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朦胧诗和天才难以遗忘，似乎四九后中国文学档次不高，才垫高了他们，而这些天才的人格低劣偏偏殊为惊人，又以顾城为什，跟他的诗一样惊人，他与谢烨的故事，像极了「魔鬼藏在细节中」这句箴言，「谢是一个深度参与当代诗歌史的人，但是她却永远藏在这个巨大的阴影之下」，此话亦如诗一般凄凉，勾起我关于文学和悲剧的一连串回忆，可偏偏没有悲剧哪来文学？ 】

一、小木耳在哪里？

2022年2月17日，季季脸书贴出：

『顾城柏林来信
整理旧物，发现顾城1992年4月26日从柏林寄来照片、信与文稿。
信的第一句：
「我们已离开纽西兰到了德国，马上要去美国英国及荷兰…」。
……这是告诉我，这段期间不要再打电话去纽西兰……。
顾城和谢烨住纽西兰激流岛时，我打电话去他家，如他所叮咛，「要多等一会儿」。有时他说在砍柴，有时他说在河边泡脚唱歌…….。
……但是谢烨没来接过电话。

1993年4月28日，顾城从柏林寄来他的长篇小说《英儿》大纲及部份初稿。
然而，10月8日，37岁的顾城在激流岛以斧头砍死了35岁的谢烨，随后自缢而亡…。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是朦胧诗主将顾城「一代人」的名句。
……然而，他没有寻找到光明，而眼睛，依然是黑色的。 』

第二天2月17日我在脸书写道：

正当「徐州八孩女子」在中国发酵之际，台北的季季在整理旧物中，发现三十年前的顾城来信，她的这则脸书，马上令我想起南太平洋激流岛上「童话诗人」杀妻自杀的那个悲剧，当时我正在车祸后的惊怵中，却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小木耳，几年后还回忆得起这个细节，并写成《离魂历劫自序》中的一节，叫『儿子的坟』

二、天才与暴力的杂交

2020年张淑伶贴了一篇《谢烨之死——天才神话下的性别暴力》，我跟她议论起顾城的心理疾病：

——中国真是一个精神病盲大国，从领袖到名人，不知凡几。
——我在想，心理与精神问题，以及女性处境的问题，都有。外界对（特别是有才华的）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期待，会倾向于让女方更多忍耐担待。
——你说得极对，这些问题都有，甚至更复杂，但顾城死了，不好对他说得太刻薄，他的问题很大，想当道士，整天用纸板卷个桶戴着，迷得西方学者一个跟头都跌傻了，看不到他还想「妻妾成群」，这是什么问题，女性主义吗？人们对所谓「朦胧诗」一代，至今没有解释，可怜只在于谢烨也迷在里面赔了性命。你们不知道的女人还有。

那么，发生在「天才」身上的精神健康危机，难道不会同样发生在徐州，那些用锁链拴牲口一样拴女人的男人身上？他们只有生育冲动而算不上精神问题？

无独有偶，贾平凹出来说了一句算是大实话（还是混帐话）：不买媳妇，村子就消亡了……他说的还是「娃」的问题，即传种接代嘛；

徐州人口买卖几十年，政府屡禁不止，可知人的生殖冲动多么顽强；

从三十年前的激流岛，到今天的徐州，「八孩之女」就是八个「小木耳」，但是我看这个爆炸性话题的汹涌浪潮中，有人提到过那八个孩子吗？

从人口贩卖、传种接代、女性权利、儿童权益、心理疾病、精神健康、基层结构、干部特权、天才神话、朦胧诗……我不知道还能往下列举多少相关的议题？

三、小道士

写了「小木耳」之后，无意间从电脑硬盘里又冒出来一篇「顾城」，原来是2000-11-3我的一则日记，还原了我听到激流岛悲剧之后，偶然读到《英儿》这本书的一点感受；

今天忽然发现，「英儿」竟然就是「婴儿」的谐音，

人们亦称他为「婴儿诗人」，

而社会学家也称整个中国是一个「巨婴」，

这意思很恐怖，即中国从天才到吃瓜大众，都是婴儿；

再看习近平，他不更是一个婴儿吗？

而我当年那部《河殇》的「殇」字有一解﹕夭折而未进祖坟的婴儿。

怎么都凑到一块儿了？如何从激流岛血案解读一个天才的爱情话语？

星期二一早复建出来就带着傅莉去给阮若瑛修电脑，顺便也吃她抱的饺子，她用芹菜做馅儿，依然很香。傅莉跟她要书看，顺手拿了几本，回家发现有那本顾城的《英儿》，这才想起他要不死大概颇有资格得诺贝尔，他的诗至今读去自然天成，无人能出其右，如这首写爱情的：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画下想象中
我的爱人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决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这首诗，不知文评家怎么诠释？

这本书说他迷恋道家出世哲学，到新西兰荒僻小岛就是避开尘世，他老戴着的烟囱形帽子，象一截裤腿，其实大概是模仿一顶道士冠，而他到西方又故意总穿中山装，所以马悦然说他就是一个”小道士”，可一个道士却非要尝试一夫多妻，难道如同中国的道观总是淫秽之地？道家又最讲”采阴补阳”？终于酿成血祸，则是对出世、禁欲、绝尘的一个彻底的反讽，为什么？

这小道士是个天才、情种，却在禁欲时代有性心理的戕伤，可能越是天才则被戕害得越重，居然想在那小岛上过一妻一妾的日子，那妾是从北京来的一个旗人姑娘，他则只图自己享受，对两个女人的痛苦冷漠到残忍的程度，这本书假如真是他写的，他也不过是在写那小岛上的肆情欢娱，他从两个女人那里得到的爱恨情仇，也很刻意地写性欲，但已经没有他写诗的那股纯净，他那时大概也四十出头了，却象一个童男似的贪婪肉欲，还是在一个荒岛上却依然需要保留偷情兴奋的那种宣泄，足见他的问题是性心理残缺，可惜不仅陪上了小命，也并未从那刺激里弄出多少精彩的诗句留下来。

四、灯火阑栅处：人是什么？

这两天尽谈”文学”了，却冷不防见网上刊出，德国汉学家顾彬称：

『余华、莫言？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这意思，难道就是我说的”身体书写”？一查果然，他说：

『中国不少作家，他们小说中的叙述者对女人的态度是我们所受不了的。在他们的作品中，男人没办法了解女人。女人都是肉。比如说，莫言的《酒国》，男的碰到女的，女的胸部很大，他就想摸一摸。我打开一本书，看到这样一句话，我马上就会把书合上。我不能接受他们对女人的态度。 』

顾彬先生鄙视”四九后”中国文学，很多年前我们都知道，去年我给〖印刻文学志〗写过一篇《阴暗的早晨》，其中也是从《日瓦戈医生》写起的，然后写到大陆八十年代：

『接下来就是大陆的八十年代，我自己开始动笔创作了。若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的心情去看那个十年，你会觉得那时的政治、文化皆如过眼烟云，强人、党阀、政客、明星、精英都是”各领风骚没几天”，留下一笔糊涂帐就没影儿了。
『誓如”四大青年导师”（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金观涛）而今安在？ “小平你好”不到十年就变成了”小平你好狠”，但”十五的月亮”却可以从云南老山前线的战壕，一直唱到天安门绝食营地；探索电影从”第三代导演”一骨碌滚到了”第六代”；总书记也罢黜了两任；
『文学就更是眼花缭乱，流派纷纭，名家辈出，民间戏噱”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的时候，《伤痕》作者跑到拉斯维加斯当赌桌发牌员，王朔已经出全集了，而高行健在北京侃了几句”技巧ABC”就悄悄移民法国，莫言的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则刚刚出炉……。
『记得那会儿香港《开放》杂志上有篇文章，瑞典研究《道德经》的一个汉学家，说中国作家没有资格得诺贝尔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能以原文读西方文学，因此没有进步，也提到他们不懂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学，说北岛和阿城都是到海外才读《道德经》的，真是闻所未闻。 』
我这篇文章2019年9月5日贴上脸书，跟帖很多，其中颜择雅一贴问：
『你讲的那位汉学家我怎么记得是德国的顾彬 ? 他翻译过 “道德经” ，也喜欢骂20世纪华文作家。但是他很欣赏张爱玲 “秧歌”。推崇鲁迅，讨厌金庸。 』

我则否定：

『不是顾彬，是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Rudolf G. Wagner ），《开放》杂志1999年3月号，但是文章找不到了。 』

今见顾彬如是说余华莫言，忽然觉得也许颜择雅是对的。不过，不看好大陆文学——尤其是以欧洲眼光褒贬，有那么重要吗？是顾彬还是瓦格纳，又有何关系？

如若颜择雅所说，顾彬”很欣赏张爱玲《秧歌》”，则知道他口味不错，但是”推崇鲁迅”，便又知他对中国文化还是一知半解的。外国人如能懂得鲁迅的尖酸，那才到了火候。

《阴暗的早晨》还写了几句：

『现代中国文学恐怕正好是太”欧化”了才没有自己的生命力，也包括受苏俄文学影响。四九年以后的作家，的确同中国古典文学彻底断裂了，不读四书五经和律诗，怎可能还有七言五言版话演义的修养？五四弄出的怪胎”半文半白”，如鲁迅式的文字，至今被奉为圭臬；就是张爱玲这个”祖奶奶”，也不过是靠熟读《红楼梦》拾一点古典的牙慧而已，所以古典文学是彻底谈不上的。

『但欧洲文学的参照，不在语言文字上，而在精神价值上，尤其俄罗斯文学的那种精神性，西欧也望尘莫及；可是这都同宗教有关，也是无法移植到中国文学中来的。能不能接张爱玲那点遗绪，把晚清民国的残枝败叶继承下来，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

五、文学是什么？

2000年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争议。

我的日记中有《诺奖争议 》一则（10/22/2000）亦可择要，比如有个『国内反映』，是对瑞典茉莉《高行健离诺贝尔理想标准差多远？ 》（省略）一文的回应，我就不避讳人名照登。

1、我已在别处见过茉莉此文，不知是何人贴的。我基本赞同此文的观点。国内人士迷信诺贝尔奖，又不明就里，加上民族虚荣心作怪，又有对官方之愚行的反感，故生出诸多奇谈怪论。又是抗议书，又是贺信，甚为可​​笑。我读过高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在海外写的），窃以为高的作品确实常有过人之处，但获奖词上对他的评价则未免夸张了。我不怎么欣赏高的为人，也不认同他的写作方式，也不怎么信任马悦然的判断力。只是现在官方在打压他，我就不愿意说什么了。高获奖并不为过（对此我亦早有所耳闻，故消息传来，我并不吃惊），但决非众望所归。那些胡乱欢呼的人，对高基本上缺乏了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私下交流，毋须公开！ ！ ！

——张闳（华东师大文学博士）

2、茉莉的文章写得非常好，问题在我看来有二，一是作者更多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议论她因为不太熟悉从而不能足够估量的文学艺术，对高行健的成绩估量过低；二是不自主地拘于海外民运，如她说”正是……海外异议运动，是中国人反抗暴政的不屈象征”–这样的话是让人不舒服的。只举最近的例子：全球海外民运组织聚会华盛顿，活动美国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比照她的文章的最后一段，说得刻薄一点，北岛没有被选中，能说与十年来海外民运的劣迹方面没有关系么？或者换句话说，正由于这劣迹，高行健的保持距离，给了评委们好感。
——戴晴

3、我完全赞同茉莉对高的否定，她的理由是毋庸争辩的！茉莉提出问题非常重大而且必要。我支持她的讨伐–因为我同样认为，半个世纪以来，对生活在这半个世界的人来说，《古拉格群岛》是最重要的文学作品！
——赵启强

4、读完此文，我的感觉有点复杂，一方面是对高本人的，另一方面是对体制的。如果只看前者，高的份量似乎是不够，尽管我们目前尚未读到《灵山》或《一个人圣经》这些书，但八十年代高的实验性作品，也只是模仿而已，一如顾小虎曾戏谑的：有些人最先到了窗子前，看到一片云，回头告诉我们，那云是绿色的，于是我们就以为那云是绿色的–这是八十年代初新思潮涌进国门时的真实写照，高行健就曾经是最先到达窗子的那些人之一。现在的情形不同了，更多的人能真实地看见那云的颜色，他们发现只有自己头顶上的云才是属于我们的，与我们的心跳有关，现代主义在中国最大的失败就是形式上的继承，真正的来处自灵魂深处的现代感，以及悲天悯人的那种情怀几乎就不存在。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这在当时已是够先锋的了，结果是诗歌的异变，诗歌变得脆弱了，其内涵与情感不了了之，也不知他们在那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将语言这个外衣与我们的肢体、魂灵混为一谈，我是不能同意的。而这十几年，高行健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了，蜕变成一个大师？好像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若换个角度看，此次高获奖对极权专制也是一次攻击，至少高对他们的态度是不认同的。但高绝不是索尔仁尼琴，这是不争的真实。一部《古拉格群岛》至今可以与我们的境况种种相对照，更何况更具象征意义的《癌病房》呢？所以，诺奖是否就是有一些政治色彩，这恐怕要从诺奖的历史看。茉莉之文点到了这一层，但未展开去说，在她看来，高应当直接挑战极权才对。而照她的认识，北岛、李锐其人其作是否也够格，这很难说。因为这次诺将若是给了北岛，这十几年国人对他同样也是不甚了解。依他以前的文学态度及作品，也不过仅仅是遭到当局的冷淡而已，他去国遥矣，是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流亡亦未可知也。而小顾城不是照样被体制所接纳，出书获奖，马悦然先生对小顾城不也同样赞叹不已？所以，对一个作家的终极评估确实会受到当前各种环境的驱使或影响，文学离政治从来就不那么远，也不可能太远，毕竟它们都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事物。如果说，这次诺奖就是有点政治色彩，我们无话可说，也欢迎瑞典人这么做一次。但说高的作品为中文小说开辟了新的途径，是文本上的，还是题材上的，抑或其它，我确实不清楚。
⋯⋯
——范泓

5、讲诺贝尔文学奖。当年是看过高的话剧，印象里也读过一二高的文字，可是脑子里一点没有完整的东西。这不是高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就象我不懂怎么造原子弹，怎么拉小提琴，不是原子弹的问题，不是小提琴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毕竟，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会造原子弹，会拉小提琴，尽管原子弹事关大众之安全，小提琴优美的声音有益众人的身心。现在的问题是，有了机会对原子弹和小提琴发表一点”怎样怎样”的评论，我辈该不该出来评论？你说，以后的原子弹该怎么造，小提琴该怎么拉？我看，造原子弹的人，拉小提琴的人，最好还是别听这些议论的好。

茉莉女士是我一向尊重的人。不少朋友说我偏激。茉莉女士也是我心目中偏激型的人。我是喜欢偏激一点的。我不能说，茉莉象我一样不懂原子弹怎么造，小提琴怎么拉，她很可能是造原子弹或拉小提琴这个行当里的人，但是，这次她的议论的问题，还不是行外的人轻率议论了行内的事，而是在于是否允许对文学艺术秉持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世事的价值。我尊重茉莉的正义感，如果茉莉持此正义感写小说、写话剧、画画、或如我般种地、做工，无疑我会致以深深的敬意。但是，因此而要求别人，要求诺奖，要求古人来者，我认为是不够谨慎的。这是另一种泛政治化，和我国作协外交部的低级错误性质相仿。

永刚兄，这个世界太大了。我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别说原子弹小提琴，即使是民间音乐，流行歌曲，我听不懂的也太多太多。实在不懂，无福享受，那就悄悄地走开，怀着敬意。轻易发议论，特别是负面的议论，等到以后自己上进了，能懂一点了，岂不要脸红？

当然，如果诺奖是用我的钱的话，涉及一个权利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那是另一个话题。

好了，我也是你问起，才发这样的议论。这是我唯一涉及诺奖的话，确确实实是只对你说的私人话语，别弄到网上去。
也是在瑞典的陈迈平，每年对诺奖发表评论。我还没有读到他今年的评论。他的评论通常是在诺奖公布以前就写好的。不知今年他是如何评的。
——包谷

6、我认为此文不仅是”值得一读”，而是不可不读。如果从”境界”里的两千多篇论文里往出选十篇，或是文学领域的论文往出选一篇，我想我会推荐茉莉女士这篇文章，尽管茉莉跟高行健一样不为很多人所知。
——莫非

7、茉莉女士：我是您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这样说毫无夸张之嫌。昨天在课堂上，我给学生们说，目前用汉语写散文的人，有三位出色的女作家，第一是茉莉，第二是筱敏，第三是徐晓。其中真正给汉语世界提供了新素质的，只有茉莉。真的，您的和平主义精神，是汉语世界几乎没有过的东西。 （墨子似乎有一点，但哪些跟现代世界的和平主义理念相距太远） 我因为从中国作家笔下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而不敢将这个可怜的民族一句咒死。一个可耻的民族，因为您的存在而跟托尔斯泰主义、甘地主义，跟无国界医生、德兰修女，跟上帝的爱、无数圣徒的和平理想，产生了这么一点微弱的联系，您让我们感到了一丝希望。既然这一个黄种人的大脑里可以产生爱与和平，那别的黄种人的大脑为什么就永远不可以产生爱与和平呢？这不是我们可以寄予希望的地方吗。我一直想向您表示我的敬意，还曾经托一个跟您通过电话的朋友转达这种敬意，也不知转到了没有。今天，李永刚先生发来您的文章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就趁机写下这封信，请李兄转达。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积存的心中无法表达的尊敬，终于能够让您听见了。顺便告诉一声，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正在以爱的信念、人道主义精神、和平主义理想为指导，从事学术研究、写作、编辑、出版等等各种工作，甚至还想从事具体的救助工作（请参见附件文章《培育爱与救助的能力》）。我一直想跟您取得联系，一直想得到您的支持和指导。我相信这封信是把我们共同的理想和事业联结起来的第一根纽带?
⋯⋯
——摩罗
20001024日中午，北京黄村

8、沉重下的敏感

任不寐
在诺奖也成为事件的奇特季节中，尊敬的茉莉女士发出了第三种声音。这种声音实际上近来也一直来自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能仅仅是因为”获奖者毕竟同样是异端”这个理由，”从大局出发”，我压抑这这种”不同声音”，但它仍然从很远的西边的丛林中喊出来了。

为什么我对这样一个事情如此敏感呢？为什么我不能轻松地对待这样一件虽然不平常但也不是反常的评奖事件呢？我为什么要对此事赋予了可能超越它自己边界的价值观念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象其他诺奖得主的祖国的人们一样对此拥有一棵平常心，在向获奖表示祝贺的同时去忙自己的事情去呢？毕竟，一件事情只能是它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啊？

也许，因为我们的内心太沉重了，因为我们受到的伤害太沉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弱者的哀鸣和自我的耻辱感，因此，我们期望一切事件都应该具有同质的”沉重”的意义，那样，我们的灵魂可能因此而得到一种安慰。当这种安慰被”无物之阵”消解的时刻，我们的沉重变得更加沉重，更加敏感。在这沉重和敏感反向地螺旋式的互相加强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强加于某单一事件以更超其负荷的意义。

我想起前不久刚刚落幕的那个”获奖”事件，这两件事是否繁殖于相同的沉重之根呢？

在沉重结构性地占用我的灵魂的时代，在这独特的时代，我只能得出这样独特的结论：

我向高行健先生表示祝贺，
我向茉莉女士表示敬意，
我对自己这种不正常的敏感感到某种不安，特别是当我意识到我无法拒绝倾听来自内部的声音的时候。

9、茉莉：对你这样直言的朋友，直言肯定是最好的回报。

一、我也主张这样的观点，一个作家情况如何，和他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读者、批评家）最有发言权。你的文章中关于红楼梦不为西方人欣赏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可悲的是，至少在大陆，不说一般读者，就连专业的批评家也难以读到他的比如””灵山””和””一个人的朝圣””（当然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宁愿表述成：一个中国人的获奖（出席），揭示了其他绝大多数中文的读者的缺席。当高行健被人们赞美时，大多数中国人陷入了更加可悲的””孤独””状态。 （马尔克斯意义上的””百年孤独””），只能说明我们的处境更不为人所了解。我个人作为一个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对于无法读到高行健的作品感到遗憾，同时我也得限制自己：在我没读到他的《灵山》和《一个人的朝圣》之前，我不能恰如其分地谈论他。这是我的处境使然。
⋯⋯
——卫平

10、樊百华的回应（一位独立思考者）

茉莉关于高行健获奖的文章确实很值得一读，它使我知道了一些我一时无法知道的情况。尽可能全面地接受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的利权，您传来的文章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我要深深感谢的。谈几点想法作为回馈：

1，高先生的作品应不应当获奖，经过《长江<读书>奖》事件，我想应用从几位朋友那儿学到的规则观首先说一句：如程序无异常，应视为理所当然。无形式正义则无实质正义可言，这是我想对朱学勤先生的观点做出补充的；形式正义满足了，才可以讨论是不是也有了实质正义。

2，讨论高先生的作品应不应当获奖，应当限制在文学范围，不应当扩展到对其为人的评价上，这是”文学”的独立性要求的。我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条件了解到高先生的为人及其作品，有关实质正义的话题只有放弃发言权。但说诺将评委只有一人懂汉语、了解高先生的作品，不符合事实，因为高先生的作品先前已经有被译成瑞典文的。茉莉有些话不够严谨，易为非理性势力利用。

3，对各种反应，我一向以为，作为中国平民，首先应当关注”意识形态”的反应，说得有道理的，哪怕十句中有一句对的，也应当有所肯定或者不要去一概否定，像在去年的大使馆被炸事件上就是如此；胡说八道的，如属于践踏人权与正义等重大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学会予以恰当揭露、批判，而且最好是要学会集体发声，像这一次余世存、摩罗、余杰等朋友的抗议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正义声音我们发出得太少了！尤其一些名人在一些事件面前总是失语、”沉默”，是很失责的！行动的启蒙与启蒙的行动两方面都得往前慢慢做起来。理性、平和的行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十分薄弱的，而这对于真正的稳定与和平转型实在太重要了，光写文章出书上网，是没有区别于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
在高行健获奖的问题上，或许当前茉莉文章最后谈到的内容才是最要紧的话题。在中国语境下，进步知识分子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话题轻重缓急的安排问题，如果先争吵高的作品如何如何、这奖颁的冤不冤，人家就会说：中国人怎么老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们难道不该想一想如何安排精力的问题吗？扯得清的问题有的未必要去扯，何况有些问题永远扯不请呢？文学吗就是文学，长短优劣可以讨论，但获奖的社会效应就不是一个文学问题了，该说的话抓紧说完，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启蒙与行动中的诸般问题来吧。

我自己已经以自以为合理的方式做过该做的事情了，不准备为高先生的话题再花气力，坦率说刘军宁、何清涟他们的境遇，以及比他们更糟糕的朋友们的境遇，乃至”我们”的境遇，我当然更加关心。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六、林培瑞：莫言不是顶尖作家

德国之声：林培瑞教授，您读过多少莫言的作品？对于诺奖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谈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您如何评价？

林培瑞：他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说我​​读过所有的。我读了相当一部分，在学校里好几年我曾选用过他的好几个短篇。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是套上去的，不知道是他本人还是外国人给他套上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表面。他的文学的根子更容易让人发现他在山东的背景，农民说故事，水浒传也是山东的故事。他在诺贝尔演讲中也提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从一个角度上可以说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些类似，在现实的描写里头突然蹦出来一些不现实的东西。他演讲辞里也提到读过马尔克斯和美国的福克纳。但他自己也承认只读了几页。我觉得这种东西，开玩笑。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来，常常喜欢说拜读过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过谁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髦，不一定靠得住。外国人也欢迎这样说，好像神秘国家的一些作家都在学我们。可是我觉得这很表面，他的文学根子在中国，不是在外国。

德国之声：这样”根子在中国”的文字，您认为是否能担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荣誉呢？

林培瑞：当然，我不能推测诺贝尔委员会内部怎么谈这个问题。可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问了我的老朋友马悦然，因为我觉得马先生不一定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马先生懂中文，懂中国文学。没想到马先生也赞成。要是我，我不会选他。主要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他的人生的视野，他演讲辞中提到不要政治压倒文学，我恰好认为他有些方面的相反的情况。说到一些应该说是很明白的问题，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残酷等，他就用一些侧面视角的方法开玩笑，不正面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压倒文学，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头。我不喜欢。当然，一般有勇气、真的能够面对现实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郑义，廖亦武，刘宾雁，苏晓康等。第二个大问题是他的语言，我不觉得他的语言能和那些最好的中国作家能相比。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比如贾平凹也掌握了方言对话，有些方面跟莫言的语言是一样的，但贾平凹用字用的小心，你读了他的作品后有一种美感出现。莫言就缺乏。他想用山东高密的文化背景作为文学背景。很多作家从五四以来，想追求乡土色彩，这是对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沉从文，还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学。莫言有很好的机会，应该这么写，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点规范化，有人说是翻译体，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比如他描写晚清时代的《檀香刑》里，人物说出了60，70年代共产党的那种语言，什么”领导者”之类的词。我觉得他也没有掌握乡土对话，这也是一个缺陷。因此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我觉得他不是顶尖的一个作家。当然他写得很多，讲故事很好玩，读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次的作家。可是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不太恰当。

德国之声：有人批评莫言的作品过于渲染暴力血腥，您怎么看？

林培瑞：莫言在80年代写《红高粱》有一个打破禁区的问题。他写性写暴力那么露骨，也算是打破了一种禁区。把抗日的农民意识写成那样，也是一种打破禁区，这个跟共产党神话传说的抗日农民心理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我觉得这种贡献也值得称赞。但我觉得恐怕六四对他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六四之后，剩下的那些禁区，比如六四屠杀、西藏、维吾尔、台湾、法轮功、高层腐败问题，这些剩下的禁区你绝对打不进去。所以打破禁区不再是一条道路，我觉得他在80年代寻找一个走文学道路的方法，他就掌握了这种写暴力写性，总而言之是人生最底层最本能最本性的东西来讲故事。 90年代以来，他就没有面对那些比较抽象，比较高层的人生道德问题。这也是有反讽意义，诺贝尔奖的规定中有”理想”这样的字眼，应该追求理想，莫言恰好就看不到他的作品中有什么高级的理想。莫言没有抬高自己的视野。

德国之声：对于莫言的文字有各种争议，而对于他在政治取向上的选择和做法更是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比如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跟随官方代表团”退场抗议”异议人士，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包括在得奖之后为审查制度辩护，说这就像机场安检，虽令人不快但仍有必要。您对他的这些说法作何评价？

林培瑞：第一，我不太愿意把文学以内以外分野说得那么截然不同。我觉得文学里面也能看出来他那种胆子小，不愿意批评上面的痕迹。当然，这也是很难提出的一种批评。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加州住得很舒服，在这能够袖手旁观，批评一个中国的作家勇气不够大，我觉得有点问题。这么说吧，把他跟其它在中国的作家来比的话，所有作家都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我对这个集权政治制度取什么态度，有的比如刘晓波选择坐监，这是非常可佩服的一种极端。但大部分作家都在当中作各种妥协，莫言作的妥协比较多比较大，但毕竟不是最坏的一个例子。他比较平庸，在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在当中作妥协，两面化，玩他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批评他个人，但客观的来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这样做。而且包括我林培瑞要是住在这么一个政权底下，我可能也要想法子妥协，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抄毛泽东语录，我认为非常可惜。他的诺贝尔演讲辞中提到，政治不应该压倒文学，但毛泽东的”延安座谈会”就是很清楚的政治压倒文学。而那个（审查制度）和机场安全的比喻是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我都为他感到惭愧丢脸。

德国之声：莫言在诺贝尔演讲辞中最后讲了三个故事，很多人都在对这三个故事进行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您看了以后想到了什么呢？

林培瑞：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层面，所以他这三个故事要是有一种隐约的意思，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比如他在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假哭”的故事，这让我联想1988年一件与他有关的有趣的事情。 1988年夏天”河殇”出来，引起很多争论，还没播出之前，请了很多比较高层的文化官，包括一些作家到北京来，先看看这六个录像带。我不在场，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场，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看完之后，一片静，没有人吭声，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哭，去看，是莫言，莫言在哭。据我朋友分析，这是假哭，别人没话说，他就在那儿”哎呀太动人，太了不起”。有这么一个能够假哭的人，他在演讲辞里还提到假哭，我就是觉得说明他心理有很多层面，心眼很多的人，所以我不能排除他三个故事有什么别的意思。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89之后，莫言寻找到一条迎合市场又不触怒当局的文学道路，那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否会让更多的中国作家们走向这么一条道路？

林培瑞：本来就越来越多了。诺贝尔奖当然也会加重这一趋向。避免敏感的政治问题去迎合市场。天安门屠杀之后，90年代之后一直就有这个趋向，相当清楚。 90年代之后的中国作品，作为文学的话，一般来说比不上80年代。中国20世纪的文学是20年代和80年代比较突出。

林培瑞（Perry Link)，汉学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曾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

七、苏晓康：中国人误会文学太甚（Dec 16, 2000）

倘若高行健的受奖演说可以葬送另一个演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哪怕只在少数几个作家的心灵中葬送掉它，我都觉得两千年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枉然授予中国人。有人说高的演说”太政治化”，我则猜他有不吐不快之感，也是存心要借这个讲坛来说这番话的，上个世纪就该说了，拖到这个世纪才说，已经是一个悲剧，说他”政治化”的人恰好并不真的厌恶政治，或者对所谓”延安传统”毫无感觉。

中国大陆好像商业化了一个十年，便不知有”毛”，何论”延安”，倒是小说已经可以拍卖了，虽然对于文学来说，商业化不过是另一个”延安”而已。文学”市场化”底下的人很难想象”党管文学”，大抵也是一种单向度。二十世纪，从延安开始的”欲改衰翁为姹女”（陈寅恪句）的一场精神阉割，使得以亿计算的中国人不仅不会思想，甚至不会言语，被鲁迅在世纪初就要”疗救灵魂”、并一脉相承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民族，有没有文学已经不是最要命的事情了。清算”延安”，其实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乃是当时大陆评论界的一个兴奋点，诸如刘再复、黄子平、李陀、孟悦等，均有精彩议论，却也在八九血祭之后随着诸多自由思潮沉寂下去，以致今天许多人并不晓得高行健说的是什么。

现代中国人实在误会文学，也虐待文学，盖因​​太迷信文学有什么天大的功能。解释学认为，文学虚构的指涉，乃是一个”空物”，维特根斯坦称为”零度原始”（the zero origin），那是一个任由读者凭自己想象力去填补的空白，因而可以是无数不同的私人性的填补，亦即无数不同的”话语”（discuss），然而，总有某些权力要来控制、选择、组织和分配这些”话语”；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再是权力；也因此，所谓话语就变成使人实际上不能在话语之外思想，换言之，人们说话，不过是在说权威性主体让他说的话。

中国人被毛泽东虐待得畜生不如，不是由于恐惧，而是心悦诚服，这当中所谓”话语”的被改造，是比思想改造更察觉不到的一条，有人形容如同经济上的所有制改造，是一种”话语国有化”，”以往留下的任何文学惯例、写作风格、拟想读者群及拟想写作自我，都面临着作为’私有物’交公的别无选择”（孟悦），而四九年以后大陆的小说、戏剧、电影，无非是”话语统一”运动的一堆产品，跟文学、艺术皆不相干。

八十年代曾有一个”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似乎想去清理这种”话语国有化”是如何可能的，黄子平不知从哪里拈来一个”社会卫生学”（social hygiene）的提法，给我印象很深，觉得由这个”卫生”及其带来的”治疗”概念，大约可以把中国现代思想史跟文学史串起来讲了：本来近代耻辱起于所谓”东亚病夫”（跟鸦片有关），一上来就沾着”医院”的味道，但是”医生”与”病人”的身位，却是由据说受果戈理启发而写出《狂人日记》（大概是中国文学的第一个病人）的鲁迅来界定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农民——被启蒙者。鲁迅大约被梁启超”启蒙”出来，特别受他那个”小说救国”高论的影响，才弃医从文，也未可知。总之，思想史上的”救亡”与文学史上的”疗救”，都是要从文化到灵魂治疗这个”东亚病夫”，既无限夸大了”思想”的作用（即林毓生归纳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极度膨胀了文学的功能，并且两厢激荡，弄得二十世纪中国既无思想也无文学。

毕竟只是书生的激进幻觉，无论”救亡”还是”疗救”，五四新文化处于汪洋大海的民间中国，微若萤光，第一位”疗救者”最终也以《野草》表示他无话可说了，其绝望在于”五四话语”不仅唤不醒”铁屋里的人”，而且还面临着将要被它的疗救对象”反治疗”的命运，那就是”延安话语”的出现。
延安修理五四，那就真的是一场”治疗”了，黄子平继续使用他那最具象征意味的”卫生学”概念，说延安整风清算了丁玲的一部小说《在医院中》，这场整风正好是把”五四”熏陶出来的类似丁玲这样的知识分子，送进一个”医院”里去重新”治疗”一遍。整风的口号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即彻底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有趣的是，另一位”五四”干将罗家伦曾描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是要”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你”，延安的毛泽东则要知识分子”脱了裤子割尾巴”，原来知识分子自己才是”猴子”，必须”脱胎换骨”。基本上，毛泽东是很服气鲁迅的，大概这位”民族魂”给了他修理”灵魂”的极大想象力，而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无法比拟的。

痞子们是准备好了一套”文化”才去登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点被许多搞思想史的学者所忽略。这套”文化”最初大概只是一首《东方红》，其手法也简陋到去篡改陕北情歌，但已是”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了，所以人们好像只看到共产党有”土改工作队”，并没有注意它其实也装备好了”话语收缴队”的（否则延安干吗有一所”鲁迅文艺学院”）。这个党从一开始就不止要统御山河，还要彻底实现”五四”未完成的”疗救”目标，对中国人搞”脱胎换骨”的，至今即使在文学史领域也很少有人去研究、梳理这套”脱胎换骨”术。孟悦是涉猎这一领域的很少人之一，她曾写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话语对社会意识及无意识领域严丝合缝的统驭，应当说最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特色。这种统驭不仅体现为文化监察制度和对于新闻言论的种种限制，而且意味着使群体想象域、各种表意系统和神话生产过程本身，一律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孟悦曾以”翻身”经典之作《白毛女》为例，出色地破译了新中国叙事设计中的意识形态诡计：关于喜儿的叙事虽然突出了一个性暴虐的情节却不传达与性别有关的任何话语，”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随着喜儿’身体’标记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别处境已被抹却，痕迹不留，但留下的那个空位，却被名之为’阶级’。一个不再有身体的’受压迫女人’就这样在被剥除了性别标志之后，变成了’受压迫阶级’的代表。”（孟悦《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

《白毛女》（从话剧、电影一直发展到芭蕾舞剧）之后就更是洋洋大观了，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从小说到电影甚至到样板戏），电影《洪湖赤卫队》（从电影到流行歌曲），《受租院》（从大型群雕到纪录影片、博物馆），等等，以及整个庞大的、有大师级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为支柱的”革命文学”，填充着中国人的所有想象空间、表达方式乃至潜意识领域，在真实暴力之外的所有领域，都是词的暴力、视听的暴力、语言的暴力，最后才是思想的暴力，即无声无息地灌注直线式二分法、非黑即白、单向度的思路、态度，由此形成一种”中国大陆性格”，让毛邓两朝受用无穷（唯一的麻烦是制造出来的对手跟他们同一性格），甚至”取消阶级斗争”之后，尚可遗泽第三代江泽民，很现成地用来制造”东西方”的对立关系式，”阶级矛盾”国际化。所以北京没有如同它在国际上的兄弟党那般皆垮在二十世纪之内，而可以延挨到今天，大概要拜赐五四”疗救文化”的成功。

在中国大概只有等到把文学还原给个人（personal），人民才可能还原为人（human），我想，这就是高行健想说的”文学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