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创始人、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10月13日病逝巴黎，网络上有很多人纪念他。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民营企业的拓荒者，最终挺身而出，在民运即将遭军队镇压的关键时刻，试图去说服各方，改变历史的轨迹，自己也付出了故国难归客死他乡的沉重代价。两位他的朋友，一位是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一位是“六四”后流亡巴黎的蔡崇国先生，分别向我们谈了他们心中的万润南。

法广：万润南的故事更像是一部传奇，在您心中，万润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当年的奋斗以及他一生的付出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张伦：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然很悲哀。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走进历史，一个时代在远去。认识万先生多年，他的聪明、智慧、才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万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今天的年轻一代中有些也许不太知晓当年的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是文革前的老清华，有才华，有能力，八十年代从科技人员走向创业，抱着为国家、为民族开创一个未来的雄心，真正的去探索创建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拓中国民营企业家之路。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走上了这条道路，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民企为中国的经济做贡献，也为中国的民众造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万润南先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没有这样的前行者的奋斗和牺牲是不可想象的。

法广：从他个人独特的命运和他与历史风云的际会，怎么样去看像你所说的，一个人逝去了，一个时代远去了，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关系？

张伦：万先生在1989年毅然地投身民主运动，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因素驱动的。我们也有交流过，一方面他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能迈上一步，这也被当下的中国所证实，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真正迈上一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将永远遭受着威胁，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向一个正常的运作，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考虑，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让中国走向一个法制的国家，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能够享受更多的自由和尊严。我们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告别了故国，从此再没有踏上归途。尽管他和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同学，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万先生从此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客死他乡，但是他的追求，值得人们永远记取。在他的晚年，他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转型的艰难，他在各种场合，在不同的机缘下，仍然在捍卫着八九民运的尊严和合理性，不断地为其发声，同时坚持认为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文明能够提升的根本的途径。

他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开创民营企业，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反对派，在两方面都做出很多贡献并为此付出很大的牺牲的人物告别我们远去，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前行者大概永远是孤独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处在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明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转型都没有完成的这样一个历史长河阶段中的这样一个前行者，多半都是孤独的，一定会付出很多牺牲的。他们当下或许被遗忘，但对于前行者，我们历史地去看的话，永远是会被历史记取的，人们会永远记得那些为民族筚路蓝缕，不断的开拓道路的前行者，这一点，万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一生也是非常辉煌的，是会进入历史的。

法广：蔡崇国先生是八九民运的重要参加者，也是万润南先生的老朋友，在万润南生命的最后时刻，您去了医院探视。作为他的老朋友，而且都与八九民运那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在今天这个特别时刻，请谈谈您的感想？

蔡崇国：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非常难过。我今天想说的是他对我和很多人人格上的影响。第一，他活在现在，而不是活在过去。八九这样一个大悲剧事件容易变成一种陷阱，使人活在过去，使人凝固，而老万总是活在现在，活在当代，所以他是向死而生，特别努力。他写了自己的传记，关于四通，他有很多反省，他的诗歌也写得非常好。他对人对事物保有敏感，对现实有很到位的评价，他和国内、国际，尤其和国内的人基本是同步的。活在当下，不是老说自己的过去。

第二个他非常地宽容和善解人意，而且努力去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批评他骂他的人，所以说他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再一个就是他的担当，过去我们共事过，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绝对不推卸责任，他的这种担当，责任心，包括对民族，对中国，他总是感到一种责任，让人非常佩服。

最后一个是他面对死亡的那种安静、那种平静。他病重很久，但是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反而唤起了他旺盛的生命力，这对我和许多朋友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法广：有人讲，万润南作为一代人的标志，现在离我们远去了，而现在海外民运也处于低潮。那么，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还知道不知道当年的四通公司，知道不知道当年的万润南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听您讲，万润南虽已告别人间，但他的那种精神，那种为人的品质是留存下来了？

（来源：法广RFI 作者： 安德烈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