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先生去世了，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战友。没有悲痛只有回忆，再长寿的人都有离世的一天，悲痛没有意义。回顾他的一生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和历史教训，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八九民运遭到残酷镇压之后，流亡海外的大部分人都集中在了法国巴黎。在巴黎成立了中国民主阵线，由严家其/陈一咨等人主持，万润南参与其中领导。当时的海外民运人员参差不齐，矛盾丛生，巴黎也不例外。在欧洲的民阵和在美国的各民运组织都陷入到争吵和分裂。老万在欧洲以他的坚定意志和组织能力，维持了海外民运最大的一个民运群体民阵，并接任主席。团结了在欧洲的很多同志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而奋斗。

八九民运的热度很快就降温了，民主国家对华态度逐渐转向了做生意赚钱，对民运的资助几乎停止。老万作为商人出身的人，第一个想到了自己做生意来维持民运的财政。但是他在中国那种非市场经济环境下积累的经验，导致他在西方市场上的失败。事后我听过他对此的深刻总结。

九七年底我被保外就医来到美国。当时的形势非常复杂，有人希望我能把海外民运统一起来，老万就是这种人。还有人想借机把在各民运组织内的矛盾扩大范围，进一步搅混水。他们期望我这个长期蹲监狱没有人脉也不熟悉情况的外人，解散已有的民运团体另外组党，被他们所利用。因此我决定不解散已有民运组织，而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联席会议，作为海外民运团结合作的形式。因此而受到了民运内部一些领袖的强烈抨击，当时老万坚定的支持了我的办法，而且带领他的民阵组织成为了联席会议的核心。

九九年那场中国加入WTO的斗争，是决定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关键。当时大多数人都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不但海外民运，而且台湾政府和香港民主派，都公开强烈要求给与中国共产党永久最惠国待遇，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有极少数有远见的人才能看到，中共经济发展之后只会更加专制，不会走向民主。因此和我以及美国政治家们一起，反对给予中共永久的最惠国待遇。老万就是这有远见的少数人之一。

中共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之后，海外民运似乎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很多人觉得失去了大地，没有事情可做了。这时候我决定在联合国日内瓦的人权大会上，开展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运动。老万带领欧洲民运的同志们，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面对面的和中共的代表唇枪舌剑，面对面的和中共的代表游说争夺选票。争斗得热火朝天，大家都感到了战斗的气氛，看到了大多数国家代表对我们的支持，甚至包括古巴等国的代表，看到了中共的尴尬和沮丧。收获了胜利的喜悦。

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欧洲的很多同志都是自费从遥远的国家赶来，住在最便宜的青年旅社里，晚上在旅馆食堂里召开一百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我到现在还记得老万在昏暗的灯光下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鼓舞着士气。同志们高唱歌曲，呼喊口号，热血沸腾。

西方民主国家做生意赚钱压倒了人权民主，迅速撤销了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帮助，改为仅仅支持国内的合法活动，也就是共产党能够容忍的活动，以便不影响他们赚钱。不支持中国的人权民主活动的原则下，海外的民运也就陷入了空前的低潮。这时候老万带头开始了自食其力，自己花钱开展活动的模式。而且由于身体状况不佳，逐渐进入了退休养病时期。即使这时，他仍不忘支持鼓励大家奋斗。

他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仍然不忘民运朋友的事情。为将来大家去世后考虑，在巴黎准备了一块墓地，并亲自题词，镌刻了一面墓碑，作为民运朋友们在另一个世界聚会的场所。他和我弟弟将是最先进入这块圣地的同志。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和我们共同等待共产党垮台，中国人民可以享受自由民主的一天。

魏京生哀思 2025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