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初，在这场波诡云谲的运动中，发生了很多或主动或被动，形式不一但荒唐如一的揭发与诬陷之举，突显出道德集体沦陷的环境下人性的复杂。

数学力学系助教刘时衡：老黎的揭发

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家庭出身不好，在肃反中，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过冲击。1956年，在科学大进军的宽松气氛中，刘时衡的问题不再被提及，他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1957年，鸣放开始，心有余悸的刘时衡不敢再涉足运动，只是有时路过大字报区会驻足看一看。

一天，刘时衡下课回家，路上遇到一位数学系学生，学生说：听说老师在肃反中吃过不少苦头，是否可以写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以帮助党防止在今后的政治运动中出现执行者偏离政策的情况。刘时衡觉得这是好事，但他没有毛笔和大纸，无法写出来。学生说，老师只需写个底稿，说好时间我来取，我们可代抄。刘时衡将住址告诉学生，约好第二天来取。

刘时衡很快写好了底稿，大约四百来字，讲到以往的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未能严格防止过左的偏差，今后应有对策来防止类似情况发生。第二天午饭时，正好在楼上食堂与毕业留校的经济系助教老黎同桌吃饭，饭后，刘时衡邀老黎到房间小坐，房间很小，桌上的东西一览无遗。老黎拿起刘时衡写的大字报底稿看了看，说：你应该加上一句，在我国所进行的运动中，党中央的政策都是正确的，然后再给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会主动得多。刘时衡立即按照他的意见改了。不久学生来拿走了那份底稿。

6·8社论以后，反右开始，刘时衡暗自庆幸自己在鸣放中的谨慎。不料在6月底的一次全系教职工大会上，刘时衡突然被一位党员点了名，说他在运动中不老实，想蒙混过关。会后他被通知，去找同年留校的党员助教杨慈孝。

见到杨慈孝，杨让他坦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刘时衡表示，除了参加一次座谈会，提了一点意见帮党整风，没有什么需要交待的。

杨慈孝站起来从文件夹里掏出一张纸拍在桌上，便推开门向卫生间方向走了出去。刘时衡赶紧看了那张写满了字的纸，这是经济系老黎的一封检举信，揭发了刘时衡将大字报底稿交给学生的过程。但未提及自己给刘时衡提建议的细节。刘时衡判断，或许老黎是担心他会告发自己而采取了先下手为强方式的。刘时衡决定，他不能反噬老黎，不能助长这种滚雪球效应。

杨慈孝回来后，刘时衡假装没有看到那张纸，僵持了一会，才装着回忆起给学生提供底稿的事实。他只字未提老黎，而他也并不知道学生姓甚名谁，因此也说不出是哪个学生。

老黎的揭发成为刘时衡被打成右派的重要证据，他被处以撤职、停薪、劳动考察的处分，从此告别了北大。

中文系助教潘兆明：A君的诬陷

中文系助教潘兆明，留校任教后担任系工会文娱干事，经常为大家组织文体活动，那时会议多，教师家一般没有电话，他还经常充任义务通讯员，东家西家跑着送通知。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个热心为公的小弟弟，人缘甚好。在反右开始时并没有被触及。但他觉得反右太荒唐，在1957年年底学校安排干部下放劳动时，他第一个报了名，觉得换个环境干体力劳动也不错。

于是潘兆明作为第一批下放干部于1958年元月7日到了门头沟斋堂。

在斋堂劳动三个月之后，四月中旬的一天，潘兆明突然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让他回学校开会，他跟随一个党员教师匆匆回到学校。到了中文系总支办公室，一位领导告诉他，明天下午到文史楼108开重要会议，一定要准时参加。

第二天下午，潘兆明来到教室，进门时，两旁有人在发材料，他拿到两份材料，先看了右手的，只见油印的材料上写着“彻底批判沈玉成的右派言行”，下面罗列着一条条罪行。他不禁大吃一惊，“反右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又来了？”再拿起左手的材料一看，只觉五雷轰顶，同样的油印纸上写着“彻底批判潘兆明的右派言行”，顿时，他眼前一片模糊，心想“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

他蹭到后排，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慢慢定下神，细看纸上所列罪行，真是触目惊心：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伟大领袖，反对肃反运动，反对教学改革，简直是十恶不赦。再细看那些具体的右派言行，无不是些捕风捉影、掐头去尾、任意焊接、无限上纲的东西。他越看越吃惊，直打冷战，他明白了，这不是搞错了，而是在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欲置他于死地。

潘兆明听着同事们的批判，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批判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都是说之前对潘兆明印象如何好，今天看了材料，才知道他是一个两面派、野心家、反革命，然后挑出材料中的一条进行批判。潘兆明听着，不禁心生反感，觉得这些批判，根本是无的放矢，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自己也不是什么两面派，过去不是那么好，现在也不是那么坏。

他想到上年反右时，他也曾经按照提供的材料，批判好友倪其心、施于力，骂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他们也是被冤枉的，都是好人，而自己却是被当枪使了。

批判会结束，他回到宿舍，感觉恍若隔世。不知过了多久，他拿起那份材料，仔细看自己的罪状。

第一条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能够发展生产力。自己不可能说这样的话，那这捕风捉影的罪状是从哪儿来的呢？他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两年前，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日本工业展览会’，学校号召教师党团员去参观，并发了票。我们五六个教师一起去了。参观回来的路上，议论着展览会的观感，大家都对日本的日用商品印象深刻，像暖壶，日本有五种容积的，外壳有竹、木、铁、塑料，颜色多样，还有各种各样把手和壶嘴的，包括先进的压水暖壶。有人说：咱们这么多年只有五磅暖壶，外壳只有竹的、铁的，什么时候才能改呀！当时学校正号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正痴迷于辩证法的奥妙，于是感慨说：看来辩证唯物主义说得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比如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好的，避免了恶性竞争和大量广告开支，但是因为生产的东西都能销出去，生产部门容易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给官僚主义滋长提供了温床，这么多年我们只有两种热水瓶就是例证。而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当然不好，血淋淋的残酷竞争，弄得不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家破人亡；但其中也有积极的因素，正因为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就迫使他们千方百计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不断开发新产品。日本有几十种暖水瓶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我的这番议论，博得大家点头称是。谁能料到，我的这番辩证法学习心得，两年后，竟变成了反对社会主义、歌颂资本主义的反动言论，成为打成右派的一大罪状！

“第二条罪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更是掐头去尾、移花接木了。1957年2月，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3月，中央又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助党整风，要大家消除一切顾虑，踊跃向党提意见。于是北大大会、中会、小会不断，有时一天几个会。都是叫大家提意见，可是大家哪里来那么多意见？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意见，很快就提完了，于是，几天后，会场气氛冷落下来。上面就开始施压，说是过去党组织跟大家交心不够，党群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条沟，但这次中央是真心诚意整党，希望大家积极行动，拆掉心中的墙，挖掉心中的沟，和党一家人，共同除三害。于是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平时你提不出意见就罢了，现在却成了心中与党有墙有沟，分明是怀有二心！

“那段时间，我每晚临睡前躺在床上的最后功课就是千方百计想出几条意见来对付明天的会议。如果想出一条意见来，就松了一口气，想出两条来，则大喜，也许这第二条还得珍藏起来，供后天会议上用。

“一次中文系教师团支部开助党整风会议，我是主持人。有人提出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一时议论很热烈，我想岔开这敏感话题，便说：苏联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还是说我们自己的事吧！有人说：不，有关系呀！要不，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上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对我国也是有实际意义的，这话怎么理解呢？我就打圆场说：毛主席本人是很谦虚的，刘少奇说的实际意义，可能是指下面有些宣传没有掌握分寸，今后要注意吧！有人就问：有什么具体例子吗？我当时脑中灵光一闪，懵懵懂懂说了下面一段话，以致酿成大祸。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前后的两年里，听了不少西方古典音乐，从而对当时某些只空喊口号而毫无乐感的所谓‘革命歌曲’不大恭维。当时学校喇叭里经常播放一首新歌：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金光闪闪万里明。我觉得，老和尚念经都比他好听十倍。现在有人叫我举例，我脑中就蹦出这首歌，就说，比如当下流行的一首歌，叫‘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金光闪闪万里明’，这歌词有点毛病：领袖和人民之间，应该是一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而这歌词描绘的却是一幅神像，领袖高高在上，身后金光闪闪，人民群众只好在天安门下仰视膜拜，这种宣传，不是有点个人崇拜的味道么？我说完，当时会场上也没有什么反应，现在却成了我的第二大罪状，一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污蔑伟大领袖，就这两条，定你个右派分子就足足有余了！

“再细看下面的条条罪行：攻击肃反运动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反对教学改革，说学校只学俄语是走大弯路；污蔑人事分配制度是乱点鸳鸯谱（这篇作为我污蔑人事分配制度罪证的文章竟然是别人的文章）……看着看着，只觉胸中冒出一股凉气，渐渐弥漫全身，浑身发冷，而头脑却分外清醒起来：这绝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这是在精心地、刻意地罗织我的罪名，但，这是为什么？”

潘兆明回忆：当时的材料都是油印手刻的，我从油印材料上熟悉的笔迹和行文习惯，就马上知道陷害我的人是谁了！我就称他为A君吧！A君和我都是语言专业的助教，同属一个团支部，还都是支委。应该算是关系很密切的同事了，我也没有得罪过他，为什么他要这样陷害我，致我于死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慢慢看清他原来是个因阶级出身不好，郁郁不得志，而想借政治运动用他人鲜血染红自己顶戴花翎的人，于是就和他彻底疏远了。

物理系56级学生罗公群无辜遭厄运

物理系56级校友陈运鸿回忆：与他住在同宿舍的两个同学黄德源和吴某某在反右中特别积极，处心积虑把同学打成右派。因陈运鸿跟几个划为右派的同学关系好，因此他们认定陈运鸿也应该是右派，但又没有任何证据，于是在宿舍里经常谩骂陈运鸿，还拍桌子恐吓，令其交待右派罪行。陈运鸿回忆：为了对付我这个假想敌真是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包括扣压我的助学金，我反映到校党委，才发给我，但已经扣的硬是不补，新发的助学金还硬要少发一元。后来陈运鸿遇到当时已划为右派的同学，被告知当时曾动员他们揭发陈运鸿以立功赎罪，而几个右派同学实在想不出陈运鸿有什么言行。陈运鸿才逃过一劫。

陈运鸿回忆：班里有一个同学罗公群，其父亲是国民党战犯，被关在功德林监狱。1956年赶上向科学进军的宽松气氛，罗公群和孪生兄弟罗公超分别考入北京大学和北京医学院。1957年鸣放中，罗公群和罗公超知道自己的身份，什么话都不敢说。但极左的黄德源和吴某某认定像罗公群这样的出身，肯定会有思想问题，于是撬开罗公群的课桌抽屉，拆看了罗公群和罗公超的来往信件，将兄弟俩惦念母亲的交谈曲意解读，罗织罪名，把罗公群打成右派。

陈运鸿说：在批斗罗公群的会上当众念了两兄弟的私人通信，内容是兄弟俩在为自己在南京做教师的母亲的命运担心，罗公群发现有人撬他的课桌后，担心如果兄弟俩遭厄运，他们的母亲怎么办？我在底下听来听去没听出他们说了什么错话，有什么罪行，如果他们是同情父亲也许有问题，但他们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儿子担心母亲独自生活怎么办，这是普通的人之常情，以此定罪实在是违背人伦，这样反而让人被他们的孝心感动。兄弟俩通信的材料被转到罗公超的学校北京医学院，北医领导或许是对兄弟俩心生怜悯，对罗公超高抬贵手，他虽然也被打成右派，但毕业后被分配到皮肤病研究所，后来成为著名的皮肤病专家。

罗公群却由此交了厄运，他受到劳动考察的处分，被遣送北京光华木材厂劳动，在工厂期间，与其他几位右派难友被诬陷为“企图外逃”，被遣送劳教，劳教期满后回南京，打零工为生。直至文革后改正，到南京三十六中教书。罗公群从未与同学联系，也未再回过母校。

西语系法语专业55级学生黄北斗被诬蒙难

黄北斗是西语系法语专业党员调干生，他曾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年级支部宣传委员。黄北斗有社会经验，为人比较稳重，与人为善，与同学关系很好。他是班级各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在鸣放时很注意保持冷静，他仅在党内整风会议上提出党内的一些特权、脱离群众的问题应在整风中改进。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言论，而且嘱咐同学们不要去参加串联、捐款等活动，因为他与年级党支部书记关树强平时不合，结果在反右时被关树强报复，罗织罪名打成右派。

黄北斗的同学回忆：黄北斗划右派跟班里的党员和同学没有任何关系，是关树强宣布黄北斗为右派并组织批判的。班里同学都对黄北斗抱有同情和不平，而且班里并没有很左的人，黄北斗平时营造的氛围一直还在，同学们对黄北斗和其他右派都没有歧视。黄北斗说，他跟同学一直一起上课一起活动，他不需要经常去汇报思想。唯一特殊的地方是每周六下午的政治学习他不能与同学一起，他是年级右派小组长，需要组织全年级右派学习，之后汇报情况。

但是，黄北斗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师范学院，这个学校当时的领导非常极左，黄北斗在备受歧视、人格侮辱的环境下度过了二十年苦难生涯。

哲学系56级学生田盛颐难以释怀的冤屈

田盛颐在鸣放中曾提出斯大林问题不是个人问题等看法，并参加过百花学社的活动，因此被划为右派，田盛颐所在的哲学系56级三班共划了11个右派，在哲学系拔了头筹，支部书记李清昆也因此而成了著名的左派。

田盛颐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觉得李清昆打我右派是因为思想左，不是个人原因，因此我不恨他。我最无法接受的是我班同学傅青元在批判我时污蔑我在四季青公社劳动时跟农村妇女如何如何，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文革以后同学聚会，傅青元也来了，我见到他，按捺不住想上去跟他理论这个事，结果被同学拉住了。

政治运动中的揭发和诬陷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创巨痛深，很多是终身难以平复的。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在右派改正后选择去北师大任教，而没有回到伤心之地北大。罗公群切断了与北大所有同学的联系，显然是被不堪回首的往事伤透了心。在2021年笔者去贵州采访时，年已九旬的黄北斗学长本来答应与作者面聊，但最终因担心谈起往事过于激动而身体无法承受，未能见面。黄北斗在微信中与作者长聊多次，直至2022年9月在疫情中去世，笔者深深感受到历史的伤口在他心中从未愈合。

对于揭发与诬陷者来说，这些行为无疑是人格上的劣迹。但就具体情况而言，没有捏造和诛心的揭发有其可宽宥之处。在一个不论是非、只论立场，鼓励揭发告密的环境里，对一个敏感事件知情或有所参与是很危险的，抢先揭发举报可能会将功折罪，而被举报则可能会万劫不复。刘时衡和老黎都曾在肃反中挨整，对政治运动的残酷深有感触。因此，老黎抢先揭发刘时衡，也有害怕被刘揭发，急于自保的因素。而刘时衡坚守道德底线，没有反噬老黎，将这种互害模式终止于此，而刘时衡则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诬陷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卑劣行为。中文系的助教A君出身不好，利用政治运动的机会，不惜以诬陷他人作为投名状，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不择手段令人齿冷。而当A君在文革中再次积极投入造反，未能成功而成为审查对象时，审查者试图诱导潘兆明做伪证，证明A君参与了某个事件时，潘兆明没有以牙还牙，坚持事实求是，有一说一。潘兆明与刘时衡同样是互害模式的终结者。如果有青天在上的道德法庭，A君这样的诬陷者理应作为被告，受到应有的惩罚。

老黎、A君和吴某某后来都成为北京大学不同专业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们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但是，他们在那个特殊环境里，违背良知，加害于他人的行为也是无法掩盖的污点。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环境里，老黎、吴某某都曾向受害者道歉。在学界名声显赫的老黎，在得知刘时衡知晓他的揭发后，两次登门向刘时衡道歉，性情倔强的刘时衡虽然没有接受道歉，但选择了对此事保持沉默。陈运鸿在2016年返校聚会时问吴某某，当年为何如此凶狠地企图加害于他，吴某某连忙表示道歉，并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当年我哥哥打成了右派。陈运鸿恍然明白，当年吴某某试图将他推向深渊是为了保全自己。

在是非颠倒的政治运动中，揭发和诬陷比比皆是，揭示这些不为人知的阴暗，是为了让人们看到，人性会在怎样的环境下堕落，以及良知又是怎样泯灭和如何回归。

2025-10-05

来源：博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