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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络研讨会视频截图 |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访谈：中国宗教自由的危局在华盛顿引发反思
（华盛顿-2025年11月3日）10 月 28 日，在华盛顿的一场视频研讨会上，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和会长傅希秋博士，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CFR）的政策专家，共同探讨一个敏感的话题——信仰与权力的冲突。
10 月 28 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宗教与外交政策”系列网络研讨会聚焦中国的宗教迫害。与会者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控制达到数十年来最严厉的程度，同时，宗教信仰的力量在社会底层复兴。
一场关于信仰的对话
当天的讨论由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莎拉·G·库克（Sarah G. Cook）主持。库克曾为人权研究机构“自由之家”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过去二十年间，她一直关注中国的人权、科技与媒体自由领域。她在开场时指出，中国的宗教现状“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宗教被视为封建迷信；寺庙被拆毁，僧侣被迫还俗。如今，中国的宗教生活表面上复苏，但在国家机器的阴影之下，每一份信仰都必须向权力低头。”
根据她的估算，中国至少有 3.5 亿宗教信徒，其中包括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穆斯林等等。虽然官方承认五大宗教的合法地位，但几乎所有宗教活动都必须在政府批准的框架内进行。库克说，这种“合法性”本身就是一种控制。
“习近平提出‘宗教中国化’，听起来像文化融合，实质上是政治同化。党要求神职人员在讲坛上宣誓效忠国家，而不是信仰。”
一位流亡者的证词
傅希秋博士（Dr.Bob Fu）——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终身会员、中国流亡牧师、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在研讨会上坚定的描述了中国宗教群体的处境。他说，如今的中国，独立教会已被定性为“非法组织”，数以千计的牧师面临被拘押或判刑。
“政府所谓的‘爱国’教会团体与真正的信仰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独立’。一旦你独立于党的控制，就意味着你在犯罪。”
傅希秋博士援引最新案例：10 月初，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锡安教会（Zion Church）遭遇自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清剿行动。该教会因拒绝在讲台前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于 2018 年被取缔。今年 10 月 9 日开始有 23 名教会领袖被捕。
“他们被指控‘非法使用信息网络罪’，甚至被诬陷从事‘经济犯罪’。”
据他介绍，锡安教会自 2008 年成立时仅有 20 人，如今发展到覆盖全国 40 个城市、超过 5000 名成员。 “这说明信仰的力量不是政令可以消灭的。”
儿童与信仰：新的红线
傅希秋博士指出，在习近平执政的最近几年，中共首次明确禁止了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学校要求学生签署“放弃信仰”声明，教师和家长也被迫监督执行。
“几年前，孩子们至少还能去政府批准的教堂上主日学。现在，即使是唱圣歌都被视为‘政治不当行为’。”
在一些地区，公务员、医护人员甚至大学生也被禁止进入教堂。傅先生说，这种控制方式的逻辑并非源于宗教，而是源于党对社会思想统一的追求。 “信仰在中共看来是一种潜在的政治风险，因为它代表了独立的灵魂。”
技术与控制的结合
讨论中，傅博士特别提到科技公司在宗教审查体系中的角色。他批评一些跨国企业“主动配合中共的宗教打压”。
“苹果公司在中国主动下架所有圣经类应用程序。中国用户如今无法在苹果商店下载《圣经》或相关软件。这不是被动的审查，而是合作。”
据报道，苹果在中国的用户数据中心位于贵州，服务器受当地政府监管。傅先生称，这一安排使宗教信息审查“更为系统化”。
同时，圣经在中国电商平台与书店全面下架，线上传播被严格限制。
“你可以下载成千上万款游戏，但不能下载一本《圣经》。”傅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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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络研讨会视频截图 |
当被问及天主教在中国的处境时，傅先生称，2018 年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签署的秘密协议“是一场道义上的失败”。该协议据称允许中国政府提名主教人选，以换取梵蒂冈在中国设立合法教区的机会。
“事实是，更多主教被绑架、失踪。”傅先生说。据哈德逊研究所的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 12 位主教被强迫失踪，其中一些人已下落不明十余年，没有因为协议的签署而被释放。
傅博士批评说：“那不是外交，而是与魔鬼交易。”
他还提到，近年有报告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仍存在严重伦理问题，包括从维吾尔族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傅先生呼吁梵蒂冈公开谴责：“信仰不能掩盖暴行。”
政治化的神学院
在研讨会的问答环节，有与会者提问中国的神学院教育如何受到影响。傅先生回答说，政府批准的神学院“已经变成党的学校”：
“牧师们必须通过思想改造课程，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参加升旗仪式、唱国歌，才能获得布道许可。”
他形容这些学校“更像党校而非神学院”，三分之一的课程内容与宗教无关，而是政治忠诚教育。 “他们要求牧师宣誓要做‘习近平的好门徒’。”
库克补充说，中共的目标是缩窄成为宗教领袖的渠道，让所有神职人员都在体制的“过滤器”中产生。
“这不仅仅是控制信仰，而是在控制话语权——决定谁有资格被称为‘宗教人士’。”
宗教与民族：复杂的裂痕
除基督教外，研讨会还提到藏传佛教、维吾尔族穆斯林与法轮功等群体所面临的持续镇压。库克表示，在习近平时代，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与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
“对中共而言，宗教信仰一旦与身份政治结合，就被视为潜在的威胁。”
在新疆，政府以“反恐”为名建立了庞大的监控体系；在西藏，僧侣必须在寺庙内悬挂习近平画像；而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城市，基督教堂则被迫悬挂国旗，唱红色歌曲。
“这种景象令人想起 1930 年代的欧洲。”傅先生说，“当信仰成为政权的附庸，道德就会崩塌。”
“信仰战争”的另一面
然而，傅博士在结语中表达了某种“逆向的乐观”。
他认为，中共虽然发动了一场“对信仰的战争”，但最终将失败。
“他们无法摧毁灵魂。”
他援引美国学者杨凤岗博士的研究指出，自 1949 年以来，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不足百万增长到超过一亿。
“信仰的火焰越被压制，燃烧得越旺。”傅博士说。
他提到锡安教会的牧师金明日在被捕前的一段对话——当被问到“若所有牧师都被捕怎么办”时，金回答：“哈利路亚，这意味着复兴即将到来。”
国际社会的困境
研讨会最后，库克提醒听众，不应将中国的宗教压制仅视为国内问题，而是全球民主与人权体系的挑战.
“中国的宗教政策已经成为其外交的一部分。通过‘中国化’的概念，北京试图在国际舞台上重塑宗教话语权。”
她指出，从非洲到拉丁美洲，北京在推动一种新的“国家—宗教关系模式”，宣称国家对信仰的全面引导有助于社会稳定。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场讨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人权问题，更在于“让外交重新与价值观对话”。
美国不能仅仅以经济或地缘政治衡量与中国的关系，宗教自由的压制是一个不文明的信号，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正在如何理解权力、灵魂与恐惧。
对华援助协会高珍赛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访谈报道
