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三百年间中国发生了一个大变化，是为秦汉至明清间最大的转变关键，即钱穆所言：「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此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键」。延伸此說，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争，也许是「整个南中国」的一个觉醒。中国文明自古有一种「越变越南」的大趋势，是陈寅恪、钱穆、余英时等史家一再论说的，但是现代中国人已经不懂了。此趨勢，在古代社會，是受到北方游牧人的南下擠壓，中原文明一步步南移，乃是無奈之舉，然而中唐以降，南移的動力不再單純，有貿易開發的需求、人口的壓力，甚至海洋的誘惑，到了近代，更受歐風美雨的刺激了；而北方擠壓已然終止，內陸性不再拖垂中國，反而北方、西北漸漸凋零，乃至落後，而更北的西伯利亞，則有虎視眈眈、更加落後野蠻的俄羅斯……。
中国的概念，上古时指只黄河下游的中州一带。春秋“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大抵不越长江。湖广、江南、巴蜀之地皆为“群蛮”“百璞”的未开化区。然而几千年历史的走势，却是中原的文明之气越来越南移，经济人文都渐渐聚集到南方，并取代长江以北的文明发源地而主导全国。南北朝以后，中国的格局便有了南北之分。此南北盛衰之转变，可窥见中国经济、人文、历史的诸多关键。历史的造化，非人力所为。古代社会，中原的华夏族受游牧人南下的压迫，若无江南转圜之地，恐怕早就没有生存余地；待到江南糜烂，大帝国便要另起炉灶了。南中国虽通向太平洋，文明南移的趋势确也开发了南洋，但这个方向却始终未能成为中国文明向外延展的主要通道。中国人的中原心态，历来重北轻南，虽几度被北方游牧文明所征服却又永远鄙视东南的文明边缘地区，及至工业文明从东南方向逼迫过来时应对无措，在整个近代，都错过了东亚崛起的机遇。回头来看，南中国对于中国文明的意义便尤其厚重，而未来的发展，中华民族将更为倚重这个南中国，则是无疑的。
一、第一帝国与中原丧乱
文明的摇篮为什么首先不是长江流域而是黄河流域，这件事我们至今说不清，只知道到司马迁的时候，他仍在讲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虽然他也说过楚越之地“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显然比北方好活)，但中原这个摇篮至少有两个地理上的严重问题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文明和历史。其一是高含沙量的黄河及其支流的洪水泛滥，天候形成的不断饥馑，使春秋各诸侯国经常为“阻籴”而生战事，治水又大多以邻为壑，所以封建状态不利于治水和赈灾，中央集权若非人为也是自然力量所驱策的。其二，离这块降雨量并不丰沛的农业区以北一千华里之外，便是游牧民族出入的异常干旱的塞外，绵延两千里的国防线与十五英寸雨量线(15”isohyet line) 吻合。因此黄仁宇先生说，因治水和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付，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
秦皇筑长城，汉武征匈奴，都是第一帝国(秦汉)的大事功。可这两件事都恰好显出，中国在各种技术(财政、司法、行政、通讯等)尚未成熟之前，就在很大的规模上组织起来，以一天子而统御千军万马，的确是政治上非常早熟，可是它的代价却是“只好先造就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掩盖了具体的人事和经济的复杂性”(黄仁宇语)，制度简单，中层架构脆弱，结果大帝国常常首先从内囊里腐烂起(如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团)，庞然大物便在瞬间崩塌，社会顿成地狱，所谓“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后汉书》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人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多人，此数字已是因王莽之乱减少了一千万，但又经东汉末年之大乱，到西晋时被消灭了三千三百九十万人。这个代价，或许就是为早熟的大帝国所付出的。
中原丧乱引起人口的第一次大迁徙。一路北上辽东，另一路南下江南、荆楚、巴蜀，因此两晋时南方人口密度大增。此时北方已是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紧接东汉末年的大乱，南北朝之际，欧亚两洲同时发生民族大迁徙，均受蒙古高原的“喷发”所推动。先是北匈奴被东汉击败，西走欧洲，接连击溃日耳曼族和哥德族，公元四七二年阿提拉攻陷罗马城。降汉的南匈奴也趁汉室内乱纷纷南下，虏掠人口，执汉怀帝北去。东西两大帝国都在匈奴的铁蹄下覆亡。南北朝时，南方小朝廷虽有长江作屏障得以苟安，但南北疆界则是“越变越南”的趋势。
二、中唐转折点：北衰南盛
西罗马覆亡后，偏安一隅的西欧使进入封建社会，到近代之前，不复有类似帝国出现，古代世界在西方就此终结。但在中国，很快又有所谓第二帝国(隋唐宋)的兴起。本来，东汉覆亡以后的三百多年里，中国需要从头到尾重新来组织。但中国人只是把原有的制度在江南复制，等夷狄衰退后再到全国的规模上去复制帝国。所以隋柞短促，无非是复制暴秦。
盛唐以东方共主的姿态出现，既是七八九三个世纪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又以“天宝开元”盛世而为中国历史不可逾越的峰颠，但唐朝三百年间中国却发生了一个大变化，是为秦汉至明清间最大的转变关键。此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此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键”。
以“渔阳鼙鼓动地来”而叛唐的安史之乱，恰好发生在“稻米流脂粟米白”、“齐纨鲁缟车班班”的开天盛世，虽说也有唐玄宗腐败、用人不当、纵容藩镇的责任，但从社会制度上看去，第二帝国(隋唐宋)依然如同第一帝国，满足于大而化之的简单制度，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官僚政治所想控制过于庞大，实际掌握不深，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是一种“金字塔倒砌”的不稳定系统。后来宋太祖接受唐朝教训，也只会耍“杯酒释兵权”的小聪明，而削弱藩镇的后果，则是完全忘了北方国防线的至关重要，以致终于连长城也抵挡不住，令蒙古入主中国。伦理上最重“华夷大防”的华夏文明，在政治文化上的早熟而幼稚，便导致这样的悲剧。
明清两朝(第三帝国)其实也并无长进。朱洪武虽费尽心计加强中央集权和皇室的权力，却不能防止他一死便有骨肉相残，也不能防止整个明朝皇帝的无能和宦官政治的黑暗。大清三百年虽有康乾盛世，疆域也扩展得最大，政治制度仍是大而无当的一套，且以外族统治中国，心理上无安全感，异常狭隘与残忍，道咸以降，面临西方、日本挑战而不肯变革，使中国尝尽耻辱，积弱不堪。
三、移民潮与经济南移
春秋地广人稀，诸侯采邑多在长江以北，国计大体依赖北方农业，其中齐国有鱼盐之利，得天独厚，最为富庶。南方虽有川泽山林之饶，但都是未开发的蛮夷之地，《史记•货殖列传》说，“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楚国虽然强大，但农产贫乏，所能贡献于周天子者，不过桃弓棘箭而已。自春秋至秦汉，黄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长江流域，尤其关中、中原一带，土地肥沃，农业发达，秦人得其地而能兼并六国、汉高祖据北方而能战胜楚霸王，均非偶然。但秦汉两朝在关中、中原的经营，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师，都在汉末、两晋的大乱中成了铜驼荆棘，中原膏粱之地皆为“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所以，东汉覆亡后，中国人口长期地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迁徙，其腾出的空间，势必被长城之外的游牧人所填补，因之，黄河流域本是开发较早的农业区，却倒退为半农半牧状态，而江南则因移民而得到开发，火耕水耨状态为之一改。
那时向南移民的路径，大致有以下几条：其一江左线。晋代王公士族，及青衮并冀诸州流民，沿古邯沟渡江，寄居建康及太湖流域边缘，所以有“古代朔方士族，萃居江表”的说法；其二淮南线。司、豫两州流民沿淮河各支流到芜湖、寻阳及鄱阳湖区寄居；其三汉江线。关中及长安、洛阳京畿之流民，则顺汉水走襄阳、南郡及洞庭湖区；其四栈道。秦雍流民大多取栈道入蜀求食。东晋元帝南渡后，于大江南北诸州设侨州侨郡安置流民，同时，北方失籍流民多投当地大姓为客，政府又颁行给客制度，此客家人之由来。
南迁人口使东晋农业大为兴盛，荆扬两州，即今两湖沼泽区及长江下游流域，不出四十年就已“余粮栖亩，户不夜扃”、“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这个经济基础，不仅使南朝各代皆得以奢糜无度，建康城里是“六代竞豪华”，整个江南也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且，也为隋唐的繁荣打了底子，唐人形容开天盛事是“江淮绮谷，巴蜀锦绣，但充后宫玩好而已”，虽然意谓政府财政所依仗者并非南方，但江南也已富庶起来。
安史之乱后，中原再度丧乱，刘宴写信给元载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向南移民浪潮再起，“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政府财政遂唯江南是赖，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南北盛衰由此便在中唐以后定局。此后再度经历唐末大乱、北宋覆亡以及南宋对江南的长期专一的经营，到朱元璋统一中国时，划天下为十三布政使司，南方占了九个，北方只有四个，明代对南方的偏依更加明显。而且，明朝向北发展的机会已不存在，只求再筑长城要塞做一个防守者，相反则积极开发云贵，向南延展。
四、北方人文大杀播迁江南
中国人文的渊薮，在关东齐鲁之间。《史记•货殖列传》说“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两汉儒学大盛，承春秋渊源，仍以齐鲁为重镇，一时大师均起于其地。关东之地，即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人文鼎盛，不仅大儒文豪极多，还有“关东出相”之说。因此，汉末以前，中国人文的正宗只在北方，此外只有蜀中是一学术“飞地”。三国时儒生避乱南下，刘表在荆州收罗人才，开坛讲学，为一时之冠。到晋代时见于纪传的大人物，以三大流域计，仍以河域最盛，江域次之，粤江流域尚无大人物可纪。
经魏晋南北朝之乱，北方人文大杀，中州人物过江如鲫，“吴下之音，多与古合”。北方落入石勒、刘渊之辈手中，视衣冠士人如牲畜，且民风以射猎战斗为能事，则南去之人视河北如夷狄之地，自古为礼仪之乡的齐鲁间，“率多犷戾”，中原文哲之气衰尽。而江左人文蔚盛，超过北方，南朝已然，于唐尤甚。不仅“翰苑词人，播迁江浔”，“金陵会稽，文士成林”，而且“虽吕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竟令白居易自称“不得独步于吴越间”。
唐以前，政治人物多为北人，尤以关西、山东两大系人物垄断政坛，南人几无进仕之途。北人认为，“南方君子，安知朝礼”，视之如蛮夷，唐初依然。当时人物之出身与地理的关系，河渭流域之北人最为优越，江域之南人次之，岭外之人又次之。中唐以后，国家财计仰给于江南，南人始得步入政坛。此外，科举以经术取士，北人有历史传统而占优势。但人文南移之后，经学发达，开元初年，天下进士，河北只剩一人。但官僚集团中，位高权重者仍以北人居多，习性保守；中下级官员多为淮汉以南之人，秉性强悍，凡革新、政变多由南人发难，概因不甘屈居下品。
盛唐以降，南方人文艺术彻底压到北方。晚唐五代之词，以南唐西蜀为最盛，李后主旷世不逮，淮南张泌、广陵冯延巳都是第一流的大词人。而“中原多故，风流歇绝”，统计五代诗话词人，竟无一北人。这个局面，到北宋不改，始知人文北衰南盛，五代成定局。及至明清，中国人文的钟灵之气，大致凝聚到江浙湖广。明代阳明之学，成为后世数百年的一个源泉，流被天下。儒家讲学成风，书院如林，但最著名的几座，象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以及东林书院等，都在江南。有清一代，人文荟萃，尽在江浙。清初大儒，昆山顾炎武、余姚黄宗曦、衡阳王夫之，北方只有一个博野颜元。史学上的浙东派、乾嘉考据学的吴派皖派、文学上的桐城派阳湖派，一代宗师，毕集于苏皖。咸道后经世致用之常州学派兴起，尔后奇伟之才渐转湘粤之间，康梁二氏起于沿海，受西学沁濡，搅起轩然大波;而岭南奇特豪杰之士层出，遂执中国之牛耳矣。
五、下吴越如流水
长江流域自汉末两晋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另一依托，遂使各朝代因政治经济的需要而广修图籍地志，大兴驿传邮铺，治水开河，以沟通南北。此端绪当首推隋朝，炀帝好大喜功，敕虞世基等撰“区宇图志”千二百卷，规模宏大，尽囊山川城廓。宋太祖讨平五代各国，搜索其图籍，“唯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宋代也开始治理长江淮河，疏导太湖，兴修海塘。
扬州当运河与长江交汇处，中唐以后，北方经济大坏，一切仰赖南方供给，而货运以水道为便，于是淮汉以南，西自民峨，南自岭表之财货，皆汇聚扬州为转运口，朝廷盐铁转运使移驻扬州，诸道节度使也在此设邸店，南北汉胡之商旅竞趋于扬州，文人墨客笔下称扬州富甲天下，并非虚夸。这些开发都使中央得以聚敛南北两个流域的物产，支撑起唐宋以来以皇室消费为主体的庞大城市经济，武则天之神京(洛阳)、北宋之汴梁、南宋之临安，其繁华都是当时举世无双。
到明代商品经济渐开，靠北方棉花而兴起的江南织造业尤富盛名。万历时江南最发达的城市要数苏州，“总一海内，闽粤之贾，趁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明清两朝数百年不衰；江南湖广也遍布专业性市镇，“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贸易由南北互通有无而走向海外，福建商贾经营大宗绢丝铁糖，“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南中国的崛起使中国经济空前繁荣也空前复杂，只能应付小自耕农经济的国家管理制度更形捉襟见肘，既无现代化的技术管理支配资源，也缺乏成熟的民间商业组织的辅助，所以不仅王安石的变法不能成功，明中叶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也胎死腹中。
六、徒有通洋之利
中国经济南移的最大意义，在于利用东南港口而将内陆型经济转为开放。对南洋的贸易和移民在隋代就从南海郡(广州)开始了，经唐宋两代，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成为西太平洋最大的通商口岸，陆游说：“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来自大秦、天竺、大食及南洋诸国的富商多以广州为家，往往滞留数十年不归，筑宅其地，富甲一方，唐末大乱时，广州外侨被杀者，竟有十二万人之多。
唐以后闽粤海岸的意义越来越明显，不仅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从泉州马尾港起航的，而且民间“通番”贸易大兴，“豪门巨室，间有趁巨舰贸易海外者”，以至海禁政策不能维持。中国的出口那时就常常处于出超地位，迫使外商用墨西哥银元来偿付，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通洋之利，不仅是民间财源，也是“天子之南库”。应当说，在世界性的海洋贸易时代兴起之前，中国已经作了长期的历史准备。
然而，尽管中国在十一世纪就已感受到某种现代化的需要，但整个庞大而简单的政治系统依然不能更新，私人财产权不能摆脱皇权和宗法而确立，社会无法在商业法制的层次上有效管理，所以十七世纪以后当以海洋势力和贸易竞争为整合的时代一旦来到，中国没有内在的竞争潜力，只有闭关挨打。中国政治上的内陆性，始终压抑了它经济上的海洋性。
七、亚洲第五条小龙？
从历史长程看，中国的内陆性从根本上抑制了南中国的作用。上个世纪末以来，从中国东南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在短短半个世纪里就被历史淘汰。蒋介石之败退大陆，即是新兴资本主义力量无法战胜中国强大的内陆性的一次历史性的失败。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或可称为“第四帝国”。共产党基本上就是靠这个内陆性赢得了江山，但它不过是在中国复制了暴秦暴隋，统治不到三十年也同样几乎被这个内陆性托垮。中国的北方不再有游牧人的铁蹄，中国的海岸线也不再有西方的坚船利炮，可是中国却陷在贫困落后里不能自拔。
十年前邓小平的改革，无非就是放开对南中国的捆绑；今天他也几乎是靠南中国去搞“经济北伐”。这个南中国对于香港、台湾、日本乃至欧美的意义，也越来越变得非同寻常。人们已经在预测，亚洲的第五条小龙，就是这个南中国。太平洋时代也好，大中华经济圈也好，大约都离不开南中国的起飞。然而，南中国毕竟只是中国的一半，它的命运，还系于那看不到希望的另一半。
八、余英時：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
（中国的内陆性，与台湾的海洋性，至今纠缠中华民族的两大问题，最早將其引入中文話語的，是史學家余英时教授的文字，他对这个问题讲得极有纵深感。）
《天下杂志》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了《发现台湾，一六二〇――一九四五》的特刊，我读后非常感动。这不仅因为它的取材广博、观点新鲜、叙事生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首史诗，而且是由三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汗、泪和血交织而成的史诗。 《天下》在读者热烈的反应之下，决定把它印成单行本。承编者的雅意，要我写几句读后感以代序言，我不敢推辞这一光荣的任务，因为我恰好可以借此机会对于编者的孤怀深识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敬意。
《发现台湾》是「从历史出发」的一个新构想，因此我在下面想说的话也将从历史的观点出发。
《发现台湾》的专辑是以「追溯台湾三百年政经发展史为经，探讨国家现代化的条件为纬」而设计出来的。在这个设计之下，编者把一六二〇到一九四五这三百年的台湾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大陆汉族开始向台湾移民到鸦片战争；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国的门户被西方打开以后到甲午战争；第三个阶段则是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五十年。这三个阶段，层次分明，大有助于一般读者对台湾史的理解。
海洋中国的出现
我现在想把台湾崛起的历史背景推得更广更远一些。我曾经说过，从中国史的长程上看，三百多年来台湾一直扮演着海洋中国的尖端的角色。今天不少中外史学家都承认自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内陆农业的文明秩序，另一个海洋中国也开始出现了。海洋中国的出现有政治史的背景，更有经济史的背景，我们不可能也不必在这里细说。非常概略地讲，政治史的背景是内陆亚细亚的少数民族（中国史上所谓「胡人」）从汉末以来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汉族政权施压力，把北方的中国人不断推向东南沿海地区。东晋和南宋的两次所谓「南渡」便对中国人口从北向南迁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湾新竹的饶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东晋初年从北方南渡到福建，成为闽林的一世始祖，后来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迁至潮州饶平。林氏后代最后在乾隆年间渡海来台。 （见庄英章、周灵芝「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义研究所，一九八四年）举此一例，即可见台湾的发展史并不真的是从十七世纪初年才开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须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
经济史的背景
经济史的背景则可分为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方面，中国大陆的土地利用在十二世纪已达到了极限，而人口的压力则在不断加重。因此福建和广东沿海的人开始向海外谋生，有的经商，有的开垦。积极方面，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不但吸引了一般人，而且也使许多豪门巨室趋之若鹜。明代法律虽严禁人民「下海通番」，但十六世纪以来违禁者越来越多。及至隆庆（一五六七至七二）「除贩夷之律」以后，海禁便比较放松了。福建沿海的人民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情况下「发现台湾」的。根据《明史》（「外国四」鸡笼山条）的记述，好像十六世纪末便有福建渔船到达基隆并「往来通贩，以为常」。稍后荷兰人占据了台湾，中国贫民已开始前来垦荒。中国官方在崇祯中更曾有计划地运送大批福建饥民到台湾开辟耕地，由于收成非常好，消息传回福建之后，「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见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
公开鼓吹海外贸易
总之，我们必须从十六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那股巨大的动力中去认识当时中国人「发现台湾」的历史意义。我们当然不能在这里进行任何具体的论证，但是我们只要稍稍翻阅一下张燮的《东西洋考》、张萱的《西园闻见录》、张瀚的《松窗梦语》、何乔远的《名山藏》和《闽书》，以及《明经卅六编》中许多有关「开海禁」的奏疏，我们便不难对这股中国史上的新动力有一个概括的印象了。在中国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多的官吏和士人为海外贸易公开鼓吹的。有人甚至把海外通商所获得大量金钱说成「公私兼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周起元语，见《东西洋考，卷首》)「天子之南库」是一个崭新的观念，只有在东南海市大兴以后才能出现。
海上政权
《发现台湾》以「台湾三百年政经发展史为经」，这是很有眼光的处理方式。我们在上面虽然分别说到政治史和经济史，但这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设。在现实生活上，政治和经济当然是分不开的。台湾进入中国政治史的长流始于郑成功时建立明郑王朝，然而他的政治凭借并不仅仅是武力，而恰恰是十六世纪以来的新的历史动力――海上贸易。郑芝龙、成功父子两代当时垄断了中国的海上贸易，他们的战舰最初也是为了保护商船而发展出来的。所以这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完全靠海上商业力量建立的政权，它象征了现代海洋中国的开始。
由于满清王朝比后期的明代带着更浓厚的内陆取向，海洋中国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政治阻挠。清代严禁人民渡海入台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但是海洋中国的潜力毕竟不是政治力量所能长期压制的。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福建和广东沿海偷渡来台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因此，据一份官方报告，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台湾府属实在土著，流寓民户，男妇大小共九十一万二千九百二十名口。」（见《明清史料》戊集第二本，页一二八）这比清初的人口增加了好几十倍。由于乾隆末年禁令放宽了，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的台湾人口已增至二百万。可见短短三十年中至少有一百万人从大陆移民到了台湾。这一重要事实为海洋中国的巨大动力提供了一项最清楚的指标。
历史有时是奇诡的。近三、四百年来，中国内陆取向的政权虽然千方百计阻挠着海洋中国的成长，但传统的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却是中国人海外发展的主要的精神凭借。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出现和成长以及台湾的移民史都提供了生动的见证。脱离了内陆政治的羁绊，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得更为畅快。这部《发现台湾》中也包含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足以说明这一发人深思的现象。
转向海洋
《发现台湾》的叙事到一九四五年为止。但是台湾真正成为海洋中国的尖端则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这又是历史表现了一次奇诡。五十年代初期的台湾政治史看来几乎是三百年前的翻版。然而历史毕竟不重复自己。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叶的海洋中国已发展成熟；另一方面，它和海洋世界也完全融成一片。内陆取向的大陆政权再也没力量阻止海洋中国前进的步伐了。不但如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海洋中国的尖端已大有助于扭转内陆政权的原有取向；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也不得不转变为海洋取向了。如果说三百多年来的台湾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历史的教训，那么我们不妨说，文化和经济的力量是比较长久而深刻的，而政治的力量则是比较短暂而浮面的。但是海洋中国仍然是从中国文化的长期演进中孕育出来的。读了《发现台湾》，台湾的中国人似乎应该想想，究竟怎样才能培养出一种超政治的胸襟，努力建设一个海洋取向的中国文化的新秩序。
九、一场台海战争或可结束「中国世纪」
波托马克文化沙龙，曾邀请华盛顿智库军事专家瑞克·费舍尔（Rick Fisher）分析、预测台海战争的前景和结局，并延伸到美中两国的军事战略、科技与装备及其军事实践，包括美中在南中国海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较量，他给的题目好吓人：A China-Taiwan War: Beginning or Ending of the China Century，一场台海战争或可结束“中国世纪”？
我听下来，Fisher 的预测，基本上是阻吓中共不敢开战的战略，即人们常说的“不对称战力”，美国要让中国知道，你打台湾就是要对美国乃至全世界开战，令其估算开打自己便不能存活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讲美国将如何赢得这场战争。我提问“美军不登陆中国就能战胜它吗？”他回答：在我们登陆之前它就垮掉了。
台湾对中共的防御抵抗战略，就是“不对称战力”，指台湾拥有一系列当共军侵犯台湾时最不愿意看到，也最难预期的战力，它需要达到三种效果：战略上、打消共军的犯台念头；战役上、使战火烧到中国内地而得不偿失；战术上、使共军联合战力难以施展而陷入瘫痪。7月15日台湾汉光36号演习正执行“滨海决胜”阶段，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主持人亓乐义，乘势解释这种战略，煞有味道：
『如何能使中共打消犯台念头？首先是“美国因素”。中共越是抨击美台关系升温，就越是害怕美国介入台海冲突所带来的冲击。美军一旦介入，即便是间接方式或在战区外围，都将使共军攻台方案的难度系数大增，作战方向更难掌握，甚至可能遭到美国盟邦的联手抵制，而陷入外交被动。因此，蔡英文政府极尽可能，在地缘战略上与美国取得一致性。这种战略利益的交会，不仅带来军事效益，还会使中共面对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使其难以承担动武的后果。
『而中共的对台攻略，早就启用“不对称作战”，运用舆论战、心理战与法律战（又称“三战”），以及发动信息战和网络战，散布假新闻，动摇台湾的民心士气；还以经济胁迫，逐步侵蚀台湾的经济；同时支持代理人，深化对台湾各阶层的统战；并且以机舰扰台等准军事行动，侦测并压缩台湾的防御能力及纵深。种种作为，游走于“灰色地带”，以“切香肠”方式，逐步松懈并瓦解台湾的防卫能力。』
他在报道中提及一件有趣旧事：毛泽东当年曾说，夺取台湾主要靠“内应”和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空军和制空权有关，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内应”就是代理人或同路人，或在广义上包含所有可以达到瓦解台湾民心士气的岛上资源，而广义上的“内应”，达到一定强度时，往往能够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相较于动武，毛泽东更看重内应——什么是“内应”，如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十、东亚回顾与前瞻
三十六年前我就从东亚来到北美，最初主办的《民主中国》杂志上，发表过一文『工业东亚的重组与前瞻』，谈的就是東亞这个架构，文章一上来先谈东亚缺乏区域性架构：
构成这种区域战略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军事咄咄逼人的苏联；二是与之相抗衡的美日共同防卫条约以及加盟于此的台湾、南韩；三是经济、军事实力落后、但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与苏联分庭抗礼)的共产党中国。这种结构保持了东亚区域的战略均势和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现实架构上的保证。工业东亚正好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如果没有朝鲜战争、越战，没有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台湾海峡的对峙，就不会有工业东亚。
然而冷战的结束，使得这种区域性架构崩解。首先，苏联帝国的解体使得俄国在这个地区的实力绝对下降。短期内，俄国将会被国内经济、民族问题所缠扰，无力东顾。对东亚来说，至少本世纪内不会有来自俄国的军事威胁。其次，失去了苏联这个对手，加上国内经济的衰退，美国在东亚的影响也相对减低，而作为超级经济强国的日本在这个地区的作用相对上升。再次，经济高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国在区域政治中的作用也将大大增加。最后，改革的中国对这个区域的影响无疑会增加，但这种影响具有极大的非确定性，从根本上来说它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文章分析了东亚四股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纵横捭阖：
美国——大买主、中间人与缓和者，由于远在新大陸，同東亞没有领土纠纷，再加上历史上美国在亚洲的参与，使得它大概是亚洲各国唯一均可接受的所谓“善意的超级大国”(Benevolent Superpower)；
然而，亚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上升。去年，菲律宾宣布停止租用美军基地。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总裁合著的“日本能说不”在日本畅销是又一个信号。日美经济摩擦和美国人敌视日本的情绪，都在刺激日本的国家主义。相比之下，更大的制约则来自美国国内，这就是美国人越来越强烈的“国内事务取向”(Inward Looking)——美国经济的滞胀、高达四千亿的财政赤字、国会对白宫的限制，都使得美国对亚洲已力不从心，从冷战期的亚洲局势主导者渐渐降为区域性的平衡因素(Balancing Force)。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尤其明显。去年底正值台湾岛内独立浪潮高涨时，笔者曾与主持制定美国冷战后战略政策草案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保罗•伍夫威茨有过一次谈话，我谈到台湾有些主张独立的人士认为如大陆对台用兵，美国会直接干预，保罗说，美国唯一能做的事，只能是在中国动武之前警告台湾当局不要去做蠢事。
日本——盟主地位受到挑战，尤其二次大战留下来的创伤，使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形象同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但是最要害的是日中关系：
历史上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挑战者，而未来中国则是日本的最大挑战者。日本对华政策之两难，一如北京对东京的态度。一方面，日本不愿失去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又感到担忧。然而，当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都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日中关系却明显地接近了。这种微妙的情形，在“六四”以后更加表面化了。日本不愿加入西方对华经济制裁，日资趁机进入华、港，从1989年12月开始，日本成为香港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日资占香港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六。日本为自己的做法向美国辩解说，中国之于日本，并非如美国那样只是一战略筹码，可重可轻；中国是日本的近邻，战略利益息息相关，日本不能轻易得罪中国。
朝鲜半岛——冷战后七种新的局部战争暴发点之一，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北韩的核武器问题，而这又同南北韩的统一问题联系在一起：
南北韩统一的进展比人们预期的要快。但何时能最终完成，谁也不知道。能够预见到的大概有三点:第一，苏联解体后，北韩已成孤势，去年经济增长是负数，军费开支高达GNP 的百分之十到十二，而南韩的GNP 大约是北韩的十倍，所以，统一的条件将更多地由南方决定；第二，最终解决还要取决于美、中、俄、日四个大国的态度，即所谓“两小加四大”的模式；第三，德国统一的模式大约不会在朝鲜半岛出现，南韩目前采取的态度是渐进模式。
与朝鲜半岛问题相联系的所谓“东北亚经济区”，对东亚的发展意义颇大。去年底，在库页岛召开的，由日本倡导，日、俄、中、韩诸国学者参加的关于东北亚经济发展会议上，日本学者提出包括日本、南韩、俄国的远东尤其是库页岛一线、以及中国东北、山东在内的所谓“日本海经济圈”的设想，其意图很明显:库页岛的丰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中、俄两国的廉价劳动力，对日本极有吸引力。
中国——大中华经济圈：
在南中国海域，也有一个经济圈在酝酿，这就是“大中华经济圈”。笔者曾力图对此作一界定，按我的理解，“大中华经济圈” 应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海外华人的某种程度的经济整合。这些区域间的经济确有很大的互补性，且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作基础。不过，在我看来，“大中华经济圈” 倡导者的一个未言明的目标，同东北亚经济协会倡导者一样，是针对工业东大中华经济圈亚的盟主日本而提出的。这深刻地反映了工亚东亚在冷战后重组的新的趋势。
目前，大陆东南沿海诸省与香港、台湾及海外的经济已呈极高的一体性。香港是大陆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它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约七百万)的劳工雇在广东；台湾去年与大陆的转口贸易超过五十八亿美元，直接投资额达十亿美元。哈佛大学著名东亚学者傅高义教授，已把广东与香港加在一起，称为东亚的第五条小龙。应该说，中国南部、香港、台湾这一地区，中国东三省、山东、朝鲜半岛和俄国的远东地区，在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将是再创经济奇迹的地方。尤其是所谓“大香港地区”，很可能成为本世纪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十一、太平洋等來一匹战狼
2023年夏，我的新书《海恸》在台北出版，我用了一个「恸」字，那是相对「河殇」而言，大海之恸。我在脸书有帖子介绍，《海恸》这本书的思路和结构，完全出自于我的印刻编辑陈建瑜，她建议我：「以当代环境的全球大格局切入、以大洋视野检视海陆文化的激荡」，这才得以延续《河殇》的气魄，然而不止要讲比「河」更辽阔的「海」，更要讲海陆对峙，一个全新的话语。她又要我做几分钟视频给她，用作宣传这本书，我这老头子最怕弄这些IT玩意儿，拿视窗11自带屏幕录制，做了八分钟视频《太平洋等来了一匹战狼》，我就直接采用大陆「战狼电影」吴京的语言（亦如《上甘岭》等），然而在中国历史脉络中顺藤摸瓜，战狼文化可以一直摸到秦始皇那里，原来有两个东西：大一统和残暴，从两千年前一直顺延到今天，「五四」以来反传统，一直在反儒家，从未触碰过商鞅酷法，反而是毛泽东早在十九岁时便因惊叹传统中有这套黑术而作《商鞅徙木立信论》，而今天大陆已是满屏「重读商鞅」。
中国有一则古老寓言，出自《庄子》，讲海神以一番哲理教训河伯的见识短浅、狂妄自大，谁都没有想到，今天中国把这则寓言倒过来了，这就是大国崛起的含义，但是解读它并不容易，因为有多重含义在里面，我的新书《海恸》就是提供一种解读：第一层是中国在一个坏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于太平洋等来了一匹战狼；第二层，养大这匹战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边的美国；第三层，黄土高原上的中华民族曾经不知道海洋是什么。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海恸》即将出版之前，美中两个首脑居然在太平洋上对呛起来：拜登说：「看看中国在印度洋发生了什么，习近平问我为什么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我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边界比你们更长。我们是太平洋国家』……他接着说，『看看东南亚发生了什么，现在我把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习近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想包围我」。我说：「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只是想确保道路规则不会改变』。」
但是美国人完全不懂中共的逻辑叫着「大一统」，它要先征服周边、邻邦、非汉族之后，才会图谋太平洋，所以五十年代毛泽东占领西藏，完全在西方视野之外，而英国丢掉香港，也是这个原因，连中共一定要拿走台湾也是这个「大一统」的理由，它在中国人的观念上，有强势的合法性，而它来自中国的近代耻辱，所以我把它叫着「地缘达尔文」，被别人欺负过的人也会欺负别人，因此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
这种前现代，是从延安（标准的黄土高原）建构起来的，由斯大林亲手扶植的一种制度，所以直到今天，中俄两国文化、种族迥异，都经过共产极权、改革、复辟、扩张，而且普金习近平同构，不过，中共重建一种新型集权，我称它是数码列宁主与商鞅秦制相结合的怪异制度，而习近平与毛泽东并无血缘关系，却都遗传了中国传统中最毒的基因：千年秦制。
十二、中国的威胁仍在北方
这次俄乌危机，在中文话语中激出「乌克兰—台湾」想像，由于几个同类项：
1、中俄皆集权制度寡头政治；
2、乌台皆为摆脱大一统的自由政体；
3、普习皆为心智缺陷之徒。
第3项失控，则演成灾难的机率多高？乌克兰正在成为一场活剧。
还有第4项，即美国和欧盟一开始都选择「站干岸」；
嗣后因乌克兰顶住第一波，才出台军援声援戏码，这可称为第5项，日后或为惯例，专门对付以强欺弱的霸权。
其实还有第6项：核恐吓，为冷战后首见。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恐怕是第7项：共产党制度所谓「改革」成疑，俄罗斯去掉共产党，依然是地球一大祸害，中共「六四」屠杀后放弃政治改革，到习近平彻底倒退，离俄罗斯几步之遥？
第8项，美国不再做世界警察，全球安全机制无人担当，诱发狂人、战争贩子的机率大增，这个世界安宁成过去式。
我再添一个第9项，中俄曾是宿敌，有领土、霸权等历史纷争，北方威胁随时还会浮想，因为「大俄罗斯主义」，所以中国人即使改了自己的制度，俄罗斯制度不改或假改，仍无安宁。
历史如此昭示。
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不知为什么，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后，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后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中提到﹕左宗棠率领军队征西，平定金积堡的回民叛乱，包括后来平定新疆，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贷款。胡就是最早的买办，向西方借银子解决西部的问题。中国当时是有内陆的麻烦，有内陆的压力，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这种态势，四九乃至文革后，仍然没有改变。
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中国的政策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邓小平「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个方针指导之下，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东亚政策，是认为东亚地区是二十一世纪将有高度发展的地区，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中国在这个时候，在东亚崛起。有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都是认为东亚经济要喷薄。中国认为，自己在东亚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定要保持与东亚的良好关系，就能赢得改革开放以后、二十世纪结束之际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当时还谈论到了“太平洋世纪”中的中、美、苏、日的关系。
到了1993年，邓小平忽然又有一句话出来：“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
后来有人写文章论证这句话，认为，苏联垮掉了，中国没有北方的威胁了，我们可以走向太平洋了。
苏联垮掉之前，虽然与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对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时中国的导弹都对着北方，军事部署也是对付北方的。毛泽东在1950年派了很少的兵力去攻台湾，结果被台湾方面消灭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与几千年的格局没有什么大变化﹕威胁来自北方，目光还是对着北方；对东面的太平洋，没有、也不想有什么作为。苏联垮台，态势变了，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导弹不再对北方了。
中国出现了很多说法﹕要“走向大洋练兵”，想有远洋海军，也想去买苏联的航空母舰，但苏联没有卖给他。航空母舰，中国可能有制造的能力，但是管理比制造要麻烦得多。冷战结束以后，苏联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美国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也不太想管太平洋的事务。于是中国认为，亚太出现真空，中国要填补这个真空。这种想法就与邓小平在“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指导方针下，认为在东亚“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有利，在二十世纪末赢得发展的大好时机，等等这些想法是完全冲突的——中国要去当东亚的霸主！原因就是北方威胁没有了。因此出现了“台海危机”、认为美国有一个“围堵的战略”，都是从这里来的。
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即俄国的变化中国难以确定。那里有了大选，共产党差一点上台，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如果“大俄罗斯主义”上了台，中国大概就没有办法走向太平洋了——北方威胁重新出现，就得想办法再来对付了。
十三、「大一统」：西方至今不懂的中共逻辑
（美国之音专访苏晓康谈《海恸》2023.08.10 ）
国际社会是自私的，民主政体是低效的，然而专制却是精明而高效的。俄乌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和欧盟的犹豫而触发，普京看准美国在战争爆发前都未进行大型动员，也没有做足够的经济制裁；那么眼下台海呢？美国至今也不懂「大一统」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也是独裁者的野心抱负，甚至是这个集权的「合法性」；当然，他们更不会明白「普习同构」，乌克兰教训会不会遏止台海战争？大约几率很低。 ——自注
最近，流亡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作家苏晓康推出新作《海恸》，深入分析了中国问题及世界局势。那么书名《海恸》的「恸」字是什么意思？苏晓康又是如何看待四十年来所谓的「大国崛起」以及中共专制扩张问题的根源？以下请听本台记者凯迪对苏晓康的专访。
1、被颠倒的《庄子》寓言
记者：您好，苏晓康先生。我们今天想访问您，谈谈您最近出版的新书《海恸》。我们都知道您是1988年著名纪录片《河殇》的总撰稿人。《海恸》和《河殇》，文字上有种相互对仗的感觉。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它是怎样一本书？
苏：我从一则古老的寓言、庄子的寓言讲起。《庄子》里有一则寓言，是讲海神教训河伯，河伯就是黄河。就是黄河流到大海以后，它很狂妄自大，又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海神批评了他几句。这是《庄子》里非常有名的一则寓言。可是今天，中国把这个寓言颠倒过来了。颠倒过来的意思就是说，黄河流到大海以后，它要教训大海了。这个意思是我写《海恸》这本书的一个立意。
记者：那么对于《庄子》里的这个预言，您是如何具体解读的呢？
苏：《海恸》这本书分了三层意思来解读。第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黄河就是中国。中国在一个坏的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于太平洋迎来了一匹「战狼」。
第二层意思，养大这匹战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端的美国。这就是30年中国崛起的内幕和诀窍。我在另外一本书叫做《鬼推磨》里讲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层意思更有意思，诞生在黄土高原上的中华民族、这个汉族，他们曾经不知道什么是海洋。所以《海恸》这本书基本上讲了这么三层意思。
2、「战狼文化」与商韩法家
记者：您曾说《海恸》是“一部流亡者以血泪汇聚的世局观察报告”。我们知道，您从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30多年来，您主要生活在美国。那么身在海外，您是怎样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呢？
苏：我刚才讲，中国崛起是在一种坏制度底下崛起的，一个坏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集權的制度，它跟以前的专制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从我《河殇》的思路来看，我们要寻找或者摸索这个专制制度、这个“战狼文化”在中国文化脉络里的深处，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是我《海恸》里写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记者：说到这儿，您能否解释一下，书名《海恸》的“恸”字是什么意思？
苏：“恸”的意思在中文里面很复杂，基本可以解释为“惊讶”。就是大海非常惊讶，它现在面对了大陆上的一匹战狼。一匹战狼来到太平洋，这是今天全世界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
记者：那您发现这个“战狼文化”到底来源是什么？
苏晓康：在中国文化里顺藤摸瓜，这个“战狼文化”上接的顶端是什么呢？是兩千年前的秦朝、秦始皇的那一套文化。因为这里头有两个东西是今天习近平继承的，也就是今天中国这个制度继承的。什么两个东西呢？一个叫“大一统”，另外一个很简单，就是残暴。这两个东西是兩千年前秦朝遗传下来的。所以你看，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批判传统，他们就批一个东西，就是儒家，但是从来没有批过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商韩法家”。商韩法家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大一统”和没有人性、残暴。
记者：那您能否再解释一下这个“大一统”？
苏：我想告诉西方人，共产党不只是侵略扩张的问题，它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老百姓当中很受支持的。这个东西就叫“大一统”。美国和西方至今不懂中共的逻辑叫“大一统”。也正因为如此，50年代毛泽东占领西藏的时候，完全在西方的视野之外，西方完全不知道。后来英国丢掉香港，到100年了就把香港还给中共了，也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大一统”这套东西。那时跟邓小平签的合约，什么50年不变。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拿下了香港就是在它的“大一统”的观念下，它一定要把香港改造成跟中国大陆一样。现在中国的下一步要拿台湾, 也是那个“大一统”的观念。美国直到今天，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4、「普習同构」下的扩张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普习同构”的现象。您能否具体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察？
苏：今天正在发生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完全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都经过了共产极权改革、复辟、扩张。今天我叫做它“普京和习近平同构”，就是一样的意识形态、一样道路、一样的个人野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在扩张。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仗今天还在打。然后习近平下一步要统一台湾。
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共产党不一样。俄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了，而习近平新建立的这个集权比普京比俄罗斯还要保守和落后。可是，他有比俄罗斯和普京厉害和强大、現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数码列宁主义」与「商鞅秦制」的结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上、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两个领袖，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今天的习近平。他们都遗传了中国传统中最毒的一个基因，就是刚才讲的千年秦制。
5、强大的专制与弱小的民间
记者：那么面对现在中共专制集权如此强大，您觉得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苏：这就是中国这30年经济起飞以后，没有改变制度的结果，就是国家强大到了民间完全没有办法抗拒的程度。今天习近平就是做得再坏，他也不怕，因为民间非常的弱小。重要的是民间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形成力量。我们看不到从中国内部改变这个制度的任何迹象。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慢慢地跟这个体制来较量。
记者：好的，非常感谢苏晓康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苏：谢谢你的采访。
（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 转自作者脸书）
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