国人还谈人权自由民主感到厌倦了，同时又要进行某种补偿，于是””热一热””中国文化而非中国现实吧。如果把中国当作一个””消费符号””来加以处理，真的令人感到十分担忧。

二、根据我有限的文学经验中，始终相信：对一个作家作品的分析和得出结论，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自白””。好作家的能力体现在他的作品（语言、句子、结构）中，往往有作品中实际体现的东西大大超出其本人自白的现象。国内有些诗人其””夫子自道””不堪卒读，但他实际上写出了一些堪称非常好的诗。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的真诚和道德感不能简单等同于生活中的道德感和真诚。所以，你用高行健的””自白””来说明他的作品倾向，会有明显的漏洞的。

三、我本人是主张””积极自由””的，但对别人””消极自由””也不反对，甚至认为所有的自由都是自由，因为它们都不是压制。所以对高行健的””后院起火””而他漠然、他不是一只””红脯鸟””，因此而消弱他的作品价值的看法，不能表示同意。作为他的同胞，我也永远不能问：””为我们做了什么””之类的话。我们的事主要靠我们自己。我什至认为，任何一个人没有资格问这样的话，每个人有他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只要他不妨碍别人生活。即使我们自己选择了积极自由的道路，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别人做同样的事情。这也许是自由的悖论。但我们既尊重自由，也尊重它其中的悖论。

早上匆匆写这些，一会儿还要去上课。和你讨论问题是最过瘾的，因为不需要将自己的思想加以矫饰。
——卫平

10、樊百华的回应（一位独立思考者）

茉莉关于高行健获奖的文章确实很值得一读，它使我知道了一些我一时无法知道的情况。尽可能全面地接受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的利权，您传来的文章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我要深深感谢的。谈几点想法作为回馈：

1，高先生的作品应不应当获奖，经过《长江<读书>奖》事件，我想应用从几位朋友那儿学到的规则观首先说一句：如程序无异常，应视为理所当然。无形式正义则无实质正义可言，这是我想对朱学勤先生的观点做出补充的；形式正义满足了，才可以讨论是不是也有了实质正义。

2，讨论高先生的作品应不应当获奖，应当限制在文学范围，不应当扩展到对其为人的评价上，这是“文学”的独立性要求的。我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条件了解到高先生的为人及其作品，有关实质正义的话题只有放弃发言权。但说诺将评委只有一人懂汉语、了解高先生的作品，不符合事实，因为高先生的作品先前已经有被译成瑞典文的。茉莉有些话不够严谨，易为非理性势力利用。

3，对各种反应，我一向以为，作为中国平民，首先应当关注“意识形态”的反应，说得有道理的，哪怕十句中有一句对的，也应当有所肯定或者不要去一概否定，像在去年的大使馆被炸事件上就是如此；胡说八道的，如属于践踏人权与正义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学会予以恰当揭露、批判，而且最好是要学会集体发声，像这一次余世存、摩罗、余杰等朋友的抗议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正义声音我们发出得太少了！尤其一些名人在一些事件面前总是失语、“沉默”，是很失责的！行动的启蒙与启蒙的行动两方面都得往前慢慢做起来。理性、平和的行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十分薄弱的，而这对于真正的稳定与和平转型实在太重要了，光写文章出书上网，是没有区别于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

在高行健获奖的问题上，或许当前茉莉文章最后谈到的内容才是最要紧的话题。在中国语境下，进步知识分子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话题轻重缓急的安排问题，如果先争吵高的作品如何如何、这奖颁的冤不冤，人家就会说：中国人怎么老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们难道不该想一想如何安排精力的问题吗？扯得清的问题有的未必要去扯，何况有些问题永远扯不请呢？文学吗就是文学，长短优劣可以讨论，但获奖的社会效应就不是一个文学问题了，该说的话抓紧说完，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启蒙与行动中的诸般问题来吧。

我自己已经以自以为合理的方式做过该做的事情了，不准备为高先生的话题再花气力，坦率说刘军宁、何清涟他们的境遇，以及比他们更糟糕的朋友们的境遇，乃至“我们”的境遇，我当然更加关心。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茉莉：刺痛从阅读《逃亡》开始

我很难描述我在听到高行健获奖之后的愤怒心情。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请假在家。厨房里脏碗脏碟子堆得高高的，一边吃药，一边不管不顾地，我写一篇题为《高行健离诺贝尔理想标准差多远》的文章。不少朋友劝阻这篇文章的发表，他们的担忧无疑有其道理。一个老朋友天天聒噪不休，我连电话都摔了。我不管不顾地写下去。

有朋友来问：「为什么你不能有点胸怀，来接受这个对中国来说可能有点可笑的奖赏呢？」

是啊，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接受甚至为之「光荣」？为什么我的反对态度这么激烈、我的心情这么悲伤？

一切都源于那年我出狱，有机会阅读到高行健的剧本《逃亡》。

没有同情，没有悲悯，只有对八九民运参与者牺牲者的轻蔑和鄙视，只有自以为是的对「玩政治」的洋洋高论，只有高行健最拿手的有关女人与性的描写。在滔滔不绝借机阐发的个人主义宣言中，高行健也泄露了他那颗冷漠颓废的心。

他就那么眼明手快地，那么高超潇洒地，将别人正在流淌的血泪做成了一个这样的「伟大剧本」，并在哲学高度上抽象演绎一番。高行健还自负地宣称，他要给予此剧：「古希腊的命运悲剧的那种宣叙的格调和东方古典戏剧的那种仪式性的庄严。」在别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他成功了。他很骄傲地说，他在天安门事件后只花了一个月就写成这个剧本，一个美国剧院觉得这个剧本不对劲，叫他修改，被他拒绝，后来瑞典皇家剧院上演，瑞典人很喜欢。

人间有多少相似的故事。 1980年获得诺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经讲述过一个叫阿尔法的小说家的故事：雄心勃勃、一心想成为别人眼中权威的小说家阿尔法，其本人是和现实生活彻底脱离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华沙战后废墟上，他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描写战后状况的第一部小说，获得当局的高度赞赏。米沃什因此沉痛地说：

「他这么快地利用了这个主题，他处理得如此光滑。我们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于折磨中死去，将他们的痛苦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剧的形式，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下流。」

那年，中国刚发过洪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京的卫平写下她的感受：在令人眩目的舞台灯下，看见脸上涂着胭脂的大小伙子在重现与洪水搏斗的那一幕，她觉得十分荒诞，说：「我不知道，那些被洪水卷走的灵魂看到他们的『替身』会怎么想。」

高行健是不屑去问六四受难者的灵魂会怎么想的。他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但只对自己负责的创作怎么会受到西方人如此的青睐呢？因此高行健又说：「我写的戏大部份是写人的普遍生存状态、人类生存的困境，……比如《逃亡》是一个很政治的戏，但同时又是一个很哲学的戏。……所以西方观众接受这个戏不困难。」

瑞典文学院文理不通的新闻公报说：「高行健的写作脱离任何一种屈从，那怕是屈从于善意。他的剧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当权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运动。」这就奇 怪了，为什么刺痛如此脆弱、如此不成气候的中国民主运动，会是高行健获奖的理由？难道瑞典文学院持的是双重标准，唯独对中国人，不肯使用给其他国家获奖者的道德理想标准？

我是那么哀伤地怀念四位退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他们如果继续留在那里，这次诺奖绝不会颁发给这样一个人。一九八九年发生了「魔鬼诗篇」的作家卢西迪因触怒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被悬赏追杀的事件，作为坚定的自由与人权的捍卫者，当时的文学院的会议主席维拉·阿斯佩斯特罗姆、女作家夏斯婷和院士劳斯，和文学院的其他院士发生了一场大争执。三位院士指责瑞典文学院对卢西迪的支持不力，因此一起离开了文学院那终身制的固定交椅。 1996年，著名作家昂隆德教授也步他们的后尘，因同样的原因退出文学院。

四位瑞典院士以毅然退出的积极行动，来表示，他们绝不认可世界任何地方对作家写作自由的剥夺－－他们才是真正具有诺贝尔理想的人。今天仍然留在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他们投票颁奖给提倡「个人主义消极自由」的高行健，只能显示，他们对诺贝尔理想标准淡忘到什么地步。

所以我不能接受朋友给我的劝告。足足七年的时间，我在瑞典观察诺贝尔文学奖，今天，我的胸怀已经扩展——既可以接受非洲丛林的诗人，也可以接受北国冰岛的作家。但我永远无法接受这样一个高行健。

因为，接受高行健意味着接受一种人生态度——对他人苦难冷漠的游戏态度，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可以被认为道德上次等，需要别人降低要求赏脸给奖。

我不能接受，我相信诺贝尔的地下之灵也不会接受！

苏晓康：中国人误会文学太甚

（Dec 16, 2000）

倘若高行健的受奖演说可以葬送另一个演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哪怕只在少数几个作家的心灵中葬送掉它，我都觉得两千年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枉然授予中国人。有人说高的演说“太政治化”，我则猜他有不吐不快之感，也是存心要借这个讲坛来说这番话的，上个世纪就该说了，拖到这个世纪才说，已经是一个悲剧，说他“政治化”的人恰好并不真的厌恶政治，或者对所谓“延安传统”毫无感觉。

中国大陆好像商业化了一个十年，便不知有“毛”，何论“延安”，倒是小说已经可以拍卖了，虽然对于文学来说，商业化不过是另一个“延安”而已。文学“市场化”底下的人很难想象“党管文学”，大抵也是一种单向度。二十世纪，从延安开始的“欲改衰翁为姹女”（陈寅恪句）的一场精神阉割，使得以亿计算的中国人不仅不会思想，甚至不会言语，被鲁迅在世纪初就要“疗救灵魂”、并一脉相承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学已经不是最要命的事情了。清算“延安”，其实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乃是当时大陆评论界的一个兴奋点，诸如刘再复、黄子平、李陀、孟悦等，均有精彩议论，却也在八九血祭之后随着诸多自由思潮沉寂下去，以致今天许多人并不晓得高行健说的是什么。

现代中国人实在误会文学，也虐待文学，盖因​​太迷信文学有什么天大的功能。解释学认为，文学虚构的指涉，乃是一个“空物”，维特根斯坦称为“零度原始”（the zero origin），那是一个任由读者凭自己想象力去填补的空白，因而可以是无数不同的私人性的填补，亦即无数不同的“话语”（discuss），然而，总有某些权力要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分配这些“话语”；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再是权力；也因此，所谓话语就变成使人实际上不能在话语之外思想，换言之，人们说话，不过是在说权威性主体让他说的话。

中国人被毛泽东虐待得畜生不如，不是由于恐惧，而是心悦诚服，这当中所谓“话语”的被改造，是比思想改造更察觉不到的一条，有人形容如同经济上的所有制改造，是一种“话语国有化”，“以往留下的任何文学惯例、写作风格、拟想读者群及拟想写作自我，都面临着作为‘私有物’交公的别无选择”（孟悦），而四九年以后大陆的小说、戏剧、电影，无非是“话语统一”运动的一堆产品，跟文学、艺术皆不相干。

八十年代曾有一个“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似乎想去清理这种“话语国有化”是如何可能的，黄子平不知从哪里拈来一个“社会卫生学”（social hygiene）的提法，给我印象很深，觉得由这个“卫生”及其带来的“治疗”概念，大约可以把中国现代思想史跟文学史串起来讲了：本来近代耻辱起于所谓“东亚病夫”（跟鸦片有关），一上来就沾着“医院”的味道，但是“医生”与“病人”的身位，却是由据说受果戈理启发而写出《狂人日记》（大概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病人）的鲁迅来界定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农民——被启蒙者。鲁迅大约被梁启超“启蒙”出来，特别受他那个“小说救国”高论的影响，才弃医从文，也未可知。总之，思想史上的“救亡”与文学史上的“疗救”，都是要从文化到灵魂治疗这个“东亚病夫”，既无限夸大了“思想”的作用（即林毓生归纳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极度膨胀了文学的功能，并且两厢激荡，弄得二十世纪中国既无思想也无文学。

毕竟只是书生的激进幻觉，无论“救亡”还是“疗救”，五四新文化处于汪洋大海的民间中国，微若萤光，第一位“疗救者”最终也以《野草》表示他无话可说了，其绝望在于“五四话语”不仅唤不醒“铁屋里的人”，而且还面临着将要被它的疗救对象“反治疗”的命运，那就是“延安话语”的出现。

延安修理五四，那就真的是一场“治疗”了，黄子平继续使用他那最具象征意味的“卫生学”概念，说延安整风清算了丁玲的一部小说《在医院中》，这场整风正好是把“五四”熏陶出来的类似丁玲这样的知识分子，送进一个“医院”里去重新“治疗”一遍。整风的口号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即彻底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有趣的是，另一位“五四”干将罗家伦曾描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是要“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你”，延安的毛泽东则要知识分子“脱了裤子割尾巴”，原来知识分子自己才是“猴子”，必须“脱胎换骨”。基本上，毛泽东是很服气鲁迅的，大概这位“民族魂”给了他修理“灵魂”的极大想象力，而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无法比拟的。

痞子们是准备好了一套“文化”才去登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点被许多搞思想史的学者所忽略。这套“文化”最初大概只是一首《东方红》，其手法也简陋到去篡改陕北情歌，但已是“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了，所以人们好像只看到共产党有“土改工作队”，并没有注意它其实也装备好了“话语收缴队”的（否则延安干吗有一所“鲁迅文艺学院”）。这个党从一开始就不止要统御山河，还要彻底实现“五四”未完成的“疗救”目标，对中国人搞“脱胎换骨”的，至今即使在文学史领域也很少有人去研究、梳理这套“脱胎换骨”术。孟悦是涉猎这一领域的很少人之一，她曾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话语对社会意识及无意识领域严丝合缝的统驭，应当说最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特色。这种统驭不仅体现为文化监察制度和对于新闻言论的种种限制，而且意味着使群体想象域、各种表意系统和神话生产过程本身，一律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孟悦曾以“翻身”经典之作《白毛女》为例，出色地破译了新中国叙事设计中的意识形态诡计：关于喜儿的叙事虽然突出了一个性暴虐的情节却不传达与性别有关的任何话语，“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随着喜儿‘身体’标记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别处境已被抹却，痕迹不留，但留下的那个空位，却被名之为‘阶级’。一个不再有身体的‘受压迫女人’就这样在被剥除了性别标志之后，变成了‘受压迫阶级’的代表。”（孟悦《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

《白毛女》（从话剧、电影一直发展到芭蕾舞剧）之后就更是洋洋大观了，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甚至到样板戏），电影《洪湖赤卫队》（从电影到流行歌曲），《受租院》（从大型群雕到纪录影片、博物馆），等等，以及整个庞大的、有大师级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为支柱的“革命文学”，填充着中国人的所有想象空间、表达方式乃至潜意识领域，在真实暴力之外的所有领域，都是词的暴力、视听的暴力、语言的暴力，最后才是思想的暴力，即无声无息地灌注直线式二分法、非黑即白、单向度的思路、态度，由此形成一种“中国大陆性格”，让毛邓两朝受用无穷（唯一的麻烦是制造出来的对手跟他们同一性格），甚至“取消阶级斗争”之后，尚可遗泽第三代江泽民，很现成地用来制造“东西方”的对立关系式，“阶级矛盾”国际化。所以北京没有如同它在国际上的兄弟党那般皆垮在二十世纪之内，而可以延挨到今天，大概要拜赐五四“疗救文化”的成功。

在中国大概只有等到把文学还原给个人（personal），人民才可能还原为人（human），我想，这就是高行健想说的“文学存在的理由”。

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引起的争议

1、敏一鸿：铁血黑幕与温情橱窗

沉重的岁末年初送旧迎新本是喜庆时节，辞别2010迎来2011年的这几周，国人却承载了太多沉重。

2010年12月9日，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被警方罩黑头套带往秘密处所，连续多日施以酷刑。

12月23日晚，法学博士滕彪律师和独立纪录片制片人张永攀先生看望范亚峰的母亲，谈话时被警方手铐拷住带到派出所。一警员说：“少跟他废话，打死挖个坑埋了。”

12月25日，因征地带领农民上访维权几度坐牢的浙江乐清寨桥村主任53岁的钱云会先生，为避预感的凶险，不敢在家过夜，早晨才回家，上午九点多就被重型工程车压死轮下，那照片定格在亿万网民心里。

12月31日，服刑直到瘫痪才获保外就医的维权作家力虹（本名张建红）先生在浙江逝世，2010年最后一天走完他52岁人生路。他因发表要求民主的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12年9月5日才刑满。

2011年1月10日，美联社报道去年4月采访失踪14个月后短暂露面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他当时讲的但此前未披露过的受酷刑折磨细节。警察把他衣服脱光，轮番用有套手枪欧打他，最长持续两天两夜。警察打累了，就用塑料袋捆绑他手脚，扔到地上，警察休息完继续打。 2007年，他被绑架后也曾遭警察电击、竹签捅生殖器等酷刑折磨。警察对他说：“你必须忘记你是个人，你只是个畜牲。”

高智晟律师参与陕北油田案、法轮功等案辩护，曾三致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2006年12月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现年46岁的高智晟去年4月20日至今下落不明。高智晟获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的“勇气呼吁奖”等人权奖，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1月10日，39岁的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与外界失联三个半月。去年9月9日他刑满出狱即被围困在家，患病不能就医。女网友何培蓉独自驾车从南京到沂南双堠镇东师古村探望陈光诚夫妇，在距陈家门几十米处遭监控者多人围堵砸车，后被遣返。陈光诚因揭露当地计划生育使用暴力，为农民提供法律帮助，2007年1月在律师被殴打、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情况下，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四年零三个月。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入狱服刑的盲人。陈光诚2006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对世界最有影响力一百人”，后获“麦格赛赛奖”等人权奖，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1月14日，在北京监狱服刑的37岁的维权人士胡佳（本名胡嘉）先生会见母亲和妻子时突然发病。家人曾为他申请保外就医，未获准。胡佳多年从事环保、艾滋病社会工作及人权活动。 2007年12月他被拘捕，次年4月3日，他因在互联网发表的五篇文章和境外记者采访他的两篇报道，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他入狱前就患有肝硬化。胡佳获“萨哈罗夫人权奖”等，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曾金燕推文呈现胡佳狱中一刻

1月14日晚，曾金燕推文：“今天中午见胡佳，谈话间他突然闭上眼睛坐着不说话，脸色苍白，嘴唇发白，头上冒汗。问他何故，说左腹部疼痛。后来他不能坚持坐，我们拼起四张椅子让他躺，他的冷汗越来越多，我给他解开领口时发现贴身衣服已经浸湿，垫头部的椅子也湿了，狱友赶来协助狱警把他送到监狱医院，会见提前结束。”

曾金燕又写道：“要求他们放手让胡佳出来做手术回家疗养，被拒绝。一个肝硬化、胆结石病人，绝对素食主义者，在监狱里少待一天，身体的损失就少一点…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身体渐渐变差。”

耿和的呼求

1月10日美联社报道发表后，现在美国的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接受我采访说：“去年4月我看到美联社拍的高智晟的照片，他的脸扭曲变形。现在又披露了他受酷刑的细节。高智晟这次失踪又近九个月。作家力虹十天前被迫害致死，证明中国迫害人权记录更黑暗，我对高智晟的担心就更多。近日奥巴马要会见胡锦涛，呼吁要求胡锦涛主席告知高智晟下落，立即释放高智晟、陈光诚、郭飞雄、胡佳、杨天水、许万平、王炳章、郭泉等，因为他们都是为捍卫自由入狱。”

何俊仁：香港将举行抗议，希望美国就中国严重打压人权向胡锦涛表达抗议

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律师说：“我们非常难过，非常震惊，已经发表声明提出非常强烈的谴责，会有公开抗议。也希望胡锦涛到美国时美国政府和其它民间机构，向他表达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严重打压人权的抗议。”

傅希秋：想到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刘晓波“人性化监狱”橱窗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说：“中国良心律师高智晟为中国人权法治，可以说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庭，竟被酷刑折磨至此，感到中国公权力黑社会化和法制倒退已到低谷。”

他想到上月10日出席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我坐在第五排。听挪威戏剧演员读获奖者刘晓波先生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的陈述》，娓娓道来讲监狱从狱警到管教，多么温情脉脉，多么人性化。我心里很不自在，很难过，我就很难鼓掌。

从某种意义上，对国内了解的人看，这是英文说的Show Case，就是橱窗。国内八十年代后有几个作橱窗的家庭教会，更多家庭教会受到逼迫。共产党用一点“温情化监狱”管理这个国际名人，也许想用这种方式消灭其它声音，是中共一贯宣传手法。”

傅希秋：更多人权人士受虐待酷刑，在公共领域广泛美化“温情人性化”狱管，有害无益

傅先生说：“这么多案例，至少到目前，这种温情化监狱管理可能只发生在刘晓波一人身上。你看胡佳、高智晟、力虹、赵连海、刚出狱的民主党的人，都不说在里边受到多少温情化监狱管理。所以，对那些试图美化或用这种方式换取更善意的狱中管理，尤其在公共论坛，我觉得真是不负责任。

有感而发，胡佳有病，怎么没受到多温情的处理？把一个个体化的在公共领域把它作为常识广泛化，这样做后果太严重。用圣经的话就是“粉饰的坟墓”（“…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马太福音23：27b），伤害了其他人。有害无益。对高智晟的记录感受百分之一就可以了，胡佳，力虹所受的…太多，难道能随便抹灭吗？我说这些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想跟谁为难。”

傅希秋：对中国以贸易优先，忽略不计普世价值，有远见和良心的政治家痛心。

傅希秋牧师认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应该反省反思和悔改”。他说：“我也知道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之下，美国和西方世界以经济贸易为中心，对中国以贸易优先，把人权自由及普世价值放在不太重要的位置，甚至忽略不计。在美国，很多我认识的有远见和良心的政治家都感到很痛心。”

傅希秋：读沃尔夫议员新著《良心犯》，“在恶面前保持沉默，本身就是邪恶”

傅希秋牧师谈到他刚读到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沃尔夫（Rep. Frank Wolf）即将出版的《良心犯》。
傅先生说：“沃尔夫议员多年来在国会持续为中国宗教自由、人权法治作努力。书中特别提到对全世界很多教会和教会领袖很失望。圣经里有多少处讲到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伸冤者，讲到公义，讲到上帝听到地底下发出无辜流血者呼求伸冤的声音。

像高智晟、胡佳、陈光诚、郭飞雄、力虹…为中国人权法治作出努力付出巨大牺牲，难道就没有再多几个像沃尔夫这样真正在信仰里持守、并勇敢迈出实践信仰步伐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吗？

《良心犯》作者说，每次失望时就想起朋霍费尔（反纳粹的德国基督徒神学家）说‘在恶面前保持沉默，本身就是邪恶。你不讲话本身就是发表讲话，你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沃尔夫议员多次呼吁，从老布什、克林顿到小布什，到现在奥巴马总统和他们的驻华大使，希望他们公开发出声音，支持受压制的人权自由战士们，像当年里根总统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作为自由的堡垒，公开发表声明一样。因为言语是带着力量的。”

一问：铁血黑幕上那一扇温情橱窗——你的意义究竟是展示极权专制立地成佛的真实，还是掩盖了更多牺牲者泣血铺路的身影，延长通往宪政民主自由之门的道路？

2、苏晓康：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此文写于刘晓波离世五年时，一个生前备受争议，死后骨沉大海、灭杀寂无的人，其实会留在历史上号召后人，这是人类史和中国史反复昭示的一条铁律，共产党会不懂吗？我更在乎，刘晓波的遗产是什么、要隔几代人才会被重新发掘、争议的遗产会不会被一再误读、中国人何时才懂得他，所以等到刘晓波被中国人读懂了的那一天，他也就可以瞑目了。）

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刘晓波因「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从六四清晨在大军环伺的枪口下带出广场抗议学生，到身系牢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二十年换了一个人，虽依旧桀骜不驯，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温和心肠。

「文化热」尾声的黑马

大约八八年夏秋之交，我与刘东合作构思《五四》电视片大纲，他是李泽厚的博士生，为「师道尊严」而下战书给刘晓波，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礼堂辩论。我未前去观战，事后听说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坊间说法是两人皆稍微口吃，论战因此而精彩。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尾声花絮，而以「黑马」之称鹊起，刘晓波几乎就是一个「愤青」的始作俑者。

历尽变穷、地蛮天荒之后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风靡起来，各路神仙皆不免「语不惊人死不休」，据称《河殇》对此「集大成」，鞭笞传统，讴歌西化，惊动海内外。未料刘晓波竟嗤之以鼻，他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面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

港台及欧美的中国学者曾一致指出《河殇》文化上的激进倾向，但刘晓波更激进：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

以上两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报》（开放杂志前身）主编金钟对他的专访，那堪称惊世骇俗的一席谈，其狂妄姿态，令雄叹悲放的《河殇》相形见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国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国八十年代只许选几句经典之语，绝对不能少了这一句。

刘晓波的「黑马」身影，带有尼采、福柯、萨特这一路的叛逆底色，虽然他是后来坐牢才开始读尼采，「第一次读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癫狂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动人心魄，就连很少看理论书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读中进入了凝神状态」，而他的阅读毋宁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时梳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脉络，其间最为激昂的身影是谭嗣同，他一只脚还站在坍塌的传统废墟里。在他身后，反传统的后代们，是连传统的边都沾不上了，支援意识唯有来自西方，刘晓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权力），于此可见一斑。

「文化」热到八八年底已经热不去了，或者说「热」出了政治疟疾，否则刘晓波定会有更惊世的文化豪举。不过「文化」的退场，恰好将已经热身而跃跃欲试的文学博士刘晓波，送进另一个沙场，他在那里竟一发不可收拾，几度生死……。

飞蛾扑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认为，一个专制恰好是在它最愿意改革的时候，引发了革命。这颇可以拿来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不过中国当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大众最不恐惧的时候，恰好是知识分子最谨慎萎靡之际，那大概是厌倦革命、畏惧政治、希冀和平演变的一种综合症。风云骤起于首都最庞大的一个政治空间，那里曾是各种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飘荡着醉人的死魂灵。学生们使性子要跟共产党死磕，「长胡子」的知识界却整体是个「政治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儿），在旁边又哄又劝，就是不肯跟娃儿们「躺在一条战壕里」。这当口儿，刘晓波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二话不说就「躺」进学生堆里去了，虽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骂──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当时整个「精英」阶层做不出来，可见被毛泽东「运动群众」整怕了的文人，也干不来「民主」。

刘晓波没有「精英」身段还在其次，他懂得向学生运动谋求一个平等的「资格」，这个资格使得他十几天后，得以在野战军滥施坦克机枪，沿西长安街一路杀来围住广场后，在那肃杀的黎明中，说服几千学生接受他跟「杀戮机器」的谈判，随他撤出广场。

这是八九学运期间无数次谈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刘晓波不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学生，也替邓小平杨尚昆避免了在他们那座「英雄纪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杀。这一善举，照中国话说，是大积阴德，大概也值半个「诺贝尔和平奖」吧。

当时没人给刘晓波记这个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广场杀戮于千钧一发之间，一定要借他的嘴巴来告诉全世界，北京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刘晓波是否可以宁死不从，但他真的没有看见广场杀人，「血流成河」在西长安街上，他该怎么说？他借了他的嘴巴给屠杀者，由此受难者不饶恕他，由此他忏悔不已。然而，历史暂时做不出裁判的这桩公案，彻底翻转了刘晓波。他的狂妄从此一路折损下去，谦和于是乘虚而入。

他那张嘴巴也习惯了左右开弓，出了监狱就「独白」，痛骂他救过的学生──「一九七六年之后，共产主义信仰所强加于中国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导致的全面道德崩溃，也表现在八九抗议运动时期的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令人难以忍受的脏乱就是最好的示范。革命了，造反了，绝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了……广场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间都有垃圾，……广场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惊人的浪费……有的学生真的认为自己参加了绝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点什么……我恨这些学生，也恨我自己……活该！谁让我想沽名钓誉呢。写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笔在发抖。」（《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与受难者相守

刘晓波的「道德愤怒」，遭来了世人对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总是凭直觉骂人，动作也总是太离谱。在中国人的判断里，直到今天对他还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国不仅知识界是「政治弱智」，社会大众也是「道德幼稚」。

刘晓波只会一种谦卑：面对亡灵。那亡灵只有十七岁。十七岁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死去的无辜、活着的懦弱、权力的暴虐。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
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给十七岁》长诗节录）

《给十七岁》叫人第一次看到一个谦卑的刘晓波。九一年他出狱后去看望丁子霖夫妇，「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他一见蒋连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

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狱后又去拜访丁蒋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的《寻访实录》，刘「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来自坟墓的震撼》）

中国言论钳制、资讯封闭，即便产生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业绩和成长背景的资料，也必定付之阙如。描绘刘晓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蒋培坤的《我们与刘晓波的相识、相知与相交》，是极难得的一文，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一个刘晓波。

我发现，在他们笔下，反传统激烈得几无二人的这位「黑马」，其实为人蛮传统，他对丁蒋口口声声「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灵们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忏悔「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这种人道心灵，在中国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国流亡，与其说是要陪伴那些受难的母亲们，不如说是要陪伴亡灵；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实不足为外人道也。零八宪章发表前，刘晓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讲了一件刚发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经常无端骚扰、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还是尽量跟那个所长交朋友，虽然此人很无赖，最近故意来寻衅，带了几个大汉，劈头盖脸就殴打他，又押回派出所关押了十几个小时，刘晓波回家后气愤难忍要上告，这个所长又跑到家里来给他下跪求饶。这个细节讲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听出来一种地狱里的凌辱气氛。监狱并不能折磨刘晓波，他会在那里面跟福柯、萨特遨游，出了监狱他反而要受煎熬，因为他面对了亡灵。难怪他一听到获奖消息，会脱口而出：「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桂冠还是十字架？

诺贝尔和平奖据说是「天王级」。中国的八零后们获悉很兴奋，但他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他一定是个好党员、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时代》周刊）；海内外也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预期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羡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

刘晓波还在牢里，已经承荷了国际社会与中国民间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么呢？国际层面比较复杂，此处无法深论，反正西方还得跟中国做生意，投资也暂时没有更好的去处。中国自身则困境已深，政治恶臭，人心塌散，积极的有组织力量在哪里？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

丁子霖曾劝刘晓波搞研究著书立说，少写「惹人生厌」的时评，他答之曰「我回不到过去了」，又戏称要为刘霞攒下一笔稿费，万一再坐牢的话。其实他想靠网络时评，在中国播撒一点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种子。经历了天安门屠杀后的悲凉岁月，目睹了母亲们丧子的刻骨哀痛，刘晓波不仅涤净了自己的傲慢心态和激进情绪，也从学理上厘清了渐进、和平转型对中国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性。他没有白读博士，哲学的底子帮他很干净通俗地讲他的理念，虽然一时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义上，二○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民族英雄刘晓波

以下文字是六年后增添上去的，刘晓波此刻已经奄奄一息，全世界都在呼救他，但是中南海铁了心要他死在监禁中。这个政权对于制造一项新的暴政记录，居然还有某种残酷的快感，它已经无所顾忌，因为既然已将中国掏空、将神州毁掉、将这个民族征服，中共当然就不怕在一间病房里，向全世界直播它如何“处死”刘晓波。

他没有敌人，他温和到咽气，这却正是暴政恐惧他的缘故。四九以后，中华民族吓破了胆、知识分子打断了脊梁骨，刘晓波只身防堵「道德资源」流失的后六四精神困境，重建「知识者人格」。他做了三件事：主动背上负罪感，忏悔自己；坚守国内，拒绝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谦卑地搀扶受难者。在此，他实践了一个「基督徒」的受难精神，由此他也超越了「五四」精神，因为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适，都是蔑视和反对西方基督教的；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四九以后又都是向毛泽东投降的，后来几代人都是努力争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国知识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他就是刘晓波。

在这个世纪之交，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所做出贡献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刘晓波比拟。在余英时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黑暗时代，刘晓波罕见地坚持对暴政的和平抗争，谦卑地搀扶襄助受难者，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摆脱暴力循环的政治转型途径。这三十年里他做的事情，无人可以替代。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世界曾未有过的「升级版极权」，中华民族也面临灭顶之灾。刘晓波探索了一个可能的政治路径，是中国民间的一笔巨大财富。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